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分析与指标

本章介绍了期货投资分析中涉及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及宏观经济指标。本章共分三节。第一节是宏观经济分析的基本框架，介绍了总需求、总供给、经济增长、经济周期等基本概念及其相关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第二节是主要经济指标，阐释了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就业数据、价格指数、采购经理人指数等指标及其分析与应用。第三节是货币金融指标，阐述了货币供应量、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汇率等指标及其分析与应用。

期货投资需进行宏观经济分析。宏观经济分析是以国民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以既定的制度结构为前提，分析国民经济的总量指标及其变化，研究国民收入的变动与就业、通胀、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等之间的关系。宏观经济指标的数量变动及其关系反映了国民经济的整体状况，因此，宏观经济分析的核心就是宏观经济指标分析。期货投资中的宏观经济分析就是以宏观经济理论为基础，确立相应的分析框架，解读各种经济指标数据，分析经济运行及宏观经济政策对期货市场价格的影响。

总需求是经济社会对产品与劳务的需求总量，或用于购买产品与劳务的支出总和，通常以产出水平来表示，由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构成。影响总需求的因素既包括价格水平、收入水平和对未来的预期，也包括诸如税收、政府购买或货币供给等政策变量。在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模型中，总需求决定国民收入和就业水平，因此，总需求分析是宏观经济理论的核心。

总需求函数是指以产量所表示的总需求与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反映的是在某个特定价格水平下经济社会所需要的产品与劳务水平。在以价格为纵坐标、总需求量为横坐标的坐标系中，总需求函数的几何表示就是总需求曲线。

一般而言，总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反映的是产出和价格水平之间的反向关系。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的总和构成了经济社会的总需求。从消费角度看，价格水平上升-货币的真实价值下降-消费支出下降-总需求下降，即所谓的财富效应导致价格与总需求反方向变动；从投资角度看，价格水平上升-货币需求量上升-利率上升-投资支出下降-总需求下降，即所谓的利率效应也导致价格与总需求反方向变动。

当价格水平不变，其他因素的变动会导致产品与劳务的需求量变动，引起总需求曲线的移动。例如，减税导致消费支出增加，全球经济复苏导致净出口增加等，都会使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以上这些外部因素变动都涉及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与之相反的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则会导致相反的结果，即总需求曲线向左移动。因此，我们将影响总需求变动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称为需求管理政策。

总供给是经济社会所提供的产品与劳务总量，即经济社会投入劳动、资本和技术等基本要素所生产的产出水平。总供给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由国内生产活动提供的产品和劳务，包括农林牧渔业、工业、建筑业等行业提供的产品，也以包括由交通运输、邮电通讯、银行保险、商业、服务业等行业提供的服务，即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是由国外提供的产品和劳务，即商品进口和劳务输入。

在宏观经济分析中，描述总产出与劳动、资本和技术等总投入之间关系的基本工具是宏观生产函数或总量生产函数。宏观生产函数分为短期和长期两种。在短期宏观生产函数中，由于资本存量和技术水平短期内不可能有太大变化，经济社会总产出取决于就业水平，并遵循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即总产出随着就业量增加而递减的比率增加。从长期看，所有投入要素均是可改变的，因此长期宏观生产函数表示的是各个短期的充分就业量和资本存量对应的产出水平，即潜在产量。

总供给函数是指总产量与一般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在以价格为纵坐标、总产量为横坐标的坐标系中，总供给函数的集合表示是总供给曲线。根据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进行调整所要求的时间长短，总供给曲线分为极端的古典总供给曲线、凯恩斯总供给曲线和常规的短期总供给曲线。

总供给曲线表明了在某种价格水平上整个社会的厂商所愿意供给的产品总量。所有厂商所愿意供给的产品总量取决于它们在提供这些产品时所得到的价格，以及在生产这些产品时所必须支付的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的费用。因此，总供给曲线反映了要素市场（尤其是劳务市场）与产品市场的状态，是由工资决定方程、价格决定方程、就业与产出关系共同决定的。一般情况下，短期总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表明价格水平越高，整个社会的厂商提供的总产出就越多。

当价格水平既定时，其他因素变动会导致产品与劳务的供给量变动，引起总供给曲线的移动。在价格不变的条件下，当劳动、资本或自然资源可获得性增加以及技术进步、生产要素价格和预期价格水平下降等都会使总供给曲线向右移动；反之，则向左移动。由于供给水平取决于产出品的价格和投入品的数量及价格，因此我们将影响总供给变动的人力资源、要素收入等政策均称为供给管理政策。

在短期内，宏观经济目标是实现充分就业和保持物价稳定，即不存在非自愿失业和价格不变，此时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均达到均衡。在总需求- 总供给模型中，短期均衡表现为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相交于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的均衡点。

在短期内，总产出可能高于自然水平，也可能低于自然水平，这取决于预期价格的特定值和影响总需求曲线位置的变量水平。影响总供给关系或总需求关系的任何变量的变化都将引起总产出和价格的变化。如果总产出大于自然水平，总供给曲线会随时间向上移动，直到产出下降到自然水平。这就意味着，只要均衡状态下的产出高于自然水平，预期价格就会上升，总供给曲线向上移动，经济沿着总需求曲线向上运行，均衡产出继续减少。当总供给曲线最终到达均衡点，均衡产出等于自然水平时，调整才会结束。

在中期，产出最终要返回到自然水平，调整过程是通过价格来完成的。当产出高于自然水平时，价格上升，进而减少了需求和产出；当产出低于自然水平时，价格下降，进而增加了需求和产出。

总需求-总供给模型不仅可以解释经济波动，而且可以说明当经济出现短期波动时政府如何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来实现稳定经济的意图。例如，当经济出现衰退时，政府既可以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促使总需求曲线右移，也可以通过扩张性的供给管理政策促使总供给曲线右移，最终抑制失业和通胀并存的滞涨局面。

在宏观经济分析框架中，经济增长被定义为产出的增加，既可以表示为GDP的增加，也可以表示为人均GDP的增加。经济增长的程度一般用增长率来描述。与经济增长相对应，经济发展反映的是一个经济社会的总体发展水平，不但包括经济增长，而且包括国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社会整体的进步。为了解释世界各国的发展差异、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和特定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崛起等问题，宏观经济理论在对经济增长进行核算的同时建立数学模型，将经济增长过程中生产要素供给、技术进步、储蓄和投资互动关系理论化。

