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同学，大家好。
一、导言
我今天报告的题目是，中国新柏拉图主义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这个故事的开端将从晚明讲起，利玛窦等传教士来华时，首次将西学大规模的译往中国。现代学者研究指出，利玛窦等人依赖的原始文本是当时经院哲学的大学教材《可英布拉评论》（Commentarii Conimbricenses），其主要部分基于亚里士多德哲学著作。因此，晚明清初由传教士集体所翻译和创作的作品中，亚里士多德思想占据了哲学的绝对主流，但仍能发现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的蛛丝马迹。譬如，高一志（Alfonso Vagnone）的《寰宇非太极所生》在驳斥中国太极创世说以外，还提及了普罗提诺的流溢说。当然，普罗提诺的思想在其中往往作为被攻击的靶子存在，而随着雍正年间罗马教廷禁止中国信徒崇拜祖先和孔子，从而引发了清朝禁教后，这种间接的提及也消失不见。
清末和民国时期，西学再次进入中国时，基督教的影响力有所下降，但新柏拉图主义仍与基督教脱离不开联系。其中一种情况我们可以在1930年5月29日的《申报》中见到，为了说明圣奥古斯丁这样一个伟大的基督教徒，新柏拉图主义被描述为让奥古斯丁感到不能满足的“时代学术”。另一种情况可以在1936年王特夫的哲学综述作品《怎样研究哲学》中见到，新柏拉图主义被描述为“宗教统治时期的哲学”的代表，是“神学的婢女”。在这两种情况中，新柏拉图主义或因为不够基督教而被批评，或因为太靠近基督教而被批评，也不得不让人为之莞尔。
现代中国学术界的新柏拉图主义研究开始得较晚，但发展速度不慢。1963年，朱光潜先生在《西方美学史》中翻译了普罗提诺《九章集》中的《论美》。此后还有多个《九章集》节译本出现。受到翻译顺序的影响，中国早期的普罗提诺研究有较大部分都关乎美学主题。除普罗提诺外，最早翻译过来的作品是1994年的波斐利的《亚里士多德<范畴篇>导论》，这是一个短篇作品，而且显然是受到亚里士多德研究的动力而促使的。2009年，《九章集》的第一个全译本出现，可以算是第一部全然新柏拉图主义的翻译作品。不过《九章集》非常受到中国学界重视，到目前已经有了四个版本的译本，可见中国学人对新柏拉图主义的热情高涨。普罗克洛、扬布里柯等人的作品也有翻译为中文。
二、主要研究范式分析
（一）过渡论者
在研究作品方面，第一篇研究新柏拉图主义的论文是1990年周文彬的《论普罗提诺的美学思想》。这篇论文中可以看到早期新柏拉图主义研究的典型特点。由于马克思主义传统对黑格尔的重视，黑格尔的哲学史观非常强的影响了他们对新柏拉图主义的看法。黑格尔认为新柏拉图主义“并没有建立起这样的一个自己的学派，它只是把一切哲学在自身中结合起来”，黑格尔尤其鄙视新柏拉图学派的对异教神灵的信仰，称“人们谴责普罗提诺和新柏拉图学派是狂想也是应当的”。这一评价的变种在早期的许多研究作品中都有出现，比如周文彬说“审美内视说是普罗提诺审美理论中糟粕最多的部份。这是直接为他的神秘主义世界观服务的 。”糟粕这一术语是非常具有当时时代特色的说法，背后隐含着一个强烈的进步主义线性历史观。早期的许多论文，也确实从是否能体现“进步”的角度去考察新柏拉图主义学说。譬如杨龙宾（1992）中，作者赞扬普罗提诺“发展了‘一与多’的古代辩证法”，并引用黑格尔的评价赞扬普罗克洛的思想“获得了较充分的发挥和明晰性以及科学的发展”。总之，早期的文章普遍从“古典哲学的衰落”或“连接古代与中世纪思想的中介”的角度来理解新柏拉图主义，并不太肯定新柏拉图主义自身。当他们赞扬新柏拉图主义时，更可以清楚地看明白，他们对新柏拉图主义的期待是可以为后来的思想，尤其是黑格尔所重视的思想提供某种基础。特别典型的是刁隆信（2000）中所说，“新柏拉图主义的辩证法对人类辩证法思想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成为肯定新柏拉图主义的重要原因。这基本就是在说新柏拉图主义的价值在于预告了黑格尔或马克思的辩证法。
