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6年调查报告到长江十年禁渔：一本绿皮书里的长江生态变迁史
（全球渔业可持续发展中的上海海洋大学贡献系列之二十二）
这两本墨绿色封面的《长江流域渔具渔法渔船调查报告》静静躺在桌上，封面上烫金的帆船图案在灯光下泛着幽微的光泽。翻开扉页，“上海一九六六年”的字样映入眼帘——那是特殊年代里，长江水产研究所与上海水产学院（现上海海洋大学）共同完成的一项浩大工程。
第一册《渔具渔法》、第二册《渔船》，系统记录了那个时代长江流域的捕捞工具、作业方法和船舶类型。这是一份抢救性的调查记录，也是一份沉重的生态底账——它记录了长江渔业资源最后的丰饶，也无意中为后人留下了衡量生态衰退的标尺。
1960年：那次改变命运的联合调查
要理解这两本报告的价值，必须回溯到六年前的1960年。
那一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为三峡水利枢纽建设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家鱼产卵场调查。这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对长江鱼类资源进行系统性摸底，上海水产学院的陆桂、缪学祖、苏锦祥、赵长春、王幼槐等教师参加了调查。
调查范围覆盖长江干流（九江段）及其支流（赣江），这是长江水生生物调查的里程碑事件。正是这次调查，摸清了长江中草鱼、青鱼、鲢、鳙等家鱼的产卵场分布，为后来的渔业资源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参与调查的不仅是科研人员，除上海水产学院外，还有来自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山东海洋学院等高校的师生，以及沿江6省市的水产单位。这种“产学研”协作模式，在当年已具雏形。
1966年出版的这套调查报告，正是基于包括1960年调查在内的多年资料积累。它不仅是技术手册，更是一份生态档案——记录了长江“四大家鱼”产卵场、鲥鱼洄游路线、白鲟和中华鲟的分布等珍贵信息。
上海水产学院：长江水生生物调查的先驱
上海水产学院与长江的渊源，远比1960年那次调查更深。
早在1924年10月24日，江苏省立水产学校（上海海洋大学前身）的实习船“淞航”号（百年前也叫“淞航”号）就在侯朝海带队下，在长江口鸭窝沙至泗礁嵊山两岛间开展海洋横断观测，这是中国开展的首次海洋调查。
1956年，学校在国内高校中率先设置鱼类学与水产资源本科专业，培养目标明确为“掌握鱼类数量变动、鱼群侦查、鱼类洄游与行为等生物学调查研究能力的高级科技人才”。
1958年，王贻观教授编制完成中国第一本《渔捞海图》，这是全国海洋普查和吕四小黄鱼鱼汛调查的重要成果。
这些积淀，让上海水产学院在20世纪60年代的长江调查中担当重任。而1966年出版的《长江流域渔具渔法渔船调查报告》，正是学校与长江水产研究所深度合作的见证——这种“高校+科研院所”的协作模式，至今仍在延续。
从丰饶到枯竭：一本调查报告的残酷对照
翻开1966年的调查报告，字里行间是那个年代长江的丰饶：
渔具种类繁多：流刺网、围网、拖网、张网、钓具……每一种都对应着特定的鱼类和作业环境
渔船遍布江面：从湖北宜昌到上海崇明，数以十万计的渔民在江上讨生活
鱼类资源充沛：青鱼、草鱼、鲢、鳙、鳊、鲌、铜鱼、长吻鮠……“四大家鱼”产卵场分布广泛
但这份丰饶的记录，也成了后来生态退落的参照。
根据资料，长江鱼类资源从1960年后开始下降。1960年长江鱼苗产量达到294.4亿尾，到1982年仅为29.9亿尾。2007年卵苗发生量为37亿颗，2011-2015年均值仅为10.3亿颗。
白鲟的灭绝是最惨痛的注脚。这种被誉为“淡水鱼之王”、与恐龙同时代的物种，在1966年的调查报告中还有详细记录。但1995年后难觅踪影，2003年宜宾误捕的一尾成体成为最后记录，2022年被IUCN正式宣布灭绝。
曾任上海海洋大学鱼类研究室主任唐文乔教授曾与白鲟有过一面之缘。1992年，他在重庆试图救护一条被误捕的白鲟，但第二天清晨发现，那条1米多长的大鱼已用长长的吻部拱入池畔泥中死去。“等我们有能力去了解和帮助它时，它却再没有出现了”，这是科研人员最深的遗憾。
从“怎么捕”到“怎么护”：学科转型的阵痛与觉醒
1966年的调查报告，核心是如何更高效地捕捞。但在资源衰退的现实面前，上海水产学院的学科方向不得不转型。
1985年，梁象秋教授参加了中国内陆水域水产资源调查，负责浮游动物和淡水虾类部分，1990年获农业农村部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1989—1991年，梁象秋等参加长江排污口污水生物的调查，关注点开始从“资源利用”转向“生态保护”。
1991年，杨和荃发表《长江口的浮游生物、底栖动物、鱼类和生物残毒》论文，揭示了污染对长江生态系统的影响。
