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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6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毕井泉在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中国医药科技论坛上做题为《支持生物医药创新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旨发言。
毕井泉认为，十多年来，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开始走上高质量发展的轨道。但也必须清晰的意识到，“我们生物医药的创新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明显差距，跟随式、模仿式、引进式创新居多，新靶点、新化合物、新作用机理的原创性新药很少，源头创新能力还较弱。”此外，我国生物医药产业还面临进入医保报销目录难、进入医院采购难、风险投资大幅度减少等困难和挑战。
在此环境下，他认为“营造一个在全球最有竞争力的生物医药发展的市场环境，是带有决定意义的战略性问题。环境营造好了，投资人的投资和科学家的研发就自然来了。”
在发言中，毕井泉建议，需要对生物医药创新应当给予全链条的支持，这里不止包括：增加生命科学基础研究投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激发科学家的创新活力；完善药品审评审批制度，鼓励原创药物的研发。还包括：研究改革创新药定价办法；研究发挥医保“保大病”的作用；破解创新药进入医院的难题等。
最后，毕井泉表示：“我们现在提出的这些问题和建议，都是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起来后出现的，是发展中的问题、前进中的问题，是在生物医药产业走上高质量发展后、参与国际竞争中带来的新挑战，是我们参与国际生物医药创新竞争的挑战。”
Q
该如何理解发展生物医药产业的重大现实意义？
毕井泉：
这几天，大家都在传达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今天举办“中国医药科技论坛”，就是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具体体现。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面总结2023年经济工作，科学分析经济形势和明年的机遇挑战，全面部署明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这次会议是党的二十大以来最重要的会议之一。认真学习和领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对于鼓励生物医药创新，提高医药科技水平，推动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把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大家要特别注意中国式现代化是最大政治、经济建设是中心工作、高质量发展是首要任务这是三个提法，深刻体会其中的内涵。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在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上积极进取，不断巩固稳中向好的基础。这特别强调要“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强调，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协调配合，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强化政策统筹，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这里要特别注意“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强化政策统筹，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开辟量子、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新赛道。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鼓励发展创业投资、股权投资。要特别注意领会“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生物医药就是最可能出现颠覆性创新的领域。这里要注意“打造生物制造等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开辟量子、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新赛道”。中央把生物医药产业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寄予了极高的期望。
上述这些重要论断和政策措施，都与我们生物医药有着密切关系。
生物医药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将起到战略支撑的作用，是具有巨大增长潜力的朝阳产业。
生物医药产业是创新驱动的产业，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主战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水平就是一个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具体体现。
生物医药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产业，绿色低碳，科技含量高，能源原材料消耗少。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就是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生物医药产业是民生产业，生物医药的发展和创新直接服务于人民群众的健康，解除患者病痛，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延长人民预期寿命。
我们医药人应当有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坚定信心，扎实工作，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建功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Q
您如何评价当下国内生物医药发展的现状？
毕井泉：
Q
我国的生物医药创新与全球领先水平相比，还有哪些差距？
Q
您认为，生物医药领域还存在哪些方面的挑战？
毕井泉：
Q
产业界都在关注基础研究、源头创新，在您看来该如何提高源头创新能力？
毕井泉：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提高源头创新的能力必须加强基础研究。近年来，我们国家基础研究的投入增长很快，年均增幅达到15%，但基础研究投入强度仍然偏低。2019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的比重首次超过6%，2022年增长到6.3%，但尚未达到“十四五”规划要求的8%。
国际上，法国、意大利、新加坡基础研究的强度均超过20%，美国、英国高于15%。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2023年度经费达到486亿美元，占到联邦政府基础研究经费的50%以上。
所以，我们无论是基础研究投入的强度，还是生命科学研究的投入绝对额，与发达国家都存在很大的差距。加强药物源头创新，促进生物医药高质量发展，必须加强生命科学领域基础研究的投入。
Q
原始创新的基础研究转化能力有待提高同样是产业共识，您认为，该如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激发科学家的创新活力？
毕井泉：
为了解决政府资助科研成果转化难的问题，1980年美国制定激发科学家创新的《拜杜法案》，联邦政府放弃政府资助科研成果的所有权，交给科研工作者所在机构负责转化，最终形成科研人员、团队和机构各占1/3的科研成果转化收益的分配机制，大大提高了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奠定了美国科技进步的重要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国家在激励科学家发明创造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2013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种业体制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的意见》，明确科研人员可以参与使用政府拨款形成的科研成果转化收益的分配，提出确定机构与科研人员权益比例，开始了科研人员分享科技成果转化收益改革的试点。
