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藏大臣

雪域高原上的中央使者

1727 — 1911

————————————

引言

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前朝为什么没有驻藏大臣？

1727年（雍正五年）初春，两位身着蟒袍、顶戴花翎的大清官员率领一支约五百人的队伍，从西宁出发，沿着崎岖不平的唐蕃古道，一步步向雪域高原挺进。翻越海拔五千二百米的唐古拉山口时，寒风如刀，稀薄的空气让每一个呼吸都变得艰难。队伍中有兵丁、差役、书吏，还有驮运粮草的牦牛和骡马。这两位官员名叫僧格和玛拉，他们的正式头衔是"总理西藏事务"——这便是清朝驻藏大臣制度的开端，也是中国边疆治理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此后的184年间，先后有一百一十四位驻藏大臣前赴后继地踏上这条通往拉萨的道路。他们中有功勋赫赫的宗室贵族，有科举出身的汉族文官，有骁勇善战的八旗将领，也有因政治失意而被贬谪的倒霉官员。他们在布达拉宫与大昭寺之间奔走，在雪山与圣湖之畔履职，在权谋与信仰的张力中挣扎。他们书写的，不仅仅是一部行政制度史，更是一段中央王朝与雪域高原之间复杂而深刻的关系史。

然而，一个最基本、也最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是：为什么要有驻藏大臣？

唐朝没有驻藏大臣。641年，文成公主带着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和大量中原典籍、工匠入藏，开启了唐蕃之间长达两个世纪的密切交往。但唐蕃关系本质上是"舅甥关系"——唐朝皇帝是吐蕃赞普的舅舅，吐蕃赞普是唐朝皇帝的外甥。这是一种平等的政治联盟，而非隶属关系。吐蕃有自己的军队、自己的法律、自己的行政体系，唐朝从未向拉萨派遣过常驻官员。

元朝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驻藏大臣。1260年，忽必烈设立宣政院，封八思巴为国师，确立了中央对西藏的宗主权。但宣政院设在大都（今北京），管理西藏的方式是通过册封萨迦派法王和派遣本钦（地方行政长官）来实现的。元朝从未向拉萨派遣过长期驻扎的中央行政官员。

明朝同样没有驻藏大臣。明成祖朱棣册封了八大法王，采取了"多封众建"的策略，希望以宗教封号来维系中央与西藏的联系。但明朝从未派遣过一兵一卒、一官一职进入西藏。朝贡贸易维系了表面的和平，但从未建立起实质性的行政管辖。

那么，为什么偏偏是清朝，完成了这个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制度创新？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历史的深处。我们需要看看唐朝、元朝、明朝分别用了什么样的方式来经营西藏，它们的努力为什么未能实现对西藏的直接管辖；我们还需要看看清朝凭借什么样的独特条件——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地理的——完成了从"羁縻"到"直辖"的历史性跨越。

这不仅是一个制度史的问题，更是一个关乎中国边疆治理模式演变、关乎国家统一与民族关系、关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大历史命题。

上篇 何以治藏

从羁縻到直辖的历史转折

唐朝和亲与战争｜元朝宣政院的间接管辖｜明朝多封众建的表面臣服｜清朝的制度创新

在深入探讨驻藏大臣制度之前，我们必须先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为什么前朝——唐、元、明——没有建立类似驻藏大臣这样的常驻行政制度？它们各自用了什么样的方式来经营西藏？这些方式的成效如何？它们的失败或局限，又给了清朝什么样的历史启示？

这四个问题构成了上篇的核心内容。我们将依次考察唐、元、明三朝的治藏方式，分析它们各自的制度逻辑和实践结果，最后探讨清朝为何能够在它们的基础上实现突破，创造出驻藏大臣这一独特的制度。

第一章

和亲与战争：唐朝的吐蕃困局

唐朝（618-907年）是中国历史上与吐蕃关系最为密切、也最为复杂的王朝。唐蕃之间的交往历时两百余年，涵盖了和亲、战争、贸易、文化交流等多种形式。但如果我们以"是否建立了直接行政管辖"为标准来审视，那么唐朝的治藏实践可以概括为一个核心特征：亲密而不从属，交往而不管辖。

