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冷战，将两种经济模式塑造成意识形态的身份标签，制造为新的宗教，使其从工具理性选择异化为信仰与认同的试金石。
但是，很显然，一个社会经济系统采取何种主导资源配置方式，不取决于简单的理想，而取决于其所处环境能否支撑“对等互构”（双向反馈机制）这一高阶结构的稳定运行。
在和平环境下，外部威胁低，内部信任度较高，信息流动成本相对可控，社会有长期预期。这为复杂的、分布式的、多节点的反馈网络提供了存在的基础——这种情况下就应该推行市场经济（发展主题的经济模式）来提升上限。
本人之前的文章《物理学对称性的体现：宏观经济中的对等互构（双向反反馈机制）》已经写出，市场经济（发展主题的经济模式）本质是一个分布式计算与试错系统。在稳定环境下，其通过价格信号进行“对等互构（双向反馈机制）”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能更灵敏地发现需求、更高效地配置资源、更广泛地激发微观创新，其“长期运营成本”更低——因为它将探索和试错的风险与成本，分散到了无数个体身上，由他们自己承担，且给予高度的自适应调整权利。
当外部生存威胁巨大（如战争、重大危机），内部信任瓦解，信息高度不对称且可能被阻断，社会只有短期甚至瞬时预期。“对等互构”所需的信任、时间、信息通道等基本前提被严重破坏甚至不复存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推行计划经济（生存主题的经济模式）来保持生存。
当系统的首要目标从“优化效率”转变为 “确保生存”。此时，就需要一个高度中心化的指令系统来达成核心目标。
除此之外，计划经济（生存主题的经济模式）和市场经济（发展主题的经济模式）的区别，即便是以分析力学为方法论，也是可以推导出来的。
第一是消耗更大而速度更快的策略，这往往适用于战争冲突情景。
势能场陡峭且随时间急剧升高（如战争、危机），系统若不能快速脱离高势能区，生存概率将骤降，这对应强时间约束（必须在时限内到达）。
特定时期内，由于势能随时间急剧增大，系统必须选择高动能路径（高速度）以尽快降低势能暴露。高动能意味着高消耗率，但快速通过高势能区可大幅减少累积势能成本，作用量极值条件迫使系统选择“消耗大、速度快”的路径。
第二是消耗更小而速度更慢的策略，这往往适用于和平治理情景。
势能场平缓且稳定（和平发展期），无紧迫时间约束。系统可自由选择时间尺度。势能变化平缓，因此作用量主要受动能影响。
这种情况下，低速路径可大幅降低动能项，从而使总作用量最小。系统自然选择“消耗小、速度慢”的渐进路径，以实现长期能耗最优。
最终，策略选择统一为“生存概率约束下的最小代价路径”问题。
低生存概率环境（势能陡升）：优化目标为在极短时间内最大化生存概率，等价于强时间约束下的路径优化，必然导出高消耗、高速度。
高生存概率环境（势能平缓）：优化目标为在理论上的无限时间内最小化总资源消耗，导出低消耗、低速度。
结合当前实际情况，这两种策略，哪一种是当前经济情况下的最优选择和最优路径呢？
如果偏向“消耗大、速度快”，那么，这往往是人被短期内的行为代价地形逼出的唯一可行解。例如：创业公司烧钱抢市场；战时国家的总动员；科技巨头在关键赛道上的“饱和式研发”。当护城河被炸开，当不变性被颠覆时（如诺基亚面临智能手机），原本缓慢稳健的巨头必须不惜代价转向，从“慢”到“快”，试图追上新的趋势，此时路径切换为“消耗大、速度快”。
如果偏向“消耗小、速度慢”，那么，这往往是人在长期运营发展视角下的能耗最优解。例如：大型企业维护品牌；基础设施的长期建设；成熟企业的渐进式创新。许多成功科技公司在生存危机度过、生态优势确立后，都会从“烧钱扩张”转向 “优化盈利、巩固生态”，从“快”到“慢”，从“消耗大、速度快”切换到“消耗小、速度稳”。
所以，这与生存概率有直接关联。
