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3日至8日，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在英国曼彻斯特举行第十二次全体会议（IPBES-12）。此次会议的核心成果之一，是审议并批准了《关于企业对生物多样性和自然对人类贡献的影响和依赖的方法学评估报告》（The Methodological Assessment of the Impact and Dependence of Business on Biodiversity and Nature’s Contributions to People，下称《企业与生物多样性评估》）。
图1 The methodological assessment report on THE IMPACT AND DEPENDENCE OF BUSINESS ON BIODIVERSITY AND NATURE'S CONTRIBUTIONS TO PEOPLE｜IPBES
这份报告由IPBES组织全球数百位专家，历时三年完成。其目标是系统性地评估企业活动与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相互关系。报告的批准，标志着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体系开始更加系统地关注企业在其中的角色和责任。
该报告旨在为企业、金融机构及政策制定者提供科学的知识基础和方法论指导，以应对日益严峻的生物多样性丧失挑战。它试图解答一系列关键问题：企业活动如何依赖于自然的稳定运行？其运营和价值链对生物多样性产生哪些主要影响？以及，企业可以采取哪些经过科学评估的行动，来管理相关风险、履行责任并把握潜在机遇？
报告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推荐了一套名为“LEAP”的结构化评估流程（也是大家熟悉的TNFD 自然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开发使用的评估流程），旨在帮助企业识别、评估、测算和准备应对与自然相关的议题。这一进展被认为是推动企业将生物多样性考量纳入其决策和信息披露流程的关键一步。本文将对该报告的背景、核心内容、全球意义及其对中国相关方的影响进行分析。
在这一全球趋势下，国内的专业机构也在积极扮演着桥梁和推动者的角色。作为长期致力于可持续金融与环境治理的研究与实践平台，北京绿研公益发展中心（以下简称绿研） 持续跟进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国际进程，从《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CBD COP）的谈判，到IPBES和TNFD等框架的发展，都进行了深度的追踪与分析。
通过发布研究报告、组织政策研讨和开展能力建设，绿研致力于将国际前沿的科学共识与市场框架，转化为符合中国国情的政策建议与市场解决方案。绿研的核心工作之一，便是探索和推动“自然向好”（Nature-positive）的投融资模式，旨在引导更多社会资本流向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修复领域，为中国经济的绿色转型和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专业力量。欢迎各位对我们的工作进行指导 policy@ghub.org 。
1. 报告的政策背景与定位
理解《企业与生物多样性评估》报告的重要性，需将其置于全球环境治理的宏观框架下进行考察。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目标与实践需求
2022年12月，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通过了《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称“昆蒙框架”）。该框架设定了至2030年需达成的23个全球行动目标，其中目标15对企业和金融机构提出了明确要求。
目标15要求缔约方采取措施，确保大型和跨国公司及金融机构监测、评估并透明地披露其对生物多样性的风险、依赖性和影响。这一要求将企业和金融机构纳入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核心责任主体。
然而，在“昆蒙框架”通过后，企业界在如何落实目标15方面普遍面临方法论上的挑战。对于如何科学地衡量“风险、依赖和影响”，以及如何从众多评估工具和标准中做出选择，市场缺乏统一且权威的指引。这种状况可能导致企业行动迟缓，或出现信息披露质量参差不齐、可比性差的问题，即所谓的“漂绿”风险。因此，市场亟需一份能够衔接宏观政策目标与微观企业实践的科学指南。
IPBES的定位：提供科学评估以支持政策
IPBES（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的定位，是为生物多样性领域的政策制定提供独立的科学评估。其功能与气候变化领域的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相似。
