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2025年11月，严禁任何商业用途。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人均GDP从1万美元向2万美元跃迁的关键窗口期。参照日、韩、新等经济体的经验，这一阶段的核心特征是增长动能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历史数据显示，日本（1980年代初）与韩国（2000年代初）在跨越这一门槛时，全要素生产率（TFP）对GDP的贡献率均显著超越了传统的资本与劳动力投入。
在这一过程中，通过产业高端化引发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是汇率定价的核心逻辑。但需注意，这种本币实际有效汇率的提升，并非单纯的价格上涨，而是建立在劳动生产率增速超过非贸易部门的基础之上。随着出口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型，本币通过承载更高附加值的商品属性，逐步具备优质资产的稀缺性，从而在保持国际竞争力的前提下，吸引全球资本进行基于全产业链韧性的长线配置。
相较于历史上的被动升值压力，中国目前采取的是以国家意志为引导的主动产业升级。在这一进程中，我们通过跨周期调节平衡增长与转型的关系。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本质上是为了给产业升级留出缓冲空间，避免过快的名义汇率升值反噬出口部门的研发投入能力。
这种“以我为主”的调控定力，旨在确保增长重心稳步转向内生结构调整。央行对汇率弹性的容忍与管理，反映了在复杂博弈下人民币长期价值回归的理性节奏：即通过稳健的货币环境，确保国内产业链在向全球价值链顶端攀升时，不因外部金融脉冲而中断进程。
同时，从宏观周期看，过去三十年的增长红利正面临全球需求放缓与国内去杠杆的存量出清阵痛。为了对冲周期性收缩，货币政策保持了相对充裕的流动性，但流动性的释放必须通过有效的载体才能转化为增长动能。随着房地产蓄水池功能的战略性弱化及债权资产收益率的趋势性下行，银行体系内的存量资金面临重新定价的需求，或许越来越需要依靠股市解决。
当然，我们依然需要正视资金流入股市是基于风险偏好修复的综合反应。不过我们能看到，中国股市正通过制度性改革，逐步成为承接超发M2、支持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载体。这一过程同时也依赖于企业盈利能力的趋势性改善，使股市具备承载长线资本的价值洼地属性，而非单纯的流动性溢价。
不可否认，中国市场仍受美联储货币政策脉冲及中美利差波动的影响。但在博弈关键期，内需体系的强化与自主可控产业链的构建，正在增强国家意志对外部风险的减震能力。通过制度性开放，中国正逐步弱化对外部单一货币政策的依赖，转而构建一套基于自身产业周期的宏观调控体系。当国内政策驱动力达到临界点，人民币资产将不再仅仅是全球流动性的卫星资产，而将成为具备独立周期的核心配置资产。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部分人民币资产已步入风险出清、逻辑重塑的新阶段。在经历了一轮筹码交换后，能够同时享受“生产率提升和本币升值溢价+信贷结构优化+高端产业扶持”多重红利的资产，具备极强的价值重估潜力。这种增长是微观企业造血能力提升与宏观战略红利交汇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经济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持续上升后的资产价值重对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