哈罗德-多马模型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经济经长率与储蓄率成正比，与资本-产出成反比。但是，该模型忽视了劳动投入、技术进步乃至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新古典增长模型发现资本和劳动等传统生产要素之外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非常重要，特别强调技术进步的作用，但将技术进步视为经济系统外生给定的。在加入技术进步因素后，新古典增长模型不仅解释了人均产出的持续增长，而且解释了生活水平的持续上升。一旦经济达到稳态，人均产出的增长就只取决于技术进步的速率。因此，该模型也被称为外生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型或索洛增长模型。新增长模型将技术进步因素视为内生变量，在经济系统内部讨论技术进步的来源和演进，以及技术进步与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也被称为内生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型。该模型设法处理规模收益，保证人均收入长期增长，但要使规模收益递增得以成立，关键是要论证可积累要素的边际收益至少是常数。早期的新增长模型从修正新古典增长模型的中性技术进步总生产函数入手，提出了两种论证思路：一是在生产函数中排除诸如劳动、自然资源等稀缺要素投入，如内贝罗的AK模型、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巴罗的政府支出增长模型等；二是在生产函数中引入某种外部性，如阿罗的“干中学”模型、罗默的知识资本外溢模型、斯多克的新产品引进模型、阿温ž杨的发明模型等。

综合所有经济增长模型，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无外乎技术进步、资本形成和劳动投入。世界各国政府大多采取鼓励技术进步、鼓励资本形成、增加劳动供给、建立适当的产权和收入分配制度等政策来保证经济增长的速度、质量和效率。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繁荣与萧条存在着周期性规律，不同理论构建的经济周期有长有短，驱动因素也不尽相同。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基钦周期、朱格拉周期、库兹涅茨周期是最具代表性的经济周期（见表1-1）。

20世纪20年代，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提出以科学技术为驱动的40-60年的长经济周期——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简称康波理论或长波理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认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因此生产力发展的周期由科学技术的发展决定。在40-60年的长周期尺度上，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分为繁荣、衰退、萧条、回升四个阶段：以创新性技术变革为起点，前20年左右是繁荣期，经济快速发展；接着进入约5-10年的衰退期，经济增速明显放缓；衰退期之后的10-15年是萧条期，经济缺乏增长动力；最后进入10-15年回升期，孕育下一次重大技术创新的出现。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已经历过四轮完整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每一轮周期的起始或结束都以一个突破性的技术作为标志，如纺织工业和蒸汽机技术、钢铁和铁路技术、电器和重化工业技术、汽车和计算机技术。目前，全球经济正处于以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创新的第五轮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在新一轮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中，中国的相关技术和市场优势明显，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

1930年，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根据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兴衰的波动现象，提出为期15-25年的经济周期——库兹涅茨周期，也称为建筑业周期或房地产周期。建筑业与房地产的需求变化与人口的繁衍与迁移息息相关，所以库兹涅茨周期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口周期。中国房地产市场起步较晚，还不足以对库兹涅茨周期提供实质性的证据支持。有观点认为，从1998年住房货币化改革开始，到2018年前后房地产触顶回落，中国已结束第一个库兹涅茨周期的上行期，目前我们处于此轮库兹涅茨周期的下行期。

1862年，法国经济学家朱格拉提出市场经济存在着8-10年的中周期波动，以设备更替和资本投资为主要驱动因素。生产力水平反映了制造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生产力的提升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需要企业不断对设备进行更新和再投资。设备更替与投资高峰期时，经济随之快速增长；设备投资完成后，经济也随之衰退。中国设备投资增速开始大幅下滑，2017年则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暖迹象，表明中国目前可能处于上一轮朱格拉周期的底部或新一轮朱格拉周期的初期阶段。

1923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瑟夫ž基钦从厂商生产过多时就会形成存货从而减少生产的现象出发，认为库存投资变化会导致经济波动，并把这种2-4年的短期调整称为存货周期，也称为基钦周期或短波理论。基钦周期的内在基础在于商品的需求冲击是被动的和外在的，而供给调整是主动的和内在的；需求和供给的不同变动形成了被动去库存、主动补库存、被动补库存、主动去库存四个周期性阶段。

凯恩斯经济周期理论从心理因素角度阐述经济周期，是就业通论在经济周期方面的应用。该理论认为经济周期形成的主要原因是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产生的投资活动，经济发展必然会出现一种始向上、继向下、再重新向上的周期性运动，并具有明显的规律性，即经济周期。在繁荣、恐慌、萧条、复苏四个阶段，繁荣和恐慌是经济周期中两个最重要的阶段。形成周期性波动的原因主要是资本边际效率的循环性变动，一般呈现3-5年的周期性，主要由三个因素决定：固定资产寿命和人口增长速度、过剩存货的保藏费、生产资本使用完毕所需要的时间。

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理论科学地阐述了经济周期的本质。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这一基本矛盾贯穿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始终，所以资本主义社会若干年就会爆发一次经济危机，表现为经济危机的周期性。该理论将经济危机分成四个阶段：危机、萧条、复苏和高涨。危机是周期的决定性阶段，是上一个周期的终点，又是下一个周期的起点。该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爆发的物质基础是固定资本的更新。固定资本的更新使资本主义经济逐步摆脱危机，但也为新的经济危机创造了物质条件。

美林投资时钟是美银美林（Merrill Lynch）在2004年提出的资产配置理论，是一种将资产、行业轮动、债券收益率曲线和经济周期四个阶段联系起来的方法，也是进行大类资产配置的基本工具。

美林投资时钟理论将每个经济周期划分为四个阶段：复苏期、过热期、滞涨期、和衰退期，认为在不同阶段应该配置不同的资产（见图1-1）。

该理论通过研究美国1969年7月至2003年8月债券、股票、商品和货币的收益率数据进行检验，得出的结论是：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根据经济增长和通胀率的不同情况投资配置于不同的大类资产，最终得到的资产回报率可能超过整体市场的投资回报率。

美林时钟的投资策略主要是根据周期性、久期、利率敏感性和标的资产四个方面做出判断。随着经济的增长，股票和大宗商品表现良好，周期性行业的收益要明显高于市场的整体表现；而当经济增长放缓时，防御性行业的收益要明显高于市场的整体表现。当通货膨胀率下降时，贴现率也将随之下降，金融资产表的收益要更好一些（见表1-2）。

