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学派的宏观经济模型:历史与比较分析

JEL分类

B13、B25、B53、E14

摘要

本文对奥地利学派最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进行了综合性比较评估，这些模型旨在分析决定均衡利率与生产结构的静态力量（货币失衡与经济周期不在本文研究范围内）。文中所呈现的三大模型分别源自庞巴维克（Böhm-Bawerk，[1889] 1959）、哈耶克（Hayek，1936、1941）与加里森（Garrison，2001）。研究表明，这些模型在很大程度上相互矛盾，但在更宏观的层面，它们也具备若干重要的共同特征。最后，本文尝试解释为何奥地利学派在这类基础宏观经济理论研究中，未能形成一套累积性的理论传统。

一、引言

奥地利学派以其主观主义方法论及市场过程理论、经济周期理论而闻名。本文聚焦于一个相对冷门但意义重大的主题：在该学派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历程中，杰出经济学家们构建了一系列基础宏观经济模型。这些“基础”模型聚焦于经济系统中最根本的运行力量，暂不考虑货币扰动与不确定性带来的复杂影响。目前学界尚未对这些模型进行系统性比较，本文旨在填补这一空白。

这类基础整合模型会分析高度简化的经济系统向宏观均衡的收敛过程，并研究技术进步、时间偏好变化（分别导致储蓄-投资规模扩大或缩小）、劳动力数量增加等典型外生变化所产生的宏观效应，货币扰动与短期波动因此不在研究范畴之内。在已发表的奥地利学派文献中，有三个模型符合上述标准，分别由以下学者构建：（1）庞巴维克（[1889] 1959）；（2）哈耶克（1936、1941）；（3）加里森（2001）¹。

本文的研究目标如下：第一，梳理奥地利学派基础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脉络，依次阐述三大模型，分析每个模型的收敛过程、最终均衡特征及对典型外生变化的反应（第一部分）；第二，剖析这些模型之间的关联，揭示其理论矛盾（第二部分）；第三，指出尽管存在差异与矛盾，这些模型仍具备若干重要的共性特征（第三部分）；第四，解释为何与索洛（Solow，1956）、斯旺（Swan，1956）奠定的标准新古典范式不同，奥地利学派内部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基础基准模型（第四部分）。

¹ 许尔斯曼（Hülsmann，2010）曾构建一个整合罗斯巴德纯利率决定模型与哈耶克生产结构理论的宏观经济模型，但该模型目前仍为工作论文，尚未成为“正式”的竞争模型。菲留勒（Fillieule，2005）提出了一个阐释经济系统各方面关联的图形化模型，但该模型缺少一个关键要素——利率理论。

二、奥地利学派模型：按时间顺序梳理

本节旨在简要阐明三大基础宏观经济模型的分析框架与内在逻辑，暂不涉及过多次要特征以控制篇幅。每个模型均采用图形化表述（而非数学形式化），但其数学形式化表述同样存在²。

2.1 庞巴维克模型

庞巴维克在《资本与利息》（[1889] 1959）中“利率”一章阐述了其模型。该理论并非单纯的利率理论，而是一个真正的宏观经济模型——它不仅能确定均衡利率，还能推导均衡工资与生产周期。庞巴维克是现代宏观经济分析的先驱，但他的阐述基于单一数值案例，略显简化。维克塞尔（Wicksell，[1893] 1970）很快用微分方程对这一基础表述进行了一般化数学处理，并设计了便捷的图形化展示方式。多年后，多夫曼（Dorfman，1959）进一步优化了维克塞尔版本的图形化模型³。值得注意的是，从庞巴维克最初的阐述到后续的各种表述，模型的核心内容未发生变化，仅呈现形式不断精进。

该模型的外生变量包括：资本数量K、工人数量N，以及生产函数f（该函数将经济系统的总生产周期T与工人年均消费品产量(q_c)关联起来）。如图1顶部所示，生产函数(q_c=f(T))表现为一条凹曲线⁴⁵。函数f呈递增趋势，这体现了庞巴维克资本理论的核心观点——“迂回生产”具有生产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精心选择的更迂回的生产方式能带来更高的周期性消费品产量”（Böhm-Bawerk，[1889] 1959，82-84）。换言之，生产周期T延长会导致工人年均产量(q_c)增加，且这种增长呈现边际收益递减特征，庞巴维克将其解释为“基于经验的观察”（p. 83）⁶。

图1 庞巴维克模型（改编自Wicksell，1889，p.122；Fillieule，2015，p.309）

•顶部：纵轴为消费品产量(q_c)与工资w，横轴为生产周期T；曲线(q_c=f(T))为生产函数，直线与曲线相切于均衡点，此时利率最大化（给定工资(w^)）；最终均衡状态下，全部资本K均被投入使用，均衡工资为(w^)，均衡生产周期为(T^)，利率相关参数为2/i（均衡时为2/(i^)）。