这种转型是痛苦的。老一辈学者如朱元鼎（中国鱼类学奠基人）、王以康、张友声等打下的捕捞学科基础，必须融入新的生态学、保护生物学理念。但正是这种转型，让上海海洋大学在后来的长江大保护中占据了先机。
2018年：长江大保护的“海大时刻”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18年2月2日。
这一天，上海海洋大学与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签署《长江水域生态保护战略研究合作协议》，双方共同设立长江水域生态保护战略研究中心。这是农业农村部与高校共建的首个长江保护智库，也是上海海洋大学学科转型的集大成之作。
中心成立的背后，是学校多年在长江生态研究领域的积累：
唐文乔教授深耕长江鱼类资源保护数十年，1992年试图救护白鲟的经历让他成为长江保护的坚定倡导者
唐议教授长期致力于长江禁捕政策研究，2019年带领38人团队开展“千里长江渔村行”，完成近500户渔民调研
赵静博士团队连续7年监测长江口渔业资源，2025年发表研究揭示“长江十年禁渔”初期长江口洄游性鱼类逐步回归的信号
2022年，中心升格为“农业农村部长江水域生态保护战略研究中心”。
2024年9月11日，中心学术委员会会议在上海海洋大学召开，中国科学院院士曹文宣、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衣艳荣等出席。会议透露，中心已承担政府委托专项50多项，提交决策咨询报告70余份，完成长江禁渔舆情监测报告90多期，多项成果得到党中央、国务院领导批示。
从“浦苓”号到“淞航”号：调查手段的世纪跨越
1960年的长江调查，靠的是简陋的渔船和手工记录。今天，上海海洋大学的科研手段已天翻地覆。
2021年3月，上海海洋大学与上海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共同成立长江口水生生物监测与保护联合实验室。实验室装备了：生态友好型现代化监测技术；全天候自动监测系统；珍稀水生生物（中华鲟、江豚等）实时追踪设备；环境DNA（eDNA）监测技术
2025年，上海海洋大学团队发表研究，利用改进YOLOv5s目标检测算法，实现对长江非法捕捞渔船的智能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为长江十年禁渔提供技术支撑。
从1966年的手工测绘渔具，到2025年的人工智能执法监管，技术升级的背后，是理念的彻底转变——从“征服自然”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025年：十年禁渔的“生态回响”
2025年是长江十年禁渔的第五个年头。上海海洋大学的监测数据显示，长江口的生态正在恢复：张成功、赵静等在《水生生物学报》发表的研究表明，禁渔初期长江口水域洄游性鱼类逐步回归，生态系统功能开始恢复。刀鲚、凤鲚、鳗苗等物种的种群数量呈现积极信号。
但挑战依然存在：中华鲟已连续多年未监测到自然繁殖，人工增殖放流成为维持种群的唯一手段；长江鲟被IUCN评估为野外灭绝（EW），仅靠人工保种延续；江豚数量虽有回升，但仍极度濒危。
2025年6月，上海海洋大学举办“保护长江水生生物，传承长江渔文化”科普讲座，东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蒋科技展示了长江生物从濒危到复苏的“生态逆袭”历程。这既是科学报告，也是历史见证——见证着从1966年调查报告到2025年生态恢复的长江变迁。
从绿皮书到绿色长江
这两本1966年的绿皮书，现在静静地躺在档案馆里。它们的纸张已经泛黄，墨迹已经褪色，但记录的历史依然鲜活。
它们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生产智慧——那种在简陋条件下与江河搏斗的生存技艺；也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生态无知——那种认为江河资源取之不尽的盲目乐观。
从1966年到2025年，上海海洋大学（及其前身上海水产学院）完成了从“捕捞学科”到“生态学科”的转型，从“资源利用”到“资源保护”的升华。这种转型，是中国渔业学科发展的缩影，也是人类对自然认知深化的见证。
2022年，上海海洋大学在“十省百县千户”长江退捕渔民跟踪调研出征仪式上，时任校党委书记王宏舟说：“这是党和国家'为全局计、为子孙谋'的重要决策。"
这句话，或许是对1966年那份调查报告最好的回应——当年我们学会了如何从长江获取食物，今天我们必须学会如何让长江永续流淌。
从“淞航”号首次海洋调查，到长江十年禁渔，再到生态恢复初现成效的2025年，上海海洋大学与长江的故事，已经书写了整整101年。
而这，远未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