2015年8月，全国人大修订《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把科研人员分享科技成果收益写入法律，明确规定科技成果转化净收益不少于50%奖励给科研人员。
2021年，全国人大修订《科学技术进步法》进一步重申上述规定。
科技创新本质上要靠科学家个人的努力。中国的科技人员相当大一部分在国有研究院所、高等院校、医疗机构工作，激发这些科研人员发明创造的积极性，对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把职务发明成果一部分分配给个人，是激励科学家发明创造的重要手段。科学家的发明创造，是从无到有的发明，是为社会创造了财富，相当大一部分发展壮大了国有经济。各部门各地区都应当按照《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科学技术进步法》的规定，修订有关法规和规章中与此相抵触的有关规定，把科研人员分享职务发明转化收益的规定落实到每一个科研项目上。
创新产品的转化，既有成功的可能，但也有失败的可能。不能说成功就是发展壮大了国有经济，失败就是国有资产的流失。成功固然可喜，失败亦应以平常心看待。不能因为存在失败的可能性就不鼓励创新。
资本市场对创新的鼓励也应如此。我们应该继续发挥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鼓励和发展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为生物医药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科学家、企业家、投资者都希望自己的产品能够成功，但科学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对生物医药研发的风险投资，包括私募基金，也包括二级市场的投资人，都要保持这种清醒的认识。
Q
从鼓励原创新药研发的角度来看，国内的药品审评审批制度还有哪些可以完善的地方？
毕井泉：
把生物医药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必须努力为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生物医药研发环境。按国际标准衡量，按照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性开放，营造国际化、法治化、市场化营商环境的要求，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包括：
第一，应该研究把临床试验申请等候时间，由现在的60个工作日减少为30个自然天。美国就是30天，英国刚刚改为和美国一样。美国人、英国人能够做到的，我们也应该能够做到。
第二，应该提高伦理审查效率。伦理审查应该随到随审，多中心的临床试验，组长单位伦理审查通过后，其他医院主要是落实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CP）责任，没有必要重复审核。
第三，应该进一步提高遗传物质审核透明度，提高效率，减少医疗机构等待的时间。
第四，应该把给患者带来新的获益作为药品上市的基本指导原则。临床有药可用的临床试验，必须与一线用药作对照试验。非劣性的临床试验，要严格控制，防治重复建设和过度竞争。
第五，业界提出的允许生物药分段生产问题、取消法定检验问题、允许工艺验证批次产品上市销售问题，这些都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都是我们制度性开放的内容，都应该研究改进。
第六，应该向社会公开药品审评审批结论和安全性有效性数据，提高药品审评审批的透明度和权威性。批准发布一个创新药的信息，就是帮助企业做一个“大广告”，也是监管部门权威性的象征。
第七，充分发挥专家咨询委员会的作用，公开论证与大众关系密切的重大决策，凝聚社会共识，分散决策压力。
第八，继续增加审评人员，提高审评员待遇，切实落实国发〔2015〕44号文件要求的“让审评员招得进、留得住”。审评员的数量与申请量相适应。
Q
呋喹替尼、特瑞普利单抗在美国的定价是国内的数十倍，您认为，中国创新药的定价决定权应该是掌握在谁的手中？价格该怎么定？
毕井泉：
Q
在破解“入院难”问题上，您有何建议？
毕井泉：
与现行临床使用的药品比较，新批准上市的新药能够给患者带来更多获益。
应当取消医院用药数量、一品两规、药占比的限制，鼓励更多乃至所有的三甲医院率先采购创新药，让创新药顺畅地进入医院。医院药品销售零差率的做法是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为了调动医院采购和销售创新药的积极性，建议允许创新药适当加价销售，以弥补医院药品经营成本。
要研究推进以药补医体制机制的改革，研究在社会医药费负担不增加的总量控制下，理顺医疗服务价格，禁止用药品耗材价差收入和检查检验结余收入给医生发绩效工资的做法，使药品回归到治病救人的使用价值。现在医疗领域浪费过多，过度医疗问题突出，解决好这些过度医疗问题，完全可以做到在不增加社会医药费总负担前提下理顺医疗服务价格。
只要医疗服务价格合理，医生依靠医疗服务能够得到合理的收入，医生一定会走出医院开设私人诊所。我们要切实落实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把医疗卫生队伍建设重点放到农村和社区的要求，积极创造条件，引导和鼓励医生到农村和社区执业。
Q
您认为，在鼓励生物医药创新和平衡社会医药费负担之间如何达到平衡？
毕井泉：
新医疗保障制度最基本的功能是平衡投保人的医药费负担，是投保人医药费的“共济”，是防止患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1883年俾斯麦在普鲁士建立人类社会第一个医保制度。它的基本逻辑是，每个人都会生病，这是必然性；但每个人生什么病，这是偶然性。为了解决必然性中的偶然性问题，平时大家都缴纳一笔费用，用来资助患大病的人，防止其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因此，俾斯麦的医保是给蓝领工人办的，富人可以不参加。
我们要认真研究医疗保障制度改革，解决现在存在的人群待遇存在差异、地区之间存在差异的问题，解决大病保障不足与资金大量结余并存的矛盾。医保的基本原则是即收即付、当期平衡，有了结余应该降低保费，资金不足应该提高保费。要研究如何发挥医保支付的作用，重点放在防止患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在鼓励生物医药创新和平衡社会医药费负担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
Q
您如何预判今后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
毕井泉：
我们现在提出的这些问题和建议，都是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起来后出现的，是发展中的问题、前进中的问题，是在生物医药产业走上高质量发展后、参与国际竞争中带来的新挑战，是我们参与国际生物医药创新竞争的挑战。
认真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可以启发我们重新认识生物医药的定位和意义，按照中央精神寻找统一认识、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措施。随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传达学习贯彻落实，我们还会有新的认识，还会有新的鼓励创新的措施出现，对此我们应当充满信心。
总之，我们要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上来，充分认识生物医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意义，充分认识鼓励创新带动产业发展的意义，充分认识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一致性的意义，在研发、准入、生产、使用、支付各环节对生物医药创新发展给与全链条的支持，努力营造一个鼓励生物医药创新的制度环境，为人民健康事业、为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本文编辑自12月16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毕井泉在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中国医药科技论坛上的主旨发言，原题目为《支持生物医药创新 推动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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