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概览
一、问题提出：被忽视的新兴需求群体
二、单身中青年“预备性”信托的制度内涵
三、产品设计的核心要素
四、信托机构面临的特殊难点与风险
五、信托机构面向单身中青年的服务模式创新
六、配套制度建设建议
摘要：当前我国意定监护实务与养老服务信托产品均以老年群体为核心服务对象，客观上形成制度盲区：规模持续增长的单身中青年群体，在突发意外、丧失行为能力、长期失能等风险场景下的监护安排与财产保障需求，尚未得到制度层面的有效承接。本文聚焦单身中青年群体的多元保障需求，系统论证“预备性”服务信托的制度内涵与核心法律特征，厘清其与传统老年意定监护信托的结构性差异；构建模块化、分层级的产品设计框架，阐释信托与保险、意定监护的联动机制；深入分析长周期运营、非传统家庭关系适配、宠物信托构造、数字资产管理等特殊实务难点与风险，并提出服务模式创新路径与配套制度建设建议。研究结论可为我国服务信托的细分领域创新提供理论支撑，为单身群体的全周期风险保障提供可行的制度方案。
关键词：预备性服务信托；单身中青年；意定监护；单身群体；风险保障
一
问题提出：被忽视的新兴需求群体
长期以来，无论是意定监护的实务运用，还是养老服务信托的产品开发，其核心服务对象均指向老年群体。这一定位自有其正当性与紧迫性，却在客观上造成了制度盲区：数量庞大且持续增长、以单身中青年为主体的群体，其在发生意外、丧失行为能力等极端情形下的监护安排与财产保障，几乎未被纳入制度视野，也未有适当服务产品承接其潜在规模巨大的服务需求。
（一）单身中青年群体的规模与画像概况
全国层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20-49岁未婚人口规模达1.34亿人[1]。民政部发布的统计数据则从另一个维度印证了这一趋势：2025年全国结婚登记对数为676.3万对[2]，相较于2015年的1224.7万对[3]，十年间下降了约44.8%。离婚登记虽因离婚冷静期短期回落，但离婚后维持单身状态的存量仍然可观。上海作为超大城市，这一特征更为突出：2025年末全市常住人口为2485.41万人，其中大量非沪籍“沪漂”脱离原生家庭独立生活。全市初婚平均年龄已接近30岁[4]，位居全国前列。
该群体内部构成多元，四类亚群体的保障需求尤为突出。一是主动不婚或晚婚、离异单身者，受教育程度、经济独立能力与婚姻观念转变驱动，城市青年中主动单身比例持续上升，其中高学历、高收入女性群体占比显著。二是"沪漂"群体，此类人群缺乏本地家庭支持网络，突发意外时的决策主体缺位与资金支持矛盾最为尖锐。三是丁克/失独家庭，夫妻一方先行离世或双方同时遭遇意外等变故时，其监护与财产安排面临的困境与独居老人高度相似，且风险发生时间可能提前数十年。四是同性伴侣等非传统家庭关系，现行法律框架下无法互为法定监护人，即便长期共同生活，在一方丧失行为能力、离世等变故时也难以行使监护与财产管理权利。
（二）需求凸显的标志性事件
2025年以来的两起标志性事件，推动单身中青年群体的监护与财产保障需求从隐性的个体焦虑，转变为受广泛关注的公共议题。
其一为独居人士意外事件暴露的制度盲区。2025年10月，上海一名无配偶子女、父母均已离世的46岁独居女士突发脑出血昏迷，因近亲属缺位直接面临手术签字难题，最终由远房亲属与任职单位共同垫付医疗费用，但仍于同年12月不治离世[5]。该案虽属极端个案，却集中折射出独居群体在紧急医疗决策、费用垫付及身后事务处置等环节普遍存在的法律授权真空。
其二为专业领域的制度转向。2026年3月，上海市法学会律师法学研究会与上海市公证协会联合主办意定监护视角下单身人士权益保障研讨会[6]，首次将意定监护的重点服务群体明确锚定至45岁以上单身人士，标志着制度适用场景从老年兜底保障，向中青年阶段的预备性规划延伸。
这些事件的叠加效应，使社会对独居中青年的监护与财产安排议题形成集中关注。主流媒体评论指出，在老龄化与少子化并行的趋势下，“单身风险”不应仅视为个体选择问题，更需制度层面的社会治理回应。
