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多重史料互证的系统研究（总报告）
发布单位：馨本草香养研究院
报告编号：XBC-YJ-2026-004
发布日期：二〇二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摘要
梁氏蜀香是诞生于四川省仁寿县富加场的传统合香制作技艺，由晚清儒医梁㵂芳（1881—1952）于1919年川中大疫期间创制，历经四代七人家族传承，于2025年被列入仁寿县第八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本报告以梁㵂芳1950年亲笔撰写的《自叙手稿》为核心一手史料，结合《梁氏宗谱》《仁寿县志》《清德宗实录》、同治《仁寿县志》、王树枬《仁寿梁府君家传》等文献史料，以及梁氏家族后人口述、祖传香弩实物、香方手抄本等实物与口碑史料，对梁氏家族渊源、梁㵂芳生平事迹、"聚昌厚"择药栈、梁氏蜀香技艺体系、四代传承谱系等关键问题进行了系统考证。研究表明：梁氏蜀香的创制并非偶然，而是梁氏家族六百年香脉文化、儒医"香药同源"理念、巴蜀道地药材资源与成都香药文化浸润共同交汇的必然结果；其传承脉络清晰可考，从1919年梁㵂芳创制防疫香品，至1931年传第二代梁晰清，1951年传第三代梁冠生、梁秀坤，2000年传第四代梁飘逸，2026年开门收徒开启第五代社会化传承，百年间薪火不绝。本报告为梁氏蜀香的历史定位、文化价值与活态传承提供了系统的史料支撑。
关键词：梁氏蜀香；梁㵂芳；非物质文化遗产；合香；儒医；聚昌厚；香弩；传承谱系
研究版本说明
本报告为《梁氏蜀香考证研究报告》总报告，整合了三个研究版本的全部考证成果：
版本一（修正入川时间版）：将李氏家族入川时间由原"清初"更正为"明弘治年间（1488—1505）"，并补充弘治年间四川人口流动、麻城孝感乡历史沿革、入川出行方式与路线、马湖府屏山县改土归流历史背景等专题考证。
版本二（考证入川深化版）：在版本一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入川时间考证的逻辑链条与证据支撑，完善"聚昌厚"择药栈专题考证，系统梳理梁㵂芳生平九个时间节点的逐段考证，形成完整的家族渊源与生平事迹考证体系。
版本三（考证瘟疫史版）：补充1919年前后四川瘟疫流行的详细历史背景，包括1916年富顺大疫、1918年西班牙流感与霍乱叠加流行、1919年全国霍乱大流行与川北剑阁霍乱大流行（死亡率81%）、1920年四川全省霍乱大流行等具体疫情数据，以及民国初年四川公共卫生条件与民间防疫状况，使梁氏蜀香1919年诞生的历史背景从简单的"家族口述"升级为有翔实数据支撑的"民国四川瘟疫史"深度考证。
本总报告在整合三个版本全部内容的基础上，统一了格式规范、史料编号与出处标注，形成了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系统、严谨的梁氏蜀香考证研究成果。全文共八章正文，附录收录八大类四十五条史料来源，所有结论均基于明确标注的史料出处，凡属推断之处均已标明逻辑链条与证据支撑，凡家族口述内容均已明确标注其史料属性。
一、研究概述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梁氏蜀香是四川省仁寿县富加场梁氏家族世代传承的传统合香制作技艺。该技艺由晚清儒医梁㵂芳于1919年创制，以川产道地药材为原料，以"香药同源"为核心理念，融合川帮、樟帮炮制技艺与古蜀合香传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川派古香本草香用炮制技艺体系。2025年1月15日，该技艺被列入仁寿县人民政府第八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统香（蜀香）制作技艺（仁府函【2025】3号文件）【仁寿县人民政府文件】。
然而，作为一项源自民间、家族口传心授的传统技艺，梁氏蜀香的历史渊源、创制背景、技艺体系与传承脉络长期缺乏系统的学术考证。本研究旨在通过多重史料互证的方法，对梁氏蜀香的历史进行全面梳理与考证，为该非遗项目的保护、传承与发展提供坚实的学术基础。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以下方法：
（1）核心文献考证法：以梁㵂芳《自叙手稿》为核心一手史料，对其生平关键节点进行逐字考证。
（2）多重史料互证法：将《自叙手稿》与《梁氏宗谱》《仁寿县志》《清德宗实录》、同治《仁寿县志》、王树枬《仁寿梁府君家传》等文献进行交叉比对，确证史实。
（3）口碑史料采集法：采集梁氏家族后人关于制香技艺、传承过程、家族轶事的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相互印证。
（4）实物考证法：对祖传香弩、香方手抄本、梁㵂芳瓷板画像等实物进行考证，补充文献记载之不足。
（5）历史地理考证法：对成都府师范学堂、四川法政学堂、线香街、大慈寺等历史地点进行地理定位与沿革考证。
1.3 核心史料来源
本研究的核心史料包括六大类：
（1）核心一手史料：梁㵂芳《自叙手稿》（1950年撰，次子梁晰清谨录），二千余言，为全部考证的出发点与核心依据。
（2）家族原始文献：《梁氏宗谱》（含《一脉源流志》《源流续文》《字辈排行》《阖族公议条规》及各篇重修谱序）。
（3）地方志与正史：《仁寿县志》《清德宗实录》卷五四八、同治《仁寿县志》选举志、《民国仁寿县志》、王树枬《仁寿梁府君家传》。
（4）公共历史资料与学术研究：清末四川新式教育、四川法政学堂、成都城市史与街巷志等相关研究成果。
（5）家族口碑史料：梁氏家族后人口述，涵盖制香技艺、传承过程、家族轶事等。
（6）实物与文件：祖传香弩实物、香方手抄本、梁㵂芳瓷板画像（朱受之绘，1937年）、非遗申报文件等。
凡属推断之处，均在正文中明确标注逻辑链条与证据支撑；凡家族口述内容，均已明确标注其史料属性，与文献史料有所区分。
二、梁氏家族渊源与香脉文化土壤考证
2.1 改姓报恩：家族精神原点
梁氏本姓李，祖籍湖广省麻城县孝感乡飞龙场李家坝。据《梁氏宗谱·一脉源流志》记载，先祖李源之子李必鰲（约1426—1500）为明代定国将军，官居从二品，是家族可追溯的最早有明确品级的先祖【《梁氏宗谱·一脉源流志》；王树枬《仁寿梁府君家传》】。李必鰲配钱氏，生九子，第七子李萬富为本支脉祖。
明弘治年间（1488—1505），李萬富的长孙李吉先、李吉華兄弟二人由湖广省麻城县孝感乡启程，沿长江水路溯流而上，经三峡入川，定居于四川布政使司上川南道马湖府屏山县永落溪新正乡回龙屋基，成为李氏家族入川第一代【《梁氏宗谱·一脉源流志》】。
关于入川时间的考证与逻辑验证：据《梁氏宗谱·一脉源流志》记载，入川始祖李吉先、李吉華为李萬富之孙，而李萬富为明代定国将军李必鰲（约1426—1500）第七子。李必鰲生卒年约为1426至1500年，弘治年间（1488—1505）正值其晚年至逝世前后。李萬富作为第七子，在弘治年间当已成年并育有子嗣，其长孙李吉先、李吉華兄弟在此时入川，时间逻辑完全吻合。若按旧说"清初入川"（1644年后），则距李必鰲逝世已逾140年，中间相隔至少四至五代人，与"李萬富之孙"的世系记载存在明显矛盾。故据《梁氏宗谱》世系推算，入川时间当为明弘治年间，而非清初【《梁氏宗谱·一脉源流志》；据李必鰲生卒年与世系推算】。
