编者按
微观制度的特点和优点是可以做田野在场调查，而且只有通过田野在场调查，才能感受和体验微观制度的精妙之处。本号将陆续发布微观制度调查报告。
微观社会制度是导师在田野政治学基础上的拓展。我负责里坊制的研究。里坊制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制度。我原本以为主要依靠文本便可以完成。假期进入田野现场，我才逐渐明白研究历史也要进入田野、建立“田野感受”，并且要学会使用历史反推的方法。只有田野积累的制度碎片与历史反推法相互印证、结合运用，才能构建出一个立体、鲜活、贴合真实运行场景的里坊制。
所谓历史反推，源于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马克思认为研究历史要从当下出发，现存的事物是理解过去的一把钥匙。历史制度的形态已经改变，但其空间遗存、社会后果往往沉淀在当下的日常生活中。制度虽已消失，但它曾经塑造过的空间不会随之同步消失，田野调查的意义正在于此。那些被里坊制规定过的街巷走向、坊巷边界、空间等级，至今仍以可见或可感的方式存在于城市之中。从这些遗存反推回去，便能触达文献抵达不了的地方。这既是历史制度能够进入田野的前提，也是历史制度必须进入田野的理由。
研究微观社会制度，重要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去感受和体悟。唯有走进它遗存的空间，亲眼看到一个坊巷、一条弄堂如何从公共街道层层收束为私密院落，亲手摸到墙上字迹模糊的界碑，才能在脑海中搭建起制度运转的具体场景，写出来的文章才不会只是文献的拼凑，而是有空间纵深和质感的东西。这是田野赋予我们的，无法从文献中得到的“置身事内”的在场感。正是依托这份具象的空间经验，马克思“从后思索”的历史反推方法才有落地的现实根基。带着这个认识，我走进了田野，前往杭州、上海等地开展调研。
一、御街：不同阶层专属空间中的权力
从杭州鼓楼（南宋朝天门旧址）进入御街，鼓楼是整个御街的地理起点，也是理解这条街深刻意涵的切入点。南宋时，这里是皇帝出宫祭祖的必经之门。那时，皇帝走中间，官员走两侧，百姓只能绕行两边的坊巷，同一座门将通行者区分为不同的等级。到了现在，我今天站在这座城楼下，看到的是游客随意进出、拍照打卡的景象。御街从“什么人能走”变为了“谁都可以走”。
御街的本质，是南宋临安城的空间权力轴线。据记载，南宋御街全长约4185米（最新考古推算包括和宁门至太庙段，约5100米），南起皇城北门和宁门，向北经太庙、朝天门（今鼓楼），贯穿全城。它是皇帝前往景灵宫祭祖的专用御道，也是都城的中轴线，是皇权在空间的鲜明体现。展馆北厅展示的南宋建筑遗迹包括南宋三省六部北围墙遗址，其围墙清晰划分了国家行政空间的边界，这些围墙将“行政空间”与“市井空间”做了清晰的物理区分。
图为南宋时期朝天门鼓楼
继续向北走到中山中路与河坊街交叉口，即“四拐角”。这里有四栋民国时期的西洋风格建筑各占一角，是民国商业资本重塑坊市空间的一个典型案例。我站在路口中央，明显感受到这片空间在南宋与民国两个时代的权力主体发生了变化。南宋时这里是御街与坊巷的交汇处，权力主体是皇权与官府；民国时这里建起了西式百货大楼，权力主体已经变成了商业资本。同一片土地在不同时代被赋予了完全不同的空间意义，而这种意义的转换正是由经济力量所驱动的。
在御街南侧不远处，就是南宋太庙遗址所在地。太庙是南宋皇室祭祀祖先的宗庙，是皇权的象征性空间，与御街仅有百米之隔，与二十三坊巷的居民区紧密相连。经过查阅资料，我了解到，清河坊和御街一带，在南宋时期是达官贵人的聚居之地。御街作为都城的中轴线，两侧分布着朝廷官署和权贵府邸，是贵族空间的核心区域；而二十三坊巷所在的吴山脚下，则是普通市民和工匠、商贩的居住区。用学术语言表述，御街、清河坊一带是“上层空间”，汇聚政治权力与贵族生活；二十三坊巷一带是“下层空间”，承载平民百姓的日常居住与营生。在里坊制下，同一城市中，“贵族空间”与“平民空间”虽在地理上相邻，但在治理逻辑和居住形态上有明确区分，但具体如何治理，还需要通过详实的资料来佐证。