（三）核心需求的五个维度
从法律实务视角观察，单身中青年群体的监护与财产安排需求可归纳为五个层面，每一层面均对现有制度供给提出了具体挑战。
第一是突发意外的紧急医疗决策需求，这是最具紧迫性的需求场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九条第一款[7]规定，实施手术、特殊检查或特殊治疗时，应当取得患者本人或其近亲属的书面同意。患者因昏迷等原因无法表达意志且联系不到近亲属时，医疗机构往往陷入救治两难。若单身中青年事先通过意定监护协议指定可信赖的监护人，并配套信托资金安排，该困境可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得到充分化解。
第二是突发意外的紧急资金调用需求。ICU 救治、手术等费用通常需短期内完成垫付，独居人士即便账户资金充足，在丧失意识的情况下，他人也无权操作其个人银行账户。通过预先设立服务信托，将资金交由信托公司管理并明确紧急医疗费用的触发条件与支付流程，即可实现资金快速调用，无需依赖个人账户的操作授权。
第三是长期失能的照护安排需求。突发意外并非均为短期事件，交通事故、脑血管意外等均可能导致中青年陷入长期失能状态。对于单身中青年而言，长期失能意味着无人持续安排照护服务、管理生活资金、处理社会事务，而这正是意定监护与服务信托的核心制度价值所在。
第四是身后事务的妥善处理需求。中青年群体的死亡风险概率虽远低于老年群体，但风险管理仍需覆盖该类小概率事件。遗体处理、丧葬安排、房屋租赁解除、社交账号处置等非财产性身后事务，无法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四十五条[8]确立的遗产管理人制度充分覆盖，因为后者以继承开始为前提，核心功能聚焦于财产性的遗产分配。
第五是特殊财产的安置与传承需求。相较于老年群体，中青年群体的财产形态更为多元，宠物与数字资产两类非传统财产的保障需求尤为突出。宠物的性质在现行法律中虽被归于“物”，但其情感价值远超一般的“物”；数字资产兼具经济价值与情感价值，但两类财产的照护与传承目前均缺乏针对性的制度安排。
（四）现行制度的供给缺口
面对上述多层次需求，现行制度在四个维度存在明显的供给不足。
一是法定监护制度对非血亲关系的覆盖有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十八条，成年人法定监护人顺位为配偶、父母、子女、其他近亲属，以及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组织。对于法律上视为单身又无子女的中青年，若父母本身失能或已离世，法定监护人的选任将直接面临无人可选的困境；若遇父母年迈多病、身处地远、智识有限等情形，则法定监护人又会陷于有名无实甚至“有不如无”的境地。兜底条款规定的其他个人或组织担任监护人，需经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民政部门指定，程序繁琐且效率与确定性均难以保障。
二是意定监护制度被狭义限定于老年群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十三条[9]明确规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均可事先协商确定自己的监护人，条文本身并无年龄限制。但在实务层面，公证机构办理的意定监护案例、相关政策文件的表述口径，均高度集中于老年群体。这种事实上的老年化定位，客观上阻碍了中青年群体对该制度的认知与利用。
三是现有信托产品与中青年需求存在结构性错位。当前市场上的信托产品门槛普遍较高，对处于财富积累初期的中青年形成现实排斥。更核心的问题在于产品设计逻辑，现有产品以养老机构服务支付为核心场景，受益人、服务期限等要素均与中青年的需求特征不匹配，缺乏低门槛进入、可持续注入、长周期管理、可灵活调整的产品形态。