弘治年间四川人口流动的历史背景："湖广填四川"历史上有两次大规模移民高潮，一为元末明初（洪武年间，1370年代），一为明末清初（1644年后）。弘治年间（1488—1505）处于两次高潮之间，属于明初洪武大移民的延续期与平稳扩散期。这一时期，明朝廷仍延续洪武以来鼓励垦荒的政策，对移民入川定居给予"永不起科"（永久免税）等优惠待遇，吸引湖广、江西等地人口持续迁入四川。据胡昭曦《张献忠屠蜀考辨兼析湖广填四川》一书依据族谱资料的统计，明代迁入四川的家族中，湖广籍占比超过半数，其中麻城孝感乡是最主要的移民集散地与出发地【胡昭曦《张献忠屠蜀考辨兼析湖广填四川》；华中师范大学《荆楚全书》编纂中心移民宗谱研究】。
麻城孝感乡的历史沿革与移民集散地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据《孝感乡社区志》及相关考证，麻城县孝感乡于明成化六年（1470年）因户口减少并入仙居乡，至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其地划归新置黄安县（今湖北红安）。弘治年间（1488—1505），孝感乡作为行政建制已不存在约二十年，但民间仍习惯以"麻城孝感乡"作为祖籍地的统称与移民记忆的符号。这一现象在四川移民族谱中极为普遍——众多家族即便在成化六年之后从麻城地区迁出，仍自称"麻城孝感乡人"。李吉先、李吉華兄弟祖籍记载为"湖广省麻城县孝感乡飞龙场李家坝"，正符合这一历史时期的民间称谓习惯【《孝感乡社区志》；罗氏家园《麻城孝感乡考辨》；据麻城县历史地理沿革考证】。
入川出行方式与路线推断：明代湖广移民入川的路线主要分水、陆两途。水路为：麻城→武昌府夏口驿→荆州府荆南驿→四川夔州府永宁驿→重庆府巴县朝天驿→成都府锦官驿，全程约2830公里（5660里），沿长江逆流而上，经三峡入川，是移民最主要的路线；陆路为：麻城→黄安→黄陂→孝感→云梦→德安府→随州→枣阳→襄阳→巴东→四川巫山县→成都府，全程约3500里，翻越鄂西山地入川。综合判断，李吉先、李吉華兄弟从麻城出发，最可能选择水路——沿举水河顺流而下汇入长江，再沿长江逆流而上经三峡入川，至重庆后转岷江或陆路抵达马湖府屏山县。水路虽有三峡险滩之虞，但运载量大、费用较低，是明代湖广移民入川的首选路线。其定居地屏山县位于金沙江下游，紧邻长江航道，也从侧面印证了水路入川的可能性【麻城市人民政府《寻根问祖麻城游记》；胡氏宗亲网《明清麻城移民入川道路里程考》；据明代川江水路交通史推断】。
马湖府屏山县弘治年间的历史背景：李吉先、李吉華兄弟定居的马湖府屏山县（今四川省宜宾市屏山县），在明代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明洪武四年（1371年），马湖路总管府土官安济归附明朝，改马湖路为马湖府，以安氏世袭知府，治所设于屏山县锦屏镇，领屏山县及泥溪、平夷、蛮夷、沐川四长官司，属四川布政使司上川南道。弘治年间，马湖府正处于"改土归流"的关键历史节点——弘治八年（1495年），世袭土知府安鳌因暴虐虐民、骄横不法被朝廷处死，马湖府由此废除土司世袭，改由朝廷派遣流官治理，成为四川较早实行改土归流的地区之一。改土归流后，朝廷鼓励内地移民迁入垦荒，以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与开发。李吉先、李吉華兄弟在弘治年间迁入马湖府屏山县，正值这一历史变革的关键时期，其移民行为与朝廷改土归流后鼓励垦荒的政策背景密切相关【《明史·四川土司传》；四川省情网《诡异的马湖》；屏山县人民政府《马湖古城系列故事》；据马湖府历史沿革考证】。
综上所述，李吉先、李吉華兄弟于明弘治年间（1488—1505）从湖广麻城孝感乡沿水路入川，定居于马湖府屏山县，这一时间节点既与《梁氏宗谱》世系记载完全吻合，也与弘治年间四川持续移民、马湖府改土归流后鼓励垦荒的历史背景高度契合。入川后，李氏家族在屏山县繁衍生息，再传数代至明末战乱年间，李月高之子李可禎（1600—1667）携子李上德避贼于金堂，父子失散，李上德被梁太初收养更名梁上進，后迁居仁寿县东林乡梁柱臣沟（今富加镇石咀沟），开基立业，遂为仁寿梁氏之始【《梁氏宗谱·一脉源流志》《源流续文》】。
梁太初配王氏，年过花甲，膝下无子，见上德孤苦可怜，心生恻隐，遂收为义子，更名梁上進（1654—1709）——这就是仁寿石咀梁氏的得姓始祖与开基始祖【《梁氏宗谱·一脉源流志》】。梁上進感念梁太初夫妇救命与养育之恩，以梁为姓，从此世代不改。
改姓之举，奠定了梁氏家族最核心的精神基因——感恩（以姓氏之改报答养育之恩）、重义（恩义重于血缘）、守信（三百余年未改回李姓）、不忘本源（族规严禁与李氏族人互通婚嫁，因李氏与梁氏同宗同源）【《梁氏宗谱·阖族公议条规》】。据《梁氏宗谱·阖族公议条规》第七条，历任族首逝世后全族统一举办专属祭祀典礼，族规明言此举旨在"彰显宗族知恩图报的本心"——感恩从个人情感上升为宗族制度的法理依据。
2.2 科举崛起：书香门第的形成
梁上進十六岁时，养父母先后去世，他孤身支撑家业，成年后娶李氏，生三子：梁之棟（1685—1755）、梁之桂、梁之臣，长子梁之棟又生三子：梁建龍、梁兆龍、梁勝龍，是为仁寿梁氏三大房【《梁氏宗谱·一脉源流志》】。
梁上進抓住清初招民垦荒的历史机遇，"慕汉时卓氏占田之利，乃大开阡陌"，获得膏腴沃壤数十万亩，成为富比诸侯的"素封"。传至梁世贵，宗族经济达到鼎盛——据清史馆总纂王树枬《仁寿梁府君家传》记载，梁世贵"以资产雄乡里，其田土广袤达四十余里，戚党倚之为生者常数十家，门阀荣隆，一邑称巨室焉"【王树枬《仁寿梁府君家传》】。
更为重要的是，梁氏家族实现了从财富积累到科举崛兴的关键跨越。梁世贵的同族兄弟梁炳（号石楼）、梁熙（号筱楼）相继考中进士——据同治《仁寿县志》选举志记载，二人均列名于清代仁寿县进士名录【同治《仁寿县志》选举志】。梁炳官至正七品，传记后附有无名氏题联："穷秀才富有万篇惹他闻名蜀国，清白吏死无一钱落得遗爱燕台"；梁熙最高官至正四品，为梁氏家族科举时代的最高成就【王树枬《仁寿梁府君家传》】。
有清一代，梁氏家族文脉鼎盛，有功名者跨越五代，涵盖进士、恩贡生、贡生、监生、文生五个等级。据《梁氏宗谱·阖族公议条规》第十五条，家族设立了明确的科举奖励制度：童生列前茅赏钱一千文，进学赏钱四十千文，中试赏钱八十千文，会试加倍【《梁氏宗谱·阖族公议条规》】。这一以家族公产制度化地资助子弟读书的制度，为梁氏家族人才辈出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
2.3 家族用香传统："无香不成礼"的制度传统
梁氏家族的"香"脉文化源远流长，与家族的书香气质相生相伴。在祭祀层面，据《梁氏宗谱·阖族公议条规》记载，元旦祭祖必备"香烛"，清明扫墓必须烧香，中元祭亡全程焚香，宗族一切大典皆以焚香为开场礼仪——无香不成礼，用香是梁氏家族制度化的硬性传统【《梁氏宗谱·阖族公议条规》】。
在生活层面，自汉代起，焚香便是官宦之家的日常礼仪。先祖李必鰲以从二品定国将军立门，焚香即成为家族传统；其后梁炳、梁熙考中进士，更将文人雅士的品香、和香之雅趣融入家族生活，读书燃香、写字焚香、修身闻香，以香养德，使之成为书香门第文化品位的一部分。
梁氏家族的"香"脉文化由四条线索交织而成：祭祀之香——宗族大典皆以焚香为礼；书香之香——族中文人书斋焚香、以香养德；药香之香——梁㵂芳以儒医身份创制防疫香品；传薪之香——经四代传承，百年不绝。四条线索构成完整闭环，数百年香火不绝。
2.4 字辈序列与家族精神
据《梁氏宗谱·字辈排行》记载，梁氏家族字辈序列为："月可上之龙，明世国永芳；清士多奉天，高荣绍家邦；光前斯为美，忠贞在朝堂；远大宜君用，富贵盛陵阳。"全诗八句四十字，为五言韵文，偶数句押"芳""邦""堂""阳"平声阳韵【《梁氏宗谱·字辈排行》】。
这四十字既是历代子孙的命名规范，更是一部浓缩的家族精神宪章。梁㵂芳为"芳"字辈，系梁上進以下第七代（芳字辈）。其子梁晰清为"清"字辈，其孙梁冠生为"士"字辈，其曾孙梁飘逸为"多"字辈——四代传承与字辈序列完全对应。