•底部：左侧展示技术进步的影响（生产函数逆时针旋转），右侧展示劳动力数量增加或资本减少的影响（(wT=2K/N)双曲线左下移动）。

在最终均衡状态下，需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全部资本K均被投入使用，无闲置资本；第二，资本家通过选择合适的生产周期T来最大化利率。这一优化条件在图形上表现为生产函数f与过点((0, w^*))的直线相切——若该直线顺时针旋转，2/i比值上升（意味着利率i下降）；若逆时针旋转，则与生产函数f无交点，对应的经济系统无法存在。因此，切点代表利率的最高可能水平（对应2/i的最低水平）。

图形中内生变量（i、w、T）之间的关系，是模型基本方程的直观体现：

[q_c = w + ik = w + i\left(\frac{wT}{2}\right)]

该方程描述了工人年均最终产出(q_c)在工人（工资w）与资本家（利息ik）之间的分配。庞巴维克将每个工人的投资资本(k=(wT/2))视为维持生产过程所需的“生存基金”：若所有生产过程同时启动并在T周期后同时结束，所需资本（生存基金）应为(k=(wT))（每个工人在T周期内需以工资w维持生存）；但实际生产采用“同步化”组织方式——若生产周期为T，则存在T个处于不同完成阶段的生产过程同时进行⁷。计算表明，同步化生产可使生存基金从(k=(wT))降至约(k=(wT/2))，原因是同步化使得工人参与生产过程期间，部分生存需求可由已完成的生产过程提供。上述基本方程可通过截距定理（泰勒斯定理）推导，该定理确保(q_c)、w、T与(q_c(T))之间的关系符合图1所示的图形逻辑（Wicksell，1893）。

⁷ 例如，若生产过程持续3个周期，“同步化”系统会包含3个同时进行的过程：每个周期初，有一个过程刚启动（3周期后完成）、一个过程处于中期（2周期后完成）、一个过程接近完成（本周期末结束）。借助同步化，最终产品可在每个周期交付，无需等待单个过程完成所需的漫长周期。

经济系统向均衡的收敛过程由资本家的行为驱动：资本家以利率最大化为目标，同时竞争投资机会，最终推动经济系统达到由内生变量（(i^)、(w^)、(T^)）定义的均衡状态，其中(i^)为均衡利率，(w^)为实际年工资，(T^)为均衡生产周期。具体收敛过程如下：

初始状态下，工资水平为任意值(w_0)（(w_0<w^)）。给定(w_0)，资本家通过选择生产结构的周期长度来最大化利率i（对称情形下，利率给定，工人最大化工资）。若最优生产周期为(T_0)，则每个工人的投资资本为(k_0=w_0T_0/2)，总投资资本(K_0=Nk_0)。若(K_0)低于外生给定的总资本K，资本家会将剩余资本用于投资以增加收入，因此竞争雇佣工人，劳动力需求上升，工资从(w_0)升至(w_1)。在(w_1)水平下，资本家再次最大化利率，投资资本仍低于总资本，工资继续上升，这一过程持续至工资达到均衡水平(w^)。此时，利率最大化所决定的生产周期(T^*)满足(Nw^T^/2=K)（由于工资w上升时T必然上升，(NwT/2)会持续增加直至等于K），全部资本投入使用，最终均衡实现。

图1底部的两个子图展示了典型外生变化的影响：技术进步表现为生产函数逆时针旋转；劳动力数量增加表现为(wT=2K/N)双曲线左下移动；资本数量增加则表现为该双曲线向相反方向移动。通过分析这些变化对均衡状态的影响，可进一步探究其对资本家与工人之间最终产出分配的作用⁸。研究结论如下：技术进步对资本家与工人均有利；资本数量增加对工人有利，但未必对资本家有利；劳动力数量增加对资本家有利，但对工人不利⁹。需注意的是，个体可能同时兼具工人与资本家双重身份，尽管庞巴维克似乎默认工人与资本家是两个独立群体。

表1 庞巴维克模型总结

⁸ 庞巴维克（1959 [1889]）详细分析了典型变化对利率水平的影响，但仅简要提及对工资水平的作用（如p.378）。

⁹ 庞巴维克未考虑劳动力数量增加可能带来的分工深化所产生的规模收益，仅在倒数第二个脚注（1959 [1889]，461，脚注52）中提及人口增长导致的劳动边际收益递减。

2.2 哈耶克模型

20世纪30年代初，哈耶克提出了奥地利学派最著名的宏观经济概念——将生产结构表示为“三角形”，其中纵轴为年度名义消费，横轴为生产阶段，随着生产阶段向更高层级推进，年度投资规模逐渐缩小（Hayek，[1931] 1935）。这一图示灵感源自杰文斯（Jevons，1871），但杰文斯将其用于单一经济过程，而哈耶克将其发展为描述整个经济系统的宏观工具。“哈耶克三角形”影响力深远，甚至被非奥地利学派学者采纳，如艾布拉姆斯（Abrams，1934，25-28）与德宾（Durbin，1935，34）——后者当时是英国工党的主要经济专家¹⁰。

值得注意的是，本节并不讨论这一宏观概念，原因有二：第一，哈耶克并未将“三角形”与利率决定模型结合，这一工作直到加里森（Garrison，1978、2001）时期才完成，将在下文阐述；第二，哈耶克的利率理论（本节研究对象）与“三角形”存在矛盾——该理论要求资本积累沿“横向”进行，而“三角形”中的资本积累沿“纵向”进行（见2.1小节）。