为了增进整体经济福利和改善经济运行状况，一国政府会通过一定的宏观调控对经济运行进行调整，以实现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目标。宏观经济政策就是为了达到这些目标而制定的手段和措施，包括需求管理政策和供给管理政策。需求管理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供给管理政策包括人力资源政策和收入政策。需求管理政策是主导。单一的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往往不能解决复杂的现实经济问题。为了弥补单一政策的局限，往往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使用，最终使总供给与总需求达到充分就业下的均衡。

财政政策是政府为促进就业水平的提高、减轻经济波动、防止通货膨胀和实现经济稳定增长而对政府支出、税收和借债水平所采取的政策。财政政策主要借助政府购买、转移支付、税收和公债等政策工具，通过乘数效应作用于国民收入，进而达到调节宏观经济运行的目的。例如，在经济萧条时，总需求不足，政府会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支出、削减税收、和降低利率等措施来刺激总需求增加，从而国民收入与就业增加，进而使经济复苏。

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改变流通中的货币数量来影响利率水平，进而影响投资，最终达到调节产出的目的。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再贴现率、公开市场业务和法定准备金率。例如，当经济衰退时，政府通过在金融市场上购买有价证券、降低贴现率和准备金率以增加货币供给，使利率下降，进而刺激投资和消费，使国民收入增加。

无论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是通过影响利率、消费、投资进而影响总需求，使就业和国民收入得以调节。当经济处于萧条状态，政府既可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也可采用扩张性货币政策，还可以将二者结合起来使用。

在实际经济活动中，通常搭配运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更好地改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以有多种结合，其政策效应有些是可预计的，有些则要根据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何者更强有力而定，因此是不确定的。具体使用哪种政策组合方式，仍需要结合经济的运行状况以及所要达到的目标等综合考量。

根据经济状况和不同目标，政府和中央银行可选择不同的政策组合，政策效果也不同（见表1-3）。例如，当经济萧条但不严重时，可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同时采用紧缩性货币政策控制通货膨胀；当经济发生严重通胀时，可采用紧缩性货币政策提高利率，降低总需求水平，同时又采用紧缩性财政政策防止利率过分提高；当经济出现通货膨胀但不严重时，可采用紧缩性财政政策控制总需求，同时又采用扩张性货币政策降低利率，防止财政紧缩导致衰退；经济严重萧条时，可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总需求，同时采用扩张性货币政策降低利率，削减政府支出增加对私人消费或投资的“挤出效应”。

GDP核算主要以法人单位作为核算单位，依据法人单位从事的主要活动将其划分到不同行业，分别计算各行业的增加值，最终汇总得到GDP。GDP核算有三种方法，即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分别从不同角度反映国民经济生产活动成果。

中国的GDP数据由国家统计局发布，季度GDP初步核算数据在季后15天左右公布，初步核实数据在季后45天左右公布，最终核实数据在年度GDP最终核实数发布后45天内完成。年度GDP初步核算数在年后20天公布，而独立于季度核算的年度GDP核算初步核实数据在年后9个月公布，最终核实数据在年后17个月公布。中国主要经济指标见本章附表1-1。

美国的GDP数据由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发布，季度数据初值分别在1月、4月、7月、10月公布，以后有两轮修正，每次修正相隔1个月。一般在7月末还进行年度修正，以反映更完备的信息。每5年左右进行一次基准或历史性的修改，修正范围可以回溯到GDP序列开始的1929年。美国主要经济指标见本章附表1-2。

国内生产总值在经济分析中具有重要作用。一般来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意味着就业机会的增加。同时，伴随着经济增长，新的社会需求形成，市场物价水平受其影响发生变化。若总需求明显高于总供给增长，则物价水平上涨，反之则可能出现通货紧缩。

用现行价格计算的GDP可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规模，用不变价格计算的GDP可以用来反映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如中国2020年GDP由1978年的3624亿元增长到1015986亿元，GDP总量在全球的位次由第10位跃升至第2位，占世界经济比重从1.7%上升至17%左右。

国内生产总值与人口指标相结合可以计算人均GDP。人均GDP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富裕程度的重要综合指标。把各国人均GDP折算成同一货币，可以进行国际比较，反映各国的富裕程度。比如，2020年中国GDP总量位居全球第二位，但人均GDP仅为10503美元，居全球第63位。

从支出法的角度看，消费、投资、净出口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度值得关注。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导致“铁路、公路、基础设施”等固定资产投资激增，消费占GDP的比重下降。进入2011年，随着政府推出严控房地产市场、清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淘汰落后产能等举措，投资增速放缓，在出口不振的情况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增加。2020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20万亿元，虽然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比上年略有下降，但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仍然达到54.3%，高于资本形成总额11.2个百分点。未来一段时期，消费仍将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从中长期看，GDP指标与大宗商品呈现较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经济走势从需求端方面对大宗商品价格产生影响。中国是一个大宗商品对外依存度较高的经济体，其GDP走势无疑也会影响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当中国GDP呈现上行趋势时，大宗商品价格指数重心上移，而当中国GDP增速放缓时，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往往走势趋弱。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内外需双双走弱，GDP指标快速下行，而大宗商品价格同样大幅下挫。随后在2008年末中国启动扩张性政策，经济在2009年重回高速增长，GDP指标与大宗商品价格快速反弹。自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持续走弱，大宗商品价格也进入漫长的下行通道。2020年后，大宗商品价格虽然有所修复，但仍处于相对弱势状态。

市场上通常会发布未来一年甚至更长时间的GDP指标预测。鉴于趋势上的相关性，可以通过对GDP的预测来大致判断大宗商品在中长期的价格趋势。不过需注意的是，中国季度GDP初步核算数据在季后15天左右公布，因此GDP这一指标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在GDP数据公布之前，宏观经济状况已通过更为高频的经济数据被市场了解，大宗商品价格也早已对经济基本面的好坏做出反应，GDP数据的公布对短期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有限，并不能成为判断短期大宗商品价格走势的主要依据。