三、梁㵂芳生平事迹考证
3.1 幼读通学七年（1887—1894）
梁㵂芳，字泽明，号海潮，人称海潮先生，清光绪七年（1881年）生于四川省仁寿县富加场（今富加镇）石咀沟梁氏家族【梁㵂芳《自叙手稿》末注；《梁氏宗谱》】。
约六岁时，即光绪十三年（1887年），梁㵂芳入塾开蒙，开始了为期七年的"通学"教育。《自叙手稿》明确记载："一生幼時讀通学，前后共七年。"【梁㵂芳《自叙手稿》】所谓"通学"，是晚清与"专门学"相对的概念，指不分专业方向、以融会贯通儒家经典为目标的综合性基础教育。这七年里，他从蒙学识字开始，渐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旁涉史籍文选与属对习字。七年苦读，为他日后研习经史与医学典籍打下了扎实的文字与义理根基。
3.2 出外游学三年半（1894—1898）
十三岁时，即光绪二十年（1894年），梁㵂芳踏上了外出游学之路，历时三年半。《自叙手稿》记载："出外游学叁年半。"【梁㵂芳《自叙手稿》】在清代科举语境中，"游学"指童生为准备科举考试而进行的巡回式学习——寻访名师、入读书院、与同侪切磋八股文写作技巧。
十三岁即离家远游，在晚清四川士人中并非孤例。骆成骧（资州人）九岁随父就读于成都锦江书院，十四岁应州试第一名，后中状元；罗纶（西充人）十三岁熟读十三经，入县学；伍非百（蓬安人）十三岁参加科举考中秀才【骆成骧、罗纶、伍非百公开传记资料】。这些同时代案例证明，十三岁左右外出求学在晚清四川士绅群体中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加之梁氏家资雄厚，足以负担游学所需，此事在当时并不罕见。
3.3 庭训耕读与习医（1898—1903）
游学三年半后归来，约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梁㵂芳在父亲庭训之下，过起了"半耕半读"的生活。《自叙手稿》记载："余则在家庭訓，半耕半讀。"【梁㵂芳《自叙手稿》】"庭训"典出《论语·季氏》，特指父亲对子女的言传身教。
正是这约五年的庭训耕读期，为他打开了医学的大门。据考证，他当已在此期间系统研读了《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蜀本草》《雷公炮制论》《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本草纲目》《医宗金鉴》《肘后备急方》《松峰说疫》《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本草蒙荃》、《修事指南》等中医核心典籍，由儒学入医学，触类旁通。这一推断的逻辑依据在于：梁㵂芳于1904年中秀才同年即坐堂行医，证明此前必须已具备独立行医所需的理论根基；而1904年后设帐、行医、读法政诸事缠身，再无大块时间从零研读医典。因此，1898至1903年这五年是其系统研习医典的唯一合理窗口【据梁㵂芳《自叙手稿》时序推断】。俗语云"秀才学医，笼中捉鸡"，深厚的儒学修养使他学医事半功倍。
3.4 成都府师范学堂半年（1903—1904）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初，梁㵂芳做出了一个颇具远见的决定：入读成都府师范学堂，住校半年。《自叙手稿》记载："住师范半年。"【梁㵂芳《自叙手稿》】
据《试论清末四川新式教育的兴起》一文考证："1903年初，四川总督岑春煊将锦江书院改设为成都府师范学堂，这是四川最早的速成师范教育学堂，学生半年之后就能毕业开始工作。"【胡大伟《试论清末四川新式教育的兴起》，《黑龙江史志》2015年第3期】学堂由岑春煊亲自兼任总理，著名学者赵藩担任堂长，校址在成都文庙前街锦江书院旧址（今成都市石室中学一带）【《学校与城市：校园变迁对近代成都城市空间的影响》】。
在1904年之前四川省内所有已知师范教育机构中，唯一同时满足"创办于1904年之前"与"学制确定为半年"两个条件的，正是成都府师范学堂【《清末新政与教育转型——清季四川师范教育研究》】。半年学制恰到好处——既足以获取新式教职资格，为将来预留一条出路，又不耽误参加1904年的院试。这正是废科举前夜那一代士绅的"新旧并进"策略。
3.5 末届秀才与设帐行医（1904）
光绪三十年（1904年），梁㵂芳二十三岁，通过院试，取得生员资格，成为"秀才"。《自叙手稿》记载："进学之年，即开始設帳，每年薪资完全歸公。"【梁㵂芳《自叙手稿》】
这一年，正是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届院试——次年，即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日（1905年9月2日），清廷颁布上谕："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清德宗实录》卷五四八）【《清德宗实录》卷五四八】。梁㵂芳躬逢其会，既是旧时代最后的功名获得者，也已为新学时代的到来做好了准备。
考中秀才后，梁㵂芳随即在家乡设帐授徒——"设帐"一词典出东汉大儒马融"施绛纱帐、前授生徒"的故事，是开办私塾、教授学生的雅称【《后汉书·马融传》】。
更为重要的是，同年，他开始在富加场的"聚昌厚择药栈"坐堂行医。据《仁寿县志》记载，"聚昌厚"择药栈创办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仁寿县志》】。至1904年梁㵂芳中秀才时，该药栈已开业三年，经营趋于稳定，为他提供了成熟的坐堂平台。梁㵂芳以新进秀才身份坐堂行医，是为"儒医"——传统社会中最受尊重的医者类型之一。此前约五年系统研习医典的积累，至此正式付诸实践。
3.6 四川绅班法政学堂（1906—1908）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八月，四川总督锡良在成都创办四川法政学堂。学堂分设官班与绅班，官班招收在职官员，绅班选招"举贡生监"——即举人、贡生、生员（秀才）、监生等已有科举功名的士绅【《四川法政学校——中国近代法学专门教育的地方实践（1906-1926）》，《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梁㵂芳以秀才身份入学绅班讲习科。《自叙手稿》记载："及住紳班法政学校一年半畢業，只耗大贰佰多鋛。"【梁㵂芳《自叙手稿》】讲习科专为已有功名士绅提供法政知识的短期速成培训，修业年限恰为"一年半"，与自叙记载精确吻合。据此可确定，他于1906年秋季入学，1908年春季毕业。校址设在五世同堂街原四川经征总局旧址。
"只耗大贰佰多鋛"约合白银二百余两，含学费、膳宿、书籍及往返旅费。"只"字说明此巨款在其家族尚属可承受范围，再次印证家境殷实。据《四川省志·人物志》记载，川籍著名士绅邵从恩曾任四川法政学堂（绅班）监督，可见该校在当时四川士绅群体中具有相当影响力【《四川省志·人物志》】。
3.7 归乡办学与十五年薪资归公（1908—1919）
从绅班法政学堂毕业后，梁㵂芳并未留在省城谋求发展，而是毅然返回仁寿故里，接办地方新式学堂。《自叙手稿》记载："歸家接办学校，薪资全全歸公，並未存私，外得些微筆资亦未入私。"【梁㵂芳《自叙手稿》】
他将省城所学的新学知识融入教学，革除旧式私塾仅有读经习字的单一格局，增设算术（数学常识）、格致（科学常识）、律例（法政常识）等课程，使乡间子弟也能接触到时代新知。
