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生出国留学与归国就业的情况在最近几年变化很大,这本质上是人才的流动与选择,但流动的方向与目的性发生了巨大不确定性。在宏观数据上,「回流」的留学生数量变多,这代表着什么?
在100年,我们留学是学习美英先进的知识,目的是救国为先,最早的留学开始于国家行为,由美国提出的庚款留学方案让中国学生开始定期固定人数赴美留学,也确实实现了救国、富国的目标。关于这一段历史,可参考文章 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百年史 (1909-2026)。

留学生热门留学目的地
而后来的留学,更聚焦实现家庭和个人目标。
领英发布的《2025中国留学生归国求职洞察报告》部分反映了留学生对当前时代机遇下的就业选择。他们没有被宏大叙事所影响,而是带着全球化视野和务实主义,重新审视职业价值与生活的意义。

留学生毕业专业:理工与商科是主流
同时,2026年也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在国家战略与发展趋势上,都需要人才归潮,而现实情况也在逐渐走向这个趋势。从这个方向来说、从百年留学史的战略初衷来说,这都是积极的信号,对中国长远发展也有积极的意义——这种意义也将会清晰地体现到个人身上。
趋势一:回国成主流,动机从宏大叙事转向「小家」与「自我」的平衡
报告最显著的信号是,回国发展已从一种「选项」固化为一种「常态」。这个趋势似乎习以为常,但至少5年前,10年或更久以前,留学回国并不是这种叙事模式。
数据显示,2025年选择回国发展的留学生占比高达54%,而计划留在海外的比例则下降了20个百分点。这种决策的背后,是多方面因素变化的结果,主要包含全球权力格局与经济趋势,以及技术发展趋势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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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回国,首先包括非常重要的家庭因素。
报告显示,「家庭因素」(离家人更近、家庭资源支持)以高达65%的比例,与「生活文化环境」(65%)并列成为留学生归国的首要动因。这标志着情感归属和文化认同在决策天平上的权重长至高点——在不久远的几年前,同样的现象并不是出于这样的原因,而目前,这样的决策点被视为一种远见的决策。

留学生回国就业三大驱动力
对于成长于全球化时代、但文化根基仍在东方的年轻一代,家庭不仅仅是后盾,更是他们构建未来生活稳定性的基础。
以及,对发展机会的「理性看待」。虽然对「国内更好的事业发展机会」的看好(49%)仍是重要动因,但其排序已在家庭和文化之后。这表明留学生对国内职场的认知更加成熟,多数人不再盲目迷信「遍地是机遇」,而是将其作为一个与其他因素,比如生活成本、工作压力、文化适应并列考量的变量。
这是一种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过渡。
而今天确实是一个这样的时代,这也是时代发展中自我纠正机制的体现,即在一段理想主义时期之后,就要回归现实主义。相关观点,可参考2025年文章 当人们不再抱着崇高的理想,想要摘天上的星星,而是把注意力放到现实问题上。
这种动机的转变,意味着留学生的归国决策更加个人化与多维度。大家寻求的不再是单一的职业成功,而是一个包含事业成就、家庭陪伴和文化舒适度的综合优解。
趋势二:求职更加清醒与务实
与往年相比,2025届留学生的心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再把诸多因素归于「宏观环境」作为结果,而是在个人执行方面找具体办法。因为这不会是一个短期的宏观情况,最有效的办法不是对环境的分析与下结论,而是真正找到解决办法,尤其是个人出路。
数据显示,认为「求职竞争激烈」是主要挑战的留学生比例,从2024年的44%降至2025年的10%。这并不意味着竞争不再激烈,而是新一代留学生对竞争有了更强的心理韧性和适应性。他们普遍认可自身优势(90%认为回国有优势),并将竞争视为既定事实,而不是阻碍个人前进的障碍。
多数人将焦虑的焦点转移到了更具体、更可操作的层面。「求职信息不对称」(29%)、「缺乏相关工作经验」(29%)以及「不知道采用哪些求职渠道」(从16%上升至24%)成为三大核心痛点。
这揭示了留学生面临的困境:不缺乏意志力,但缺少精准与高效求职路径。
为了应对这种挑战,近半数(45%)的留学生在毕业前就已开始海外求职。同时,留学生对求职时间的预期也显著拉长,认为需要3-6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找到工作的比例增加。这表明留学生对求职的艰难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并愿意投入更多时间进行长期规划。

留学生求职准备情况
这种心态的「落地」是成熟的标志。更多的人带着清醒的认知去选择,不再抱怨环境,去积极地寻求解决自身短板的方法。
趋势三:择业回归理性:寻求稳定、长远发展与生活质量三方面的最大公约数
在具体的择业选择上,2025届留学生归国择业考虑的前五大因素仍为薪资福利待遇、职位发展前景、工作稳定性、工作生活平衡以及工作性质与个人志趣的契合。这种理性和多元化,类似于「精明的投资者」,在不同选项间分散风险、寻求长期回报。