除国内生产总值外，全社会用电量和铁路货运量等指标也能精确反映社会经济现状。全社会用电量是指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等所有用电领域的电能消耗总量，包括工业用电、农业用电、商业用电、居民用电、公共设施用电以及其他用电等。用电量数据能解释GDP的很大部分，但绝不能简单代替。用电量数据的波动性强于GDP，因为在经济上行周期，用电量增幅比GDP增速大；在经济下行周期，用电量增幅比GDP增速小。其原因在于，经济下行时，消费刚性的比较多，用电量下降少，而对应高耗电的投资就下降很大，比如建材、水泥、钢材等；另外，在经济下行周期，企业处于去库存阶段，只会更大压缩当前的生产规模，导致用电量数据下滑更大。因此，全社会用电量的多少，可以准确反映我国工业生产的活跃度和开工率。

作为承担我国货物运输的最大载体，铁路在一定时期内实际运送的货物数量既能反映经济运行现状，又可反映经济运行效率。一般而言，GDP增速与铁路货运量增速呈正相关关系。中国铁路货运量自2013年达到39.67亿吨后逐年下降，其中就受到我国宏观经济走势疲软和经济转型的影响。铁路货运量的高低和大宗商品的需求息息相关，尤其是煤炭、铁矿石等大宗原材料，占到铁路货运量的50%以上。经济下行导致对这些原材料的需求下降，铁路货运量也持续下滑。另外，从综合运输体系看，铁路适合中长距离和大宗货物运输，但经济结构调整后，工业产品向高精尖发展，产品重量和体积下降，所以航空及公路等交通手段更适合商品运输，铁路货运总量的下降是大势所趋。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是以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以及与此有关的费用作为核算主体。土地开发工程隶属于固定资产投资范畴，但单纯的土地交易却不属于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所指的固定资产使用时间较长，一般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而且单位价值在规定的标准限额之内。

根据管理渠道，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为基本建设、更新改造、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其他固定资产投资。根据经济类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为国有、集体、个体、联营、股份制、外商、港澳台商和其他等。

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由国家统计局公布，每月15日前后公布上月数据，每季度第一个月13日左右发布上一季度数据，每年2月底发布上年数据。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的来源包括：跨省、区项目资料来自国务院各部门；农村集体和农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资料来自国家统计局农村经济调查总队的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除此以外的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均来自国家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司统计调查。

固定资产投资的月度数与季度数、年度数的口径有区别。月度数据为国有及其他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季度、半年度和年度数据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公布的月度和季度数据一般都是截至该月或该季度的累计数，与上年同期相比的增长速度则是累计数的增长速度。

固定资产投资既能拉动需求，又能推动供给。固定资产投资额作为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观察经济波动的重要指标。一般来说，经济增长越快，可用于投资的资金就越多，投资增长就越快；利率越低，对未来收益率的预期越高，企业就越有动力将资金用于投资，扩大生产能力，争取未来获得更多的收益，投资增长就越快。固定资产投资也是增加社会总供给的重要途径，可以扩大社会生产能力。需注意的是，固定资产投资的需求拉动作用直接表现在同期数值中，但供给推动作用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固定资产投资影响股票市场。一般来说，投资增长速度加快，表明企业对经济前景看好，则会积极改善企业效益，对股票投资者有一定利好；当投资增速放缓时，可能意味着经济景气下滑，而股票投资者可能会抛售股票持币观望。投资增长速度的适度加快对股票价格上涨有支撑作用，但投资增长过快出现过热时，则可能不是好消息；反之，投资增长速度放慢意味着后期的经济景气程度可能会下降，对股票投资者来说不是好消息。

对债券市场而言，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加快，会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同时提高物价水平，市场收益率水平会普遍上升，这会降低债券的价格。对债券持有者来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放缓则是一个好消息。

对外汇市场而言，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加快，会增加投资需求和社会总需求，在社会总供给一定的情况下，投资需求的增长意味着经济向好，应该推动本国货币升值。但是，如果投资需求过旺，对国外商品的需求大量增加，导致外汇需求增加，又会导致本国货币贬值。

固定资产投资与大宗商品价格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一般而言，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会导致社会总需求增加。在大宗商品产能有限或未能有效释放的情况下，社会总需求增加将导致大宗商品价格普遍上涨。相反，若固定资产投资减少，则大宗商品价格缺乏上涨动力。

失业率是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重要指标，其变化则反映了就业和宏观经济的波动情况。一般而言，失业率下降，代表整体经济健康发展，利于货币升值。若将失业率配以同期的通胀指标来分析，则可知当时经济增长是否过热，是否构成加息的压力，或是否需要通过减息以刺激经济的发展。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标准，失业人口是指非农业人口中在一定年龄段内（16岁至法定退休年龄）有劳动能力，在报告期内无业并根据劳动部门就业登记规定在当地劳动部门进行求职登记的人口，所统计的失业数据包括城镇登记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

城镇登记失业率即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占城镇从业人数与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之和的百分比，是我国目前官方正式对外公布和使用的失业率指标，由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负责收集数据。数据是以基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上报的社会失业保险申领人数为基础统计的，每年分别在第2季度、第3季度、第4季度调查3次。由于统计忽略了农村人口及失业未登记人口，城镇登记失业率的调查范围仅覆盖了就业人口的一半左右。

调查失业率由国家统计局负责收集编制，数据采集采用分层、多阶段、整群比例抽样，取得90万人的样本量，用样本数据推算总体，调查频率同样是每年在第2季度、第3季度、第4季度调查3次。国家统计局根据调查失业人数与同口径经济活动人口的比率得出调查失业率，并同时推算出有关失业的各种结构数据，如长期失业人员比重、各种学历失业人员比重等。由于调查失业率采用国际通用标准统计，不以户籍为标准，因此更加接近事实，但目前尚不对外公布相关数据。

美国的人口统计局（PRB）每月都会对6万个家庭进行当期人口调查，收集计算失业率所需的信息。美国劳工部劳动统计局（BLS）根据相关信息来计算每月的失业率，并在每月第一个星期五发布。

除失业率数据外，美国劳工部劳动统计局每月发布的非农就业数据也是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非农就业数据一般在每月第1个星期五发布。与失业率调查数据的来源不同，非农就业数据的来源是对机构进行调查，收集的就业市场信息直接来自企业，而非家庭。劳动统计局与40万家企业和政府机构保持联系，这些机构雇用人数约占全部非农人口的45%。机构调查涵盖了非农业企业、非营利性团体和三级政府部门所雇用的人员，甚至包括在美国工作的外籍人士。调查统计的目的是为了全面反映在美国的企业和政府部门中创造的和失去的工作数量。非农就业数据来自工资记录，是反映劳动力市场状况最直接、最有说服力的指标。失业率数据和非农就业数据共同反映了美国就业市场的整体状况。