这种特征的形成，根植于唐朝与吐蕃之间基本对等的政治地位。吐蕃并非唐朝的藩属，而是一个与唐朝并立的强大政权。

（一）松赞干布的崛起与"舅甥关系"的确立

公元7世纪初，青藏高原迎来了它的第一位统一者——松赞干布（617-650年）。这位年仅十三岁就继承赞普之位的少年，以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军事才能，先后征服了苏毗、羊同等部落，统一了青藏高原，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王朝。他迁都逻些（今拉萨），创制藏文，引入佛教，奠定了藏族文明的基础。

松赞干布对中原文明怀有深深的仰慕。他多次派遣使者向唐朝求婚，希望能够通过和亲的方式建立与唐朝的政治联盟。唐太宗李世民最初并未答应，但松赞干布不惜以武力相威胁。638年，吐蕃进攻唐朝的松州（今四川松潘），虽然未能攻克（其实是吃了败仗），但展现了吐蕃的军事实力。

640年，唐太宗终于同意了和亲。641年，文成公主入藏。关于这次和亲，《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太宗许嫁文成公主，赞普遣其大相禄东赞致礼，献金五千两，自余宝玩数百事。"这段记载看似简单，但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政治含义。

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了大量中原的典籍、工匠、种子和技术。据藏族史书《贤者喜宴》记载，文成公主带去了"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至今供奉在拉萨大昭寺）、三百六十卷经典、营造与工技著作六十种、治四百零四种病的医方一百种、医疗器械六种，以及大量谷物种子和工匠。这些嫁妆不仅仅是物质财富，更是中原文明的载体。

和亲之后，唐蕃之间建立了"舅甥关系"。松赞干布称唐太宗为"天可汗"，自称"外甥"；唐朝则称吐蕃赞普为"赞普"，承认其独立地位。这种关系是一种政治联盟，而非君臣关系。

710年，唐中宗又将金城公主嫁给吐蕃赞普尺带珠丹。金城公主入藏时，唐玄宗在给吐蕃的诏书中明确写道："朕之外甥，久缺表疏。"再次确认了这种"舅甥"而非"君臣"的关系定位。

（二）唐蕃战争：二百年的军事对峙

和亲并未带来持久的和平。唐蕃之间的根本矛盾——对西域控制权的争夺、对边境领土的纠纷——决定了这两个强大的政权不可能长期相安无事。

从7世纪中叶到9世纪初，唐蕃之间爆发了大小战争数百次，其中最惨烈、影响最深远的包括：

670年大非川之战：吐蕃大将论钦陵率四十万大军，在大非川（今青海共和县境内）歼灭唐军十万。这是唐朝建国以来最惨重的军事失败之一。薛仁贵等名将率军出征，几乎全军覆没。

763年长安之陷：这是中原王朝历史上最耻辱的一幕之一。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大损，吐蕃趁机东进。763年十月，吐蕃军队攻占唐朝都城长安，唐代宗李豫仓皇出逃陕州。吐蕃在长安城内立李承宏为帝，十五天后才撤军。这是西藏军队唯一一次攻占中原王朝的首都。

唐蕃之间的长期战争，充分说明了一个基本事实：吐蕃是一个与唐朝势均力敌的强大政权，唐朝不可能通过军事手段征服或控制吐蕃。

（三）为什么唐朝不能直辖西藏？

唐朝之所以不能对西藏建立直接行政管辖，最根本的原因是地理障碍。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四千米以上，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唐军从海拔数百米的长安或成都出发，进入青藏高原后，面临着严重的高原反应。

《旧唐书》中记载了多次唐军出征吐蕃的惨痛经历。开元年间，唐军将领皇甫惟明率军出征，"士卒冻死者甚众"。天宝年间，哥舒翰率军攻打吐蕃石堡城，虽最终攻克，但"唐士卒死者数万"。这种巨大的军事成本，使得唐朝根本无法承受长期占领西藏的代价。

其次，吐蕃自身的强大也是一个关键因素。在赤松德赞（755-797年在位）时期，吐蕃疆域达到极盛，西起帕米尔高原，东至陇右，北抵天山，南达喜马拉雅山南麓，是当时亚洲最强大的政权之一。吐蕃拥有四十万精锐军队，其骑兵战斗力甚至超过唐朝。