因此，本节聚焦于哈耶克的利率模型（Hayek，1936、1941）。该模型并非源于奥地利学派自庞巴维克以来的理论洞见，而是受到美国新古典经济学家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1930）利率理论的启发。哈耶克构建该模型的核心目的是探究利率的决定因素——时间偏好还是生产力？他最终认为生产力是关键因素，但本文重点并非这一争议，而是模型的宏观核心：经济系统向宏观均衡的收敛过程、均衡特征，以及典型变化对工人与资本家收入分配的影响。

哈耶克（1941）借助受费雪经典跨期图形启发的图示来呈现其模型（见图2）。与费雪图形的区别在于，此处纵轴衡量的不是下一周期的最终产出，而是未来每个周期的最终产出：例如，在起点(Q_0)，经济系统在当前周期生产(Q_0)数量的消费品（横轴：当前产出），且在未来每个周期也生产(Q_0)数量的消费品（纵轴：未来每个周期产出）。过(Q_0)的凹曲线为“生产力曲线”，反映当前储蓄增加与未来每个周期额外产出之间的关系；凸向原点的虚线为“跨期无差异曲线”。

当经济系统处于起点(Q_0)时，经济主体通过储蓄(\Delta S_0)、获得未来每个周期额外产出(\Delta Q_0)，达到最高无差异曲线，实现跨期效用最大化。下一周期，系统移动至(Q_1)，经济主体再次通过储蓄(\Delta S_1)、获得未来每个周期额外产出(\Delta Q_1)来最大化跨期效用。图2仅展示了收敛过程的第一步（从(Q_0)到(Q_1)），这一过程持续进行，直至系统达到均衡点(Q^)。在(Q^)点，生产力曲线与无差异曲线在45度线上相切，经济主体无法通过储蓄或负储蓄（借贷）进一步提升跨期效用，经济系统实现最终均衡——边际生产力与边际时间偏好相等，其共同值即为均衡利率，也就是生产力曲线与无差异曲线在45度线上的共同斜率。

哈耶克首先分析了线性生产力曲线的情形（1941，222），随后拓展至更一般的凹形生产力曲线（1941，233），本文仅呈现后者（体现资本积累的边际收益递减）¹¹。图2底部的子图展示了典型外生变化：左下角子图中，技术进步与劳动力供给增加表现为生产力曲线向上移动并顺时针旋转；右下角子图中，时间偏好降低表现为无差异曲线族逆时针旋转。

这些变化对资本家与工人之间最终产出分配的影响，取决于对跨期无差异曲线形态的假设，主要存在两种可能性：随着经济系统生产力提升、财富增加（沿45度线上移），人们可能更倾向于当期消费（时间偏好增强），也可能更倾向于未来消费（时间偏好减弱），对应的边际时间偏好随财富增加而上升或下降。图形上，这两种情形表现为无差异曲线在45度线上的斜率分别变陡或变缓（见图3）。在凹形生产力曲线假设下，两种情形均与均衡存在性兼容¹²。

然而，时间偏好随财富增强的情形可能性较低，因为它意味着随着人们财富增加，会更倾向于消费边际净收入而非储蓄投资；更合理的情形是财富增加使人们更愿意储蓄当期产品以获取未来额外产品（见Block、Barnett与Salerno，2006）。下文将基于“时间偏好随财富减弱”的情形，总结典型外生变化的影响（见表2）。

图2 哈耶克模型（改编自Hayek，1941，233）

•主体图形：纵轴为“未来每个周期产出”，横轴为“当前周期产出”；凹曲线为生产力曲线，虚线为跨期无差异曲线；经济系统从(Q_0)出发，通过储蓄(\Delta S_0)移动至(Q_1)，最终收敛至均衡点(Q^*)（生产力曲线与无差异曲线在45度线上相切）。

•底部：左侧展示技术进步或劳动力供给增加的影响（生产力曲线上移并顺时针旋转）；右侧展示时间偏好降低的影响（无差异曲线族逆时针旋转）。

图3 哈耶克模型中的两种时间偏好模式

•左图：边际时间偏好随财富增加而增强（无差异曲线在45度线上的斜率随财富增加而变陡）；

•右图：边际时间偏好随财富增加而减弱（无差异曲线在45度线上的斜率随财富增加而变缓）。

表2 哈耶克模型总结（基于凹形生产力曲线与“边际时间偏好随财富减弱”的假设）

¹¹ 此处暂不讨论哈耶克对生产力曲线形态的技术性分析。当生产力曲线为线性时，均衡利率必然等于（恒定的）边际生产力，与时间偏好无关。哈耶克认为生产力曲线接近线性，因此得出“均衡利率由生产力决定，而非时间偏好”的结论。

¹² 在哈耶克的线性生产力曲线模型中，均衡存在性要求时间偏好随财富增强（Molavi Vasséi，2015）。

2.3 加里森模型

庞巴维克与哈耶克的模型均基于优化过程（图形上表现为曲线相切），而加里森的模型则基于供求均衡（图形上表现为曲线交点）。该模型的均衡由“广义可贷资金市场”决定¹³：可贷资金的供求交点给出均衡利率与总投资规模，随后结合经济系统的“生产可能性边界（PPF）”确定“哈耶克三角形”形式的生产结构（见图4）。

