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UNCTAD）发布了《2025年世界投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这是关于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流动趋势分析的重要年度工作报告，至今已经出版35期《。报告》在国际上具有相当高的权威性和科学的系统性，长期以来一直是各国和各地区政府外资主管部门、理论学术界和企业界交流信息、增进了解的渠道和平台，对推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今年《报告》的主题为“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投资”。
2024年全球FDI发展回望
《报告》显示，如果抛开流入欧洲投资中转经济体（欧洲投资中转经济体通常充当投资到达最终目的地之前的转移中介，并非最终投资目的地）的资金，2024年的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继续保持下行趋势。
2024年，全球FDI小幅增长4%，从1.45万亿美元增至1.51万亿美元。不过，这个数字背后掩盖了一个巨大缺陷。通过一些欧洲经济体中转的巨额资金流相当不稳定，这也使得全球FDI出现了泡沫。如果抛开这些资金，按照同等情况统计，实际上2024年的全球FDI减少了11%，从1.67万亿美元降至1.49万亿美元，这是全球FDI连续第二年以两位数的速度下滑，从中也可以看出国际投资仍然非常脆弱。
FDI的下滑与国内生产总值（GDP）、贸易等其他宏观经济数据形成鲜明对比。FDI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跨境并购（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绿地投资（Greenffeld Projects）和国际项目融资（International Project Finance）。
其中，国际项目融资出现了有史以来的最大降幅。国际项目融资对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尤其是位于发展中国家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至关重要，继2023年大幅减少后，2024年国际项目融资额减少了26%。这次下跌主要受融资限制条件的影响，如汇率的不确定性和利率水平。国际项目融资是最不发达国家（Least Developed Country）非常重要的FDI来源，因此国际项目融资受挫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影响最严重。
绿地投资项目的情况喜忧参半。工业领域的绿地投资项目数小幅增长3%，但投资额减少了5%。不过，1.3万亿美元的绿地投资新签合同额几乎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供应链密集型制造业的绿地投资活动最活跃，这也让东南亚、东欧和中美洲地区受益匪浅。从以上趋势中可以看出，跨国公司正在全球贸易环境大变革的背景下，不断平衡生产地布局。
跨境并购是影响发达国家FDI的最重要因素，2024年全球跨境并购交易额增长14%，达到4430亿美元。不过，并购的恢复是基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跨境并购交易数仍然远低于近10年来的平均水平。不仅如此，长期来看，由于公司越来越倾向于国内交易或近地交易，因此跨境并购交易量在并购交易总量中的占比持续下降。从中反应出交易方对地缘政治风险、监管约束，以及不断变化的产业政策的敏感性。
1.流入特点
2024年，全球FDI流入量下降11%，跌至1.5万亿美元。但是，从这个数据中看不出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巨大差异。发达国家的FDI流入量减少22%，但流入发展中国家的FDI保持稳定。流入欧洲的FDI减少58%是导致全球流入量下滑的最主要原因。此外，流入中国的FDI减少29%，流入南美洲的FDI减少18%，这些也是导致全球FDI流入量下滑的原因。
相比之下，有些地区的FDI流入量实现了增长。北美地区增长23%，其中流入美国的FDI增长20%，主要原因是并购交易额翻了一番，高技术和清洁能源领域吸引到巨额投资。从发展中地区来看，东盟（ASEAN）的流入量增长10%，中美洲增长4%，非洲地区增长75%。非洲破纪录的增长主要受益于埃及的一个超大规模项目，其价值达到350亿美元。不过，即使抛开该项目，流入非洲地区的FDI还是增长了12%。
尽管融资条件日趋严苛，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不断增加，2024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FDI仍然保持稳定，为8670亿美元，占全球FDI流入量的57%。其中，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吸收的FDI最多，由于一些主要经济体保持强劲势头，抵消了中国流入量大幅减少的负面影响，因此流入量仅下滑3%。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减少12%。从发展中地区的发展韧性中可以看出，投资者仍然对市场寻求型和资源型投资感兴趣，南南资本流动的作用愈发重要。