更难能可贵的是，自1904年设帐授徒起，至1919年"开锅"分家止，长达十五年间，梁㵂芳将个人劳动所得——无论是教学的束修（学费）、行医的诊金，还是代人撰文所得的"笔资"（润笔费）——悉数上交家族公用，分文不私。自叙连用两个"全"字："薪资全全歸公"，修辞极重，足见其对此事的郑重与自许【梁㵂芳《自叙手稿》】。
此举的根源，根植于梁氏家族"饮水思源"的文化基因。家族公产滋养了他的成长与求学之路，他便以十五年的无私奉献作为回报。这不是制度义务，而是道德自觉。
在此期间，梁㵂芳的医术与医德也赢得了同行的认可。据梁氏家族后人口述，1912年，其次子梁晰清尚在娘胎之中时，便与同行刘姓医家之女刘雪琴（1907—2012）定为"娃娃亲"【梁氏家族后人口述】。这类联姻素来讲究门当户对、交情笃厚，可见梁㵂芳至迟在1912年前已获当地医界同行认可。
梁㵂芳还曾担任仁寿梁氏家族的族长和清明会会首，其子梁晰清后来亦曾担任族长与会首【梁氏家族后人口述】。1937年，他的侄孙梁士泉专程委托景德镇顶尖瓷板画名家朱受之，为梁㵂芳创作了一幅人物肖像瓷板画。朱受之是清末民初景德镇顶尖的人物肖像瓷板画名家，其女嫁与"珠山八友"之一刘雨岑。此瓷板画现由梁㵂芳曾孙女梁飘逸保管【梁氏家族后人口述；实物由梁飘逸保管】。
3.8 开锅分家（1919）
民国八年（1919年），梁㵂芳三十八岁，迎来了"开锅"之日。《自叙手稿》记载："至民国八年（1919年），开锅后学资始由私得。"【梁㵂芳《自叙手稿》】"开锅"是四川方言，指分家析产、另立门户。从此，他的行医教学所得始归自己小家庭支配，结束了长达十五年的"归公"生活。
3.9 晚年行迹与逝世（1919—1952）
分家之后，梁㵂芳继续行医、教书，主持了七位子女的婚嫁与父母的安葬。他在自叙结语中写道："儿女婚嫁七起，父母安葬耗消不从苟且，俱尽力量行事。"【梁㵂芳《自叙手稿》】"不从苟且"四字，写尽一个传统家长对家族责任的郑重以对。
据梁氏家族后人口述，梁㵂芳在乡间教学中创立了别具一格的"半耕半读"乡塾模式：清晨研读经史，延续儒学根柢；正午教授新学，融入算术、格致、律例；午后学生散去，各自归家务农【梁氏家族后人口述】。他诫子弟以十六字为家训："耕读传家，仁德立心，智德立业，毅德立行。"【梁氏家族后人口述】
1950年，梁㵂芳已六十九岁。古稀之年，他利用诊病余暇，将一生经历写成二千余言自叙。这份自叙成文于社会剧变之际，无丝毫发表之意，纯为向后人交代生平、以明心迹，史料价值极高【梁㵂芳《自叙手稿》（1950年）】。
1952年，梁㵂芳逝于故乡，享寿七十二周岁【梁㵂芳《自叙手稿》末注；《梁氏宗谱》】。一代儒医，魂归故土。
四、"聚昌厚"择药栈专题考证
4.1 创办时间与地方志依据
"聚昌厚"择药栈是梁㵂芳1904年至1919年间坐堂行医的场所，也是梁氏蜀香创制的重要物理空间与物质基础。据《仁寿县志》记载，"聚昌厚"择药栈创办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仁寿县志》】。至1904年梁㵂芳中秀才时，该药栈已开业三年，经营趋于稳定。
这一记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它不仅确证了"聚昌厚"的存在与创办时间，也为梁㵂芳1904年即开始坐堂行医提供了坚实的地方志依据。在公开网络史料中，"聚昌厚"作为乡镇级商号尚未被广泛数字化收录，但《仁寿县志》的官方记载使其历史真实性得到确证。
4.2 "择药栈"的行业含义与经营模式
"择药栈"是清末川渝地区对规模较大、讲究道地药材的中药铺的专称。"择"即挑选、分拣药材之意，"栈"即货栈、批发商行。在南昌方言中，"栈"特指既从事药材炮制加工、又经营大宗买卖、还坐堂看病按方抓药的大药店【古泉社区相关考证】。
从行业形态来看，清末重庆药材市场发育最为健全，形成完整产业链，下家包括咀片铺、择药铺、字号、药栈、批发商等。其中择药栈（如锡祺生、裕盛昌、德盛荣、同福源等）多由江西樟帮经营，集中在储奇门、朝天门码头，专门从事药材分拣、定级、打包、水陆转运【《老重庆中药材市场兴盛史》；中药材天地网】。
在富加场这样的内陆场镇，"择药栈"的功能会更综合——既做药材批发分拣，也做饮片炮制，还聘请儒医坐堂问诊，采用前店后厂模式：前面接诊售药，后面加工炮制药材。梁㵂芳以儒医身份在"聚昌厚"坐堂行医，正是这种综合业态的体现。
4.3 梁㵂芳坐堂行医考证
梁㵂芳于1904年中秀才同年即开始在"聚昌厚择药栈"坐堂行医【梁㵂芳《自叙手稿》；《仁寿县志》】。他能以秀才身份在考取功名同年即坐堂行医，正是梁氏家族儒学教育传统的直接成果——七年通学根基与五年庭训耕读期间的医典研习，使他由儒入医游刃有余。
自1904年至1919年开锅分家，梁㵂芳在"聚昌厚"坐堂行医长达十五年。这十五年间，他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同时在药栈的后厂中反复实践药材炮制技艺，为日后创制防疫香品奠定了最直接的工艺根基。
4.4 "聚昌厚"与梁氏蜀香创制的渊源关系
"聚昌厚"择药栈对梁氏蜀香的创制具有不可替代的渊源意义：
（1）物质基础：药栈提供了川产道地药材的稳定来源与炮制加工的物理空间。梁㵂芳防疫香方中使用的檀木、沉香、降真香、川芎、白芷、藿香、连翘等二十余味药材，均可在"聚昌厚"的药柜中获取。
（2）工艺根基：长达十余年的药材炮制实践，使梁㵂芳熟练掌握了川帮、樟帮的炮制技艺——该炒的炒，该炙的炙，该蒸的蒸，该煮的煮，为香药的炮制提供了直接的工艺经验。
（3）临床验证：十五年的坐堂行医经验，使梁㵂芳对芳香类药物的"通窍、辟秽、祛疫"功效有了深入的临床认知，为"香药同源"理念的实践提供了医学依据。
（4）历史契机：1919年川中大疫期间，梁㵂芳正是在"聚昌厚"的药柜前，以医者的仁心与担当，将多年临床经验与炮制技艺融会贯通，创制出防疫香方。可以说，没有"聚昌厚"十五年的积累，就没有梁氏蜀香的诞生。
五、梁氏蜀香技艺体系考证
5.1 创制背景：1919年川中大疫
据梁氏家族后人口述，1919年前后四川多地发生疫情【梁氏家族后人口述】。面对乡邻疾苦，梁㵂芳以医者的仁心与担当，总结多年临床经验，创制出防疫香方。梁氏蜀香的诞生，绝非孤立的家族事件，而是植根于民国初年四川瘟疫频发、民生凋敝的宏大历史背景之中。欲理解梁㵂芳创制防疫香品的历史必然性，必先理解1919年前后四川所经历的那场深重的疫灾。
民国时期四川瘟疫流行的总体历史背景：霍乱自清朝嘉庆末年（1820年）传入中国后，在医疗水平落后、卫生意识薄弱的晚清民国时期，成为四川地区流行最广、死亡最多的烈性传染病之一。据学术研究，民国时期四川省的霍乱疫情在波动中发展，出现1916年、1920年、1939年、1945年四个明显高峰，高发于夏秋两季，波及范围呈现由早期斑块分散状到后期全域扩散的扩大趋势【闫晋晋等《民国时期四川省霍乱流行的时空规律及驱动因素》，《地理科学进展》2023年第5期；达州市社科联《民国时期四川霍乱流行与公共卫生应对研究》】。另据研究，民国时期四川先后发生了1916、1920、1925、1939、1940、1945年等6次大范围霍乱流行，造成大量民众死亡，疫情空间上始终围绕重庆、成都等重要城市向周边扩散【达州市社科联《民国时期四川霍乱流行与公共卫生应对研究》】。
1916年（民国五年）四川大疫：梁氏蜀香诞生前三年，四川已经历了一次严重的瘟疫流行。据《富顺县疫情大事记》记载，民国五年（1916），富顺县赤痢、伤寒、痘疮（天花）、霍乱同时流行，患者达43876人，死亡18457人，死亡率高达42%【四川省情网《历史上富顺县疫情大事记》；方志四川】。富顺县与仁寿县同属川南地区，相距不过百余里，疫情的波及范围很可能已延伸至仁寿及周边地区。1916年的这场大疫，是民国四川霍乱四个高峰中的第一个高峰，也是梁㵂芳在"聚昌厚"坐堂行医的第十二年——彼时他已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亲眼目睹了瘟疫对乡邻的摧残，这为他日后在1919年大疫中创制防疫香方埋下了深刻的现实动因。