ADP全美就业报告是由美国自动数据处理公司（Automatic Data Processing, ADP）联合穆迪分析公司（Moody's Analytics）定期发布的私营部门非农数据，又被市场称为“小非农”数据，一般在美国非农数据公布的前两天（即每月第一个周三）晚上公布，是对美国非农就业人口的提前预测，对黄金、白银、外汇等市场影响巨大。与非农就业数据相比，ADP全美就业报告是非官方的调查数据，仅包括私营部门的就业数据，不包括政府部门就业。“小非农”数据报告样本来源于约50万家匿名美国企业，涵盖近3500万名美国员工。

美国挑战者企业裁员人数是由美国就业资讯公司挑战者（Challenger,Gray & Christmas）发布的劳动力市场数据。该公司通过对企业裁员情况的调查，每月公布裁员统计数据，反映就业市场的变化趋势。该数据是在美国劳工部官方非农就业报告公布前一天公布，但对市场影响不及提前非农就业数据两天公布的ADP就业报告。

劳动参与率是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就业者和失业者）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是衡量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状况的指标。劳动参与率反映了潜在劳动者个人对于工作收入与闲暇的选择偏好，一方面受到个人保留工资、家庭收入规模以及性别、年龄等个人人口学特征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社会保障的覆盖率和水平、劳动力市场状况等社会和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个人和社会的多方面因素共同影响个人的劳动力供给选择，并最终影响社会整体的劳动参与率。影响劳动力参与率的因素主要有年龄、性别因素、教育发展因素、收入增长因素、产业结构因素等。因此，劳动力参与率可以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指示器。

就业市场状况指数（Labor Marker Conditions Index , LMCI）是美联储于2014年10月6日开始发布的反映美国劳动力市场数据的指标，包含19个就业相关指标，通常在美联储公布非农就业计划报告后的首个工作日上午10：00发布。该指数为市场提供了一个简单衡量就业市场是否健康的指标。美联储也曾表示，该指标比非农就业数据更好地反映了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

美国失业率的高低会对美联储货币政策制定产生一定影响，继而会引起美元汇率变动，使商品及金融期货产生价格波动，其中对贵金属期货的影响较为显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市场避险需求激增，大幅提振了贵金属价格。为了稳定金融市场，有效控制失业率，美联储实施了三轮量化宽松（QE）货币政策。美国经济在大量注入流动性的情况下逐渐企稳复苏，使得失业率呈稳步下降趋势，贵金属投资需求大减，价格大幅下挫。

非农就业数据对期货市场也会产生一定影响。2014年8-11月，新增非农就业人数呈现稳步上升趋势，美国经济稳健复苏。市场对美联储提前加息的预期大幅升温，使得美元指数触底反弹，4个月累计上涨8.29%。与此同时，以美元计价的纽约黄金期货价格则大幅下挫，11月初更是创下4年半以来的新低。

此外，非农就业数据对公布日的日内期货价格走势的影响尤其显著。2014年12月5日公布的美国11月季调后非农就业人口增加32.1万人，远超预期的23.0万人。新增非农就业人数强劲增长反映出美国经济回升，利空贵金属期货价格。数据公布后，黄金期货价格急挫近20美元。重要数据公布的不确定性会引起期货市场波动加大，应注意规避此类风险。

在我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反映一定时期内城乡居民所购买的生活消费品价格和服务项目价格变动趋势及程度的相对数，是对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综合汇总计算的结果。利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可以观察和分析消费品价格和服务价格变动对城乡居民实际生活费支出的影响程度。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构成的八大类别中，食品比重最大，居住类比重其次，但不直接包括商品房销售价格。

我国现行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中各构成类别的权重主要是根据全国12万户城乡居民家庭各类商品和服务项目的消费支出比重而确定的，每5年调整一次。此外，考虑到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及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不断变化，每年还要根据全国12万户城乡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变动及相关资料对权重进行一次相应的调整。

CPI的同比增长率是最受市场关注的指标，不仅是评估当前经济通胀压力的最佳手段，也是影响货币政策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当CPI同比增长大于3%时，称为通货膨胀；而当CPI大于5%时，称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发达国家货币当局通常会设定固定的通胀目标，比如，美联储将美国的通胀率目标设为1.5%-2%，而欧洲央行设定通胀目标为2%以下。

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相比，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只反映了工业品出厂价格的变动情况，没有包括服务价格的变动，其变动也要比居民消费价格剧烈一些。由于PPI衡量的是企业生产的产品费用，所以其变动往往预示了消费价格水平的变动趋势，是在重要性上仅次于消费物价指数的价格指标。

除了CPI和PPI，美国劳工部公布的价格指数中还包括核心CPI和核心PPI。这两项数据与CPI和PPI数据的区别是都剔除了食品和能源成分，因为食品和能源受临时因素影响较大，如反常气候、石油工业的短暂中断等，而这两项分别占CPI的25%和PPI的40%左右。核心CPI是美联储制定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参考，一般认为核心CPI低于2%属于安全区域。

CPI和PPI走势受到大宗商品价格走势的影响，并对央行货币政策取向至关重要，决定市场利率水平的中枢，对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产生一系列重要影响。例如，2014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CPI和PPI均创出新低。得益于通胀压力减轻，债券市场表现良好，收益率下行空间逐渐加大。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也使得央行推出更多货币宽松政策，降息降准窗口再度开启。央行自2014年11月22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4个百分点至5.6%，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2.75%。虽然降息短期内对提振经济、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作用不明显，但宽松的货币政策利好于债券市场。以国债期货TF1412合约为利，2014年9-11月的月累计涨幅均在1%左右，银行间市场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0月10日跌破4%。