生产可能性边界体现了“消费品与资本品之间的根本权衡”（Garrison，2001，41）：当期投资增加意味着消费减少，反之亦然。可贷资金市场（右下角子图）确定均衡投资(I_e)后，生产可能性边界给出对应的均衡消费(C_e)，进而确定生产结构（左上角子图）。

图4 加里森模型（改编自Garrison，2001，50）

•左上角：“生产结构”图，纵轴为消费C，横轴为生产阶段；

•右上角：“生产可能性边界”图，纵轴为消费C，横轴为投资I，曲线为PPF，均衡点对应(C_e)（均衡消费）与(I_e)（均衡投资）；

•右下角：“可贷资金市场”图，纵轴为利率i，横轴为储蓄S与投资I，供给曲线S与需求曲线D的交点给出均衡利率(i_e)与均衡储蓄/投资(S_e=I_e)。

加里森分析的典型外生变化包括：（1）技术进步；（2）时间偏好降低（未提及劳动力总供给变化）。具体影响如下：

2.3.1 技术进步

•若技术进步“直接且成比例地影响所有生产阶段”，则“投资、产出、收入、消费与储蓄将同步增长，不会对利率产生方向性压力”（2001，58）；

•若技术进步“仅适用于一个或少数几个生产阶段”，则利率会受到影响：首先，企业家“为利用新技术”增加可贷资金需求，利率上升；随后，投资扩大带来收入增长，可贷资金供给增加，利率下降；均衡总投资(I_e)必然上升，但均衡利率(i_e)的最终变化不确定（需求与供给增加的效应相互抵消）。同时，经济系统生产力提升使生产可能性边界外移，最终消费与生产周期均上升。

2.3.2 时间偏好降低

可贷资金供给曲线右移（人们更愿意借贷与投资），需求曲线不变。结果是均衡利率下降、均衡投资增加、消费减少、生产结构更迂回¹⁴。

表3 加里森模型总结

¹³ 该市场“广义”体现在：不仅包括狭义的企业借贷，还涵盖“留存收益与以购买股票形式进行的储蓄”（Garrison，2001，36）。

¹⁴ 生产结构延长会提升劳动生产力，最终推动生产可能性边界外移，但加里森未图示这一效应。

三、问题：模型间的矛盾

回顾上述三个模型，最显著的问题是它们相互矛盾。例如，对于技术进步的影响：庞巴维克模型认为利率会上升；哈耶克模型（假设时间偏好随财富减弱）认为利率先上升后下降，且下降幅度超过上升幅度；加里森模型认为利率变化方向不确定。

尽管在“时间偏好降低会导致利率下降、投资增加”这一结论上，三个模型存在共识，但即便结论一致，其推导前提也相互矛盾——这是更深层次的问题。为进行比较，我们将庞巴维克、哈耶克的“生产力型”模型与加里森的“供求型”模型区分开来，先分析“生产力型”模型内部的差异，再跨类型比较两类模型。

3.1 “生产力型”模型的差异

庞巴维克与哈耶克的模型均以生产力为核心，且收敛过程均为逐步优化，但存在显著差异，核心差异在于跨期选择的性质。

两个模型中，经济主体均会做出跨期决策，但决策类型完全不同：哈耶克模型的跨期选择是“真实的”，而庞巴维克模型的跨期选择是“伪跨期的”。在哈耶克模型中，经济主体面临“当期消费与未来消费”的权衡——若想增加当期消费，需减少资本积累，低资本密度的生产结构将导致未来产出与消费下降；若牺牲部分当期消费进行净储蓄，资本积累增加，高资本密度的生产结构将带来未来产出与消费上升，这是典型的跨期套利逻辑。

但在庞巴维克模型中，资本家所谓的“当期产品与未来产品交换”完全不同¹⁵：资本家以“当期产品（当期工资）”交换“未来由雇佣劳动生产的产品”。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家期初投资（工资）固定，期末利率水平随生产周期T变化——存在一个使利率（及利息收入）最大化的生产周期，资本家会选择该周期。关键在于，资本家选择的是“期末同一时刻可获得的不同未来产品数量”（多者优先），而非“当期产品与未来产品”——生产周期长短不要求资本家做出额外牺牲，不存在“当期消费与未来消费”的权衡。因此，庞巴维克模型中的“交换”仅表面具备跨期属性，实则不然。

第二个显著差异在于生产过程的迂回性。生产周期是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的核心，该理论认为资本积累体现为生产结构延长。庞巴维克模型明确将生产周期T作为内生变量，使其成为模型形式化的关键要素。哈耶克（1941，60）认可“迂回生产”理论，但认为该理论不适用于其模型，原因是模型中“仅存在一种可能的投资周期”（1941，221），生产周期无法变化——资本积累沿“横向”进行（增加相同长度的生产过程），而非“纵向”进行（延长生产过程）。