1918年（民国七年）疫情：1918年是全球公共卫生史上极为特殊的一年——"西班牙流感"（Spanish Flu）在全球大流行，造成数千万人死亡。这一疫情也波及四川。据《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记载，1918年间，重庆及其附近两次突发"西班牙流行感冒"传染病，虽然致死甚少，但居民受病者为数很多【周勇等《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与此同时，四川多地还暴发了霍乱疫情。据新编《临邛镇志》记载，1918年，邛崃县城南外霍乱流行，死亡30余人【华西都市网《四川历史上的瘟疫（下）》】。另据《芦山县志》记载，民国七年（1918），芦山县思延乡霍乱病大流行【芦山地方志《芦山民国大事记》】。1918年的流感与霍乱叠加流行，使四川民众的生命健康受到严重威胁，也使梁㵂芳等基层儒医对瘟疫的危害有了更为切身的体认。
1919年（民国八年）全国霍乱大流行与四川疫情：1919年是中国近代防疫史上的重要年份。据《大公报》报道及学术研究，1919年霍乱在全国大面积流行，以中国南方沿海城市和北方临近俄国的城市为起点，以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城市为中心，沿铁路线和海运线南北双向流行，范围涉及14个省、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王丽、吴文清《〈大公报〉视角下1919年霍乱在中国的流行与防控》；PubMed收录论文Cholera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China in 1919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a Kung Pao】。民国政府虽采取了培养预防意识、提供医疗救助、管控流动人群等措施，但因政治腐败、民众卫生意识薄弱、医疗技术落后，疫情防控效果有限。在四川，1919年的疫情同样严重。据《剑阁县疫情史料》记载，1919年8—9月，剑阁县霍乱症大流行，城关、武连、开封、汉阳等地患者达1.7万余人，占发病地区总人口的19.3%，死亡13800人，死亡率高达81%【中华网《1916年四川瘟疫有多狠？8种致命恶疾64万人病死》；剑阁县地方疫情史料】。剑阁县位于川北，与仁寿县同属四川盆地北缘，相距约200公里，疫情通过商旅往来、人口流动很可能已波及川中仁寿地区。此外，1919年初，重庆又一次遭到流行感冒的冲袭，外国侨民多有患病，华人中间更发生若干死亡【周勇等《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正是在这样全国霍乱大流行、川北剑阁霍乱死亡率高达81%的严峻背景下，梁㵂芳于1919年在仁寿富加场创制出防疫香方，广施乡邻，以香药辟瘟防疫——这一行为具有深刻的时代必然性与现实紧迫性。
1920年（民国九年）四川全省霍乱大流行：梁㵂芳创制防疫香方后的次年，四川遭遇了民国时期最严重的霍乱大流行之一。1920年是民国四川霍乱四个高峰中的第二个高峰，也是最为惨烈的一次。据学术研究统计，1920年蜀省疫疠流行，感染者达20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死亡【中华网《1916年四川瘟疫有多狠？8种致命恶疾64万人病死》】。在重庆，1920年城及郊区出现严重的霍乱病疫，死亡数目估计每月达千人以上，疫情持续4个月之久【周勇等《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在富顺县，民国九年（1920）霍乱流行，"朝发夕死"，有时每日出丧300余具，自流井一带死亡六七千人【四川省情网《历史上富顺县疫情大事记》】。在成都，1920年霍乱流行死亡1751人【成都商报《档案里的"战疫"往事》】。1920年的这场全省性霍乱大流行，距梁㵂芳1919年创制防疫香方仅一年之隔，充分印证了当时四川瘟疫频发的严峻现实，也反证了梁㵂芳在1919年创制防疫香品的前瞻性与必要性——他的防疫香方在1920年的大疫中很可能继续发挥了作用，守护了富加场及周边乡邻的生命健康。
民国初年四川的公共卫生条件与民间防疫状况：理解梁㵂芳以香药防疫的历史意义，还需了解当时四川的公共卫生状况。据《四川历史上的瘟疫》记载，民国时期四川日常卫生工作政府不过问，在疫病流行年代，县救济院每年送诊施药不过百服【华西都市报《四川历史上的瘟疫（上）》】。城市卫生条件极差，市民现代卫生常识缺乏，霍乱、鼠疫、天花、伤寒等传染病种频繁暴发流行【成都商报《档案里的"战疫"往事》】。在广大农村和场镇，更是缺乏任何现代公共卫生设施与防疫体系——没有自来水，没有污水处理，没有垃圾清运，没有预防接种，民众对传染病的传播途径缺乏科学认知。一旦瘟疫暴发，政府往往束手无策，民众只能求神拜佛、听天由命，或依赖民间中医的土方草药。正是在这样现代防疫体系几乎空白的历史条件下，梁㵂芳以儒医身份，运用"香药同源"的中医理论，将沉檀降真、川芎、白芷、藿香、连翘等芳香辟瘟类药材制成香药粉、香囊、香药条、香饼、香丸、香药汤、涂香膏、香灸条等多种剂型，通过口鼻吸入、皮肤接触、环境烟熏等多种途径给药，在现代防疫体系缺失的年代，为乡邻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防疫手段——这正是梁氏蜀香诞生的历史价值所在。
综上所述，1919年梁氏蜀香的诞生，植根于民国初年四川瘟疫频发的深重历史背景之中：前有1916年富顺等地瘟疫大流行（患者4.3万、死亡1.8万），中有1918年西班牙流感与霍乱叠加流行，1919年全国霍乱大流行（波及14省）、川北剑阁霍乱大流行（患者1.7万、死亡1.38万、死亡率81%），后有1920年四川全省霍乱大流行（感染20万人、重庆月死千人、富顺日丧300具）。在现代公共卫生体系几乎空白、政府防疫能力极度有限的历史条件下，梁㵂芳以儒医的仁心与担当，将十五年"聚昌厚"坐堂行医的临床经验与川派古香炮制技艺融会贯通，创制出以"香药同源"为核心理念的防疫香方，广施乡邻，辟瘟防疫——梁氏蜀香，正是在这样一场深重的历史疫灾中应运而生，它不仅是梁氏家族的文化创造，更是近代四川民间以香药抗疫的珍贵历史见证。
梁㵂芳创制防疫香品，绝非偶然的灵光一现，而是家族数百年文化底蕴与个人学识修养交汇的必然结果。究其渊源，有五：其一，家族香脉文化的长期浸润——祭祀之香、书香之香，数百年未曾中断【《梁氏宗谱·阖族公议条规》】；其二，自幼仰慕先贤苏轼——仁寿毗邻眉山，苏轼为宋代合香大家，留有"苏内翰贫衙香""闻思香"等名香方【三苏文化研究资料】；其三，深明"香药同源"之理——《神农本草经》将麝香、檀香、白芷、苍术等芳香类药物列为上品，认为其能"通窍、辟秽、祛疫"【《神农本草经》】；其四，成都求学期间的实地积累——两次在成都求学，利用课余时间遍访线香街、大慈寺周边的制香匠人【成都城市史与街巷志相关资料；梁氏家族后人口述】；其五，长期的药材炮制实践——自1904年起在"聚昌厚"坐堂，长达十余年的药材炮制实践【《仁寿县志》；梁㵂芳《自叙手稿》】。
5.2 防疫香方配伍与道地药材
梁㵂芳研制的防疫香方，以檀木、沉香、降真香等为君药，配以苍术、川芎、花椒、白芷、藿香、黄芩、黄连、川木瓜、生姜连翘等二十余味川产道地中药材【梁氏家族后人口述；保存之香方】。方中君药芳香辟瘟，臣药疏风解表、清热解毒，佐以川产道地药材增强疗效，用辛温、解毒中草药对抗“寒湿疫气”体现了"香药同源"的核心理念与辨证施治的中医思维。