尽管辩证法这种黑格尔/马克思传统特征、和糟粕这种时代特征过于明显的分析框架在2000年之后已很快的速度大幅降低了。但这一研究范式的影响力在后续仍一定程度存在，尤其是进行一个翻转后的模式，这类模式不再强调譬新柏拉图主义对古典哲学的继承，而是强调新柏拉图主义对基督教思想的铺垫。如寇爱林（2010）文章断言普罗提诺作为一个“宗教哲学家”，核心问题是“我们的灵魂如何走向上帝以达到灵魂与太一、 人与上帝的合一。”同时仍旧认为普罗提诺是“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继承”。而庞希云（2005）甚至将柏拉图描述为通往基督教哲学的“第一步”，而普罗提诺则是那个“伸展的阶梯”，在普罗提诺那里，基督教式的上帝虽然还没有，但也不过是“虚位以待”而已。如前期作品一样，这些作品仍然不那么关心普罗提诺本人究竟在表达什么，而是关注他到底为何有益于比如黑格尔、奥古斯丁的理论。这一点从这类文章的参考文献中也可以看出，在这些文章中，往往引用黑格尔/基督教的相关文献比引用新柏拉图主义的文献更多或更重。
（二）以文本为基础的概念重建
第一类范式当然会引致批评，凌继尧（1997）就是较早进行批评的人。凌继尧的文章做了一个关键的姿态转变。他认为，前述强调新柏拉图主义“过渡”定位的理解“既失之简单，又不够准确”。他不再问“普罗提诺在哲学史上处于什么位置”，而是问“我们对普罗提诺理解是否准确”。凌继尧呼吁从新柏拉图主义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异同、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等方面来理解普罗提诺学说本身，尤其强调“细读原著”，批评国内学界将普罗提诺的“神”混同于基督教上帝。凌继尧的这篇文章尽管在当时并没有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但可以说后来大量研究都是沿着这篇文章的道路而前进的，标志着新柏拉图主义研究终于面向了新柏拉图主义自身。到2005年以后，国内的新柏拉图主义研究作品都在文中大量引入对哲学家原著的讨论，在此基础上来提出自己的论点，成为了国内新柏拉图主义研究的主流。
其中，最典型的是刘云卿（2007），这篇文章的论证完全建立在对普罗提诺原著的分析上，避免使用后来者对普罗提诺的论断来佐证自己的观点，从而将论据建立于对原著文本的理解之上。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普罗提诺宇宙概念的整体理解。类似的还有陈越骅（2014），这篇文章更是整个主题都集中于本体论（ontology）是否是适合于形容普罗提诺理论的词汇，而文章则通过分析普罗提诺文本中hypostasis一词的用法来展开，从而指出普罗提诺处hypostasis还没有成为一个独特的最高者，也不是一个特别的术语，在不同的文本语境有着不同的意义。将讨论的话题也进一步的回归到原著文本上。
相比于第一类研究范式，这一类范式还将与当下国外研究者对话的必要性打开了，比如在2005年中国第一部关于普罗提诺的研究专著《普罗提诺的“是”的形而上学》中，作者就大量引用了同时期国外研究者的作品。而陈斯一（2016）则更是在主题上就试图直接挑战国外研究者有关普罗提诺“恶”的思想的论断。总而言之，这一类范式意味着国内新柏拉图主义研究正逐渐汇入国际学界之中。