第三，唐朝的战略重心不在西南。唐朝面临的最大威胁始终是北方的突厥、回纥和后来的契丹。"天子守国门"——唐朝的军事力量主要部署在北方边境和关中地区，无力向西南投入大量资源。

第四，吐蕃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使得外部势力极难渗透。佛教在吐蕃社会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吐蕃赞普既是政治领袖，也是佛教的护法。这种政教合一的结构，为吐蕃提供了强大的内部凝聚力。

综上所述，唐朝对吐蕃的政策，本质上是一种"势力平衡"策略——通过和亲维持和平，通过战争争夺利益，但从未试图将吐蕃纳入直接行政管辖。这种策略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也意味着唐朝在西藏问题上始终是"局外人"，而非"治理者"。

（四）唐朝治藏的历史遗产

唐朝虽然未能对西藏建立直接行政管辖，但唐蕃之间的交往仍然留下了丰厚的历史遗产。

首先，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的入藏，将中原的佛教、医药、历法、纺织、酿酒等技术和文化传播到西藏，极大地促进了西藏文明的发展。至今，拉萨大昭寺内仍供奉着文成公主带入的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藏族人民亲切地称文成公主为"甲木萨"（汉族皇后）。

其次，唐蕃之间的茶马贸易，开辟了连接中原与西藏的经济通道。四川、云南的茶叶源源不断地运往西藏，西藏的马匹、皮毛、药材则流入内地。这种贸易往来，奠定了此后一千多年汉藏经济交流的基础。

再次，唐蕃会盟碑（823年立，现存拉萨大昭寺前）是汉藏两个民族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碑文用汉藏两种文字镌刻，宣称"舅甥二主，商议社稷如一，结立大和盟约，永无渝替"。

但这些遗产都未能转化为政治管辖的基础。唐朝留给后世的最重要启示是：在交通和通讯技术有限的古代，中原王朝要直接管辖青藏高原，几乎是Mission Impossible。

第二章 唐亡至元立：

中原与西藏关系的三百六十年断裂

第三章

宣政院：元朝的间接管辖

如果说唐朝对吐蕃是"亲密而不从属"，那么元朝对西藏则是"管辖而不直接"。元朝首次在中央政权层面设立了管理西藏事务的专门机构——宣政院，这一创举在中国边疆治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但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宣政院的运作方式，就会发现元朝对西藏的管辖仍然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

（一）凉州会盟与萨迦派的崛起

13世纪中叶，蒙古帝国崛起，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征服了欧亚大陆的广大地区。1247年，蒙古王子阔端与藏传佛教萨迦派第四代祖师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在凉州（今甘肃武威）会盟，史称"凉州会盟"。

这次会盟确立了一个基本的政治框架：西藏各地方势力归附蒙古，蒙古则承认萨迦派在西藏的宗教和政治领导地位。萨迦班智达给西藏各地方势力写了一封著名的公开信——《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劝说他们接受蒙古的统治。这封信至今仍是研究蒙藏关系史的重要文献。

萨迦班智达的侄子八思巴（1235-1280年）是一位杰出的宗教领袖和政治家。1253年，年仅十九岁的八思巴在六盘山拜见了忽必烈，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师徒关系。忽必烈皈依藏传佛教，封八思巴为"国师"，后又晋封为"帝师"。

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后改元称帝），设立"总制院"，命八思巴以国师身份兼领总制院事，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和西藏地区军政事务。1288年，总制院改称"宣政院"，秩从一品，与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并列为元朝中央四大机构。

（二）宣政院的运作机制

宣政院的设立，在中国边疆治理史上是一个开创性的举措。它是中央政权第一次为西藏地区设立专门的中央管理机构，标志着西藏从唐朝的"藩属"、宋朝的"化外"，转变为元朝的"辖区"。

但宣政院的运作方式，决定了它对西藏的管辖只能是间接的。

首先，宣政院虽然设在中央（大都），但它管理西藏的方式是通过册封萨迦派法王和任命"本钦"（dpon-chen，意为大官）来实现的。本钦是元朝在西藏设立的最高地方行政长官，由萨迦派法王推荐、皇帝任命。从1268年到1358年，元朝共任命了二十余位本钦。本钦负责执行元朝的政令、征收赋税、维持治安，但其权力受到萨迦派法王的制约。