四是制度宣传与专业服务供给严重不足。实务中绝大多数单身中青年对意定监护制度缺乏了解，更未形成将监护安排与信托工具结合的风险规划意识。这并非源于群体风险意识缺失，而是专业服务市场尚未提供可匹配的方案。律师事务所、公证机构与信托公司针对该群体的产品研发、服务推广与知识普及均处于起步阶段，制度供需之间的鸿沟亟待弥合。
综上，单身中青年群体的“预备性”监护与财产安排需求，是一个真实存在、（潜在）规模可观、且正在快速增长的制度与相关综合产品（服务）需求。本章的核心任务，即在于系统论证“预备性”服务信托的制度内涵、法律构造与实务路径，为信托机构拓展这一新兴业务领域提供理论支撑与操作参考
二
单身中青年“预备性”信托的制度内涵
（一）“预备性”信托的核心法律特征
单身中青年“预备性”信托，是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身体健康、意志健全的状态下，为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丧失行为能力、长期失能、突发意外乃至死亡等不确定风险，预先设立的以保障自身及特定关系人利益为目的的服务信托。其核心法律特征可归纳为四项。
第一，预备性。这是该类信托区别于传统养老服务信托的根本属性。传统养老服务信托的设立多以委托人进入老年期、风险临近为前提，而预备性信托的设立时点前移至中青年阶段，信托成立与核心功能启动之间存在长达数十年的蛰伏期，保障功能始终处于待触发状态。该制度逻辑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十三条规定的意定监护高度契合，本质是意定监护制度在财产管理维度的功能延伸与配套支撑。
第二，长周期性。预备性信托的存续周期可能长达四五十年甚至更久，远超当前市场绝大多数信托产品的设计期限。超长周期对信托机构的持续运营能力提出极高要求，需应对信托公司经营变动、团队更替、监管政策与市场环境演变等多重变量，保障信托目的在长周期内的持续实现。这一问题将在本章第四节“信托机构面临的特殊难点与风险”中展开详细讨论。
第三，可调整性。中青年群体的人生状态具备高度不确定性，婚姻、生育、职业、财产状况均可能发生重大变化，进而影响信托的受益人范围、资金规模、触发条件等核心要素。《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二十一条[10]规定的法定调整权适用条件严格，难以覆盖常规性生活变动需求，因此需在信托合同中预留弹性空间，允许委托人在具备完全行为能力期间灵活修订信托条款。
第四，触发条件多元。传统养老服务信托多以失能失智为核心触发条件，预备性信托则需覆盖更丰富的风险场景。除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认定、委托人死亡两类常见情形外，还需纳入突发意外导致的暂时性意识丧失、长期失联等中青年群体高发的特殊场景，且不同触发场景需要对应差异化的权利义务与处理规则。
（二）与老年人意定监护信托的差异比较
为更直观地呈现单身中青年“预备性”信托与面向老年人的意定监护信托在制度设计上的结构性差异，下表从十个核心维度进行对比分析：
上述差异反映了两类信托的结构性分野：老年人意定监护信托是“近期风险的确定性保障工具”，其设计逻辑立足于已面临或即将面临的具体风险，需要稳定、确定的财产管理安排；而单身中青年“预备性”信托是“远期风险的弹性应对工具”，其设计逻辑立足于当前无具体风险，但需为不确定未来建立可随生活变化持续调整的保障框架。
这一差异对信托机构的产品设计、合同架构、运营管理和风险控制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要求，也是本章后续论述的逻辑起点。
（三）“预备性”信托的功能定位
基于上述特征，预备性信托构建了覆盖全风险周期的五层功能体系。