留学生就业考虑因素
首先,在行业选择上,呈现出在「高景气」与「求稳定」之间摇摆的情况。
高科技与互联网依然是首选,占比49%;政府、教育、非盈利机构首次超越金融,跃居第二位,占比25%。这一变化很有象征意义,它反映了在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工作的「稳定性」和「社会价值」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留学生群体正在从单纯追逐风口转向寻求更具安全感的职业选择。
就像「精明的投资者」,这样的选择极具辨识度——能够穿越周期的好的选择,而且多数人都能对这样的选择达成一致。
而一个小的细节是,在5-10年前,大家对于怎样选择职业与发展有非常宏大的分歧,尽管现在依然有分歧,且这是个人价值观不同的本质体现,但分歧也依然能够建立在特定的语境中理性讨论,这是时代与互联网技术让大众智识上升了一个台阶的反映。
其次,在就业选择上,长三角(35%)、粤港澳大湾区(20%)等核心经济圈依然是主要的人才吸纳地。但值得高度关注的是,选择「回到家乡所在地」的比例高达21%,甚至超过了京津冀。

留学生首选就业地点
这背后是「职业发展」(70%)与「家庭因素」(49%)两大考量的博弈与融合,体现了留学生在平衡高线城市机遇与低线城市生活质量、家庭亲情之间的新答案。

留学生首选目标企业类型
第三,在企业选择上,外资企业(53%)虽仍是首选,但其光环效应正在减弱。民营企业(21%)紧随其后,特别是具备全球化业务布局的民营企业吸引力巨大。留学生不再简单地以企业性质作为标签,而是更看重企业是否能提供一个具备「全球化潜力」的平台,这既是对自身国际视野价值的肯定,也是对未来职业发展空间的务实投资。
趋势四:薪资预期「K型分化」:自信与务实的双重写照
薪资预期是衡量人才供需关系和自我价值认知最直接的指标。2025年,留学生群体的薪资预期呈现出显著的「K型分化」趋势。
「K型分化」指的是,有的人情况越来越好,而另一些人则越来越差,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就像字母「K」的两笔的走向,一笔朝上走,一笔朝下走,差距很大。
首先是留学生的中高薪区间「塌陷」。期望月薪在12-18K和18-25K这两个中高薪区间的比例均下降。这部分留学生可能对国内薪酬体系和竞争现实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主动调整预期以适应市场。

留学生就业行业偏好
其次,高薪与中低薪区间的都在增长。一方面,期望月薪大于25K的比例从12%显著提升至17%。这部分通常是拥有顶尖学历、热门专业或稀缺技能的毕业生,他们对自身的市场价值抱有自信。另一方面,接受8-12K中低薪水的比例也从26%上升至33%。这部分留学生则展现了极强的务实精神,愿意「先进门、再发展」,以实践经验换取未来的跃升空间。
这种K型分化地反映了留学生群体内部的价值分层,以及个体基于自身竞争力对市场做出的判断。模糊的、平均化的期望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更加个性化与战略性的薪资定位。
趋势五:归国博士——选择更多、更看重发展环境
中国海外博士留学生群体仍以男性为主,且年轻化趋势减缓。美国是中国博士留学持续不变的首选,而第二梯队由科研技术发达的英、德、澳取代,科学技术导向渐显。
在博士留学专业选择方面,理工科类依旧稳坐主流地位,文科类选择范围呈现增加态势。
而美国与工科的选择,其实与100多年前由中美达成的1,100美元庚子赔款演变的中国学生留学美国的情形类似。相关话题可参考深度文章 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百年史 (1909-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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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毕业生的目标相对明确,且高度聚焦。博士群体的就业选择高度集中于「科研与技术岗位」,行业偏好也直指高科技与互联网、生物、医药、大健康,以及通信、半导体等战略性新兴领域。
博士的薪资预期更高,更重「软环境」。有超过半数(53%)的博士预期月薪在25K以上,远高于整体留学生水平。同时,他们对工作灵活性、兴趣契合度的需求显著增长。这表明,对于顶级博士人才,除了高薪,能够提供自主的空间、匹配其研究兴趣的「软环境」同样至关重要。
博士群体获取信息更依赖「企业官网」,以及校友、老师、朋友推荐等高信任度渠道,对泛化的招聘平台依赖度较低,更倾向于精准的岗位匹配信息和权威的政策解读。
终极问题:留学回国是正确的选择吗,或者是好的选择吗?
这个答案与100多年前一样,有一些赴美留学的人才回国了——像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竺可桢,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的胡适,伍斯特理工学院的梅贻琦,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的梁思成,哥伦比亚大学博士金岳霖,加州理工学院博士钱学森等;也有一些未回国——像哈佛大学博士赵元任等。这些选择都没有好坏,只是更关注个人此身此地此时的选择,外人的判断或解读可能都是空中楼阁而缺乏实际意义。
每个人遭遇的现实与家庭情况并不相同。对于多数硕士留学生来说,回国是一个可预见的常规选项,但对于那些计划长期在海外发展的本科学生来说,归国就业面临的情况并不相同。
最好的思考方式与决策方式应该是与以上整体呈现的趋势一样:即以个人的价值观与利益为起点,理性的、务实的规划个人发展,这样的选择与时代方向吻合,也是一种高效的社会人才分流方式。
可添加文章末尾微信获取《2025中国留学生归国求职洞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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