从御街转入二十三坊巷的瞬间，街面的车流声和人声便大大减弱。这也与前文所说的“上层空间”“下层空间”相对应：御街是“公共的、开放的、国家性的”主干道，而二十三坊巷是“半公共的、归属性强的、社区性的”内部巷弄。这是里坊制下公共空间到半公共空间的鲜明感知。不同的巷、弄由坊墙划分区块，在巷口处有石门，以作区隔。
二十三坊巷向我展示的是“平民如何在坊巷中生活”，南宋御街展示的是“国家如何通过空间来宣示权力”。御街不是封闭的坊墙，不是分级的总弄支弄，而是一条让国家权力在城市中流动的通道。它的两侧分布着官署、太庙、贵族府邸、商业街区、平民坊巷，是里坊制中“等级分区”的空间原则淋漓尽致的展现。国家定义中轴线，中轴线定义空间秩序，空间秩序定义身份区隔，我认为这就是里坊制在南宋临安城中运转的制度逻辑。
二、坊巷：里坊制人群的治理要素
步入河坊街与高银街，我发现这些街道被牌坊切成了一块又一块。并且，每块牌坊左下角都会注明“高银巷”“太平坊巷”等地名，以作空间与空间之间的区隔。并且，巷子公与私之间、商户与商户之间，也存在着用石头刻在墙上的界碑，可见其清晰边界。界碑将产权“公”与“私”的空间差异、产权主体之间规则协商具体化为可见的物理标记，是“占用空间的规则约束”的直观呈现。
图为大井巷公墙界碑
二十三坊巷位于杭州中山南路以西、吴山脚下，是杭州老城内保存较为完整的传统坊巷街区，包含十五奎巷、大马弄等，是观察宋朝时期里坊制的珍贵实地样本。
探访二十三坊巷时，我意外发现杭州市对这些坊巷的历史保护很好，沿路各种坊巷门口都有“巷志”石刻或牌匾。每一段巷志记载该巷弄的名称由来、历史沿革等信息。“一巷一志”使得每个坊巷可以通过文字确立自己身份认同，巷志作为一种成文化的地域记忆，能够构成了“坊”的身份认同基础。
在二十三坊巷附近的老墙上，我发现一块嵌在墙内的石碑，碑文为“公益社义井志”。通过碑文记载可以看出，清末坊巷居民饮水供给的组织主体不是国家，而是民间公益组织，社会自己组织起来填补了国家的空白。水井是坊巷内部的“公共设施”，公共性的边界以“坊”来划定。而沿着坊巷内部道路行走，也多处可见嵌在墙基上的界碑，它们有的刻着姓氏加“墙界”的字样，有的刻着“公界”二字。这些界碑分布在相邻宅院之间、巷弄与宅院之间的交接处。界碑是国家不在场，但产权秩序在场的有力证明。
图为公益社义井、井志
在巷弄深处，我还发现多处寺庙。这些寺庙作为嵌入坊巷中的宗教场所，足以满足本坊居民的信仰需求。居民不出坊巷即可完成日常信仰活动，是地域单元功能自足性的一种体现。
在此调研使我对南宋时期里坊格局有了大致的了解，也使我对“空间权力”有了更具体的感知：坊市制的瓦解不只是墙倒了、门开了，更是“什么人有权定义这条街的面貌”这一问题发生了根本变化。南宋时这条街属于皇权，民国时属于商业资本，今天则属于规划权力和消费经济的共谋。最大的收获是我初步构建了田野感受。在来之前，我对“空间”“权力”“制度叠压”这些概念的理解都是书本上的抽象表述。今天走完这一趟，我第一次真实地感受到，制度特点是写在路面上的、体现在门脸宽窄上的、反映在什么人坐在这条街的椅子上休息的。这些观察无法从文献中获得，只能通过亲身走入田野来积累。
三、邻居：“里坊”与“社区”相比较的治理关系
调研期间，我们来到了中国社区建设展示中心。中国社区建设展示中心是我国首个专门展示社区建设的全国性展馆。中国第一个居委会也是在此诞生的。
进入展馆，我首先看到的是邻里公约。展板上以规整字体列出了若干条邻里相处的行为规范。这份公约虽不复杂，但对照小规模人群的制度体系提纲，它涉及多个条目：在“道德习俗治理”层面，它是“道德习俗”的文字体现；在“人际交往治理”层面，它明确了邻里之间“应该怎么做”的治理规则；在“时间空间治理”层面，它其中的内容也同样对应了空间使用的规则。