IPBES本身不进行原创性研究，其核心工作是对现有科学文献和知识进行系统性评估、综合和提炼，形成科学共识，并以决策者摘要等形式供各国政府参考。其报告的撰写和评审过程遵循严格的科学规范，并需得到成员国政府的共同批准，这确保了其评估结论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因此，由IPBES发布的《企业与生物多样性评估》报告，被视为对如何落实“昆蒙框架”目标15的一次权威科学回应。它为企业和监管机构提供了当前科学界关于评估方法的共识，旨在为后续的政策制定、标准建立和企业实践提供一个稳固的科学基础。
全球环境信息披露趋势：从气候到自然
近年来，全球商业界和金融界对环境相关风险的认知，正在经历一个从聚焦“气候”到涵盖更广泛“自然”范畴的扩展过程。
以 “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为代表，其框架成功推动了气候风险的财务量化和信息披露。在TCFD的经验基础上，市场自发形成了“自然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NFD），旨在建立一套针对自然相关风险（包括生物多样性、水、土地、海洋等）的评估和披露框架。
TNFD提供了一套市场驱动的披露建议和流程（如LEAP方法），而IPBES的评估报告则从科学角度，对这些方法论的有效性和适用性进行了评估，并指出了当前知识体系中的优势与不足。二者形成了互补关系：TNFD提供了市场化的披露框架，而IPBES为其提供了科学基础和可信度背书。这一互动趋势表明，将自然因素纳入财务决策和风险管理，正在成为全球经济的主流方向。
2. 报告核心内容解析
本部分将深入分析《企业与生物多样性评估》报告的核心论点、推荐的评估方法、识别的商业机遇以及评估的数据与工具。
核心论点：企业与自然的普遍相互关系
报告的理论基石是，所有企业活动都与自然存在双向的相互关系：即对自然的“依赖性”（Dependencies）和对自然的“影响”（Impacts）。报告系统性地阐述了这种关系的普遍性，超越了传统上仅关注农业、林业等资源密集型行业的视角。
依赖性分析：报告指出，企业对自然的依赖性体现在多个层面。
直接依赖：农业、渔业、林业等行业直接依赖于生态系统提供的物质产品和调节服务（如授粉、水质净化）。
间接依赖：报告揭示了更广泛的间接依赖关系。例如，制药和生物技术行业依赖于遗传多样性作为创新的来源；建筑和能源行业依赖健康的生态系统来减缓自然灾害（如洪水、滑坡）对基础设施的破坏；金融和保险业的风险敞口，也间接受其投资或承保对象对自然依赖性的影响。
影响分析：报告确认，企业活动是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五个主要直接驱动因素（土地/海洋利用变化、资源直接索取、气候变化、污染、外来物种入侵）的重要贡献者。
价值链视角：报告强调，企业的环境影响必须从整个价值链）的角度进行评估，包括上游的原材料采购和下游的产品使用与废弃环节。一家企业的直接运营地影响可能有限，但其全球供应链可能涉及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的毁林或水资源过度消耗。
金融的传导效应：报告特别指出了金融机构通过其投融资活动，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产生的间接但显著的影响。资本的流向决定了哪些类型的经济活动得以扩张，从而对自然产生正面或负面影响。
通过对“依赖性”和“影响”的系统性阐述，报告将生物多样性议题从企业的外部环境问题，转化为与其风险管理、战略规划和长期韧性直接相关的内生商业问题。
图2 按决策级别和衡量目的评估影响和依赖性的方法的适用性｜IPBES
推荐的评估方法：LEAP
为帮助企业应对上述复杂的相互关系，报告推荐并详细阐释了由TNFD开发的LEAP（Locate, Evaluate, Assess, Prepare）评估流程。该流程提供了一个结构化的管理方法。
L - Locate（定位界面）：识别企业活动与自然之间的物理界面。此步骤要求企业利用地理信息数据，将其运营点、物理资产和价值链关键环节的地理位置，与生物多样性敏感区域（如关键生物多样性区域KBA）、水资源压力区等进行叠加分析，以识别出高优先级的评估区域。
E - Evaluate（评估依赖与影响）：在已识别的优先区域，评估企业自身的依赖程度和产生的影响。此步骤涉及对企业运营所依赖的关键生态系统服务进行识别和状态评估，并对企业活动给当地生态系统带来的主要压力（如土地占用、污染物排放）进行识别和量化。
A - Assess（测算风险与机遇）：将生态层面的评估结果，转化为商业层面的风险与机遇。此步骤要求企业测算已识别的依赖性和影响可能导致的具体商业风险（包括物理风险、转型风险和系统性风险），并识别潜在的商业机遇（如新市场、成本节约、品牌价值提升等）。情景分析是此环节推荐使用的工具之一。
P - Prepare（准备应对与报告）：基于风险与机遇的测算结果，制定相应的战略、治理流程和资源配置计划，并根据TNFD等框架的要求，对外进行信息披露。此步骤旨在将评估结果融入企业的核心决策流程，并响应利益相关方对透明度的要求。
LEAP流程被定位为一个动态的管理循环，而非一次性的静态评估。
IPBES的评估报告与TNFD披露框架之间存在明确的共生和支撑关系
提供科学背书：IPBES作为权威科学评估机构，在其报告中对LEAP方法进行推荐，为这一市场驱动的框架提供了科学层面的合法性与可信度。
