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册的剖析为我们揭示了一个正在重塑美国科研基因的宏大解析，从曼哈顿的紧急动员到阿波罗的举国集结，“创世纪计划”在历史类比中汲取政治合法性，更通过“数据-算力-模型-实验”的闭环整合，勾勒出“AI重塑科学”的范式革命愿景。然而，当我们将目光从蓝图转向现实，从战略构想投向实施土壤，一幅更为复杂且充满张力的图景徐徐展开。
本篇我们将聚焦于“创世纪计划”落地过程中的深层博弈与全球涟漪，直面一个根本性的追问，当一项国家能力重建的宏伟计划遭遇科研经费削减的财政现实、能源基础设施老化的物理瓶颈、以及州级监管碎片化的政治掣肘时，其内在张力将如何演化？更重要的是，作为对华竞争策略的升级版，该计划如何从“防御性脱钩”转向“进攻性体系构建”，并试图通过“AI for Science”开辟技术代差的新赛道？
一、相似性维度
1.1 国家紧急动员机制与行政权力的集中运用
三个计划的共同特征是国家紧急状态下的行政权力集中运用。曼哈顿计划依托战时《战争权力法》，绕过常规采购程序实现快速决策；阿波罗计划以肯尼迪总统的国会演说为政治动员起点，获得跨党派持续支持；“创世纪计划”则通过总统行政令启动，赋予能源部长广泛权限以克服官僚惯性。这种“例外状态”治理模式的核心在于：将技术竞争重新框架为“国家生存威胁”，从而为非常规资源动员提供合法性。
1.2 跨部门、跨机构的资源整合规模
三个计划均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资源整合：
“创世纪计划”宣称整合17个国家实验室、超过40,000名联邦科学家、以及24家以上科技巨头 ，其规模预期与阿波罗计划相当，但实际资源承诺存在显著不确定性，行政令四次强调“视可用拨款情况而定”。
1.3 公私合作模式的大规模实践
三个计划均依赖公私合作，但合作结构存在差异：
“创世纪计划”的公私合作更强调市场机制和竞争激励，企业保留更多自主权和商业化空间，但也承担更多风险。
1.4 技术民族主义与意识形态竞争的色彩
三个计划均深嵌于意识形态竞争框架。曼哈顿计划针对纳粹德国的核威胁，阿波罗计划回应苏联的太空挑战，“创世纪计划”则明确将中国在AI领域的快速崛起作为核心关切。这种竞争框架既是资源动员的合法性来源，也塑造了技术发展的优先方向和治理模式。
二、差异性维度:时代条件与技术特征
2.1 技术属性：单一武器系统 vs. 通用赋能技术
AI作为通用赋能技术的根本特征，决定了“创世纪计划”无法简单复制前两个计划的成功模式，通用技术的竞争逻辑不同于单一技术。其关键不在于某一具体产品的领先，而在于“创新生态系统”的整体效率，包括科学发现的速度、技术转化的顺畅度、人才储备的厚度、以及基础设施的完备性。
2.2 创新生态：封闭保密 vs. 选择性开放与标准竞争
“创世纪计划”的“选择性开放”策略体现了当代技术竞争的基本特征，完全封闭既不可行也无效率，完全开放则丧失竞争优势。通过盟友协调和标准输出，美国试图在开放与管控之间寻求最优平衡。
2.3 国际环境：热战/冷战两极 vs. 多极化与相互依存
多极化与相互依存的国际环境，使得“创世纪计划”面临更复杂的战略博弈，盟友并非无条件追随（欧盟AI主权诉求、日韩技术自主努力），竞争对手并非完全隔离（中国通过开源、人才、第三方渠道获取技术），非国家行为体拥有显著的战略自主性。
2.4 产业基础：政府主导从零开始 vs. 依托成熟商业生态
“创世纪计划”依托成熟的商业AI生态，既是优势也是约束。优势在于可以快速获取前沿技术和人才，约束在于需要协调政府目标与企业利益的潜在冲突。
三、独特之处：“创世纪计划”的新范式特征
3.1“AI for Science”作为科研基础设施而非单一产品
“创世纪计划”最核心的创新，是将AI定位为重塑科学研究方式的基础设施，而非单一技术产品。曼哈顿计划的目标是原子弹，阿波罗计划的目标是登月，而“创世纪计划”的目标是构建一个自我演进、持续优化的科研创新平台。
这一转变具有深远意义：
A.从“项目”到“平台”：不是完成特定任务后解散，而是持续运营、动态扩展
B.从“产品”到“能力”：不是交付固定成果，而是赋能广泛的研究者社区
C.从“封闭”到“开放”：不是保密完成后解密，而是选择性开放、持续迭代
3.2 数据-算力-模型-实验的闭环整合架构
