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贸规则量化分析报告 | 各方对美国提交的WTO改革提案的反应 | 2026年第1期(总第36期)

本期目录导读

二、美国对WTO改革的提议

三、美国认为WTO需要解决的其他问题

四、美国认为WTO无法解决的问题

五、各方对美国提案的意见

六、简要评论

一、背景介绍

2025年12月12日，挪威驻WTO大使、WTO改革协调人彼得·厄尔贝格（Petter Ølberg）在WTO总理事会会议前夕发布了题为“WTO改革”的报告，旨在将成员间长达半年的关于WTO改革的讨论聚焦于“决策机制”、“特殊和差别待遇”以及“公平竞争环境”这三个重要议题。^[1]作为对此报告的回应，美国驻WTO代表团于2025年12月15日，向WTO总理事会正式提交了关于WTO改革的提案（WT/GC/W984）。

该提案以WTO改革为名，但具有明显的单边主义色彩。其核心诉求是通过推行“诸边协议”、限制“特殊与差别待遇”以及强化针对性纪律，瓦解WTO的包容性原则与发展导向。同时，提案试图弱化最惠国待遇等基石规则，并将国家安全例外条款“武器化”，为美国实施单边贸易限制扫清障碍。提案还将贸易失衡、供应链安全等全球性结构难题武断地划为“WTO无法处理”的范畴，实质是为美国绕开多边体制、构建排他性联盟提供借口。整体而言，该提案暴露出美国对WTO“合则用、不合则弃”的功利立场，并非旨在加强多边主义，而是试图将其重塑为服务自身战略利益的工具。^[2][3]

二、美国对WTO改革的提议

1. 决策机制

美国认为，WTO现行的“协商一致”原则导致很多谈判难以推进，拖累了真正想推动贸易合作的成员。美国建议大力推行“诸边协议”，即允许一部分成员先在WTO框架内达成协议，不必等全体成员同意，相关权利和义务也只对参与方有效。这样既能推动务实合作，也避免整个组织因个别成员反对而陷入停滞。

2. 特殊与差别待遇

美国指出，当前许多经济体量很大的成员仍以“发展中国家”身份享受特殊待遇，这不仅不公平，也损害了WTO的公信力。美国主张这类待遇应主要留给最不发达国家，对其他成员则应视为过渡性安排，目的是帮助它们逐步达到统一的规则要求，而不是长期豁免。

3. 公平竞争环境

美国批评部分成员的经济体制与WTO原则不符，破坏了公平竞争。为此，美国强调应加强程序上的透明与监督，比如严格执行贸易政策通报制度，并对那些长期不履行通报义务、又无合理解释的成员追究责任。

1. 最惠国待遇原则

美国认为，在各国经济政策差异巨大的背景下，最惠国待遇原则已经显得僵化。它限制了成员之间根据实际情况达成互惠协议的空间，导致了要么全部成员同意、要么无法推进的局面。美国主张应允许成员对不同贸易伙伴采取差异化的安排，以更灵活地推动贸易自由化。

2. 秘书处的角色

美国批评WTO秘书处近年来超越了其行政服务职能，试图主动影响谈判议程、评价成员政策，甚至自行开展研究项目。美国强调秘书处应当回归中立、被动的角色，一切工作应由成员主导，并保持透明、客观。

3. 国家安全例外

美国坚称，各国是否采取国家安全措施，应由各国自己判断，WTO不应审查。为防止WTO争端解决机制介入国家安全问题，美国呼吁成员就此达成明确共识，排除事后质疑的可能。

四、美国认为WTO无法解决的问题

1. 贸易失衡

美国将本国巨额贸易逆差归因于一些国家采取补贴、汇率操纵等扭曲市场的行为，并认为WTO无法真正解决这一问题，因为顺差国不可能同意削弱自身优势的规则。

2. 产能过剩与生产过度集中

美国指出，某些行业的全球产能过剩和生产集中于个别国家，根本原因在于非市场化的政策。美国表示已在WTO多次提出该问题，但通过委员会监督或争端解决都收效甚微，关键在于相关成员无意改变自身经济体制。

3. 经济安全与供应链韧性

美国认为WTO不适合讨论经济安全与供应链问题，理由有三：一是WTO职责范围不包括安全议题；二是成员众多，难以进行需要高度互信的敏感讨论；三是WTO一贯强调贸易自由化，倾向于认为“生产越集中、成本越低就越好”，这种思路不利于提升供应链韧性与多样性。^[4]

五、各方对美国提案的意见

1.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

PIIE高级研究员、WTO前副总干事艾伦・威廉・沃尔夫（Alan Wm. Wolff）认为美国提案中包含部分合理内容，值得欢迎。具体包括：赞同美国推动诸边协议的主张；支持美国关于改革特殊和差别待遇的要求；认可强化透明度与通报义务是提升WTO运作效能的基础。

沃尔夫也对美国的提案提出了几点批评。首先，他反对美国试图取消“最惠国待遇”原则，认为这不仅无法解决贸易互惠失衡，反而可能带来混乱和更多摩擦。其次，他质疑美国允许各成员自行随意定义“基本安全利益”的主张，并以特朗普政府曾以此为理由限制厨房橱柜和浴室洗手台进口的离谱案例，指出这会导致保护主义被滥用。再者，他不同意美国提案中限制WTO秘书处处理实质性工作的倾向，认为压制一个独立的专家秘书处并不明智，秘书处应当能够自由研究并提出专业建议。最后，他也不认可美国把贸易失衡、产能过剩等重大问题划到“世贸组织能力之外”的说法，强调美国不应回避在WTO框架内面对这些最棘手的议题。^[5]

