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报道|乌兹别克斯坦国企私有化大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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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六年里，乌兹别克斯坦正在悄悄做一件“极不中亚”的事情：把银行、能源、矿山、电信、航空，一家一家往市场上“摆出来卖”。
有人把它称为“中亚最后一块国企改革试验田”，也有人私下议论：这是改革，还是一场精英阶层的资产再分配？
当国家银行开始引入外资、黄金矿业筹备伦敦上市、移动通信公司整体挂牌出售，中国企业的身影频频出现在竞标名单中——机会正在出现，但风险同样暗流涌动。
国企私有化，究竟会把乌兹别克斯坦带向开放与繁荣，还是制造新的不透明与博弈？对中国投资者而言，这是一扇正在打开的窗口，还是一扇随时可能关上的门？
本文将从政策、案例、争议、外资博弈和社会影响五个层面，全面拆解乌兹别克斯坦国有企业私有化的真实逻辑与隐藏变量。
背景：转型压力与改革动因
2016年底上任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沙夫卡特·米尔济约耶夫启动了一系列经济改革，以摆脱长期以来高度依赖国有企业的经济结构。在此之前，乌兹别克斯坦实行封闭的苏联式经济，国企垄断国民经济约55%的份额。这种高度集中的国有体制导致投资环境不佳、私营部门发展受限，就业增长无法跟上人口激增的步伐。国际金融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纷纷建言乌国进行结构性改革，降低国家在经济中的比重。IMF强调能源价格改革和国企私有化已改善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前景；世界银行则通过开发政策贷款支持乌国减少国有经济主导、创造就业和促进包容性增长。米尔济约耶夫政府以“新乌兹别克斯坦”改革为口号，采取了汇率自由化、减税和开放投资等举措。私有化成为改革重点之一。早在2020年2月，乌政府就公布“大规模私有化计划”：拟全面出售逾1000家企业的国有股权，并在大型企业中部分出售国家持股。根据当时公布的清单，乌兹别克斯坦航空公司计划出售49%股权、石油天然气巨头Uzbekneftegaz计划出售24%、两大采矿公司纳沃伊矿业冶金联合企业和阿尔马雷克矿业公司各出售10%。这一私有化蓝图得到国际机构的支持，世界银行称其“加速已久规划的国有资产私有化”是乌国吸引投资和融入全球贸易体系的核心战略。然而，乌兹别克斯坦的私有化进程并非一帆风顺。最初设定的许多目标一再延期，凸显改革的艰巨性。例如，原计划2022年出售NMMC 10-15%股权的目标被推迟多次，目前仅计划于2025年通过国际上市出售5%股份。再比如，两家大型国有银行——乌兹工业建设银行和Asaka银行——原定于2022-2023年私有化，但已两度延期，最新时间表推至2024年底和2025年。尽管如此，政府决心未改。2023年乌兹别克斯坦通过《2021-2025年私有化战略》，宣布在2025年前减少75%的国有企业数量，出售115家公司的国有股份。2025年4月，米尔济约耶夫总统签署法令批准了雄心勃勃的2025年私有化计划，计划年底前出售总价值30万亿苏姆（约合24亿美元）的国有资产，包括115家企业、659处不动产和6,100公顷土地。政府预计此计划可带来约10万亿苏姆收入，用于支持基础设施和社会项目。这一系列举措体现了乌国向市场驱动型经济转型的决心：到2030年之前暂停除特定领域外的新国企设立，并力争将国企在经济中的占比降至25%左右，打造由私营部门主导的经济结构。具体案例：能源、金融、电信领域的私有化进展
乌兹别克斯坦的私有化涵盖能源、金融、电信等关键领域。其中一些旗舰案例最能说明改革的力度和挑战。下表列出部分核心国企及其私有化状态：| 企业名称 | 所属行业 | 私有化进展 |