其次，元朝在西藏设立了乌思藏宣慰司、朵甘思宣慰司等军政机构，进行了三次人口普查（1268年、1287年、1334年），建立了驿站系统（从青海到拉萨共设有二十七个大驿站）。但这些机构的官员大多是本地人，中央派遣的官员很少，而且不常驻西藏。

再次，元朝对西藏的管辖主要依靠宗教纽带，而非行政控制。忽必烈崇奉藏传佛教，帝师制度是元朝治藏的核心。帝师不仅是皇帝的宗教导师，也是宣政院的最高负责人，地位极为尊崇。但这种以宗教为纽带的治理模式，一旦宗教领袖去世或影响力下降，中央的管辖就会削弱。

（三）元朝治藏的局限性

元朝对西藏的间接管辖，存在几个根本性的局限。

第一，缺乏常驻的中央行政官员。宣政院设在大都，偶尔派员巡视西藏，但没有像清朝驻藏大臣那样长期驻扎拉萨、直接处理日常政务。本钦虽然是中央任命的，但他们是西藏本地人，更多地代表本地利益而非中央意志。

第二，过度依赖单一的宗教派别。元朝将治藏大权交给了萨迦派，这引起了其他教派（如噶玛噶举派、帕竹噶举派）的不满。14世纪中叶，帕竹噶举派崛起，推翻了萨迦派的统治，元朝在西藏的影响力急剧下降。这说明将统治合法性寄托于单一教派是极其脆弱的。

第三，元朝的统治主要是象征性的。元朝在西藏征收赋税、进行人口普查、设立驿站，但这些措施的实际执行力度很弱。西藏各地方势力依然保持着高度的自治权。

第四，元朝的治藏模式随着元朝的灭亡而瓦解。1368年明朝建立后，萨迦派的地位迅速衰落，帕竹噶举派取而代之。明朝放弃了宣政院制度，采取了更为宽松的"多封众建"政策。这说明元朝的间接管辖模式并未形成稳定的制度遗产。

（四）元朝留给清朝的启示

元朝的治藏实践，为后来的清朝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启示。

最重要的启示是：间接管辖是不稳固的。元朝依靠宗教纽带来维系对西藏的控制，但这种控制随着宗教势力的变迁而波动。清朝吸取了这一教训，设立了常驻的驻藏大臣，建立了制度化的行政管辖。

另一个启示是：不能将治藏大权交给单一教派。元朝过度依赖萨迦派，导致其他教派离心。清朝则采取了更为平衡的策略——册封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两大宗教领袖，同时通过金瓶掣签制度防止任何一派独大。

元朝还留下了一个重要的制度遗产：驿站系统。从青海到拉萨的驿站路线，为后来清朝的"塘汛"（驿传系统）奠定了基础。清朝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更加完善的通讯和后勤体系，为驻藏大臣制度的运行提供了保障。

第三章

多封众建：明朝的表面臣服

明朝（1368-1644年）对西藏的政策，可以用四个字精准概括："多封众建"。这四个字出自《明史·西域传》，是明朝治藏策略的核心特征。与元朝设立宣政院、通过单一教派间接管辖不同，明朝采取了一种更为松散、也更为表面的治藏方式。

（一）"多封众建"的制度逻辑

明太祖朱元璋对元朝治藏方式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元朝过度依赖萨迦派是导致治藏失败的根本原因。因此，他采取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分别册封藏传佛教各主要教派的首领，使各派互相牵制，谁也不能独大。

明朝的册封体系分为多个等级。最高等级是"法王"，包括大宝法王（噶玛噶举派，封于1407年）、大乘法王（萨迦派，封于1413年）、大慈法王（格鲁派，封于1434年）等；其次是"国师"、"禅师"、"都纲"等 lower-level 封号。据学者统计，明朝一共册封了约四百五十位藏传佛教上层人士。

明成祖朱棣是"多封众建"政策的主要推动者。他在位期间（1402-1424年），先后邀请了藏传佛教五大教派的首领来到南京或北京，给予他们丰厚的赏赐和崇高的封号。1407年，明成祖封噶玛噶举派首领得银协巴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这是明朝给予藏传佛教首领的最高封号。