2. 欧洲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ECIPE）

ECIPE研究员、WTO前总干事高级顾问、WTO总理事会前主席斯图尔特·哈宾逊（Stuart Harbinson）对美国提案内容表达了有限认可，指出美国的此次提案语气较以往更为理性严谨，并认为美国对部分WTO成员履行通报义务不力的批评是合理的。

同时，哈宾逊对美国提案提出了诸多保留意见：在决策机制方面，他指出美国试图推动的“诸边协议”可能使WTO内部形成一个个彼此竞争的“俱乐部”，加速WTO的分裂和边缘化；在“特殊与差别待遇”问题上，他指出中国通过“不再寻求新的特殊和差别待遇”这一行动有力反驳了美方的主张，并强调唯有美国自身遵守规则时其论点才有说服力。他反对放弃“最惠国待遇”原则，认为这将导致WTO的核心规则失效，并引发监管混乱；同时驳斥了美国严格限制WTO秘书处发挥作用的主张，强调各成员仍将秘书处视为“中立的提供技术建议的宝库”。哈宾逊还指出，美国要求对“国家安全例外”拥有绝对自决权，实则是为违规行为开绿灯，将在规则中留下巨大的漏洞；针对美国将贸易失衡等问题划为“WTO无法解决”的范畴，哈宾逊暗示这或许是一种试图瘫痪WTO的破坏性策略。^[6]

3. 印度发展中国家研究与信息体系（IRS）

IRS研究员、印度驻WTO前谈判代表阿图尔·考希克（Atul Kaushik）承认美方提案中所指的某些现象确实存在，包括：部分成员履行通报义务不力；特殊和差别待遇在实践中的适用标准存在争议。

考希克重点强调了对美国提案的不同看法。他认为，提案中的一些观点可能需要更多的事实与规则依据。例如，他以《贸易便利化协定》的成功为例，说明了现有的“协商一致”原则仍然可以取得建设性成果。在特殊和差别待遇问题上，他指出，美方的论点似乎尚未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并提到WTO框架内本已存在一些灵活性安排，包括美国自身也曾从中受益。关于公平竞争议题，他提出透明度等问题或许可以通过加强现有机制，包括争端解决机制来更好的处理。对于最惠国待遇原则，他认为维持这一原则有助于全球福祉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此外，他认为美国关于国家安全例外的立场可能为保护主义“开后门”。对于贸易失衡、产能过剩等复杂议题，他认为这些问题能够在多边框架内进行探讨，例如贸易失衡可能与宏观经济结构有关，而产能过剩问题也可依据现有规则进行应对。他最后指出，将这些重要议题置于WTO讨论之外，可能会弱化组织的谈判功能，因此他建议美国考虑在体系内通过合作来共同完善规则，以应对全球贸易挑战。^[7]

4. 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

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民主党参议员罗恩·怀登（Ron Wyden）在致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Jamieson Greer）的正式信函中，反对美国在日内瓦单方面宣布放弃最惠国待遇原则。怀登认为，最惠国待遇原则能够防止贸易战升级，防止贸易战损害美国产业、威胁就业并推高物价。该原则已获国会批准并写入美国法律。特朗普声称他可以动用紧急权力单方面决定各国的关税税率，但是这在法律上站不住脚。美国国会拥有宪法赋予的贸易管辖权，如果美国长期奉行的“最惠国待遇”贸易政策要发生改变，必须由国会做出决定，而不是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日内瓦发表声明。^[8]

5.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

LSE助理教授、《世界贸易评论》（World Trade Review）编委会成员莫娜·保尔森（Mona Paulsen）就美国提案发表了批评意见。她指出，美国针对世贸组织（WTO）改革提出的立场反映出其对多边贸易制度的根本不信任，特别是对最惠国待遇（MFN）原则的质疑，这使美国更依赖双边谈判和歧视性的关税策略，而非普遍规则与多边合作。保尔森认为，这样的做法削弱了 WTO 的发展导向和特殊与差别待遇（SDT），将全球治理从促进发展转向政治利益博弈，从而忽视了发展中经济体的需求。她强调，美国拒绝制度性审查和集体责任，更倾向于单边行动和以自身“经济安全”为优先。如果全球主要经济体都采取类似做法，将损害国际贸易规则体系，并最终削弱国际合作与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性。保尔森呼吁其他成员坚持多边合作和集体行动，以维护更加包容和可预测的全球贸易治理结构。^[9]

六、简要评论

美国关于WTO改革的提案看似包含一些合理成分，但其核心逻辑具有鲜明的单边主义色彩与规则重塑倾向，可能对多边贸易体系造成系统性冲击。其主要问题包括：

第一，动摇根基。试图推动WTO向排他性“俱乐部”演变；刻意弱化乃至剥夺发展中成员应享有的特殊与差别待遇，背离了WTO的发展导向。

第二，机制架空。限制秘书处与上诉机构发挥作用，旨在削弱WTO的独立监督与裁决能力，使其更易被大国政治左右。美国已明确反对重启上诉机构，要求进行“根本性改革”。

第三，推卸责任。将贸易失衡、产能过剩等全球性结构问题武断地排除在WTO管辖之外，反映出其回避多边协调、转向单边或小集团行动的意图。

综上所述，美国的这份提案试图将WTO从一个基于普遍规则、谋求共同发展的多边平台，改造为一个服务于特定国家战略利益、允许“选择性遵守”和“圈子内规则”的工具。若其关键主张被采纳，或将从根本上侵蚀多边贸易体系的非歧视性、公平性和权威性，加速全球经贸治理的碎片化与政治化。这对于依赖稳定、可预测规则的发展中经济体尤为不利。真正的WTO改革，应致力于加强其包容性、有效性和发展导向，而非对其进行系统性削弱。^[1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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