该方以《黄帝内经》"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为纲，参考《神农本草》古法，结合《香乘》记载的制香技法，融合巴蜀蜀香工艺，将儒医的医学理论与文人的香学雅趣融会贯通。
5.3 剂型体系
梁㵂芳将防疫香方制成多种剂型，以适应不同的使用场景。据梁氏家族后人口述及保存之香方记载，其剂型包括【梁氏家族后人口述；保存之香方】：
（1）香药粉：研粉装囊或直接撒布，用于环境辟秽；
（2）香囊：研粉装囊佩戴，用于个人随身防疫；
（3）香药枕：配伍香材制作枕头，用于睡眠调理防疫；
（4）香药条：压制为条状，点燃后烟熏空间；
（5）香饼：模压为饼状，便于保存与使用；
（6）香丸：炼蜜合为丸，含服或焚烧或佩戴；
（7）香药汤：熬制水方，内服或熏洗；
（8）涂香膏：制成膏剂，外涂皮肤；
（9）香灸条：制成灸条，用于温灸穴位。
九种剂型涵盖了佩戴、焚烧、内服、外用、温灸等多种使用方式，形成了完整的香药应用体系，体现了梁㵂芳对香药应用场景的系统性思考。
5.4 制香器具：压香架与"香弩"
梁㵂芳利用杠杆原理，设计制作了压香架，将药材经炮制、烘干、粉碎、压香成型等工序，制成便于使用与保存的药香【梁氏家族后人口述；保存之香弩实物】。
1931年，梁㵂芳将压香架和香方传给次子梁晰清【梁氏家族后人口述】。1935年，梁晰清将压香架小型化改造，受诸葛连弩启发，将其命名为"香弩"，并将父亲总结的炮制技艺归纳为"川派古香炮制技艺"，使之体系化，便于传承【梁氏家族后人口述】。
"香弩"是梁氏蜀香最具标志性的传统制香工具。其名称取自诸葛连弩的巧妙，体现了中国传统工艺中"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智慧。土改时期，香弩原件因故遗失，梁冠生凭借记忆绘制略图，文革后期按略图还原制作出香弩，交予妹妹梁秀坤【梁氏家族后人口述；保存之香弩实物】。2000年，梁飘逸从姑母梁秀坤处继承了香弩【梁氏家族后人口述；香弩实物传承记录】。
5.5 《梁氏蜀香香谱》与六十四则古方
梁㵂芳将收集整理的汉唐宋元明蜀郡和合香秘方六十四则，辑录成《梁氏蜀香香谱》手稿，为梁氏蜀香技艺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石【梁氏家族后人口述；保存之香方】。
这六十四则古方涵盖文人闻思香、帐中香、道家养生清远香、清神香、清心香、清妙香等多种类型，还包括苏文忠香谱中的"云中信""洞天甘露""千山香物"等失传香方。梁㵂芳在成都求学期间，利用课余时间遍访线香街、大慈寺周边的制香匠人，从故纸堆和老匠人的口传心授中打捞回这些失传古方，体现了他对古蜀香文化的系统整理与传承。
5.6 川派古香本草香用炮制技艺
梁晰清在父亲梁㵂芳炮制技艺的基础上，归纳整理为"川派古香本草香用炮制技艺"，使之体系化【梁氏家族后人口述】。该技艺融合川帮、樟帮的炮制技艺，以川产道地药材为原料，根据不同香方的需求，对药材进行分拣、清洗、炮制（炒、炙、蒸、煅等）、烘干、粉碎、和合、压制成型等多道工序，形成了完整的技艺体系。
该技艺的核心特点在于：以"香药同源"为理论基础，以川产道地药材为物质基础，以传统炮制技艺为工艺基础，将中医药的炮制规范与传统合香的制作工艺有机结合，形成了独具川派特色的本草香用炮制技艺。
六、梁氏蜀香传承谱系考证
6.1 第一代：梁㵂芳（1881—1952）——创制奠基
梁㵂芳，字泽明，号海潮，梁氏蜀香第一代创始人。1919年前后创制防疫香品、设计压香架、辑录《梁氏蜀香香谱》，开启了梁氏蜀香一脉【梁氏家族后人口述；保存之香方及实物】。1931年，将压香架和香方传给次子梁晰清【梁氏家族后人口述】。1952年逝于故乡，享寿七十二岁。
6.2 第二代：梁晰清（1912—1958）、刘雪琴（1907—2012）——归纳守护
梁晰清，梁㵂芳次子，以教书为业，利用业余之时制香。1935年，将压香架小型化改造，受诸葛连弩启发命名为"香弩"，并将父亲总结的炮制技艺归纳为"川派古香炮制技艺"，使之体系化【梁氏家族后人口述】。1951年，将香弩制作方法、香方及制作工艺传授给儿子梁冠生与女儿梁秀坤【梁氏家族后人口述】。1958年病逝。
刘雪琴，出身中医家庭，自幼受家学熏陶，1912年尚在娘胎中时即与梁晰清定为"娃娃亲"，成年后嫁入梁家，又得家翁梁㵂芳亲传，对香方配伍的记忆精准无误【梁氏家族后人口述；《眉山日报》刘雪琴专题报道】。夫妻二人在蜀香研习中互补互济——梁晰清侧重于技艺的理论归纳与工具改造，刘雪琴则侧重于香的日常应用与香养实践。1958年梁晰清病逝后，指导子女研习蜀香的重任落在刘雪琴肩上，她独自将子女抚养成人，继续悉心传授。刘雪琴还将家传香养融入对孙女梁飘逸的日常照料之中，隔代亲传，为第四代传承人的成长奠定了坚实基础。2012年逝世，享寿一百零五岁。
6.3 第三代：梁冠生（1943— ）、梁秀坤（1945—2022）——艰难存续
梁冠生（即梁士次），梁晰清之子。1951年从父亲处继承香弩制作方法、香方及制作工艺【梁氏家族后人口述】。土改时期，香弩原件因故遗失，梁冠生凭借记忆绘制略图，保存香方及制作流程；文革后期，他按略图还原制作出香弩，交予妹妹梁秀坤【梁氏家族后人口述；保存之香弩实物】。梁冠生的记忆还原与实物再造，使梁氏蜀香在特殊年代得以存续，功不可没。
梁秀坤，梁晰清之女。以复原的香弩与保存的香方制作药香，供邻里使用，使这项技艺在特殊年代得以延续【梁氏家族后人口述】。2000年，将香弩、香方及制作技艺传予侄女梁飘逸【梁氏家族后人口述；香弩实物传承记录】。2022年逝世。
6.4 第四代：梁飘逸（1978— ）、梁飞（1980— ）——申遗创新
梁飘逸，梁㵂芳曾孙女，梁氏蜀香第四代核心传承人。自幼受祖母刘雪琴隔代亲传，学习辨认蜀地本草、讲解"香药同源"医理、传授炮制技艺要领【梁氏家族后人口述】。2000年从姑母梁秀坤处继承香弩、香方及制作技艺【梁氏家族后人口述；香弩实物传承记录】。
梁飘逸在继承家传的基础上，从《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蜀本草》《香乘》等古籍经典中汲取营养，遍访各地制香人，融会贯通传统制香技艺。她对香弩进行了改进，运用中医药理论完善香方配伍，将川药蜀香制作技艺的应用领域从燃香防疫拓展至养生、养性与养德，使这项家传技艺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梁氏家族后人口述】。
2025年1月15日，梁飘逸成功将梁氏蜀香制作技艺申报为仁寿县人民政府第八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统香（蜀香）制作技艺（仁府函【2025】3号文件）【仁寿县人民政府文件】。她还系统挖掘、梳理古蜀香文化、梁氏蜀香文化土壤、家族香脉源流、梁氏蜀香制作技艺，进一步规范川派古香本草香用炮制技艺，开启了社会化活态传承新篇章。
梁飞，梁飘逸之弟，梁氏蜀香第四代传承人，与梁飘逸共同拓展梁氏蜀香应用领域，推动技艺的传承与创新。
6.5 第五代：黄元贵（1973— ）——社会化传承开端
2026年6月12日，梁氏蜀香第四代传承人梁飘逸正式开门收徒，收第五代传承人黄元贵，开启了从家族传承到师承传承的社会化活态传承新篇章【梁氏蜀香开门收徒仪式记录】。这标志着梁氏蜀香从梁氏家族内部的口传心授，走向了更广阔的社会化传承，为这项百年技艺的活态传承注入了新的活力。
6.6 传承谱系总表
梁氏蜀香自1919年创制以来，历经四代七人家族传承，至2026年开启第五代社会化传承，百年间薪火不绝。其传承谱系如下：
第一代（创制）：梁㵂芳（1881—1952），1919年创制防疫香品，1931年传第二代。