如果处于大局已定，内部安宁的环境中，那么最优路径是“消耗小、速度稳” ，通过持续不断的微创新和快迭代，以此巩固生态，避免激进变革带来的内耗和风险——暂时无忧的高生存概率情况下，就应该慢慢来，降低损耗。
如果处于矛盾爆发、格局未定的环境中，那么“势能场”要求必须选择 “消耗大、速度快” 的路径去抢占制高点。此时，不选择这条路径本身就是最大的风险——身陷绝境的低生存概率情况下，就必须拼命，力求速通。
归根结底，经济只是所有行为模式中的一种，必须要服从于当时时间节点下，对应的社会本身的特定普遍性状态。
之前的将“生存”和“发展”对立起来，作为不同的意识形态进行争执，都是非常空洞和愚蠢的。
这种争论的双方，将经济视为一种脱离当时整体社会背景和整体社会状态下的独立产物，完全用“虚空造物”的独立身份去看待经济行为，将其莫名其妙地从当时社会中切割和分裂出来，不能理解“经济只是所有行为模式中的一种，必须要服从于当时时间节点下，对应的社会本身的特定普遍性状态”。
从结构主义的视角来看，一个社会在特定时期的主导经济模式，并非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其整体社会状态在资源配置领域的自然表达。
高烈度冲突下的社会背景主题，还是低烈度协作下的社会背景主题，严格来说，基本上不是经济本身可以决定的——但是也不排除因为经济搞不好而反过来导致社会矛盾的烈度上升。
当社会本身处于高内耗，社会内部各群体、阶级、利益集团之间，处于因根本目标对立、资源争夺或信任缺失而产生的对抗性消耗中，没有宏观尺度上允许对等互构的状态，政权就老老实实搞计划经济（生存主题的经济模式）——一个处于战争状态的社会，不可能运行纯粹的市场经济（发展主题的经济模式），因为市场所需的稳定预期和秩序基石不存在。
当社会本身处于低内耗，社会具备信息、资源、权力在不同主体间进行相对平等、双向流动与塑造的结构性条件，允许宏观尺度上的对等互构，政权就应该执行市场经济（发展主题的经济模式）——一个处于和平建设状态的社会，若强行维持高强度的计划经济（生存主题的经济模式），会因其固有的反馈与激励问题，逐渐抑制社会活力，制造新的内耗。
后记
没有生存是不行的，只有生存是可悲的。
没有发展是不行的，只有发展是愚蠢的。
计划经济（生存主题的经济模式），是一个静态金字塔，而市场经济（发展主题的经济模式），是这个静态金字塔外面的动态椭圆形环流。
从整体视角去类比，市场经济（发展主题的经济模式）就是一枚美丽的椭圆形珍珠，而计划经济（生存主题的经济模式）就是这枚椭圆形珍珠的内核。
当局面恶化，外层的市场经济（发展主题的经济模式）的“均匀厚实的美丽珍珠质”没有了，只剩下计划经济（生存主题的经济模式）这个“粗糙的棱角分明的不规则内核”。
而当情况好转，在光阴河水的冲刷下，人类社会这只生生不息的母蚌，在“粗糙的棱角分明的不规则内核”周围，又会再次逐渐累积起“均匀厚实的美丽珍珠质”，凝聚出美丽的椭圆形珍珠。
珍珠不能没有内核，但是椭圆形珍珠最健康的状态，就是内核被丰厚的珍珠质包裹。
一个只剩下内核的椭圆形珍珠是可悲的，而一个试图用珍珠质去硬抗锤击的椭圆形珍珠是愚蠢的。
最智慧的系统，或许不是在“纯粹计划”与“纯粹市场”之间二选一，而是在平时（高生存概率）以市场经济为主，但保有在危机时能迅速启动的“计划模块”或“动员通道”。这就像一艘现代化的舰船，平时依靠经济巡航，但船体内部永远有损管系统和战斗警报。
这就要求决策者必须具备一种系统状态诊断能力，即准确评估“生存概率”与“时间约束”：社会是处于“势能场”陡升的危机前夜，还是处于势能场平缓的发展平台期？误判状态（如在和平期强行维持战时体制，或在危机期幻想市场自发调节）将导致灾难。
本人之所以将对称性作为世界观，更多的是偏向于建设性、发展性、可持续性的价值倾向。这不一定就绝对是最好的选择，但是，这是符合汉族的传统和偏好的。
我个人其实并不爱好和平，尤其是那种“通过压抑矛盾、维持表面静止而获得的脆弱和平”，“虚假的、牺牲了长期活力的静态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