但我们需要注意一个关键问题：明朝的册封本质上是"名义上的"。被封为"法王"的宗教领袖，其在西藏地方的政治权力并非来自明朝的册封，而是来自他们在本地的宗教影响力和政治实力。明朝的封号只是锦上添花，而非权力来源。

（二）朝贡贸易：维系表面和平的经济纽带

明朝维系与西藏关系的主要手段不是行政管辖，而是朝贡贸易。

按照明朝的制度，西藏各派首领定期向明朝朝贡，明朝则回赐丰厚的礼物。朝贡的频率、路线、规模都有详细的规定。据《明实录》记载，从1368年到1644年，西藏向明朝朝贡的次数多达约四百次，平均每一年多就有一次。

这种朝贡贸易对双方都有利。对明朝来说，朝贡是一种政治象征——西藏各派首领向明朝进贡，意味着他们承认明朝的宗主权。对西藏来说，朝贡是一种获利丰厚的贸易——明朝的回赐往往价值远超贡品，包括丝绸、茶叶、瓷器、金银等珍贵物品。

但朝贡贸易的实质是"以利相交"。一旦明朝的回赐减少或中断，西藏的朝贡积极性就会下降。这种基于经济利益的关系，缺乏制度化的约束力，是极其脆弱的。

更重要的是，明朝从未向西藏派遣过常驻的官员或军队。与元朝设立宣政院、派遣本钦不同，明朝对西藏完全是"遥控"。西藏的内部事务完全由地方势力自行处理，明朝既不干预，也无力干预。

（三）明朝为什么不像清朝那样派遣驻藏官员？

明朝为什么不派遣常驻官员进入西藏？这个问题涉及明朝的国防战略、政治文化和地理认知等多个层面。

最直接的原因是明朝的国防重心在北方。明朝面临的最大威胁始终是蒙古——北元、瓦剌、鞑靼。"天子守国门"——明成祖迁都北京，就是为了就近防御蒙古。明朝的军事力量主要部署在长城一线（九边重镇），无力也无意向西藏派遣常驻官员和军队。

更深层的因素是明朝对西藏的战略定位。在明朝看来，西藏是一个遥远的、不具威胁的"化外之地"。只要西藏不勾结蒙古、不威胁中原，就无需过多干预。这种"无为而治"的策略，与清朝将西藏视为国防前沿、必须加强控制的战略思维截然不同。

还有一个因素是明朝的政治文化。明朝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政权，其统治合法性建立在儒家"华夷之辨"的基础之上。在明朝士大夫的观念中，西藏是"蛮夷之地"，不值得投入过多资源。明朝更倾向于通过"文化感召"而非"行政管辖"来维系与边疆民族的关系。

地理因素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明朝对青藏高原的地理环境缺乏了解，认为"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更何况通往西藏的道路？在明朝人看来，派遣官员常驻西藏是一项成本极高、收益极低的工程。

（四）明朝治藏的历史后果

明朝"多封众建"政策的历史后果是双重的。

从积极方面看，这一政策维持了明朝与西藏之间长达二百余年的和平关系。在明朝统治期间，西藏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叛乱，也没有外敌入侵的记录。朝贡贸易促进了汉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增进了两个民族的相互了解。

从消极方面看，明朝的"无为而治"导致了中央对西藏影响力的持续弱化。16世纪以后，格鲁派在蒙古人的支持下迅速崛起，最终取代了噶玛噶举派的统治地位。明朝对此无力干预，只能被动承认既成事实。

更为严重的后果是，明朝的放任政策为后来的清朝治藏增加了难度。由于明朝二百余年间未能在西藏建立任何行政基础，清朝入藏时几乎是从零开始，需要重新建立制度、培养人才、铺设驿站，这一切都增加了清朝治藏的成本和难度。

明朝留给清朝的最重要启示是：缺乏实质性管辖的"羁縻"政策，终究是不稳固的。如果不能在边疆地区建立制度化的行政管辖，中央的权威就会随着国力的衰退而迅速瓦解。清朝正是吸取了这一教训，才下决心建立驻藏大臣制度。