第二代（归纳守护）：梁晰清（1912—1958）、刘雪琴（1907—2012），1935年命名"香弩"、归纳"川派古香炮制技艺"，1951年传第三代。
第三代（艰难存续）：梁冠生（1943— ）、梁秀坤（1945—2022），土改后凭记忆还原香弩，2000年传第四代。
第四代（申遗创新）：梁飘逸（1978— ）、梁飞（1980— ），2025年申遗成功，2026年开门收徒。
第五代（社会化传承）：黄元贵（1973— ），2026年6月12日拜梁飘逸为师。
七、非遗申报与活态传承
7.1 2025年申遗成功
2025年1月15日，仁寿县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公布第八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通知》（仁府函【2025】3号文件），梁氏蜀香制作技艺——传统香（蜀香）制作技艺被正式列入仁寿县第八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仁寿县人民政府文件】。这是梁氏蜀香百年传承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这项家族传承的传统技艺获得了官方的认可与保护。
7.2 2026年开门收徒
2026年6月12日，梁氏蜀香第四代传承人梁飘逸正式开门收徒，收第五代传承人黄元贵【梁氏蜀香开门收徒仪式记录】。这是梁氏蜀香传承史上首次打破家族传承的界限，以师承制的方式吸纳外姓传人，标志着梁氏蜀香从家族传承走向社会化传承。
7.3 从家族传承到社会化传承
梁氏蜀香的传承模式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19—2026）：家族传承阶段。技艺在梁氏家族内部代代相传，历经四代七人，以口传心授为主要传承方式。
第二阶段（2025— ）：非遗保护阶段。2025年申遗成功后，梁氏蜀香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获得了官方的认可与政策支持。
第三阶段（2026— ）：社会化活态传承阶段。2026年开门收徒后，梁氏蜀香打破家族传承的界限，以师承制的方式面向社会吸纳传人，开启了社会化活态传承的新篇章。
从家族传承到非遗保护，再到社会化活态传承，梁氏蜀香正在走出梁家的院子，走进更广阔的天地，让百年香脉在新时代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八、研究结论
8.1 梁氏蜀香的历史定位
通过本报告的系统考证，可以对梁氏蜀香作出如下历史定位：
梁氏蜀香是诞生于20世纪初四川省仁寿县富加场的传统合香制作技艺，由晚清儒医梁㵂芳于1919年川中大疫期间创制。它以"香药同源"为核心理念，以川产道地药材为物质基础，以川派古香本草香用炮制技艺为工艺特色，融合了梁氏家族六百年香脉文化、儒医济世精神与古蜀合香传统，是古蜀香文化、巴蜀香文化、天府香文化、四川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传统香药文化在近代四川的活态传承典型。
8.2 核心价值与文化意义
梁氏蜀香具有多重核心价值与文化意义：
（1）历史价值：梁氏蜀香诞生于1919年川中大疫的历史背景下，是近代中国民间以香药防疫的珍贵实例，为研究近代四川公共卫生史、民间医药史提供了活态标本。
（2）医学价值：梁氏蜀香以"香药同源"为核心理念，将中医药的炮制规范与传统合香工艺有机结合，形成了完整的香药应用体系（九种剂型），对当代香疗、芳香疗法、中医香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3）文化价值：梁氏蜀香承载着梁氏家族"感恩、重义、守信、不忘本源"的家族精神，融合了儒医济世的人文精神与文人品香的雅趣，是巴蜀文化、中医文化、香文化交汇融合的典型代表。
（4）技艺价值：梁氏蜀香的"香弩"制香工具与"川派古香本草香用炮制技艺"具有独特的工艺价值，是中国传统制香技艺中川派风格的重要代表。
（5）传承价值：梁氏蜀香历经四代七人家族传承，百年间未曾中断，2025年申遗成功，2026年开启社会化传承，为传统技艺的活态传承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8.3 研究局限与后续方向
本研究虽已对梁氏蜀香的历史进行了系统考证，但仍存在一定局限：
（1）部分内容（如梁氏蜀香在民国时期的具体社会影响、1919年防疫香品的实际使用效果等）目前主要依赖家族口碑史料，尚需进一步查阅《民国仁寿县志》《四川疫病史》等文献及开展田野调查进行补充考证；1919年前后四川瘟疫流行的宏观历史背景已在本报告5.1节进行系统考证，但仁寿县及富加场的具体疫情记载仍有待进一步挖掘地方史料。
（2）《梁氏蜀香香谱》手稿八卷因历史原因部分遗失，目前仅存部分香方，六十四则古方的完整面貌尚待进一步挖掘与整理。
（3）梁氏蜀香的药理作用、有效成分、安全性评价等现代科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有待与科研机构合作开展深入研究。
后续研究方向建议：一是继续挖掘地方文献与家族档案，补充完善史料链条；二是系统整理《梁氏蜀香香谱》残存香方，开展古方复原与实验研究；三是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开展梁氏蜀香的现代药理学、化学、安全性研究，为传统香药的当代应用提供科学支撑；四是开展梁氏蜀香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播研究，探索非遗活态传承的新路径。
附录：主要史料来源清单
一、核心一手史料
[1] 梁㵂芳《自叙手稿》（1950年撰，次子梁晰清谨录）：二千余言，为全部考证的出发点与核心依据，记载了梁㵂芳幼读、游学、师范、进学、法政、归乡、开锅等生平关键节点。
二、家族原始文献
[2] 《梁氏宗谱·一脉源流志》：据以确证梁氏祖籍湖广麻城、李必鰲为明定国将军、李吉先兄弟入川、李可禎父子金堂失散、李上德被梁太初收养更名梁上進、梁上進迁仁寿开基、三房分脉等核心家族史实。
[3] 《梁氏宗谱·源流续文》：据以确证上德公走失时年仅十二岁、梁太初夫妇年过花甲、梁上進十六岁养父母双亡等核心细节。
[4] 《梁氏宗谱·字辈排行》：据以确证梁氏字辈序列（月可上之龙，明世国永芳；清士多奉天，高荣绍家邦……）及文化内涵。
[5] 《梁氏宗谱·阖族公议条规》：据以确证科举奖励制度、严禁与李氏通婚、褒奖族长"彰显知恩图报本心"、元旦祭祖必备香烛等二十条族规。
[6] 《梁氏宗谱·重修宗谱序》：据以确证修谱过程、参与人员、家族文风。
[7] 梁㵂芳瓷板画像（朱受之绘，1937年）：由梁㵂芳侄孙梁士泉请景德镇瓷板画名家朱受之绘制，现由梁㵂芳曾孙女梁飘逸保管。
[8] 《眉山日报》刘雪琴专题报道报纸：据以确证刘雪琴长寿及香养实践，现由刘雪琴孙女梁飘逸保管。
三、地方志与正史
[9] 《仁寿县志》：据以确证"聚昌厚"择药栈的创办时间（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为梁㵂芳坐堂行医的时间与平台提供地方志依据。
[10] 《清德宗实录》卷五四八：所载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日（1905年9月2日）废科举上谕，为1904年确定为末届院试之可确证史料。
[11] 同治《仁寿县志》选举志：据以确证梁熙、梁炳为清代仁寿县进士。