|---|
| 乌兹别克斯坦国家银行 | | 乌国最大国有银行，仍由国家控股。政府计划到2025年前将国有银行资产占比降至40%，NBU预计在后期引入战略投资或上市。 |
| Ipoteka银行 | | 2023年6月政府将其73%股权出售给匈牙利OTP银行集团，成为首个大型银行外资并购案例。售后该行不良贷款率从2.7%暴增至11.9%（2023年），凸显此前资产质量隐忧。 |
| Uzbekneftegaz石油天然气公司 | | 国家石油天然气巨头，原拟出售24%股权引资。目前正筹备引入国际投行启动私有化进程，预计通过公开招标和IPO部分出售股份，具体时间表已多次推迟。 |
| 纳沃伊矿业冶金公司 | | 全球第四大产金公司，98%国有。原计划2022年出售10-15%，后推至2025年在伦敦上市5%股份。该公司贡献国家预算收入超14%，私有化进展备受关注。 |
| Uztelecom电信公司 | | 国有电信运营商。2025年6月启动旗下移动子公司UMS（品牌Mobiuz）100%股权的国际招标出售，罗仕证券和毕马威参与顾问。UMS拥有约780万用户，2016年前曾为乌俄合资，后全归国有。 |
| 乌兹汽车集团 | | 中亚知名汽车制造商，政府已将其列入2025-2026年私有化名单。计划通过公开拍卖出售控股权，引入国际战略投资者，目标在2026年一季度完成股权转让。 |
| 乌兹别克斯坦航空公司 | | 国家航空承运人，拟出售49%股份吸引外资。目前正进行公司重组与审计，以为后续部分私有化做准备。 |
表：乌兹别克斯坦部分重点国企私有化状态（资料来源：公开报道及官方文件）上述案例反映了乌国各领域私有化的不同节奏与遭遇的实际情况：金融业私有化破冰：银行业是乌国私有化的重要突破口。长期以来，乌兹别克斯坦银行业由12家国有银行主导，国家资本在银行资产中占比高达七成以上。为了引入竞争，政府计划在2025年前私有化大部分国有银行。近年来已有进展：2023年Ipoteka银行控股权成功售予匈牙利OTP集团，标志首个大型国有银行易主外资。交易完成后，新股东严格的财务披露揭示该行隐含的不良贷款问题，凸显过去资产透明度不足的问题。更早些时候，2022年政府原计划将小型银行UzAgroExportBank卖予俄罗斯Sovcom银行，但因地缘政治制裁交易告吹，不得不改以无招标方式卖给乌国本土寡头奥利姆乔恩·肖季耶夫（Patokh Shodiev的侄子），引发对交易公正性的议论。目前，国家银行等龙头行仍未引资，但官方表示国有银行体系正逐步开放：预计到2024年底国有银行资产占比将降至40%上下。包括乌兹工业建设银行和Asaka银行在内的多家银行私有化虽延期，但乌方正与国际评级机构和投资者沟通，以改善这些银行资产质量后再上市出售。可以说，银行业的私有化已从“小试牛刀”走向引入国际资本的新阶段。能源资源领域改革：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能源和矿产大国，油气和矿业国企的私有化备受瞩目。Uzbekneftegaz石油天然气公司作为能源支柱，政府早在2020年即宣布将出售其24%股份。虽实际进展滞后，但国家资产管理署已聘请投行研究通过IPO等方式部分出售Uzbekneftegaz股权。与此同时，乌国在电力和石化领域推进混改：例如计划于2025年下半年拍卖塔什干、费尔干纳等地主要热电厂股份，引入外国运营商；2026年第二季度前完成对大型天然气制油厂的股权出售。在矿业方面，政府计划将黄金巨头NMMC纳沃伊矿业冶金公司和铜业公司AMMC阿尔马雷克矿业公司等12家资源类企业在2028年前分批IPO，出售10%～25%股权，并已与富兰克林邓普顿等国际机构合作制定上市方案。NMMC原定2022年出售部分股份但因疫情和乌克兰战争推迟，其伦敦上市计划如今重启，估值预期达52亿美元。能源和矿产领域的私有化，不仅能为政府创收（NMMC等公司每年贡献巨额税收），更重要的是通过引入资金和技术提高效率，减少过去国企垄断带来的低效和腐败。