具体而言，哈耶克模型要求：额外储蓄投入后，消费品产出的增加必须在“下一周期”实现；而生产周期延长意味着生产结构重组需跨越多个周期，消费品产出增加存在时滞——这与模型假设矛盾。因此，哈耶克模型未纳入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的核心——迂回生产现象¹⁶。综上，与庞巴维克模型相比，哈耶克模型对跨期选择的形式化更合理，但采用的资本积累理论并非奥地利学派的核心理论。

¹⁵ 庞巴维克在“利率”一章中多次使用“交换”一词，例如开篇第一句：“当期产品与未来产品的交换是利息现象的根源，这只是一般产品交换的一个特例”（[1889] 1959，347）。

¹⁶ 正是这种“无法纳入迂回生产”的特性（笔者观点），导致哈耶克未将《资本纯理论》（1941）中的利率理论与《价格与生产》（[1931] 1935）中的“三角形”结合。当经济系统以“三角形”表示时，资本积累体现为生产周期延长（三角形变窄变长），这种“纵向”资本积累与哈耶克的利率理论矛盾。

3.2 “生产力型”与“供求型”模型的比较

“生产力型”模型（庞巴维克、哈耶克）适合分析技术进步、劳动力供给增加等影响实际产出的变化——只需移动生产力曲线，即可分析收敛过程；“供求型”模型（加里森）则特别适合分析借贷行为。以下需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供求型”模型如何处理生产力问题？第二，“生产力型”模型能否纳入借贷行为？

3.2.1 “供求型”模型中的生产力

生产力与“实际价值”相关。在加里森模型中，生产可能性边界（PPF）体现实际最终产出：技术进步会同时影响生产可能性边界与可贷资金市场——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移（任意投资水平对应的实际最终产出(C_r)增加）；若技术进步适用于所有生产阶段，可贷资金供求曲线同步右移；若仅适用于部分阶段，供求曲线依次右移（见3.2小节）。因此，“供求型”模型可分析生产力效应，但其理论逻辑比“生产力型”模型更复杂。

需注意加里森生产可能性边界与哈耶克生产力曲线的差异：二者虽均为凹曲线且均关联消费与投资，但本质不同。哈耶克生产力曲线是“跨期构造”，反映“当期净储蓄/负储蓄”与“未来消费变化”的关系；加里森生产可能性边界是“瞬时构造”，反映“当期净储蓄”与“当期消费减少”的关系。此外，哈耶克生产力曲线是经济系统无法跨越的“壁垒”，而加里森生产可能性边界是可跨越的“边界”——加里森（2001，70）将其定义为“消费与投资的可持续组合”，若消耗部分资本，经济系统可产出超出边界的组合。

3.2.2 “生产力型”模型中的借贷

“生产力型”模型（庞巴维克、哈耶克）完全以生产力为核心，未包含“可贷资金市场”——经济主体无法根据利率水平调整当期产品的供求。哈耶克（1941）在阐述模型的两章中从未提及“贷款”；庞巴维克（[1889] 1959，369）虽考虑了消费贷款，但未将其纳入基础模型（基础模型仅包含工资与资本生产力），而是将消费贷款需求视为“影响利率与生产结构的额外特定力量”——消费贷款需求者与工人竞争生存基金，需求越旺盛，利率越高，生产结构越短¹⁷。

进一步追问：“生产力型”模型未纳入生产性贷款，是否构成严重缺陷？答案取决于“生产性贷款在基础宏观经济模型中的重要性”。在这类研究中，投资者无不确定性，无需偏好低风险贷款而非高风险股权；且不存在银行基于部分准备金创造额外信贷（可贷资金）。因此，生产性贷款在“投资与利率决定”研究中仅起次要作用，“生产力型”模型未明确纳入生产性贷款并非关键缺陷。此外，一个发达的经济系统可在无贷款的情况下运行，但无法脱离资本生产力——从理论层面看，资本生产力更重要¹⁸。

¹⁷ 在庞巴维克模型的图形中（见图1），消费贷款需求的影响表现为(wT=2K/N)双曲线向下移动，因为该需求减少了可用于生产的资本K。

¹⁸ 哈耶克（1941，266）在讨论均衡趋势时指出：“我们可设想一个禁止放贷（至少禁止有息放贷）的社会，但只要存在通过合伙制、股份制等方式分散投资的可能性，整个系统的投资回报率仍将趋于一致。由资本品与消费品价格关系决定的投资回报率，在理论上先于且独立于货币贷款利率；当然，若存在货币贷款，贷款利率将倾向于与其他投资的回报率一致（笔者强调）。”哈耶克未明确“投资回报率先于贷款利率”的具体含义，但可能指历史与理论层面的双重优先。数十年前，费特（Fetter，[1914] 1977，234）就提出“资本化（投资利息）在历史与逻辑上均先于契约利息（贷款利息）”。

综上，“供求型”模型（加里森）与生产力现象之间存在可衔接的桥梁，但“生产力型”模型（庞巴维克、哈耶克）与生产性借贷现象的关联更复杂，且庞巴维克与哈耶克均未在其“生产力型”模型框架内对此展开研究。