ASSP的四层架构（高性能计算、数据资源、AI模型、实验执行）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整合深度。这一闭环设计使得科学研究从“离散项目”转变为“持续流程”，从“个体智慧”转变为“集体智能”。与历史上任何科研基础设施相比，ASSP的整合度和自动化水平都是空前的。
3.3 动态演进的目标设定与年度调整机制
与曼哈顿计划和阿波罗计划的固定目标不同，“创世纪计划”建立了动态调整机制：年度审核挑战清单，根据技术进展和竞争态势调整priorities。这一设计反映了对AI技术快速演进特性的适应，但也带来了战略连续性的风险，频繁的目标变更可能削弱执行聚焦，政治干预可能扭曲资源配置。
3.4 军民融合的深度嵌入与双重用途治理挑战
“创世纪计划”的军民融合程度远超阿波罗计划，与曼哈顿计划相当但形式不同。核武库安全、国防材料研发等明确列入战略支柱，同一平台和技术能力同时服务于民用科研和军事应用。这种“双重用途”特征带来了独特的治理挑战，如何在促进开放科学的同时防止敏感技术扩散？如何在吸引国际人才的同时管控安全风险？如何在加速创新的同时维护伦理底线？这些张力将在计划实施过程中持续显现。
四、历史地位与潜在影响的再评
4.1 超越“简单类比”：计划成功的条件依赖分析
“创世纪计划”的历史地位将高度依赖于其实施成效，而成功需要满足多重条件：
4.2 对21世纪国家创新体系范式的示范效应
若“创世纪计划”取得显著成效，可能产生广泛的范式示范效应：为国家层面整合分散创新资源提供模板；为“AI+科学”的跨领域融合开辟路径；为公私合作的新型研发组织形式建立标杆。反之，若计划未能达成预期目标，可能强化对“政府主导创新”的质疑，巩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回潮。
4.3 技术-经济-安全循环的强化与风险
“创世纪计划”的设计体现了技术-经济-安全三重目标的深度捆绑：AI技术进步强化能源安全和国防能力，能源保障支撑AI算力扩张，安全需求驱动前沿技术研发。这一循环若运转顺畅，可能形成自我强化的国家竞争优势；若任一环节断裂，则可能产生连锁负面效应。
一、美国AI战略的三阶段演进
1.1 奥巴马-拜登时期：伦理治理与风险预防导向
奥巴马政府末期（2016年）发布的《国家人工智能研究与发展战略计划》，首次将AI提升为国家战略优先级，但侧重于基础研究资助和人才培养。拜登政府延续了这一方向，同时加强了对AI伦理风险和安全治理的关注——2023年的《AI风险管理框架》和关于AI的行政令，体现了“发展优先、风险可控”的平衡思路。这一时期的特征是：政府角色相对有限，主要依靠监管引导和资助激励，而非直接介入创新过程。
1.2 特朗普第一任期：去监管与产业松绑
特朗普第一任期（2017-2021）的AI政策相对零散，但已显现出去监管和强化竞争的倾向。2019年签署的《维护美国人工智能领导地位的行政令》强调减少AI发展的监管障碍，保持美国在AI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这一时期的特征是：意识形态上的市场优先，但缺乏系统性的资源投入和组织动员。
1.3 特朗普第二任期：“创世纪计划”与国家能力重建
特朗普第二任期标志着美国AI战略的根本性转型。从2025年1月的AI领导力行政令、7月的《人工智能行动计划》、到11月的“创世纪计划”，形成了完整的政策链条：去监管→基础设施投资→国家科研工程。这一转型的核心是将AI竞争从“企业层面的市场竞争”重新框架为“国家层面的体系竞争”，政府角色从“规则制定者”扩展为“创新组织者”和“基础设施运营者”。
二、对华科技竞争的策略升级
2.1 从“防御性脱钩”到“进攻性体系构建”
“创世纪计划”标志着美国对华科技竞争策略的范式转变，这一转变的深层动因是认识到在高度互联的全球技术生态中，完全封锁既不可行也无效率；唯有通过体系化的创新能力建设，才能在长期竞争中保持领先。
2.2 “AI+科学”作为技术代差战略的核心赛道
“创世纪计划”将“AI for Science”作为差异化竞争的核心赛道，其战略逻辑在于：中国在AI应用层面的快速推进（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等）已形成规模优势，但在基础科学研究的AI赋能方面，美国仍具有传统优势（顶尖大学、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通过将竞争焦点从“应用落地”转向“科学发现”，美国试图发挥其在基础研究领域的积累，重建难以复制的技术代差。