绿地投资新签合同是反映投资者情绪的风向标，2024年全球绿地投资新签项目数增长3%，超过1.9万例，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三高的水平。不过，绿地投资新签合同额却下降5%，从中反映出投资朝更小规模项目集中，以及资本决策更趋谨慎的趋势。制造业投资不断增加，尤其是在产业政策的扶持下，半导体和电动汽车（EV）零部件等战略性领域的投资增加，是推动绿地投资项目数增长的原因。
发达经济体的绿地投资项目数增加了2%，排名前两位的分别是美国和加拿大。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喜忧参半。在亚洲，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以及南亚的印度，投资活动非常活跃，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同样如此，但非洲地区的投资项目数减少了5%。
从全球最大的投资目的地来看，美国仍然排名全球首位，其国际项目融资额和绿地投资项目数也遥遥领先。印度和阿联酋的绿地投资尤其活跃，而国际项目融资则主要集中在少数成熟市场和规模较大的新兴经济体。绿地投资与国际项目融资在发展趋势上的差异表明，在当前全球环境下，推动工业投资与基础设施发展的动力有所不同。外国直接投资的区域特征反映出全球投资流动的脆弱性越来越强，地缘政治、产业政策和供应链重组等因素对投资的影响越来越大。
2.流出特点
2024年，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8%，达到1.1万亿美元。与FDI的流入情况类似，欧洲的公司重组和公司内部融资对FDI的流出产生了显著影响。一些主要的中转经济体的FDI流出量大幅增加，如果排除这些国家的影响，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减少了24%。上述下滑发生在跨境并购交易额有所增长的背景下，而跨境并购是推动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力。由于英国、北爱尔兰等发达经济体的跨国公司实施了大型并购交易，推动跨境并购交易额增长了26%。欧洲和北美地区发达国家投资者宣布的绿地投资项目数保持稳定。
尽管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减少26%，它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美国投资者的跨境并购交易额基本稳定保持在1180亿美元，仍然比过去5年的平均水平低30%。美国投资者主要在信息和通信领域收购海外资产，这两个领域的交易数占2024年跨境并购和绿地投资项目数的一半。美国公司把60%以上的绿地投资放在国内，这也是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投资者把注意力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国内，反映出美国相对较好的经济形势，鼓励投资国内的政策措施，以及对海外投资的更加严格的管控。
由于对美国的投资增长27%，日本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4%。欧洲投资者的对外直接投资减少了近30%（排除中转投资），最主要的原因是法国、德国等投资大国的跨国并购活动锐减。
其他主要对外投资国家和地区中，亚洲的发展中经济体有7个。其中，印度和沙特的排名均有所上升。印度的绿地投资项目数增加了20%，印度也因此跻身全球最大的对外投资国家和地区前十名。阿联酋的跨境并购交易额增长46%，其对外直接投资也因此增长了5%。
发展中经济体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下降5%，跌至4910亿美元。其中，拉美和加勒比地区降幅最大，达到33%，主要原因是巴西的对外投资减少了一半。亚洲的对外直接投资小幅下滑3%，但亚洲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量中的占比仍然达到28%。
2024年，中国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为1630亿美元，比上年减少8%。其中，绿地投资新签合同额继2023年大幅飙升后，骤跌近50%，降至860亿美元。但中国跨国公司的绿地投资项目数增长6%，而且70%的绿地投资项目集中在制造业，尤其是欧盟和东南亚地区的制造业。2025年初，由于中国投资者还在等待关税政策的最终确定消息，因此中国公司宣布的绿地投资项目数要低于2023年和2024年的季度均值。
地区投资趋势
1.发达经济体
2024年，受供应链重组和国际税收改革驱动的金融交易和公司重组仍然是影响发达国家外国直接投资流动趋势的主要因素。2024年，流入发达国家的FDI减少22%，从中可以看出，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经济环境下，投资者普遍比较谨慎。由于地缘政治形势紧张，再加上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对投资者情绪产生影响，流入欧盟的FDI减少44%，这也是导致发达国家流入量减少的主要原因。欧盟27个成员国中有15个国家的FDI流入量减少，最大降幅主要集中在较大的经济体，德国减少89%，西班牙减少35%，意大利减少24%，法国减少20%。