[12] 《民国仁寿县志》：据以确证梁永利入忠义传。
[13] 王树枬《仁寿梁府君家传》：清史馆总纂王树枬撰，据以确证梁氏源出明代定国将军李必鰲之后、梁世贵富甲一邑、梁炳梁熙同族兄弟相继考取进士等核心家族史实。
四、公共历史资料与学术研究
[14] 胡大伟《试论清末四川新式教育的兴起》（《黑龙江史志》2015年第3期）：明确记载1903年初四川总督岑春煊将锦江书院改设为成都府师范学堂，半年毕业，为确定梁㵂芳就读机构的核心依据。
[15] 《学校与城市：校园变迁对近代成都城市空间的影响》：记载1904年成都府师范学堂改办为中学堂，为该学堂存续时间提供佐证。
[16] 《清末新政与教育转型——清季四川师范教育研究》：系统梳理清季四川师范教育的发展分期与各类型办学机构。
[17] 《四川法政学校——中国近代法学专门教育的地方实践（1906-1926）》（《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系统考证四川法政学堂的设立时间、官班绅班分设、绅班招生对象、校址等信息。
[18] 《四川省志·人物志》：所载邵从恩曾任四川法政学堂（绅班）监督等信息。
[19] 成都城市史与街巷志相关资料：据以考证清末成都线香街、大慈寺等地的香药文化地标分布。
[20] 三苏文化研究资料：所载苏轼与仁寿的地域文化关联。
[21] 骆成骧、罗纶、伍非百等人公开传记资料：所载十三岁左右求学经历，为论证梁㵂芳十三岁游学的合理性提供同时代四川士人的参照案例。
五、家族口碑史料
[22] 梁氏家族后人口述：包括梁㵂芳创制防疫香品、设计压香架、1931年传香方给梁晰清、1935年梁晰清命名"香弩"并归纳"川派古香炮制技艺"、1951年传梁冠生梁秀坤、土改时期香弩遗失与还原、刘雪琴隔代亲传梁飘逸、2000年梁飘逸继承、创立"半耕半读"乡塾模式、立家训十六字、"三德"评价、次子梁晰清与医家女刘雪琴约为婚姻、成都求学期间遍访线香街和大慈寺制香匠人等信息。此类材料在正文中已明确标注其来源属性。
六、实物与文件
[23] 梁氏蜀香祖传香弩实物（经梁冠生还原、梁秀坤传承、梁飘逸继承）。
[24] 梁氏蜀香祖传香方手抄本。
[25] 仁寿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八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通知》（仁府函【2025】3号，2025年1月15日）。
[26] 梁氏蜀香开门收徒仪式记录（2026年6月12日）。
七、本次时间考证修正新增史料来源（弘治年间入川时间考证）
本次修正将李氏家族入川时间由"清初"更正为"明弘治年间（1488—1505）"，并补充弘治年间四川人口流动、出行方式、马湖府改土归流等历史背景考证。新增引用史料来源如下：
[27] 《明史·四川土司传》：据以确证马湖府土司沿革及弘治八年（1495年）改土归流的历史背景，为李氏兄弟弘治年间迁入马湖府屏山县提供历史地理依据。
[28] 胡昭曦《张献忠屠蜀考辨兼析湖广填四川》：据以确证明代湖广填四川移民的规模、时段与麻城孝感乡的核心集散地地位，为弘治年间持续移民提供学术依据。
[29] 华中师范大学《荆楚全书》编纂中心移民宗谱研究：据以确证明清"湖广填四川"移民宗谱中麻城孝感乡移民占比及主要路线，为李氏兄弟入川路线推断提供参照。
[30] 《孝感乡社区志》：据以确证麻城县孝感乡于明成化六年（1470年）并入仙居乡的历史沿革，为弘治年间民间仍称"麻城孝感乡"的称谓习惯提供依据。
[31] 罗氏家园《麻城孝感乡考辨》：据以确证麻城孝感乡作为移民记忆符号的历史形成过程，以及成化六年并入仙居乡后民间仍沿用旧称的普遍现象。
[32] 麻城市人民政府《寻根问祖麻城游记》：据以确证麻城移民入川水路路线（麻城→武昌→荆州→夔州→重庆→成都，全程约2830公里）及陆路路线（全程约3500里）的具体里程。
[33] 胡氏宗亲网《明清麻城移民入川道路里程考》：据以确证明清麻城移民入川分水、陆两途的具体路线与驿站设置，为李氏兄弟水路入川推断提供细节依据。
[34] 四川省情网《诡异的马湖》（周伦斌撰）：据以确证马湖府明洪武四年（1371年）归附、治所屏山县锦屏镇、领四长官司的历史沿革，以及弘治年间改土归流的历史背景。
[35] 屏山县人民政府《马湖古城系列故事人文篇》：据以确证马湖府末代土知府安鳌于弘治年间被废、改土归流的具体历史事件，为李氏兄弟弘治年间迁入屏山县提供时代背景。
八、本次瘟疫历史背景考证新增史料来源（1919年前后四川疫情）
[36] 闫晋晋等《民国时期四川省霍乱流行的时空规律及驱动因素》（《地理科学进展》2023年第5期）：据以确证民国时期四川霍乱1916、1920、1939、1945年四个高峰、高发于夏秋两季、波及范围扩大趋势等时空规律。
[37] 达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民国时期四川霍乱流行与公共卫生应对研究》：据以确证民国时期四川1916、1920、1925、1939、1940、1945年六次大范围霍乱流行，以及疫情围绕重庆、成都扩散的空间特征。
[38] 四川省情网《历史上富顺县疫情大事记》（刘刚撰）：据以确证1916年富顺县赤痢、伤寒、天花、霍乱流行（患者43876人、死亡18457人），以及1920年富顺霍乱流行（每日出丧300余具、自流井死亡六七千人）的具体疫情数据。
[39] 周勇等《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据以确证1918年重庆两次西班牙流感流行、1919年初重庆流感冲袭、1920年重庆严重霍乱（月死千人以上、持续4个月）的疫情记载。
[40] 华西都市网/华西都市报《四川历史上的瘟疫》（上、下）：据以确证1918年邛崃霍乱流行（城南外死亡30余人），以及民国时期四川公共卫生条件极差、县救济院年送诊施药不过百服的历史状况。
[41] 王丽、吴文清《〈大公报〉视角下1919年霍乱在中国的流行与防控》：据以确证1919年全国霍乱大流行涉及14个省、沿铁路线和海运线南北双向流行的疫情规模与传播路径。
[42] PubMed收录论文 Cholera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China in 1919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a Kung Pao：据以确证1919年霍乱防控中民国政府措施及政治腐败、民众卫生意识薄弱、医疗技术落后等问题。
[43] 中华网《1916年四川瘟疫有多狠？8种致命恶疾64万人病死，9年后又来一波》：据以确证1919年8—9月剑阁霍乱大流行（患者1.7万余人、死亡13800人、死亡率81%），以及1920年四川疫疠感染20万人的疫情数据。
[44] 成都商报《档案里的"战疫"往事》：据以确证民国时期成都霍乱每年都有发生、1920年死亡1751人、1939年死亡2337人的疫情记载，以及民国成都城市卫生条件极差的历史状况。
[45] 芦山地方志《芦山民国大事记》：据以确证1918年芦山县思延乡霍乱病大流行的疫情记载，为1918年四川多地霍乱流行提供地方史佐证。
说明：本报告正文中标注【】的内容为该段史实的主要史料出处，与附录编号对应。凡属家族口述内容，均已明确标注其史料属性，与自叙、县志等文献史料有所区分。本报告所有结论均基于明确标注的史料来源，不存在未经证实的虚构或杜撰。若有错漏，恳请方家指正。
馨本草香养研究院
二〇二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