这一战略选择的风险在于：若AI for Science的突破性进展滞后于预期，或中国通过替代路径实现追赶，则差异化优势可能难以维持。
2.3 联邦数据与算力资源的“武器化”与排他性使用
“创世纪计划”的设计体现了联邦科研资源的“武器化”倾向：将联邦科学数据集、国家实验室超级计算机等公共资产，转化为排他性的竞争优势来源。三级数据开放体系中的“国家安全级”数据严格限制访问，“专门级”数据限于特定合作伙伴，实际上构建了一个“圈内-圈外”的分层结构。这种排他性使用与“开放科学”的传统理念存在张力，也可能引发国际科学界的批评。
三、技术封锁与标准竞争的协同
3.1 芯片出口管制的持续收紧与盟友协调
“创世纪计划”的启动并不意味着放弃技术封锁，而是将封锁与体系建设协同推进。2025年，美国在芯片管制方面呈现“精准化”趋势：对英伟达H20等“降级版”芯片恢复有条件出口（附加15%营收分成、位置验证等要求），但对更先进芯片维持严格禁运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这种“精准管控”旨在平衡多重目标：延缓中国AI进步、维护美国企业市场份额、以及获取情报监控能力。
盟友协调是封锁策略的关键变量。日本、荷兰在光刻机出口管制上的配合，以及“芯片四方联盟”（美日韩台）的构建，体现了美国打造”技术同盟”的努力。然而，盟友的技术主权诉求（如欧盟的“数字主权”战略、韩国的半导体自主努力）与美国的协调目标存在潜在冲突。
3.2 AI基础模型、数据格式、安全协议的全球标准推广
“创世纪计划”的深层目标之一，是在全球AI治理规则制定中占据主导地位。通过推广“安全可信AI”的话语体系、建立美国主导的认证机制、以及输出ASSP平台的技术标准，美国试图形成“标准锁定”效应，使全球AI发展路径依赖美国的技术生态。这一策略与中国的“AI+倡议”、欧盟的《AI法》形成三方竞争格局。
3.3 “选择性开放”策略与AI版五眼联盟”构想
“创世纪计划”的盟友参与机制体现了“选择性开放”策略：核心技术和数据对“可信伙伴”开放，对竞争对手严格隔离。沙特主权基金通过”阿拉伯半岛AI超算走廊”注入资，日本、英国、以色列等国的潜在参与，暗示了“AI版五眼联盟”的构想雏形。这种小多边排他集团，既是对传统多边主义的修正，也是对全球AI治理碎片化趋势的回应。
四、内部张力与可持续性挑战
4.1 科研经费削减与计划雄心之间的政策矛盾
“创世纪计划”面临的最直接矛盾，是政策 rhetoric 与实际资源配置的落差。特朗普政府同时推进的大规模科研经费削减，例NSF预算削减超过50%、NIH预算削减40%与“提高效率”的叙事形成尖锐对比。这种“先拆台、再建楼”的做法可能损害美国科研体系的长期能力，也使得“创世纪计划”的资源承诺显得脆弱，行政令四次强调“视可用拨款情况而定” 。
4.2 能源基础设施老化（D+评级）与算力需求的现实缺口
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的老化是“创世纪计划”面临的物理约束。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2025年报告将电网评级为D+，输电系统的扩容滞后、可再生能源并网困难、以及极端天气下的韧性不足，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AI数据中心的电力需求增长（预计2030年占全美用电量8%以上）与电网升级速度之间的差距，可能构成计划实施的瓶颈。
4.3 州级监管碎片化与联邦统一标准的冲突
尽管特朗普政府通过行政令试图建立联邦统一的AI监管标准，但州级监管的碎片化仍是现实挑战。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等蓝州的AI监管立法（如算法问责、消费者保护）与联邦的“最低负担”原则存在冲突，可能形成“双轨制”监管格局，增加企业合规成本，削弱美国AI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一、“技术帝国主义”新形态的特