相比之下，北美地区的FDI流入量增加23%，其中加拿大增长38%，美国增长20%。美国的大型跨境并购交易（交易额超过10亿美元）从2023年的38例增至2024年的46例。除这些交易外，活跃的绿地投资也是北美地区FDI流入量增长的重要原因。强劲的消费者需求、政府的激励措施，以及投资者对半导体、再生能源、航天和工业装备的巨大兴趣推动绿地投资增长。不过，国际项目融资的疲软与全球下滑趋势一致，国际项目融资的交易数和交易额分别下跌35%和4%。受并购活动以及制造业和采掘业强劲发展的驱动，流入加拿大的FDI达到640亿美元。美国投资者的投资几乎占到60%。除北美地区外，其他一些发达经济体的FDI流入量也有所增长。在并购和绿地投资的推动下，澳大利亚的FDI流入量增长75%，达到530亿美元。
2.发展中经济体
2024年，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FDI继续保持稳定，为8670亿美元，占全球FDI流量的57%，从中可以看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收紧的金融环境，以及疲软的全球贸易，发展中国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发展韧性。发展中国家增长基本持平与发达国家22%的增幅形成鲜明对比，但也凸显了发展中地区在全球投资领域的重要作用。
不过，流入发展中国家的FDI过于集中。流入10大新兴市场的FDI大约占到75%。其中包括中国、巴西、墨西哥、印尼和印度等大型经济体。这种高度集中也凸显了规模更小、经济更脆弱的发展中经济体在吸引国际投资方面面临的挑战。
2024年，发展中经济体公布的绿地投资项目数增长4%，但投资额下降19%。尽管一些地区表现优异，如东盟，亚洲其他地区和非洲部分地区的一些经济体也表现较好，但整体表现不尽人意。不断高企的债务、愈益收紧的贷款条件，以及投资者越来越谨慎的态度，导致对基础设施投资和能源投资至关重要的国际项目融资下滑23%。
2024年，一些因素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动向。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和汇率波动对投资者信心产生影响。发达经济体越来越复杂的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影响了投资模式，尤其是对企业回流和近岸外包趋势比较敏感的行业。与此同时，南南投资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全球南方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以及大型新兴市场推出的一些产业政策倡议帮助一些经济体稳定了资本。
3.非洲地区
2024年，非洲地区的FDI流入量增长75%，达到970亿美元，在全球FDI流入量中的占比从上年的4%增长到6%，在发展中国家FDI流入总量中的占比从上年的6%增至11%，成绩斐然。这次大幅增长得益于埃及的一个超大规模项目。如果抛开埃及的这个项目，2024年流入非洲的FDI仍然增长了12%，为620亿美元，占全球FDI的4%。受几桩大型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的影响，非洲的国际项目融资交易增长15%。绿地投资的活跃度有所下降，绿地投资项目数和投资额分别减少5%和37%。近年来，跨境并购交易额在流入非洲的FDI中的占比一直在15%左右，但2024年变为负值。
4.亚洲发展中地区
2024年，流入亚洲发展中地区的FDI减少3%，为6050亿美元。虽然小幅下滑，但在发展中经济体中的占比还是达到70%，在全球FDI流入量中占40%。流入东亚的FDI的减少，尤其是中国吸收FDI的减少，是亚洲发展中地区FDI下滑的主要原因。由于先进制造业和半导体行业出现战略性投资转移，中国台湾的FDI流入量大幅增长。东南亚的流入量增长10%，仍然是推动FDI增长的主要动力。由于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的FDI流入量显著增长，东盟2024年吸引的FDI达到破纪录的2250亿美元。南亚的FDI流入量基本稳定。印度的引资额略有下滑，但仍然是该地区最大的投资目的地。西亚各国的引资情况各不相同。阿联酋的强劲增长推动整个地区的FDI流入量有所增加，但沙特和其他海湾合作委员会（Gulf Cooperation Council）国家均出现下滑。中亚的FDI流入量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大幅度的下滑。这种对比鲜明的发展趋势展现了亚洲FDI发展动力的多样性，全球价值链、国家投资环境，以及地缘政治考量的变化在重塑亚洲的FDI发展。
2024年，亚洲的绿地投资有喜有忧。绿地投资项目数增长5%，但投资总额却下降23%，跌至3630亿美元。亚洲发展中地区仍然吸引到大量投资者的关注，全球近三分之一的绿地投资项目，超过四分之一的绿地投资额集中在该地区。
5.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2024年，流入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FDI减少12%，为1640亿美元，在发展中国家FDI流入总量中占19%，在全球FDI流量中占11%。这次下滑主要集中在南美地区，降幅为18%，流入量为1110亿美元。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和巴西流入量的减少是主要原因。巴西的流入量减少8%，但是由于对可再生能源的持续投资，它仍然是该地区最大的FDI目的地，流入量为590亿美元。