四、奥地利学派模型的共性特征

尽管三个模型在细节上差异显著，但在更宏观的层面，它们具备若干重要的共性特征。

4.1 认可“宏观”分析的有效性与相关性

“奥地利宏观经济学”初看可能存在矛盾——自门格尔（Menger，[1871] 1976）以来，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一直强调主观主义与个体行动的重要性。但正如“实践出真知”，上述三个模型证明了“奥地利宏观经济学”的存在。霍维茨（Horwitz，2000，1）指出：“在许多经济学家看来，奥地利学派似乎否定宏观经济学的整体概念，转而聚焦价格协调、企业家精神等微观现象”，但他同时强调“奥地利宏观经济学依然活跃且富有活力”（2000，2），并提及货币、银行、经济周期等研究主题。本文进一步表明，奥地利宏观经济学不仅包括货币失衡与周期波动理论，还涵盖“静态均衡利率决定”“资本家与工人收入分配”等更基础的主题。

许尔斯曼（Hülsmann，2012）也认可奥地利宏观经济学的存在，并指出在加里森（Garrison，1978）的早期研究之前，“‘奥地利宏观经济学’这一表述被视为矛盾修辞法”（2012，46）——因为“宏观经济学”一词与“实证主义、重商主义思想”相关联，而奥地利学派对这些思想始终持强烈反对态度。但有理由认为，奥地利宏观经济学传统并非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而是可追溯至19世纪末。

4.2 以“人类行动”为基础的主观主义内核

三个模型均以“人类行动”为主观主义基础：

•庞巴维克模型中，收敛过程由“追求利率最大化、竞争投资全部资本”的资本家行为驱动；

•哈耶克模型围绕“鲁滨逊·克鲁索式个体或集体主义独裁者的跨期选择”构建；

•加里森模型基于“广义可贷资金市场中个体的互动”。

自20世纪30年代“脱离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学”出现以来（Frisch，1933），奥地利学派学者始终对此类方法提出批评。哈耶克是最早反对“寻求总量统计变量之间关系”的学者之一¹⁹，但他的批判并非针对所有宏观经济研究——奥地利学派模型不存在他所强烈谴责的“纯粹整体主义宏观经济学”的缺陷。根据拉赫曼（Lachmann，1973）对“形式主义”与“主观主义”的区分，这些模型显然属于后者。拉赫曼将“形式主义”（他反对的方法）定义为“将抽象实体视为真实存在的思维方式”，将“主观主义”（他支持的方法）定义为“所有经济与社会现象都必须通过人类选择与决策来解释”的公理（1973，9-10）。奥地利宏观经济模型遵循门格尔方法论个体主义传统，以主观主义为核心。

¹⁹ 哈耶克（[1931] 1935，4-5）指出：“事实上，总量与平均值之间不会相互作用，我们永远无法像在个体现象、个体价格等层面那样，在总量之间建立必然的因果关系。”他在晚年著作中重申了这一观点，将“宏观经济学”定义为“寻求可测实体或统计总量之间因果关系”的研究，并认为这种宏观经济学“既不可行也无用处”（Hayek，1988，98）。

4.3 相似的简化假设

为简化经济系统分析，三个模型采用了极为相似的假设（此处列举部分关键假设）：

•经济系统生产“同质消费品或消费品组合”；资本品可与消费品不同，从这一角度看，这些模型比“单一商品兼具资本品与消费品功能”的索洛-斯旺标准新古典模型更复杂；

•生产要素分为两类：劳动与资本品（庞巴维克定义的“生产性要素”）；更一般的情形下分为三类：劳动、资本品与土地。若考虑土地，对应的“非生产性自然资源”需为“非耗竭性”——若存在耗竭性资源，某一生产投入的数量会随时间减少，静态均衡无法实现；

•分析技术进步时，假设“更高效生产技术的发现无需成本”，且这些技术一旦被发现并应用，就能立即提升最终产出²⁰；

•假设“价格系统能自动将生产要素重新配置到最优用途”，在外生冲击后能快速调整生产结构；

•排除“不确定性”及与之相关的“企业家功能”。不确定性的缺失使模型呈现“机械论”特征，与奥地利学派“聚焦市场过程如何帮助主体应对极端无知”的研究存在矛盾²¹。但这种“机械论”特征是“简化分析整个经济系统”的必要代价。

²⁰ 更现实的假设应是“新技术应用与最终产出增加之间存在时滞”。例如，若技术进步发生在“远离最终消费的阶段”（如采矿方法改进），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体现为最终产出增加。

²¹ 拉赫曼（[1991] 1994，278）指出：“奥地利经济学本质上是‘行动的意志论’，而非‘机械论’。奥地利学派必然反对‘新古典学派将人视为“偏好域”的“倾向集合”，而非主动思考主体’的概念框架。”

4.4 理论层面的共性

三个模型在理论层面也存在显著相似性：

•生产增长的来源：仅当“要素数量增加”或“采用更高效技术”时，生产才能增长。要素数量增加中，劳动、土地等“原始要素”的增加是外生的，资本品的增加（通过储蓄）是内生的；

•核心理论问题：均需解决“利率决定”问题。对庞巴维克与哈耶克的模型而言，“推导利率决定力量”是构建模型的核心目的；对哈耶克模型，还需权衡“生产力”与“时间偏好”对利率的影响；