1.1 科研-基础设施霸权作为结构性权力来源
“创世纪计划”代表了“技术帝国主义”的新形态：不再仅仅依靠军事强制或经济剥削，而是通过科研基础设施的控制、技术标准的制定、以及创新生态的塑造，形成结构性的权力不对称。ASSP平台一旦建成并运行，将成为全球科学研究的关键节点，接入者获得加速创新能力以及排斥者面临边缘化风险。这种“基础设施霸权”比传统的技术封锁更具渗透性和持久性。
1.2 “准入壁垒”机制：联盟成员 vs. 技术边缘化风险
“创世纪计划”的治理设计隐含了“准入壁垒”机制：通过背景审查、技术协议、数据访问权限等门槛，将全球研究机构和企业划分为“圈内”与“圈外”。圈内成员获得联邦数据、超级算力、前沿模型的访问权限，享受创新加速的红利；圈外成员则被排斥在这一生态之外，面临技术边缘化的风险。这种机制可能加剧全球科技发展的分化，形成“中心-边缘”的不平等结构。
1.3 从“数字鸿沟”到“智能鸿沟”的全球分化加剧
若“创世纪计划”取得预期成效，全球技术发展的不平等可能从“数字鸿沟”升级为“智能鸿沟”，这不仅是信息获取能力的差距，更是AI赋能的创新能力的系统性差距。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及其盟友，通过国家级AI平台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发展中国家则因缺乏相应基础设施而进一步落后。这种分化可能重塑全球产业链分工、国际权力格局、以及发展路径的多样性。
二、国际社会的多元反应
2.1 盟友国家的战略追随与利益博弈
盟友国家对“创世纪计划”的反应呈现分化态势，沙特通过“阿拉伯半岛AI超算走廊”注入资金，体现了资源型国家以资本换取技术准入的策略。欧盟的《AI法》和“欧洲共同利益重要项目”则显示了技术主权诉求与对美协调之间的张力。
2.2 全球南方国家的技术依附与主权AI能力建设困境
全球南方国家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缺乏建设国家级AI平台的技术能力和资金资源，可能陷入对美国技术生态的依附；另一方面，盲目追随“创世纪计划”模式，可能丧失发展路径的自主性和多样性。部分国家（如印度、巴西、印尼）正在探索“中间道路”，例如通过区域合作、南南协作、以及选择性参与全球平台，寻求技术能力的渐进积累。
2.3 中国“AI+“倡议与超级计算科学网络的应对
中国的应对策略呈现多线并行特征：在应用层面，持续推进“AI+“行动，深化AI与实体经济融合；在基础设施层面，构建超级计算科学网络，整合国内算力资源；在科研层面，加强“AI for Science”投入，特别是在材料、生物、能源等领域；在国际合作层面，通过“一带一路”数字合作、金砖国家机制等，拓展技术伙伴关系。
中美两国在AI领域的竞争，正在形成“平行体系”的雏形：各自的技术标准、数据治理规则、创新生态系统，以及有限的交叉互操作。这种格局的长期演化，将深刻影响全球科技发展的走向。
三、全球AI治理规则的竞争性塑造
3.1 美国“安全可信”话语与认证体系的技术锁定效应
“创世纪计划”的推广伴随着“安全可信AI”话语体系的输出：将美国的技术标准和治理模式包装为“全球最佳实践”，通过认证机制、合作伙伴网络、以及国际组织的议程设置，形成技术锁定效应。这种话语策略既是对国内安全关切的回应，也是对国际规则制定权的争夺。
3.2 多边主义 vs. 小多边排他集团的路径竞争
全球AI治理面临路径竞争：美国主导的小多边排他集团、欧盟推动的多边规则框架、以及中国倡导的发展中国家参与。三种路径在成员资格、规则内容、执行机制上存在显著差异，其竞争结果将塑造21世纪全球技术治理的基本架构。
3.3 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机制的制度碎片化风险
若上述路径竞争未能形成有效协调，全球AI治理可能陷入，多重重叠但互不兼容的规则体系、各自为政的标准制定机构、以及缺乏权威争端解决机制的制度碎片化。这种碎片化将增加跨国企业的合规成本，阻碍技术的全球流动，并可能在危机情境下（如AI安全事件）导致协调失灵。
四、对全球科技产业链的重构效应
4.1 半导体、云计算、AI模型产业链的阵营化重组
“创世纪计划”及其配套政策，正在推动全球科技产业链的阵营化重组：
4.2 关键矿产与能源供应链的“友岸外包”压力