电信及其他行业：在电信领域，国企垄断局面也正被打破。国家通信运营商Uztelecom多年来独占固网并通过子公司经营移动业务。2023年政府发出信号，将开放电信市场，引资提升服务质量。当年就批准出售国有移动运营商UMS（品牌“Mobiuz”）的全部股权。2025年6月，此交易正式进入国际公开招标阶段，政府邀请了罗斯柴尔德银行担任顾问，欢迎国外运营商和投资基金参与竞标。UMS拥有约780万移动用户，其成功出售将标志乌国电信业由国有独占转向多元竞争的新纪元。此外，在汽车制造和航空运输等关键产业，私有化部署也在推进。乌兹别克斯坦唯一的汽车制造集团UzAuto Motors已被列入优先私有化名单，预计2025年底前启动招标，引入国际车企或投资者持股。乌兹别克斯坦航空公司则计划保留51%控制权、出让49%股份与境外航空或投资机构合作。这些举措旨在通过股权合作引进技术和管理提升竞争力。例如UzAuto已经与外国车企开展电动车合资生产，航空业也在寻求与海湾国家航空公司的战略伙伴关系——私有化为这些合作打开了大门。争议与挑战：估值迷雾、透明度与阻力
大规模私有化在乌兹别克斯坦引发了不少争议和挑战。首先是资产估值和交易透明度问题。不少观察人士质疑，国有资产会不会被内部人或权贵以偏低价格私下获取，导致国有财富流失。例如，上述UzAgroExportBank出售中，政府并未进行公开拍卖便将其100%股权卖给与总统家族关系密切的商人，引发对暗箱操作的批评。尽管乌政府声称此举是因该银行资不抵债且俄买家受制裁退出所致，并强调新买家支付的价格（500万美元）高于原俄方报价；但未经公开竞标的交易仍让人担忧私有化可能沦为权势阶层变现国有资产的机会。为此，乌兹别克斯坦近年来在制度上做出改进：强制采用国际会计准则、引入独立财务顾问，以及通过法律要求在交易所或公开拍卖平台上处置大宗资产等。2025年起，政府明确规定29家大型国企股权出售必须通过国际公开拍卖，并由独立咨询机构监督估值过程，以确保竞价的公正竞争。这些措施旨在给市场和公众更大信心，防止暗箱操作和资产贱卖。其次，历史包袱和信息不透明给私有化带来技术挑战。许多乌国国企账目历史累积问题严重，不良资产比比皆是，缺乏透明数据。例如Ipoteka银行在OTP接手后才曝出巨额坏账；又如UzAgroExportBank出售前被查出高达96%的贷款为不良资产。这样的资产质量使潜在投资者望而却步，也给准确定价造成困难。国际评级机构惠誉曾直言，由于部分国有银行资产品质堪忧，乌国的银行私有化时间表可能继续延后。同样，在工业企业中，由于长期缺乏市场竞争，真实盈利能力和资产价值很难评估，不进行彻底的财务和法律尽调便贸然出售，风险极高。这也解释了为何乌政府宁愿多花时间请国际机构先行“体检”国企——比如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向多家国企提供了可转换贷款，日后可转为股权，从而提前介入公司治理。这种创新模式既为企业引入资金，又帮助摸清资产状况，为后续更大范围的私有化铺平道路。第三，社会和政治阻力不可忽视。国企在乌兹别克斯坦承担着大量就业和社会职能，大众对私有化存在疑虑。一方面，担心私有化会导致失业——新的私人股东为提高效率可能裁员，尤其在能源、电信等过去超编严重的部门。另一方面，担心公共服务价格上涨——例如能源、电信等行业引入盈利导向后，可能取消补贴、提高资费，使普通民众负担加重。尽管政府承诺会采取措施保护脆弱群体，并强调私有化是为了提供更好服务和创造就业，但公众观感仍复杂。特别是对于将国有资产出售给外国投资者，民族主义情绪和疑虑更强。在中亚地区，外国尤其是中国购买本地资产常引发敏感反应。例如2024年初乌兹别克斯坦拍卖了纳沃伊州31处黄金勘探区使用权，虽然竞拍严格限定只有本国注册公司参加，但由于多家中资背景企业中标，引发舆论猜测“矿山卖给了中国人”。政府随后紧急澄清：土地和矿产所有权不对外资出售，中标公司均为乌兹别克斯坦法人，其中虽有中方股东但控股权属于乌国公民。此事反映出公众对私有化背后可能的外国势力介入高度敏感。