•典型冲击分析：均能分析“时间偏好变化（资本积累或消耗）”“技术进步”“劳动力供给变化”等冲击对均衡与收入分配的影响；

•生产结构与迂回生产理论：除哈耶克模型（原因见2.1小节）外，其余两个模型均采用奥地利学派生产结构理论及相关的庞巴维克迂回生产理论——哈耶克模型未纳入这两个要素，这一点颇为意外，因为“哈耶克三角形”是奥地利学派宏观经济学最著名的构造之一。

4.5 认识论层面的共性

从认识论角度看，三个模型均体现同一类研究目标：它们不旨在“接受经验观察检验”，不旨在“通过校准匹配历史宏观数据以确定参数值”²²，而是作为“阐释性模型”，在高度简化的设定下澄清基本经济问题。这种阐释基于“行动逻辑”，与“假设性规律的经验验证”无关。因此，这些模型遵循的认识论与实验科学不同²³。

²² 笔者并非认为“这些模型无法与宏观数据建立关联”，而是强调“建立这种关联并非模型构建的初衷”。

²³ 哈耶克（1952）与米塞斯（1962）从奥地利学派视角，经典地阐述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认识论上的差异。

综上，尽管存在差异，三个奥地利学派模型仍属于“同一家族”。它们可被视为“基础宏观经济学共同方法”的不同表现形式，均试图通过简单框架阐明“利率决定”与“净产出分配”问题，且在“均衡分析目标”与“典型冲击反应分析目标”上达成共识。

五、为何无主导模型？

前文已表明，奥地利学派宏观经济模型在前提与结论上相互矛盾，但存在家族相似性。接下来需解释：为何与索洛（1956）、斯旺（1956）奠定的“标准新古典范式”不同，奥地利学派内部始终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为可靠理论基础”的主导模型。

5.1 庞巴维克模型的困境

庞巴维克模型发表于1889年，数年后由维克塞尔（[1893] 1970）进行数学形式化。但该模型未出现在维塞尔（Wieser，[1914] 1927）的教科书及施特里格尔（Strigl，[1934] 2000）关于资本的著作中。多夫曼（Dorfman，1959）曾复兴该模型，据笔者所知，奥地利学派主要经济学家对该模型的最后一次明确提及见于柯兹纳（Kirzner，1966）的研究²⁴。

在此期间，20世纪奥地利学派的两位核心经济学家——米塞斯与哈耶克——均对庞巴维克的利率理论提出严厉批评，且二人的批评相互矛盾，且均未基于对模型细节的深入考察，而是针对庞巴维克方法的一般特征：

•哈耶克（1941）批评庞巴维克将“资本数量”与“生产周期”视为“纯粹技术数据”的简化假设²⁵；

•米塞斯对庞巴维克的“平均生产周期”概念极为不满，称之为“空洞的概念”²⁶，并完全否定构成庞巴维克模型核心的“生产力利率理论”。

在“庞巴维克对早期生产力理论的批判”这一问题上，米塞斯与哈耶克的观点截然相反：哈耶克认为庞巴维克的批判“有误”²⁷，米塞斯则称赞庞巴维克“出色地驳斥”了这些早期生产力理论²⁸。二人均指出庞巴维克理论存在“无法克服的缺陷”，因此，无论是米塞斯的追随者还是哈耶克的追随者，都难以接受庞巴维克模型——这意味着20世纪中期以后，该模型在奥地利学派内部几乎无人认可。

²⁴ 布劳格（Blaug，[1962] 1978）在“奥地利资本与利率理论”章节中，详细阐述了该模型。

²⁵ 哈耶克（1941，192）指出：“正如后文将详细说明的，资本数量（作为价值量）与不同投资周期均非‘数据’，而是需被确定的‘未知变量’。”

²⁶ 米塞斯（[1949] 1998，486）指出：“过去用于生产当前可用资本品的时间毫无意义。这些资本品的价值仅取决于它们对未来需求满足的有用性。‘平均生产周期’是一个空洞的概念。”

²⁷ 哈耶克（1941，42）指出：“庞巴维克对早期生产力利率理论的批判虽产生了影响，但我认为这一批判有误——它导致后续研究越来越聚焦于其理论中的‘心理或时间偏好要素’，而非‘生产力要素’。”

²⁸ 米塞斯（[1949] 1998，486）指出：“……庞巴维克在阐述其理论时，未能完全避免他自己在‘资本与利率理论批判史’中出色驳斥的‘生产力方法’。”

5.2 哈耶克模型的困境

哈耶克模型近年来因莫拉维·瓦塞伊（Molavi Vasséi，2015）与菲留勒（Fillieule，2017）的研究而重新受到关注，怀特（White，2007）在《资本纯理论》新版序言中也用若干段落讨论了该模型。但该模型未能形成累积性传统，原因如下：

•哈耶克的《资本纯理论》（1941）在奥地利学派内部未形成显著影响——无人沿该书思路发展资本理论；且该模型未涉及该书核心主题（资本理论），属于“偏离主题的模型”，在“独特性较强的著作”中难以产生广泛影响³⁰；