ISM采购经理人指数是由美国非官方机构供应管理协会（ISM）在每月第1个工作日定期发布的一项经济领先指标。ISM每个月向全美代表20个不同工业部门的大约400家公司发放问卷，要求采购经理人针对新订单、生产、就业、供应商配送、存货、顾客存货量、价格、积压订单量、新出口订单和进口等方面的状况进行评估。ISM采购经理人指数则是以问卷中的前5项为基础，构建5个扩散指数加权计算得出，各指数的权重分别为新订单30%、生产25%、就业20%、供应商配送15%、存货10%。ISM采购经理人指数对于评估经济周期的转折较为重要。它以百分比为单位，常以50%作为经济强弱的分界点。一般而言，当ISM采购经理人指数超过50%时，表明制造业和整个经济都在扩张；当该指数在43%-50%时，表明生产活动收缩，但经济总体仍在增长；而当其持续低于43%，表明生产和经济可能都在衰退。

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由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共同合作编制，在每月的第一个工作日定期发布。按双方协商的合作分工，国家统计局企业调查总队负责数据的调查采集和加工处理，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和中国物流信息中心负责数据分析、商务报告的撰写，并对社会发布。最终所确立的指数系列共包括11个指数：新订单、生产、就业、供应商配送、存货、新出口订单、采购、产成品库存、购进价格、进口和积压订单。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则是由其中5个分项指数计算而得到的综合指数。该指数自2005年发布以来日益受到市场关注。除了官方发布的PMI，我国还存在非官方发布的财新中国PMI，但由于样本调查范围小，经常与官方PMI有出入，在影响力上也明显弱于官方PMI。

PMI与大宗商品价格变化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一般而言，PMI上升意味着制造业扩张，对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支撑。如果这一趋势持续，则会导致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反之则下降。以中国官方制造业PMI为例，2015年1月，官方制造业PMI跌至49.8%，是自2012年9月以来首次跌破50%荣枯线。从分项指数来看，在构成官方制造业PMI的5个分类指数中，除供应商配送指数有所回升之外，新订单指数、生产指数、就业指数以及存货指数均较上月有不同幅度的回落，意味着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低落。

中央银行通过增加或减少货币供应量调节货币市场、信贷供应和利率，实现对经济的干预。当现金货币供给量增加时，存款货币量和货币总额将相继发生变动，在货币供求失衡的情况下，信贷总额趋于增长、市场利率趋于下降，而价格水平趋于上涨。

近年来，随着金融制度创新的不断深化，对M1到M3的监测和调节被大多数国家的中央银行采用。比如，中国将M1和M2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美国联邦储备体系最看重M2，英格兰银行则注重M3，而日本银行强调的是M2+CDS(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

从货币供应量看，美国在2014年10月就退出了QE计划，此后美联储的总资产维持在4.5万亿美元水平。2016年6月议息会议结束后，美联储还发布了“缩表”声明，表示初始缩减规模为每月100亿美元，其中国债60亿美元，抵押支持证券（MBS）40亿美元，之后每3个月缩减规模增加100亿美元，直至最终每月不超过500亿美元。

美国货币政策的转变对全球其他经济体带来巨大影响。根据历史规律，美国经济周期在一定程度上领先其他经济体的周期，而美国货币政策则一般领先其他经济体1-2年时间。美国缩表计划的执行意味着全球流动性拐点即将来临。但是欧洲和日本央行仍维持大规模的资产购买计划，从而推高了G5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直到2017年10月，欧洲央行才首次决定缩减QE计划，将原有600亿欧元购债规模缩减至300亿欧元，但延长了9个月，也未设固定的QE退出日期。而日本央行依旧维持原有政策不变。

货币供应量与大宗商品价格变化密切相关。以原油为例，全球原油贸易均以美元计价，美元发行量增加，在原油产能达到全球需求极限的情况下，将推动原油价格上涨并带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当货币供应量持续大幅增加、部分货币供应量分流进入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波动或原油市场供需不稳定预期出现时，在金融市场流动的短期资本会炒作原油期货及其衍生金融投资工具，形成原油期货及衍生金融投资工具价格的大幅波动。

基准利率是在整个利率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的基础利率，其水平和变化决定其他各种利率和金融资产价格的水平和变化。基准利率是利率市场化的重要前提之一。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融资者衡量融资成本，投资者计算投资收益以及管理层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客观上都要求有一个普遍公认的基准利率水平作参考。因此，基准利率是利率市场化机制形成的核心。

市场经济国家一般以中央银行的再贴现率为基准利率。在中国的利率政策中，1年期的存贷款利率具有基准利率的作用，其他存贷款利率在此基础上经过复利计算确定。2007年1月4日开始运行的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是目前中国人民银行着力培养的市场基准利率。

全球最著名的基准利率有伦敦同业拆借利率（Libor）和美国联邦基准利率，两国的存贷款利率均是根据此利率自行确定的。伦敦同业拆借利率是英国银行家协会根据其选定的银行在伦敦市场报出的银行同业拆借利率进行取样并平均计算成为基准利率，已成为全球贷款方及债券发行人的普遍参考利率，是目前国际最重要和最常用的市场利率基准。美国联邦基准利率是指美国同业拆借市场的利率，主要是指隔夜拆借利率，直接反映货币市场最短期的价格变化，是美国经济最敏感的利率，也是美联储的政策性利率指标。

Shibor是根据货币市场上人民币交易活跃、信用等级较高的银行组成的报价团报出的人民币同业拆出利率计算得到的利率，包括隔夜（O/N）、1周（1W）、2周（2W）、3周（3W）、1个月（1M）、2个月（2M）、3个月（3M）、4个月（4M）、5个月（5M）、6个月（6M）、7个月（7M）、8个月（8M）、9个月（9M）、10个月（10M）、11个月（11M）、12个月（1Y）16个品种。目前，对社会公布的Shibor品种包括隔夜、1周、2周、1个月、3个月、6个月、9个月及1年。

报价银行是公开市场一级交易商或外汇市场做市商。中国人民银行成立Shibor工作小组，依据《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实施准则》确定和调整报价银行团成员，监督和管理Shibor运行，规范报价行与指定发布人行为。目前，Shibor报价银行团由18家信用等级较高的银行组成，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兴业银行、浦发银行、北京银行、上海银行、汇丰银行（中国）、渣打银行（中国）、华夏银行、广发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

Shibor利率的发布流程是：每个交易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根据各报价行的报价，剔除最高、最低各4家报价，对其余报价进行算术平均计算后，得出每一期限的Shibor，并于9：30通过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暨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网站发布。