该地区与跨境并购有关的FDI大幅减少，净交易额从2023年的111亿美元锐减至2024年的16亿美元，降幅达85%。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绿地投资呈现量价齐升的局面，项目数增长2%，项目资本开支上涨19%。
投资政策趋势
2024年，全球投资政策主要还是受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产业政策目标的影响。新出台的投资政策措施数量达到历史上第二高的水平（总计174项），其中78%的政策有利于投资者。在发展中国家，有利于投资者的政策的占比继续小幅增长，反映出发展中国家对引资工作的持续关注。在发达国家，投资限制措施的数量不断增加，尤其是以国家安全为由对FDI的审查措施。发达国家出台的新举措中有63%有利于投资者，但主要是欧洲为支持能源转型而出台的新的激励措施。
2024年，在有利于投资者的政策中，投资激励政策占45%，这也是大部分地区普遍采取的政策。自2022年以来，金融激励政策的数量大幅增加，而且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目前发达国家激励政策的数量占全球总数的一半。越来越倚重以激励政策吸引投资的做法，与当前的国际税收改革的目标背道而驰，这次改革旨在遏制以吸引投资为目的的税收优惠竞争。
投资便利化措施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引资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非洲，便利化措施在有利于投资者的政策中占36%。在非洲和亚洲，投资自由化仍然是影响投资决策的关键因素，2024年其数量占比达到五分之一。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决策者更关注投资促进。
在不利于投资者的政策中，超过40%的政策与新的或者扩大的FDI审查机制有关。采取这些措施的基本都是发达国家，并且将之应用于高技术行业，以及对能源转型和供应链韧性起关键作用的原材料领域。由于担心国家安全受影响，发达国家还出台了限制对外直接投资的新政策。在发展中国家，不利于投资者的政策主要集中在限制外国股权，严格采掘业准入申请上。
2024年，传统投资协定与新一代国际投资协定（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当年，全球共达成30项国际投资协定，有4个协定终止。新协定更倾向于投资便利化和投资合作，而且对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ISDS）的依赖有所减少。截至2024年底，全球发生的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案例共1401起，其中75%发生在近15年。索赔额至少为1亿美元的争端案大约占60%，其中有143个案件的投资者索赔额超过10亿美元。2024年，投资者提起58起仲裁案，其中大约55%是针对发展中国家。
数字经济投资趋势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世界经济的数字化日益深入，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不过，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面临巨大的数字鸿沟，以至无法分享数字化带来的发展红利。国际投资让这些国家获得了建设数字基础设施、提供数字服务的重要手段，从而可以促进数字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总之，这类投资面临诸多困难，而且其中的红利也不会自动显现。正确的决策至关重要，国际合作可以发挥建设性作用。
数字经济是世界经济中规模较大、增长较快的组成部分，并且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不过，数字经济的发展极不平衡。新兴数字技术作为新一轮技术革命和工业化转型的主要动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推动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数字鸿沟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从狭义范围看，在技术投资的带动下，到2028年全球数字经济规模预计将达到16.5万亿美元。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以及与之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差距，预计需要1.6万亿美元，因此有必要建立有效的投资和融资机制，而FDI是其中关键的一环。通过支持全球平台、知识分享和机制创新，投资数字经济可以赋能多边合作，从而确保数字转型既具包容性，又能帮助投资目的地实现发展权利。此外，数字经济领域的投资通过扩大基础设施的连接性，增加低价的互联网接入，帮助缩小数字鸿沟，并且确保所有国家跟上发展的步伐。
全球FDI发展前景
从2025年第一季度的初步数据来看，无论是交易额还是宣布的项目数均为历史最低水平，因此2025年的国际投资前景越来越不乐观，凸显了全球投资发展动力的脆弱性。