第四章

清朝何以不同：从康熙到雍正的制度创新

在考察了唐、元、明三朝的治藏方式之后，我们终于要面对上篇的核心问题：为什么清朝能够做到前三朝都未能做到的事情——在西藏建立直接、持续、有效的行政管辖？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康熙朝说起，因为驻藏大臣制度的种子，正是在康熙年间播下的。

（一）准噶尔入侵：改变历史的催化剂

康熙年间，西藏局势发生了两个根本性的变化，这两个变化迫使清朝必须改变对西藏的"遥控"策略，转而进行直接干预。也可以说驻藏大臣是被准噶尔逼出来的。

第一个变化是准噶尔部的崛起和入侵。准噶尔是蒙古瓦剌部的一支，17世纪以后在伊犁河流域建立了强大的准噶尔汗国。准噶尔部信奉藏传佛教格鲁派，与西藏有着密切的宗教和政治联系。

1717年，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派遣大将大策凌敦多布率领六千精兵，进行了一次堪称军事史上奇迹的远征。他们从伊犁出发，绕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穿越昆仑山和藏北高原，行程数千公里，突然出现在拉萨城下。（详见清蒙往事15“北稳西忧之准噶尔入侵西藏”）

当时统治西藏的蒙古和硕特部拉藏汗毫无防备。准噶尔军队攻破拉萨，拉藏汗战死。准噶尔军队在拉萨大肆抢掠，洗劫了布达拉宫和各大寺院，甚至将六世达赖喇嘛益西嘉措（拉藏汗所立的达赖）囚禁起来。

这一事件对清朝震动极大。康熙帝认识到，如果西藏被准噶尔控制，那么准噶尔就可以利用西藏的宗教影响力来煽动蒙古各部落反对清朝，清朝的西部和北部边疆将永无宁日。

1720年，康熙帝做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决定：派遣皇十四子胤祯为抚远大将军，率领大军分三路入藏，驱逐准噶尔军队。这是中原王朝第一次以"解救西藏"的名义大规模军事介入西藏事务。清军入藏后，将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护送回拉萨坐床，受到了西藏僧俗民众的热烈欢迎。

（二）康熙的遗产：驻军拉萨与废除汗王

康熙帝在西藏留下了两项重要的制度遗产，为后来的驻藏大臣制度奠定了基础。

第一项遗产是在西藏常驻军队。清军入藏后，康熙帝下令在拉萨留下三千人的驻军，由蒙古都统延信和内阁学士鄂赖统领。这是清朝第一次在西藏长期驻军。驻军的存在，标志着清朝对西藏的控制从"名义上的宗主权"升级为"实际上的军事存在"。

第二项遗产是废除蒙古汗王在西藏的统治。康熙帝认识到，和硕特部蒙古汗王统治西藏是西藏内乱的根源——准噶尔正是以"推翻和硕特统治、恢复达赖喇嘛权力"为旗号入侵西藏的。因此，康熙帝决定不再恢复蒙古汗王的统治，而是由清朝直接管理西藏事务。

但康熙帝本人并未建立常驻官员制度。他对西藏的管辖仍然带有"有事则临、无事则撤"的临时性特点。 这里要提到一个人，赫寿。

五世达赖喇嘛去世后，西藏的蒙藏统治集团的矛盾逐渐加深。1705年，第巴⋅桑结嘉措与拉藏汗爆发了武装冲突。在澎波决战，桑结嘉措兵败后被擒杀。拉藏汗进入拉萨后，随即报告事变的经过，并奏称仓央嘉措（桑结嘉措所立的六世达赖喇嘛）是假达赖喇嘛。拉藏汗废立达赖引起了格鲁派主流势力的强烈反弹。而另一方面，青海蒙古诸部与拉藏汗不睦，准噶尔蠢蠢欲动，若任由其发展，恐生大乱。

康熙帝极其担忧西藏事务，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正月，议政大臣等议奏："青海众台吉等与拉藏不睦，西藏事务不便令拉藏独理，应遣官一员前往西藏协同拉藏办理事务。"康熙帝批准此议，下旨："其管理西藏事务著侍郎赫寿去。"

赫寿，舒穆禄氏，满洲正黄旗人。康熙四十三年迁内阁侍读学士，后授内阁学士；四十五年兼管太仆寺，十二月授礼部右侍郎；四十七年迁户部左侍郎，不久调任吏部左侍郎。据《清实录》记载，他至少从任内阁学士起便负责管理西藏事务，是清廷早期熟悉藏务的少数官员之一。