在我国，中国人民银行对各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按旬考核，金融机构按法人统一存入中国人民银行的准备金存款低于上旬末一般存款余额的8%，对其不足部分按每日万分之六的利率处以罚息。存款准备金制度是在中央银行体制下建立起来的。美国最早以法律形式规定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缴存存款准备金。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初始作用是保证存款的兑付和清算，之后才逐渐演变成为货币政策工具。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来影响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供应能力，从而间接调控货币供应量。

作为经济的“晴雨表”，证券期货市场对利率水平变化是异常敏感的。一般而言，利率水平越低，股票价格指数越高。首先，在利率水平较低的环境中，储蓄偏好降低，投资者更倾向于投资股票市场，大量资金流入股票市场推高股票指数。其次，在实体经济中，利率水平下降意味着企业的生产成本和融资成本的降低，为企业提供了良好的经营环境，能提高企业盈利预期，股票价格也就随之上涨。另外，利率水平往往和折现率有直接关系，利率降低引起折现率降低，在进行股票估值中提高了股票价值，股票价格会上升。例如，2014年11月22日央行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受此影响，股指启动了一轮强劲上涨。11月24日（降息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股指上涨了2.75%，到2014年底，股指共上涨990.4点，涨幅达到38.1%。同时，沪深300指数期货也从11月24日的2614.16点上涨到12月31日的3533.71点，涨幅也高达35.2%。

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建立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制度，确定了一批能够承担大额债券交易的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作为公开市场业务的交易对象。这些交易商可以运用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券等作为交易工具与央行开展公开市场业务。从交易品种看，中国人民银行公开市场业务债券交易主要包括回购交易、现券交易和发行中央银行票据。

回购交易分为正回购和逆回购。正回购是央行向一级交易商卖出有价证券，并约定在未来特定日期买回有价证券的交易行为。通过正回购，央行从市场收回流动性，正回购到期则是央行向市场投放流动性的操作。逆回购是央行向一级交易商购买有价证券，并约定在未来特定日期卖出有价证券的交易行为，目的主要是向市场释放流动性，逆回购到期则是央行从市场收回流动性的操作。

与其他货币政策工具相比，回购操作调节银根不仅灵活机动，而且较为中性。因为它对市场流动性的调节通过更多环节来传导，对信贷及货币供应量的影响是间接的。与此相比，无论是调整存款准备金率还是基准利率，对货币与信贷的影响都是直接的。在现有的货币政策体系下，要保持货币政策稳健，使货币增长与信贷增长回归到常态，动用其他货币政策工具面临两难，即既要保证经济稳增长对流动性的需求，又要稳定市场对房价和物价反弹的预期。因此，回购自然就成为央行近年来经常使用的货币政策工具。2017年12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进行了1200亿元7天逆回购操作、1100亿元14天期逆回购操作、700亿元28天期逆回购操作，但有400亿元逆回购到期，相当于向市场净投放2600亿元。

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hort-term Liquidity Operrations, SLO)是公开市场常规操作的必要补充，一般用来调控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在银行体系流动性出现临时性波动时相机使用。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以7天期以内短期回购为主，遇节假日可适当延长操作期限，采用市场化利率招标方式开展操作。

中国人民银行根据货币调控需要，综合考虑银行体系流动性供求状况、货币市场利率水平等多种因素，灵活决定该工具的操作时机、操作规模及期限品种等。该工具原则上在公开市场常规操作的间歇期使用，操作对象为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中具有系统重要性、资产状况良好、政策传导能力强的部分金融机构，操作结果滞后一个月通过《公开市场业务交易公告》对外披露。

一般来说，及时启动SLO的目的是在控制货币增速的前提下保证货币供应，预示着正、逆回购将成为市场金融调节流动性的主流工具，使央行在流动性调控上更趋精准，意味着未来存款准备金率的使用频率将减少甚至逐渐淡出。

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总体平稳适度，支持货币信贷合理增长，中央银行需要根据流动性需求的期限、主体和用途不断丰富和完善工具组合，以进一步提高调控的灵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2014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创设了中期借贷便利（Medium-term Lending Facility , MLF)。

中期借贷便利是中央银行提供中期基础货币的货币政策工具，对象是符合宏观审慎管理要求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该工具可通过招标方式开展，发放方式为质押方式，并需提供国债、央行票据、政策性金融债、高等级信用债等优质债券作为合格质押品。期限是3个月，临近到期可能会重新约定利率并展期。各借款银行可以通过质押利率债和信用债获取借贷便利工具的投放。在资金去向方面，MLF要求各借款银行投放“三农”和小微贷款。

中期借贷便利操作发挥中期政策利率的作用，通过调节向金融机构中期融资的成本来对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和市场预期产生影响，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向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的实体经济部门提供低成本资金，降低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和社会融资成本，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此外，在货币供给量出现阶段性放缓的情况下，中期借贷便利起到了补充流动性缺口的作用，有利于保持中性适度的流动性水平。MLF还发挥了利率走廊上限的作用，有利于维护货币市场利率平稳运行。

创设中期借贷便利，既能满足当前央行稳定利率的要求，又不直接向市场投放基础货币，体现了我国货币政策基本方针的调整，即有保有压，定向调控，调整结构，而且是预调、微调。

常设借贷便利（Standing Lending Facility,SLF ）是中国人民银行于2013年初创设的一项货币政策工具。央行根据当时的流动性紧缺情况、货币政策目标和引导市场利率需要等多种因素，综合确定SLF的利率水平；SLF到期后，申请SLF的银行根据央行确立的利率水平向央行赎回抵押的资产，资金由此再回收到央行。

近年来，受外部形式不稳及资本流动多变等因素影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供求的波动性有所加大，尤其是当多个因素相互叠加或市场预期发生变化时，有可能出现市场短期资金供求缺口难以通过货币市场融资及时解决的情形，不仅加大了金融机构流动性管理难度，而且不利于中央银行进行流动性总量调节。

常设借贷便利是中国人民银行正常的流动性供给渠道。央行开设常设借贷便利的目的在于满足金融机构期限较长的大额流动性需求，可有效调节银行间市场短期资金供给，熨平突发性和临时性因素导致的市场资金供求的大幅波动，稳定市场预期，防范金融风险。SLF的对象主要是政策性银行和全国性商业银行，期限为1-3个月，主要以抵押贷款方式发放，合格抵押品包括高信用评级的债券类资产及优质信贷资产等；必要时也可采取信用贷款方式发放。利率水平根据货币调控需要、发放方式等由央行综合确定。