2025年初的预期是全球FDI流量将小幅增长，但经济发展和政策的不确定性为之蒙上阴影。新一轮关税战的升级，再加上投资者的情绪趋于负面，导致决定FDI发展情况的关键因素，如全球GDP增幅、资本积累、贸易和汇率的稳定性等的预期不断调低，金融市场的波动越来越频繁，这些因素导致2025年初的投资活动锐减。从宏观经济指标看，经济发展的动力在减弱。从2025年初开始，全球GDP增长的预期不断调低，资本积累和贸易对价值链驱动型投资至关重要，但二者的发展预期也都在调低，一些国家债务高企，再加上政局不稳和汇率波动等因素，均削弱了许多地区对FDI的吸引力。有关投资者信心的指标，如采购经理人指数，在关键的资本输出型国家趋于疲软。
全球并购市场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2025年1月，市场对交易复苏的乐观预期还在持续，但第一季度的活动数量却大幅减少，跌至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点。即使在2025年后期全球并购出现反弹，也不一定全部转化为跨境交易。政策驱动的分化、对外国收购监管的日益严苛，以及地缘政治因素均对公司收购战略产生了影响。
不过，也有一些有利因素。主要经济体即将进入利率削减周期的预期会使贷款条件更宽松，这可能有助于稳定国际项目融资和资本密集型FDI。此外，大型跨国公司的利润水平依然保持高位，表明利润再投资仍有上涨空间。利润再投资是FDI重要而稳定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
7月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正式签署《大而美税收和支出法》（以下简称《大而美法》）。作为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的标志性立法，该法意在通过大规模减税和财政扩张应对国内经济与国际竞争压力。《大而美法》虽然没有实现特朗普竞选时提出的将企业所得税进一步降至15%的目标，但大幅扩大了税收抵免政策。此外，《大而美法》将相关税收抵免措施永久化，这为企业提供了在美国投资的确定性，显著降低了企业税负，推动企业在美国本土投资扩产。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关税不确定性背景下，跨国企业出于供应链安全考虑，也将更多投资转移至美国。特别是半导体、电动汽车和新能源等领域的企业已开始加快在美国建厂的步伐。该法通过后，半导体制造商的投资税收抵免从原来的25%提高至35%，叠加特朗普将要推出的芯片关税，使得半导体厂商在美国投资的成本和风险显著下降。虽然该法将取消所有在2027年底前未能投产的清洁能源项目的税收抵免，不过也对2026年6月前开工的项目予以了豁免。这些因素有望在短期内提振美国制造业投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美国工业空心化问题。
从行业角度看，数字经济和技术领域仍然是投资动力强劲的行业。人工智能（AI）、云计算和网络安全等行业吸引到大量投资。在2024年绿地投资额最高的10大项目中，有4个是在半导体制造业，其中3个位于美国。由于数字需求越来越大，战略性产业政策越来越多，数据中心的发展日益加快。
与此同时，贸易和投资政策也在重塑全球FDI模式。近两年来，面对一系列干扰因素的叠加，全球供应链密集型制造业FDI开始做出调整。《2024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23年制造业的绿地投资项目增加了22%，标志着该行业扭转了连续10年的下滑趋势。推动这次回升的主要原因是，跨国公司面对疫情引发的混乱，苏伊士运河以及其他全球海运关键点通行受阻，战略性行业在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下施行本地化生产等情况，开始重塑供应链。2024年，制造业绿地投资项目数进一步增长5%。
与此前一样，分散风险、保障供应和地缘政治上的结盟有可能是推动供应链重组投资在2025年兴起的主要动力。不同的是，关税措施的升级导致这些投资动力的作用被放大了。结果，生产网络重组有可能变得更迫切，尤其是对于那些容易受贸易政策变化影响的行业，以及对实时物流依赖性更强的行业。希望在关键矿产、先进制造业和数字基础设施等战略性行业构建国内产能的工业发展战略对新投资的目的地和投资结构产生了影响。贸易的碎片化发展推动企业向因地缘政治结盟的国家投资，这也助推了区域化发展，并且减少了跨境投资。
监管的变化将继续影响投资流动。美国政府正在简化监管流程，出台投资者激励措施，同时对外国投资实施更严格的审查，尤其是在与国防和技术相关的行业。欧盟与其他发达经济体亦步亦趋，导致外国投资者身处的投资环境愈益复杂。
私营资本的投资在国际投资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坐拥巨额资本的私营股权公司在技术领域和新兴市场尤其活跃。包括主权财富基金和上市社保基金在内的机构投资者在寻找稳定的、抗通胀的资产，如基础设施和数字连接。这些因素有望对FDI流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尤其是在全球追求具有发展韧性的可持续投资的大背景下。
钱志清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来源：2025年8月（上）第15期《中国外资》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