赫寿此行的正式头衔是"管理西藏事务"，核心任务是"协同拉藏汗办理西藏事务"，即监理拉藏汗的政务，防止其独断专行。同时，他负有"安抚其地"、贯彻朝廷"抚绥人民，以安众番"的用意。

此外，赫寿还承担了一项重要任务——测绘西藏地图。康熙帝正在主持全国性测绘工作以编制《皇舆全览图》，赫寿受命在藏期间组织测绘人员勘测西藏地形。随他入藏的测绘人员经过两年多努力，于1711年返回北京，将所绘地图交法国耶稣会士雷孝思审阅。但由于图中无经纬度，与毗邻各图难以拼接，最终未被采用。

赫寿在藏约两年（1709—1711年），其最显著的政绩是促成了意希嘉措的正式册封。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三月，拉藏汗、班禅胡土克图、西藏诸寺喇嘛等会同赫寿，联名上疏请求给意希嘉措颁赐达赖喇嘛封号。议政大臣等议奏："查波克塔胡必尔汗（意希嘉措）因年幼，奉旨俟数年后授封，今既熟谙经典，为青海诸众所重，应如所请，给以印册，封为六世达赖喇嘛。"

康熙帝批准。这一册封虽未能平息青海诸部的不满，但在形式上确立了清廷对达赖转世事务的介入权。

赫寿入藏虽开创了清廷派大臣驻藏办理政务的先例，但本质上仍是一次临时钦差，与后来雍正五年（1727年）设立的定制式驻藏大臣有本质区别：

第一，无固定任期与衙门。 赫寿是应特定局势临时派遣，任务完成后即返京（1711年回京），未留常驻机构。而1728年正式设立驻藏大臣后，始建驻藏大臣衙门，并留川陕兵丁1000名驻藏。第二，职权有限，无力深度干预。 赫寿虽被授予"管理西藏事务"之名，但实际上"根本无力"执行深度统治。他入藏一年多，唯一可见的成果就是会同拉藏汗等人促成意希嘉措的册封。对拉藏汗的实际政务，他只能"监理"而无法节制。第三，清廷尚未建立直接统治的意愿和能力。 此时清朝对西藏仍是一种间接统治和政治保护关系，主要通过册封、赏赐、朝贡等方式维系与和硕特汗国及格鲁派上层的关系。清廷的政令在西藏难以全面贯彻执行，例如1706年康熙帝曾令拉藏汗护送达赖喇嘛赴京，即遭拉藏汗拒绝。第四，和硕特汗国仍是实际统治者。 1709年时，西藏的政治格局仍是和硕特汗王（拉藏汗）掌握军事大权，达赖喇嘛掌握宗教权力，清廷尚未直接驻军。

赫寿入藏虽未成定制，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标志着清廷治藏政策从间接羁縻向直接管理的过渡尝试。

赫寿离藏后不久，西藏局势继续恶化。直到1717年准噶尔入侵、1720年清军"驱准保藏"后，清朝才逐步废除汗王制度，建立噶伦政府，为1727年驻藏大臣定制奠定基础。（详见前文清蒙往事16，“驱准保藏”）

1723年，康熙帝去世，雍正帝即位，西藏的治理面临新的选择。

（三）雍正的制度创新：驻藏大臣的诞生

雍正帝是一位务实而高效的改革者。他在位期间推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如摊丁入亩、改土归流、设立军机处等），驻藏大臣制度的建立，是他边疆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1723年，青海蒙古罗卜藏丹津叛乱，雍正帝派遣年羹尧、岳钟琪率军平定。在平定叛乱的过程中，雍正帝认识到西藏与青海、四川、云南等地是相互关联的整体，必须在西藏建立长期的、制度化的管辖机制。（详见前文清蒙往事17-18，“罗卜藏丹津叛乱”）

1727年（雍正五年），雍正帝正式任命内阁学士僧格和副都统马喇为"总理西藏事务"大臣，率领约五百人常驻拉萨。这就是驻藏大臣制度的开端。

僧格和马喇的任命，标志着清朝对西藏的治理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在此之前，清朝对西藏的干预是临时的、军事性的；从此之后，清朝对西藏的治理是制度化的、行政性的。