填充数据与工具：报告系统性地评估了全球现有的数百种评估工具、模型和数据库，为企业在执行LEAP流程的各个步骤时，如何选择和使用合适的工具提供了科学指引。
指明未来发展方向：报告也识别了当前方法学存在的“优先差距”，例如对“依赖性”的评估工具不如“影响”成熟、情景分析方法有待完善、原住民和地方社区的参与机制不足等。这些发现为TNFD框架的后续迭代和相关工具的研发指明了方向。
综上，TNFD提供了市场化的披露“框架”，而IPBES报告则为其提供了“科学内核”，二者共同构成了从科学评估到市场披露的闭环。
识别的商业机遇：向“自然向好经济”转型
报告指出，积极管理自然相关风险并为生物多样性做出贡献的企业，可以获得多方面的商业机遇，推动向“自然向好经济”（Nature-positive Economy）的转型。
新兴产业机遇：包括生态修复（如土壤改良、湿地重建）、可持续农业（如再生农业）、循环经济与生物基新材料、高完整性的生物多样性信贷市场、负责任的生态旅游等。
运营与财务效益：通过提高资源效率、优化供应链管理、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企业可以降低运营成本和风险。
市场与品牌优势：满足可持续消费趋势、提升品牌声誉、以及在绿色金融市场中获得更有利的融资条件。
报告认为，投资于自然资本的保护和修复，应被视为一种具有长期回报的商业战略，而非单纯的合规成本或慈善行为。
评估的数据与工具
报告对现有数据平台和评估工具进行了盘点，为企业实践提供了资源索引。其中包括：
地理空间数据平台：如IBAT（Integrated Biodiversity Assessment Tool），用于识别运营点与生物多样性敏感区域的重叠情况。
行业依赖性评估工具：如ENCORE（Exploring Natural Capital Opportunities, Risks and Exposure），用于帮助金融机构评估不同经济部门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程度。
生命周期评估（LCA）工具：用于评估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环境影响。
同时，报告也指出当前存在显著的数据缺口，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的高精度生物多样性数据方面。这表明，“自然数据服务”本身可能成为一个新兴的商业领域。
3. 承前启后：
为COP17及2030年目标提供科学动能
IPBES-12及其《企业与生物多样性评估》报告的发布，并非一次孤立的科学活动，而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进程中的一个关键催化剂。其最重要的现实意义之一，是为即将在同年（2026年）于亚美尼亚埃里温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COP17）以及实现“昆蒙框架”2030年目标，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和政治动能。
为COP17的“全球盘点”提供评估基线
“昆蒙框架”建立了一套监测、报告和审评机制，缔约方需要定期报告其国家战略（NBSAPs）的执行进展。COP17预计将是“昆蒙框架”通过后，对全球进展进行的第一次系统性审视。然而，对于目标15（企业与金融机构的披露），各国政府普遍缺乏评估本国企业实践进展的科学标准。
IPBES的这份报告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白。它为各国政府提供了一把权威的“度量尺”，使其可以：
评估现状：利用报告中梳理的方法学，评估本国企业在理解和披露自然相关信息方面处于哪个阶段。
识别差距：对照报告指出的“最佳实践”和“优先差距”，识别本国在政策激励、数据支持和能力建设方面的不足。
制定政策：基于科学评估的结果，在COP17上提出或承诺更具针对性的国家政策，以推动企业行动。
因此，该报告将成为COP17上关于目标15讨论的科学基石，使“全球盘点”不仅仅是政治意愿的表达，更是基于科学证据的务实评估。
加速国家层面政策转化，推动2030年目标实现
“昆蒙框架”的目标最终需要通过缔约方的国内立法和政策来落实。IPBES报告通过提供权威的科学共识，降低了各国政府制定相关政策的门槛和不确定性。
推动强制性披露：报告确认了评估和披露方法学的科学有效性，这将鼓励更多国家（尤其是欧盟以外的国家）将企业对自然的评估和披露从自愿倡议转向强制性法规要求。这对于确保在2030年前实现目标15的广泛覆盖至关重要。
统一国内标准：对于正在建立本国可持续披露准则的国家（如中国），IPBES报告提供了一个与国际主流框架（如TNFD）接轨的科学参考，有助于确保国内标准与全球共识的协调一致，避免未来出现市场分割。
增强政治互信，促进全球协作
在全球多边进程中，基于科学的共识是建立政治互信的基础。当所有国家都参照同一份权威科学报告来讨论企业责任时，可以有效减少因标准不一、定义模糊而产生的争议和分歧。
在COP17的谈判中，IPBES报告将扮演“共同语言”的角色。无论是发达国家要求供应链透明度，还是发展中国家寻求能力建设和技术支持，都可以基于报告的结论来展开更具建设性的对话。这有助于各方就如何为企业行动创造有利的全球环境（如数据共享、资金支持、技术转让等）达成共识，从而加速实现2030年目标的全球协作步伐。