在野的政治声音也质疑，精英阶层会不会借私有化之名，把国家财富廉价卖给自己选定的国外伙伴，从中渔利。正如有评论指出的：“社会上存在一种情绪，认为精英可能会把国家利益出卖给任何出价者，包括中国”。因此，乌政府在推进私有化时必须小心翼翼地平衡：既要吸引外资，又要顾及民意，确保流程透明、公平，避免激发民众的不信任。最后，立法和监管能力也是挑战。大规模私有化需要配套法律体系保驾护航，包括反垄断、公司法、证券监管等方面的完善。乌兹别克斯坦过去缺乏资本市场运作经验，证券交易、少数股东权益保护等机制刚起步。为此，政府在多部委增设分管私有化和公私合作的副部长职位，加快培养监管人才。新的《私有化法》规定了公开拍卖、竞争性招标和证券市场发行等多种资产处置渠道，并建立中央托管和清算体系来保障交易安全。尽管如此，在实践中地方官员执行不力、政府部门间协调不足的问题仍存在。部分项目推进缓慢也归因于官僚体系对改革的“惰性阻力”。如何在中央层面设计的良好政策能层层落实，也是乌国改革成败的关键。外资角色：政策吸引与主要参与者
外国投资者在乌兹别克斯坦国企私有化进程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乌政府深知，仅靠国内资本难以消化庞大国有资产，引入外资既能获得资金和技术，也为改革背书。因此近年出台了一系列吸引外资政策：包括放宽外资准入行业限制、实施五年期投资“黄金签证”（一次性投资至少25万美元可获居留权）、与主要经济体签署投资保护协定，以及积极申请加入世贸组织以融入国际经贸规则。在具体私有化项目上，政府几乎无一例外地聘请国际投行和顾问参与，确保交易符合国际规范。例如在筹备出售UMS、电厂等大型项目时，均引入了罗斯柴尔德、毕马威等知名机构；在规划IPO时，则与富兰克林邓普顿资产管理公司合作成立国家投资基金，准备将部分优质资产打包于塔什干和伦敦两地上市。这些举措旨在提振国际投资者信心，展示乌兹别克斯坦推进市场化的决心。从参与者来看，当前活跃在乌国私有化舞台的外部力量主要有三类：国际金融机构：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国际金融公司等机构通过贷款、技术援助等方式深度介入乌国国企改革。EBRD自2017年恢复对乌投资后，已向乌国企提供了数十亿美元融资，并创造性地采用“可转债”模式——贷款可转股，以未来成为企业股东。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也参与协助政府制定私有化战略。这些机构不仅带来资金，更带来治理经验和透明度要求，为乌国企顺利走向市场做背书。西方和地区投资者：欧洲和区域内的投资者对乌兹别克斯坦兴趣浓厚。在银行业，匈牙利OTP集团收购Ipoteka银行控股权就是典型一例。此外，据报道乌政府正与中东和东亚一些主权基金、跨国企业洽谈，争取它们参与能源和航空等领域的私有化竞标。美国投资管理公司富兰克林邓普顿的角色尤为引人注目——其新加坡子公司受托管理乌兹别克斯坦国家投资基金，计划在2025年前推动12家大型国企IPO/SPO。这将包括汽车、化工、冶金、电信等行业的龙头。富兰克林邓普顿曾成功运作罗马尼亚国企基金上市案例，被乌方寄望复制经验。另一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资本的变化：历史上俄罗斯是乌兹别克最大的投资来源之一，但由于地缘政治因素，其角色有所减弱。例如原计划俄罗斯Sovcom银行收购乌银行告吹就是明证。如今一些俄罗斯背景企业对乌私有化参与度降低，而更多来自海湾国家（土耳其、阿联酋、沙特）和欧洲的投资正填补这一空白。沙特的ACWA Power和阿联酋的阿布扎比基金已在乌能源项目上投资，未来不排除参与能源资产股权收购。中国投资者：在所有外国参与者中，中国的角色尤为突出且备受关注。中国已成为乌兹别克斯坦最大的投资来源国之一，约占乌国外直接投资存量的三分之一。截至2025年初，在乌登记的外资企业超过15,000家，其中3,467家为中资背景企业，数量比上一年激增42.5%，首次超过俄资企业数量。