央行通过综合运用SLO、MLF和SLF等多种新型的货币政策工具来代替准备金等传统工具，以达到市场中长期流动性调节的作用。这也意味着央行货币政策框架在从使用数量型工具向使用价格型工具转型的过程中更进一步，在构造利率走廊的同时进一步推动利率市场化，引导利率下行，未来这类价格型工具的使用也将更为透明和频繁。

外汇汇率是以一种货币表示的另一种货币的相对价格。外汇汇率具有双向表示的特点，既可用本币来表示外币的价格，也可用外币表示本币价格，分别对应直接标价法和间接标价法。20世纪60年代以后，欧洲货币市场迅速发展起来，国际金融市场的外汇交易量迅猛增加。为便于国际进行外汇交易，银行间的报价普遍采用“美元标价法”，即以一定单位的美元为标准来折算应兑换多少其他各国货币的汇率表示方法。世界各金融中心的国际银行所公布的外汇牌价都是美元兑其他国家主要货币的汇率，非美元货币之间的汇率则通过各自对美元的汇率套算。

根据现汇与现钞的不同，汇率可分为现汇汇率和现钞汇率。现汇汇率是银行买卖外汇支付凭证时标出的汇率，现钞汇率是银行买卖外汇现钞时所标出的汇率。因为买卖现钞涉及现钞的保管、转移等各种费用，所以现钞买入价要低于现汇的买入价，现钞的卖出价有时也高于现汇的卖出价，从而导致现钞买入卖出差价要大于现汇买入卖出的差价。

中国外汇市场上比较重要的汇率有基准汇价和银行外汇牌价。基准汇价是中国人民银行每日公布的人民币兑美元、欧元、日元、港币的市场交易中间价，该中间价是外汇指定银行之间以及外汇指定银行与客户之间人民币兑美元、欧元、日元、港币买卖的交易基准汇价。银行外汇牌价是各外汇指定银行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对美元交易基准汇价为依据，根据国际外汇市场行情，自行套算出当日人民币兑美元、欧元、日元、港币以及各种可自由兑换货币的中间价。外汇指定银行可在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汇价浮动幅度内，自行制定各挂牌货币的外汇买入价、卖出价以及现钞买入价、卖出价，即银行外汇牌价。

人民币汇率一般指的是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报价，即1单位人民币可以兑换成多少美元。1994年以前，人民币汇率一直由国家外汇管理局确定并公布。1994年首次实现了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并轨，实现银行结售汇制度，禁止外汇在境内计价、结算、流动，形成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汇率，汇价波动幅度为中间价上下3‰ 。此后人民币汇率定价机制又经历了两次重要的改革。

第一次是2005年，人民币汇率由直接锚定美元转变成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央行宣布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美元，而是参考“一篮子货币”，根据市场的供需关系进行活动。此后一直到2008年9月，人民币美元一直呈单边升值的态势。这一时期的美元指数却震荡下跌，人民币汇率和美元指数之间呈负相关关系。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央行再次将人民币盯住美元，使得人民币汇率2008-2010年保持在极小的区间内窄幅波动。

第二次是2015年“8ž11汇改”，这次改革完善了人民币中间价形成机制，使得每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中间价在更大程度上参考了前一日收盘价，市场化程度大大加深。其定价机制可以表示为：

当日中间价=前期收盘价

其中，“收盘汇率”是指上日16：30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人民币兑美元收盘汇率。虽然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但时机欠佳。当时国内刚刚经历股市的异常波动，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全球投资者避险情绪高涨，使得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由2015年8月10日的6.1162迅速升至8月13日的6.4010，短短3个交易日贬值4.7%，引起全球范围的广泛关注。

2015年12月11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发布人民币汇率指数，强调要加大参考一篮子货币的力度，以保持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基本稳定。2016年2月，中国央行推出“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的新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其定价机制可以表示为：

当日中间价=（前日收盘价+24小时货币篮子稳定理论中间价）/2

新的定价公式除了前期反映外汇供需情况的因子，还加入了“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这一因子是指为反映保持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基本稳定所要求的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的调整幅度。做市商在报价时既会考虑CFETS货币篮子，也会参考BIS和SDR货币篮子，以剔除货币汇率变化中的噪音，在国际市场波动加大时有一定的过滤器作用。

2017年2月央行将中间价对一篮子货币的参考时段由24小时调整为15小时，即从前一日下午4：30至当日上午7:30，以避免美元日间变化在次日中间价中重复反映。5月26日，又在中间价报价模型中引入“逆周期因子"，对冲外汇市场的顺周期波动，引导市场在汇率形成中更多关注宏观经济等基本情况，使中间价报价更加充分地反映我国经济运行等基本面因素，更真实地体现外汇供求和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逆周期因子可以表示为：

逆周期因子=市场供求因素/逆周期系数

=（上日收盘价-上日中间价-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逆周期系数

在国际期货市场上，美元与大宗商品主要呈现出负相关关系。美元和欧元又是此消彼长关系，欧元走势会间接影响美元指数的变化，进而对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产生影响。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也会反过来影响欧元走势。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将推升欧元区的通货膨胀，进而加大欧元区加息的压力。大宗商品和欧元都属于金融资产，都反映了全球经济发展的状况，存在间接的相关性。从相关性上看，欧元与大宗商品价格的相关性仍不及美元。以R/J CRB指数作为大宗商品价格指数，通过对2011年5月31日至2013年5月31日各品种同欧元的相关系数分析可以发现，美元指数与CRB指数的相关系数为-0.531，欧元与CRB指数的相关系数则为0.468，这不仅说明美元与大宗商品价格呈现较强的负相关性，同时也说明欧元对大宗产品价格的影响力仍相对有限。从品种上看，铜、铝、锌等有色金属的价格和农产品期货的价格都与欧元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一定的正向关系，这和美元指数的负向关系有所不同。在这一总格局下，不同商品同欧元的相关性存在细微差别。其中，欧元和铜、原油等金融属性较强品种的相关性较强，而同农产品的相关性则较弱，欧元与铜、铝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454和0.395，而与大豆、棉花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207和0.189，明显低于基本金属。

目前，中国正在建设以人民币计价的全球大宗商品期货市场。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人民币汇率的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将进一步增强对全球大宗商品定价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