•该模型未被视为“宏观经济模型”，也未得到认可。哈耶克（[1936] 2015）在论文中强调其模型对“时间偏好”的形式化，认为庞巴维克与熊彼特未能正确理解“恒定偏好”概念，并指出“需通过‘个体无差异曲线在各时刻保持一致’来表示恒定偏好”（Hayek，[1936] 2015，36）。这种表述可能导致学界忽视模型更广泛的宏观内涵；

•技术层面的缺陷：假设“边际生产力恒定”（这使模型吸引力大减，因为它将“时间偏好模式”限制在“边际时间偏好随财富增强”这一不合理情形）；且哈耶克未系统分析“时间偏好、技术、劳动力供给变化”的效应；

•理论立场的冲突：20世纪后半叶奥地利学派在美国复兴时，学者们采纳了费特-米塞斯的“主观主义利率理论”，而非“生产力利率理论”。罗斯巴德（[1962] 2009）、加里森（1979）、柯兹纳（1993）等学者均支持“时间偏好利率理论”（见Pellengahr，1996）。而哈耶克（1941）明确选择“生产力利率理论”，尽管他认为时间偏好也可能对利率产生（次要）影响³¹。因此，被哈耶克视为“生产力利率理论验证”的模型，在奥地利学派内部被广泛忽视。

³⁰ 斯蒂尔（Steele，2014）在近期对《资本纯理论》的解读中，完全未提及该模型。

³¹ 哈耶克（1941，420）指出：“在庞巴维克学派的两个分支中，以克努特·维克塞尔为代表、‘几乎将生产力要素视为利率唯一决定因素’的分支，本质上是正确的；而以弗兰克·费特、欧文·费雪为代表、‘分别将时间偏好视为唯一决定因素、同等重要因素’的分支，则是错误的。”

5.3 加里森模型的困境

加里森模型（2001）一经发表，便在奥地利学派内部引发广泛关注——加里森在二十多年间一直是该学派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学家之一（如Garrison，1984）。奥地利学派学者对该书（及模型）抱有很高期望，但两大奥地利学派期刊的评论并非完全正面：

•《奥地利经济学评论》中，奥普雷亚与瓦格纳（Oprea & Wagner，2003）批评该书“过时”（复兴20世纪60年代的讨论），且“未考虑近期主流宏观经济范式”；

•《奥地利经济学季刊》专门出版一期特刊评论该书（Thornton，2001），尽管基调比前者更积极，但仍提出若干批评。与本文相关的是，许尔斯曼与萨勒诺对模型的“图形构造”提出质疑：

◦许尔斯曼（2001，40）指出两个矛盾：一是“生产可能性边界纵轴的实际消费”与“哈耶克三角形纵轴的名义消费”在变量性质上不一致；二是“可贷资金市场横轴的‘当期投资’（将产生未来资本品）”与“生产可能性边界横轴的‘未来资本品’”在时间维度上不一致；

◦萨勒诺（2001）批评模型的“增长理论”：加里森（2001，54）认为“无需政策干预、技术进步或跨期偏好变化，仅通过‘持续总投资’（既满足资本维护又实现资本积累），就能实现‘长期增长’”。萨勒诺指出，奥地利学派理论认为“净投资带来的增长最终会达到静态均衡，无法无限持续”³²。

尽管加里森对奥地利宏观经济学的图形化阐释仍被视为有效的教学工具³³，但部分评论者对模型的理论基础持怀疑态度。

³² 萨勒诺（2001，45）指出：“然而，根据奥地利资本理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每一轮净投资——在‘完成相应资源重新配置’的转型期后——都会使经济系统进入静态均衡：新的更高总投资水平与延长的生产结构，仅能支撑‘消费品流量的确定性增长’。只要总投资维持在新的更高水平，每期消费品产出就会保持恒定。”墨菲（Murphy，2017）近期对加里森的“长期增长理论”进行了有条件的辩护。

³³ 墨菲（Murphy，2017，353）指出：“《时间与货币》的主要价值或许在于，它用‘非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也能理解的术语与图形’阐释了‘基于资本的宏观经济学’。”

六、结论

本文梳理了奥地利学派基础宏观经济模型的“鲜为人知的历史”——这些模型的时间跨度从19世纪末延伸至21世纪初。在阐述每个模型后，本文详细分析了它们之间的差异。研究结论可总结如下：

1.存在“奥地利宏观经济学”，且其研究范围不仅包括“不确定性与货币扰动”，还涵盖更基础的主题；

2.奥地利宏观经济学体现为“形式化模型”，既有图形化表述，也有数学形式化表述；

3.这些模型相互矛盾；

4.矛盾的核心源于“利率理论”的分歧；

5.尽管存在理论矛盾，这些模型均采用“基于行动逻辑的方法论”，试图解决同类问题；

6.从奥地利学派诞生至今，学界对“基础宏观经济模型”的探索从未停止，这表明该主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7.然而，奥地利学派历史上几乎未就“不同模型的相对优势”展开讨论。

从经济思想史角度看，本文表明：与“银行业”等其他领域一样，奥地利学派在宏观经济学领域也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存在深刻且尚未解决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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