雍正帝做出这一决策，有几个深层的考量：

第一，防止西藏内乱的再次发生。阿尔布巴之乱（将在中篇详述，或者详见前文清蒙往事22-22“卫藏战争”）使雍正帝认识到，没有中央的直接监督，西藏的贵族之间会不断发生权力斗争，威胁西藏的稳定。

第二，防止准噶尔部再次染指西藏。准噶尔虽然被清军驱逐，但其威胁并未消除。驻藏大臣和驻军的设立，是防止准噶尔卷土重来的重要屏障。

第三，将西藏纳入清朝的边疆治理体系。雍正帝正在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改为流官制度。在西藏设立驻藏大臣，是这一政策在高原地区的延伸。

（四）清朝能做到而前朝做不到的原因

清朝能够在西藏建立直接行政管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清朝本身是少数民族政权，对边疆民族有天然的亲近感和理解力。满族来自东北，与蒙古族、藏族同属"东胡"系统，在语言、文化、宗教上有相通之处。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都精通蒙文、藏文，能够与西藏上层直接沟通。乾隆帝甚至能用藏文撰写佛教经典。这种文化上的亲近感，是汉族建立的唐朝和明朝所不具备的。

第二，清朝拥有强大的军事投送能力。康熙帝平定准噶尔入侵，证明了清朝有能力将军队输送到青藏高原，并且能够维持在西藏的军事存在。这是元朝和明朝所不具备的。元朝虽然也曾征服西藏，但未能建立长期的军事存在；明朝则根本没有向西藏派遣过军队。

第三，清朝采取了"因俗而治"的策略。清朝尊重西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不强行改变西藏的社会结构，而是通过册封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设立驻藏大臣、建立金瓶掣签制度等方式，实现了"以藏治藏"与"中央监督"的结合。这种策略既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减少了改革的阻力。

第四，清朝建立了完善的驿站和通讯系统。从西宁到拉萨，清朝设立了数十个驿站，沿途有兵站、粮站、马站，保证了中央与西藏之间的信息传递和后勤补给。雍正年间，从拉萨到北京的公文传递最快可在四十天内到达。这种高效的通讯能力，是前朝所没有的。

第五，清朝面临的外部威胁迫使它必须加强对西藏的控制。准噶尔部是清朝在西北最大的敌人，西藏是准噶尔可能利用的战略跳板和威胁。为了国防安全，清朝必须将西藏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这种战略紧迫感，是唐朝和明朝所没有的。

（五）上篇小结：从羁縻到直辖的历史逻辑

回顾唐、元、明、清四朝的治藏实践，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历史演进的逻辑：

唐朝对吐蕃是"交往"——通过和亲、战争、贸易与吐蕃保持密切联系，但从未试图建立行政管辖。这种"交往"模式的局限性在于，它完全取决于双方的政治意愿和力量平衡，一旦一方衰落，关系就会破裂。

元朝对西藏是"册封"——通过册封宗教领袖、设立宣政院来确立宗主权，但缺乏常驻的行政官员。这种"册封"模式的局限性在于，它过度依赖单一的宗教纽带，一旦宗教势力变迁，中央的管辖就会瓦解。

明朝对西藏是"羁縻"——通过多封众建、朝贡贸易来维系表面的和平，但完全不干预西藏内部事务。这种"羁縻"模式的局限性在于，它是纯粹的象征性的，缺乏任何实质性的约束力。

清朝对西藏是"直辖"——通过设立驻藏大臣、颁布法律章程、建立金瓶掣签制度，实现了对西藏的直接行政管辖。这种"直辖"模式的先进性在于，它将中央与西藏的关系制度化、常态化、法律化，即使中央政权衰弱，制度的惯性仍然能够维持基本的关系框架。

从"交往"到"册封"到"羁縻"再到"直辖"，这个演进过程反映了中国古代边疆治理模式的不断进步。每一次进步，都是建立在前朝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的。驻藏大臣制度，正是这一历史演进链条上的最高环节。

但驻藏大臣制度的建立，仅仅是一个开端。制度如何运行？如何完善？如何在一次次危机中调整？这些问题，将在中篇中逐一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