接着进入核心展区。展馆用大幅时间轴和图文展板，系统梳理了中国基层组织制度的演变谱系。展板上有一张基层组织制度演变图，从夏商周一直连接到当代社区制，清晰地呈现了空间单元在国家治理中的延续性。“里”这个字，从先秦到民国再到当代，始终作为城市基层空间单元的名称在使用，它的内涵在变，但作为“国家对接社会的基本单元”这个功能，从未消失。
展馆中有一张“有事请找居委会”的照片贴在墙上，还有一张关于居委会张秀娣主任的介绍——她在居委会主任和书记岗位上坚守了18年，面对社会转型期邻里矛盾增多的现实，将工作重点放在调解纠纷上，促成了高效的矛盾调解体系。这些照片将抽象的制度还原为具体的人和事。张秀娣所做的调解纠纷、维护秩序、组织居民等工作，与里坊制中的“坊正”职责高度相似。
此外，展馆中还有许多历史实物。从光绪二十五年门牌户口到民国户籍证，从保甲户口牌到新中国居委会牌匾，从邻里公约到值班记录本，从荣誉证书到数字平台，这些实物体现了国家如何通过制度化的手段，将散居在城市空间中的人口识别、归集、组织起来。从“邑”看到最早的聚落单元，从“里坊”看到城市封闭街区的管理，从“里弄”看到商业化城市中“坊”的变形，从“街居”看到基层群众自治的组织形式，从“社区”看到多元共治的新格局。它们名称不同、形态不同，但回答的是同一组问题——国家如何识别、归集和组织城市人口。
四、弄堂：里坊制人群的地域结构
上海城市历史发展陈列馆，用蜡像、模型和实景复原了老上海的街头巷尾。其中有一条石库门弄堂，包括弄堂口的老虎灶、烟纸店、穿街走巷的小贩。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要对不同制度的小规模人群的观察与了解，首先要从地域制度了解。展馆中复原的里弄，从上帝视角为我呈现了一个完整的地域单元。今天最大的收获是方法论上的提醒：展馆展示的里弄是死气沉沉的标本，它有地域边界和空间结构，但已经脱离了人群结构、权力制度和社会治理，只剩下了空间作为空壳。我研究的“里坊制”，是空间、人群、权力、治理的四者合一。展馆给了我对地域空间的直观感受，但是真正的制度体系，即人群如何组织、权力如何运作、社会如何治理，要必须去真实的弄堂一探究竟。
在进行调研地选址时，我了解到静安区的东斯文里是上海现存规模最完整的石库门建筑群，里弄特色和建筑肌理保存得都很完整，因此原定参观东斯文里。可惜，到了现场才发现东斯文里已经被整体封锁，以待更新。希望下次再来上海时，能有机会走入东斯文里一睹其芳容。
到达上海次日，上午去了张园，下午转至永丰坊。两处同为石库门里弄，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状态：一个是无人居住的建筑标本，一个是仍有人烟的生活现场。
从威海路主弄口进入张园，第一感受是空间边界的陡然转换——街面的车流人声被隔绝在外，与弄外相比，弄内安静。主弄口设有门楼和题刻，总弄宽约四米，两侧分出若干条支弄，形成清晰的鱼骨状分级结构。张园完整保留了里坊制的地域边界，可以看到其沿街建筑和其总弄-支弄-入户的地域结构。
图为弄堂全景模型
另一个细节是，弄堂地面上和石库门门头上，都刻着或镶着弄堂的名字。低头看，青石板路面上有铸铁或水泥嵌入的弄名标牌；抬头看，石库门门头的过梁上方，同样刻着具体的支弄名称。这种“地上也有、门上也有”的双重命名方式，让我联想到唐代里坊的坊门上有坊额，写着坊名；宋代的坊巷同样以“坊名”作为地域单元的识别符号。张园的地面弄名和门头弄名，正是这一传统的延续，它让每一个进入弄堂的人，无论低头还是抬头，都会意识到自己身处“张园”这个特定的地域单元之内。命名是归属，标识即边界。
不过张园作为无人居住的“标本”，只是一个空间骨架。张园是以建筑遗产的形式被保护下来的，而“里坊制”中关于“人如何在这个空间里组织起来”的部分，在张园已经看不到了。
中午在张园一家咖啡店歇脚时翻看手机，看到老师推荐了永丰坊。看到永丰坊依然有人居住，大喜，于是下午直接去了此处。