如前所述，这类范式与第一类范式的根本区别在于，不再使用别的视角来将新柏拉图主义化约为某一简单观点，而是注意到了新柏拉图主义自身就有值得关注的独特价值。这一点上值得一提的是褚潇白和章雪富2011年的《从知识到意愿——希腊化和古代晚期哲学的转折》，此文采取了另一种相当强的立场。他们大胆提出：“希腊化哲学是西方思想的第二次起源。”也就是说，他们不仅肯定希腊化哲学有独特价值，更进一步认定希腊化哲学有着比古希腊哲学更大的价值。虽然文本中大部分讨论仍集中于普罗提诺，这仍是2005年后非常少见的从宏大叙事视角进行研究的作品。
还有一类作品与这第二类范式非常相似，他们也认同新柏拉图主义的独特价值，但他们往往不是关注作为学术思想的价值，而是关注作为启发现代人的反照样本的价值。这类范式萌芽于包利民（2000），此文虽然的主干部分仍是依据普罗提诺原著对他神圣的宇宙秩序相关学说进行分析。但也包含了相当部分的内容，用于讨论这一“大序”作为古典思想的一个范例，对于反思现代性存在哪些价值。这一类作品试图呈现的是一个试图超出学术领域的哲学，在问题意识上显著不同于大部分新柏拉图主义研究作品，这也使得他们改变了关注点，将目光转移到了那些通常被认为 “思想性较低”的作品中。比如陈驰（2025）的研究对象是奥林匹奥多罗的《柏拉图传》，他关注的不太是奥林匹奥多罗创建了怎样独特的学说，而主要是“奥林匹奥多罗如何通过呈现柏拉图的美德完善之路来吸引人进入柏拉图的哲学宇宙，并以此陶铸学生的灵魂品格。”希望这可以有益于现代中国的大学文教制度建设。
（三）跨文化比较
第三类范式尤其能凸显中国学人的独特优势，这类范式将新柏拉图主义与其他文明传统尤其是中国传统进行对话，试图打开理解各方的新视角。这种范式可以追溯到中国新柏拉图主义学术研究的起步之初。1991年，陈绍燕就比较了普罗提诺与庄子的神秘主义倾向。尽管由于时代因素，这篇文章最终认定二者“把直觉与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活动对立起来，所以不可能导致积极的认识成果”。但是，“独与天地相往来”的庄子和“与太一结合为一体”的普罗提诺之间是否有相同之处，“心斋”“坐忘”与“狂喜”（ekstasis）的区别又在何处，两种学说是否意味着某种人类共通的神秘主义体验等问题，确实打开了大量的讨论空间。此类作品时有出现，譬如2010年，谭立铸有将新柏拉图主义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评注传统与中国的注经传统相比较，不过其中关于中国的部分讨论较少。又譬如2016年，陈中雨将普罗提诺与庄子对比，其中有更多一些的涉及到中国思想的讨论。不过，文章认为庄子的思想集中于生命现象界，与建基于理智界、现象界二分的普罗提诺思想“背道而驰”，最终反而消解了二者进行有意义对比的可能性。
总之，这一类范式的本质是将新柏拉图主义从其产生的历史语境中独立出来，讨论其对比于其它视角时所能产生的贡献，这类做法当然也不限定于与中国传统的比较。除中国之外，还有学者将新柏拉图主义与印度教和佛教对比，研究“与神合一”和“通神术”等问题。此外，陈群志通过扬布里柯的思想来讨论现象学命题，也可归属于此类。
三、结语
一是研究对象过度集中于普罗提诺。这对于整体理解新柏拉图主义很不利。当然这显然与刊物方有很大关系。
二是在与国外研究者对话增加的同时与国内研究者的对话似乎反而被忽略了。这意味着没有建立一个新柏拉图主义研究的学术共同体。
三，应该更有力地表现中国人的独特视角。首当其中的是与中国传统的比较研究数量较少且不够深入，但也不局限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