北京之所以积极布局乌国，一方面是乌兹别克斯坦拥有中亚最大的人口市场和相对多元的经济基础，对中国企业具有商业吸引力；另一方面，乌国近年来国企改革、行业开放为中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准入机会。中国投资涉及领域之广令人瞩目：能源方面，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直接投资超50亿美元用于油气田开发、管线和储气设施建设；中国企业还承建了800MW太阳能电站等可再生能源项目，助力乌国升级电力结构。基础设施方面，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为乌国提供了数十亿美元低息贷款，支持中吉乌铁路等重大工程。一条连接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跨境铁路正在建设，将显著提升乌国作为区域物流枢纽的地位。制造业和高新技术方面，中国企业与乌方合资在自由经济区生产汽车零部件、电子产品，华为和中兴为乌国部署5G网络和智慧城市系统。可以说，中国资本几乎出现在乌兹别克斯坦每一个战略行业，从能源、采矿、交通到通信、农业。乌政府对中国投资整体持欢迎态度，官方表态称“中国是乌兹别克斯坦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特别是在国企私有化方面，中企被视为潜在买家和合作伙伴。例如，有中资背景公司参与了乌部分金矿采权竞拍，以及表达了对化工、汽车行业资产的兴趣。这些都使中国成为乌私有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当然，中国投资的涌入也带来一些争议。中资大量进入资源和基建领域，引发乌社会对主权经济安全的讨论。一些民众担心中国企业过度掌控乌国关键资产、加剧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另外，中乌贸易存在不平衡——2024年乌对华出口仅20亿美元，而自华进口高达160亿美元— 这意味着乌方在合作中处于逆差地位，也引发对中国资本“经济殖民”的担忧。乌政府强调，将通过加强本土配套产业、加强监管，确保中国投资转化为本国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而非包袱。总体而言，外国投资者（尤其中国）在乌兹别克斯坦私有化浪潮中机遇巨大，但乌方也在积极制定规则，期望引资与维护国家利益取得平衡。长远影响：经济结构优化与社会福祉考验
乌兹别克斯坦大刀阔斧的国企私有化，对其经济结构和社会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从宏观经济结构看，私有化有望打破国有部门长期主导的格局，培育更具活力和竞争力的私营部门。过去由于国企垄断和政策倾斜，民营企业在许多行业难以立足。通过出售国企股权、引入市场竞争，资源配置效率将提高，市场活力增强。据统计，自改革启动以来乌兹别克斯坦私营经济已有显著扩张：2019年以来超过1200家中小国企被出售给私人，民营企业数量大幅增长；新创办企业年注册量从2016年的3.3万家跃升至2022年的9.3万家，几乎翻了两番。私有化也带来了资本市场和投融资环境的改善：过去银行贷款的大头（2018年约56%）都以低息定向给了国企，如今这一比例降至29%，释放了信贷给私营企业。随着更多大型国企上市或被战略投资者收购，乌兹别克斯坦有望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引入国际先进管理和技术，推动产业升级和多元化。这将帮助乌国从以大宗商品、初级产品为主的经济，转向具有更高附加值、更广产业门类的格局。正如世界银行评价的那样，乌兹别克斯坦改革正在扩大贸易融入、加速国企私有化，若持续下去，有望成为欧亚地区最具竞争力和投资吸引力的经济体之一。对就业和社会影响而言，私有化是把“双刃剑”。