从张园转至永丰坊，空间感受截然不同。永丰坊总弄约三米宽，支弄约一米五，分级结构仍然清晰。但这里的空间不是静态的，而是被人“使用”着的。在一条支弄深处有一家回收废品的小店，铺面不算大。继续深入，支弄深处的公共通道被居民自发划分了“领地”——花盆、晾衣架、旧家具形成了非正式的产权标识。这种自发的时空使用规则不是国家强加的，而是空间结构自动催生的规则。在弄堂公告栏上，还贴着居委会的通知，是里弄与国家之间的纵向联系节点。
张园是里坊制的地域制度在建筑层面的遗存，但它在人群结构、权力制度和社会治理三个维度已经消失。下午探访的永丰坊延续的不是制度的外壳，而是空间结构催生出来的社会自组织方式。“里坊制”的突出特点是一群人如何在一个封闭的地域单元内形成秩序、分配资源、处理冲突、维持生活。在永丰坊的晾衣竿、花盆、烟纸店和人际交往里，这些东西都还在无声地上演着。
我在弄堂里逐条走了一遍，注意到张园内部并非一条总弄通到底的简单结构，而是弄与弄之间相互连接、彼此贯通的复杂网络。从一条支弄可以穿到另一条支弄，从一排石库门的后门可以绕到相邻的里弄。这种内部多路互通的结构，既方便居民穿行，也便于在紧急情况下疏散和防守。这种结构与杭州二十三坊巷的结构相比显得更为开放。
五、调研收获：
从杭州到上海，前后数日的田野调研让我对“里坊制”积累了深刻的田野感受。
一是里坊制与空间。在杭州南宋御街遗址，我看到了里坊制的顶层设计。御街是皇权在空间中划出的直线，太庙、三省六部、枢密院沿两侧铺开，贵族聚居清河坊，平民居住二十三坊巷。等级分区的空间原则，在南宋临安就是沿着御街展开的。在张园和永丰坊，我看到了里坊制的近代变形。鱼骨状的分级道路、沿街建筑围合出的封闭街坊、弄名标识和界碑系统，地域制度和地域结构以石库门建筑群的方式完整保存至今。从御街到弄堂，里坊制的空间布局虽然经历了从皇权轴线到近代街坊的演变，但它的底层结构是公共空间到半公共空间、再到私密空间。里坊制下，边界始终在场。
二是里坊制与人群。张园让我看到了只有空间的里坊。它完整地保存了地域制度，但人群已经撤离。没有居民，就没有邻里关系、没有日常交往、没有非正式的秩序维护机制。永丰坊让我看到了“活着的里坊”。弄堂口闲聊的老人、天井里晾晒的衣物、邻里关系形成的熟人网络——这是里坊制中“人群结构”的当代样貌。二十三坊巷给了我更深层的发现：牌坊、巷志、水井、界碑，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而是仍在被使用的生活设施。杭州人从南宋的巷弄里走来，一直走到今天。
三是里坊制与治理。在永丰坊，我发现花盆、晾衣架、旧家具形成了非正式的领地标识，空间被居民以日用之物划线。在二十三坊巷，我看到了“一巷一志”，每一条巷弄都用文字记录自己的来历和演变，这是地域单元在通过书写确立身份认同。在杭州社区建设展示中心，从保甲门牌到民国户籍证到当代人口登记，从值班记录本到邻里公约到数字治理平台，治理的器物和技术在变，但“国家如何把散居在城市里的人识别、归集、组织起来”这一根本问题从未改变。里坊制的治理，不仅仅是写在法律条文里的东西，而是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
四是田野感受的建立。我在放假前向老师汇报的假期计划主要是以阅读文献、搜集资料为主，并未意识到建立“田野感觉”的重要性。以前在文献里看里坊制，看到的是一条条条文和平面图，知道它有坊墙、有坊门、有十字街，但这些知识是平面的、抽象的。当真正站在南宋御街上、穿进二十三坊巷里、走进张园和永丰坊的弄堂里，我的感官感受比任何文献描述都更有说服力。里坊制是一个可以被身体感知的空间结构、是一群熟人日复一日的微小互动。田野教会我的不是更多知识，而是一种看待知识的方式：看到一块石头时不再只看到石头，还会去想谁刻了它、谁认它、它在那里多久了、如果它不存在会发生什么。
END
（本文是作者于2026年8月1日-9日在杭州、上海等地调研的报告，经作者审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