综上所述，IPBES-12的成果如同一台强大的引擎，它将科学评估的势能，转化为推动全球政策议程和国家层面行动的动能。它确保了从“昆蒙框架”的宏伟目标，到COP17的阶段性盘点，再到2030年的最终交付，整个进程都行驶在一条以科学为导向的稳健轨道上。
4. 对中国的影响与启示
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COP15主席国和“昆蒙框架”的推动者，中国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IPBES的这份报告对中国的政策制定和企业发展具有特殊意义。
中国的参与和贡献
中国深度参与了该报告的形成过程。中国的科学家作为作者和评审专家，为报告贡献了研究成果。中国政府代表团在IPBES-12的审议中，推动了共识的达成。此外，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实践，也为报告提供了案例参考。
生态保护红线制度：该制度通过空间规划手段，对关键生态区域进行强制性保护，与报告强调的“定位”（Locate）和空间规划方法论相契合。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中国在部分地区探索的GEP核算，是尝试将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纳入经济统计与决策的先行实践，呼应了报告中关于自然价值评估的呼吁。
面临的挑战与政策建议
报告及其所代表的全球趋势，也给中国带来了若干挑战，并对未来政策提出了启示。
国际供应链的合规压力：随着欧盟《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CSRD）等法规的实施，对生物多样性信息的披露要求正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一项准则。中国作为全球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出口导向型企业将面临日益增长的合规压力，需要具备评估和披露其自然相关信息的能力。
评估标准与数据库的本土化需求：当前国际主流的评估工具和数据库主要基于全球模型，可能无法完全反映中国的具体生态特征。因此，中国有必要加快建立一套既与国际标准（如TNFD）接轨、又符合本国国情的生物多样性评估方法学和数据基础设施，以支持国内企业开展评估，并避免在国际经贸中面临标准壁垒。
绿色金融体系的深化：中国的绿色金融体系在支持气候减缓项目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未来的挑战在于，如何将更多资金引导至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修复等项目。这需要金融监管部门和机构将生物多样性风险与机遇更系统地纳入信贷、保险和投资决策框架。
广泛的能力建设需求：目前，国内企业界对生物多样性议题的认知和管理能力普遍处于初级阶段。因此，需要政府、行业协会、学术界和专业服务机构协同，开展大规模的能力建设和培训，提升企业管理者和金融从业人员的相关知识与技能。
总结：一次系统性的框架转变
IPBES-12批准的《企业与生物多样性评估》报告，并非一个孤立事件，而是全球环境治理框架发生系统性转变的一个关键节点。它标志着继气候变化之后，生物多样性正在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和商业决策的另一个核心环境维度。
报告的核心贡献在于，它为“昆蒙框架”中对企业提出的宏观要求，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支撑，增强了TNFD等市场化披露框架的可信度，并为企业提供了一套可操作的评估流程（LEAP）。它清晰地阐明了经济活动对自然的依赖性和影响，并论证了将自然纳入商业决策不仅是风险管理的需求，也是发掘新增长机遇的战略选择。
对于中国而言，这份报告既是对其前期引领作用的肯定，也对其未来的实践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利用报告提供的科学共识，加速国内相关政策、标准和市场机制的建设，引导企业和金融机构有序转型，将是中国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实现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议题。
总而言之，该报告的发布，预示着企业在生物多样性治理中的角色将从被动响应转为主动管理。一个将自然资本的考量深度融入经济活动的时代，正在到来。
参考文献：
[1] The methodological assessment report on THE IMPACT AND DEPENDENCE OF BUSINESS ON BIODIVERSITY AND NATURE'S CONTRIBUTIONS TO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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