AI基础设施的扩张对关键矿产（锂、钴、稀土等）和清洁能源的需求激增，推动了供应链的“友岸外包”压力，从地理上分散供应来源，从政治上确保“可信伙伴”主导。这种重组与气候变化目标（清洁能源转型）相互交织，形成复杂的政策权衡。
4.3 科研人才流动与STEM签证政策的工具化
“创世纪计划”的成功依赖于全球顶尖AI人才的汇聚。特朗普政府的STEM签证政策改革，既强调吸引人才，又强化安全审查，体现了人才政策的工具化：将签证准入作为战略竞争手段，对“可信来源”开放，对“风险来源”限制。这种政策可能加剧全球人才流动的政治化，损害科学共同体的开放性传统。
一、“创世纪计划”的核心评估
1.1 战略设计的系统性与创新性
“创世纪计划”在战略设计上体现了显著的系统性和创新性：将AI定位为通用性战略技术和科研基础设施，而非单一产品；构建数据-算力-模型-实验的闭环整合架构；设计动态演进的目标机制以适应技术快速变化；以及深度嵌入军民融合和双重用途考量。这些设计超越了传统的科技政策框架，代表了国家创新体系组织方式的重要实验。
1.2 实施层面的不确定性与关键瓶颈
然而，计划的实施前景面临多重不确定性：
1.3 对美国科技霸权的短期强化与长期透支风险
“创世纪计划”对美国科技霸权的影响具有双重性：短期内，通过国家资源动员和体系整合，可能强化在AI for Science领域的领先优势，提振国内产业信心和盟友追随意愿；长期而言，若计划未能达成预期目标，或过度消耗公共资源而挤压其他创新投入，可能产生透支效应，例如损害美国创新生态的多样性和韧性以及加速全球技术多极化趋势。
二、对中国的启示与应对思
2.1 国家创新体系整合的镜鉴与差异化路径
“创世纪计划”为中国提供了重要镜鉴：国家层面的战略统筹、科研基础设施的平台化整合、以及公私合作的机制创新，都是值得借鉴的经验。然而，中国的路径也应体现差异化：发挥应用驱动、场景丰富的优势，在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等领域深化“AI+“融合；加强基础研究的长周期投入，在数学、物理、生命科学等底层领域积累突破潜力；以及构建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网络，避免技术孤立。
2.2 基础研究与“AI for Science”的战略投入优先级
“创世纪计划”将竞争焦点引向“AI for Science”，中国需在这一领域加大战略投入：建设国家级AI科研平台，整合超算中心、大科学装置、和数据资源；支持AI for Science的基础算法和软件工具开发，降低对国外平台的依赖；以及在材料、能源、生物、气候等重点领域，形成AI赋能的系统性突破能力。
2.3 开放合作与自主可控的动态平衡
面对“创世纪计划”带来的技术阵营化压力，中国需在开放合作与自主可控之间寻求动态平衡：在核心技术和基础设施领域强化自主能力，降低“卡脖子”风险；在应用层面和国际合作中保持开放姿态，避免自我孤立；以及积极参与全球AI治理规则制定，争取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代表权。
三、全球AI治理的未来图景
3.1 技术多极化与标准分裂的潜在趋势
“创世纪计划”的推进，可能加速全球AI发展的多极化和标准分裂：美国及其盟友形成的技术阵营、中国的自主发展路径、以及欧盟的规制主导模式，三者之间的竞争与互动将塑造未来格局。这种多极化既可能促进创新多样性，也可能增加协调成本和冲突风险。
3.2 人工智能军备竞赛的管控与危机预防机制需求
随着AI技术向军事和安全领域的深度渗透，AI军备竞赛的风险日益凸显。“创世纪计划”的军民融合特征，以及类似举措在其他国家的跟进，可能加剧这一趋势。建立危机预防机制，如AI安全红线、意外事件通报、以及战略稳定对等，都成为紧迫的国际议程需求。
3.3 迈向包容性全球AI治理框架的可能性与障碍
最终，全球AI治理的演进方向，将取决于主要行为体的战略选择：是走向阵营对立和碎片化，还是寻求包容性框架和协调机制。“创世纪计划”的设计体现了竞争优先的思维，但其长期成功也可能依赖于一定程度的国际开放和合作。如何在维护国家利益与促进全球公共利益之间寻求平衡，将是21世纪AI治理的核心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