短期来看，随着企业重组，不可避免会出现岗位缩减和人员分流。一些效率低下的国企过去靠冗员维持就业，私有化后新的所有者往往会裁减冗余、提升生产率。这对被下岗的工人和其家庭生计构成挑战，需要政府提供再就业培训和社保缓冲。此外，私有化可能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如处置不当，财富可能集中到少数新资本所有者手中，而普通职工未必直接受益。这在其他转型经济体的私有化进程中已多有体现。然而，中长期看，私有化若能带来经济更快增长和更多投资，就业机会总体会增加。一方面，新投资将催生新业务、新项目，创造新的岗位；另一方面，私有化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民营部门扩张能够吸纳更多劳动力。乌官方也寄望通过改革实现就业和收入“双增长”：他们提出在2026年前将贫困率减半、2030年前迈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的目标。私有化释放的市场活力被视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动力之一。另外，外资的进入往往伴随培训和人力资本提升，例如中资企业在乌建立合资工厂时注重本地员工技能培训，在新能源等领域培养了新型人才。这些都将对提升劳动力素质、提高工资水平产生积极影响。值得关注的是，私有化对政府财政和地方发展也有显著影响。一方面，大规模出售国有资产能带来一次性财政收入。乌政府预计2025年的私有化交易可直接入库约10万亿苏姆。这些收入若用于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公共支出，将提升长期发展能力。另一方面，国企私有化后，政府将不再承担其亏损，有助于改善财政状况；同时，经营效率提高后企业盈利增加，反过来可以通过税收为国家和地方财政带来更可持续的收入来源。而对地方而言，过去一些国企是地方经济支柱，私有化后如果经营改善、投资扩大，地方就业和税收都会增长。但需警惕的是，若私有化导致企业总部外迁或利润外流，地方财政可能短期受损。因此政府也在设计措施，例如让部分大型企业在本国证券市场上市，鼓励本地投资者持股，从而分享红利并留住利润在本地循环。此外，通过公开拍卖土地、矿权等，地方政府也能盘活闲置资产、引入项目，促进区域发展。总体而言，私有化的经济效应复杂且需要时间显现。乌兹别克斯坦希望，它将成为减少政府补贴负担、增加公共服务投入的一剂良方，同时促进地区经济均衡发展。然而，私有化能否兑现这些中长期红利，取决于改革执行的质量和后续配套措施。如果仅改变所有制但不提升治理，垄断和寻租行为仍可能继续，只是从“公有”变为“私有”而已。因此，加强竞争政策和监管、防止私人垄断出现，是政府下一步工作的重点。同时，要保护职工合法权益，在改革中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避免出现严重的社会不稳定。经验表明，透明、公正的私有化过程更能赢得公众支持，降低阻力。乌兹别克斯坦正在努力向世界证明，其私有化不是权贵瓜分财富的黑箱操作，而是真正旨在打造一个高效、包容的市场经济。正如EBRD等机构所强调的，如果改革坚持到底，乌兹别克斯坦将释放出巨大潜能：一个拥有3600万人口、年轻而受过良好教育的国家，有望在中亚崛起为投资热土和区域增长引擎。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塔什干，期待这场“国企私有化大戏”在未来几年内结出改革的硕果，为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腾飞铺平道路。本文仅提供投资参考，不构成投资决策依据，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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