（一）紧急医疗保障功能。这是最具即时价值的核心功能，通过预设触发条件与支付规则，在委托人因突发意外丧失意志时，快速拨付医疗救治资金，避免因费用支付滞后延误治疗，同时与意定监护的医疗决策权形成制度联动。
（二）长期失能照护功能。针对意外或疾病导致的长期失能状态，为持续性照护服务提供稳定资金来源，弥补单身群体家庭代际支持缺失的困境，保障失能后的照护品质与生活稳定性。
（三）身后事务处理功能。涵盖财产处置与事务安排两大维度：财产层面可对信托剩余财产作出定向处置，支持按委托人意愿遗赠亲友、投入公益慈善事业等；非财产层面聚焦丧葬安排、社交账号处置、房屋租赁清理等非财产性身后事务，与民法典规定的遗产管理人制度形成功能互补。遗产管理人制度以遗产分配为核心，且以继承开始为启动前提，预备性信托可覆盖其未涉及的非财产类身后事务与个性化财产处置需求，实现委托人全周期意愿落地。
（四）宠物照护保障功能。我国现行法律将宠物定性为动产，无法直接作为信托受益人。实务中可通过指定照护人为特定用途受益人的间接构造实现该功能，约定受益权以履行照护义务为前提，并配套监督机制。该构造已有美国《统一信托法典》第408条规定的“信托照护动物（Trust for Care of Animal）”[11]立法例作为参考，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亦与法不悖，具备一定现实可行性。
（五）数字资产管理功能。中青年群体的数字资产形态丰富，涵盖社交账号、虚拟财产、云存储数据等，但当前数字资产的权利属性与流转规则尚不明确，且受平台用户协议限制。现阶段宜采取委托管理模式，由委托人预先明确数字资产处置意愿，受托人在触发条件成就后协调执行，相关费用从信托财产中列支，不直接将数字资产纳入信托财产。
（四）“预备性”概念的法理基础与制度正当性
预备性信托并非单纯的产品创新，其制度正当性具备坚实的法理支撑与政策基础。
其一，意定监护制度天然蕴含预备性基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十三条明确允许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事先协商确定监护人，该规则本身即面向未来风险的预设性安排。预备性信托将这种预备性安排从人身监护维度延伸至财产管理维度，是对意定监护制度的配套完善，符合民法典的制度初衷。
其二，信托制度具备跨越时间的意志延续功能。信托法律关系的核心价值之一，在于将委托人特定时点的真实意愿通过法律架构固定，即便委托人后续丧失行为能力或死亡，其意愿仍可通过受托人持续履行得以实现。该制度属性恰好匹配单身中青年群体远期风险规划的需求，是信托制度本源功能的体现。
其三，行业转型政策提供现实支撑。中国信托业协会在《中国信托业养老信托业务发展倡议书》中明确提出，服务信托是信托公司回归本源的重要方向，养老服务信托与特殊需要信托具备广阔发展空间[12]。预备性信托作为服务信托的细分创新形态，契合行业转型的政策导向与发展趋势。
综上，单身中青年“预备性”信托具有预备性、长周期性、可调整性和触发条件多元性四大特征，涵盖紧急医疗、长期照护、身后事务、宠物照护和数字资产等多功能模块，并以意定监护制度和信托制度为法理基础，同时契合行业发展趋势。这一制度内涵的厘清，为后续的产品方案设计和风险防控分析奠定了概念基础。
三
产品设计的核心要素
（一）模块化产品架构
预备性信托的产品设计，应当摒弃传统养老服务信托“一揽子方案”的整体架构思路，应采用基础模块加可选模块的架构设计，以适配中青年群体差异化的需求层次，同时呼应信托可调整、可动态优化的核心特征，支持委托人随人生阶段变化调整保障范围。
1.基础模块：紧急医疗授权与资金支持。这是预备性信托产品的必备核心组件。该模块包含三项核心安排：一是与意定监护协议衔接，明确委托人丧失意志时，由意定监护人代为行使医疗知情同意权，实现人身决策与资金保障的联动；二是建立限额内紧急医疗资金快速调用机制，以二级甲等以上医疗机构的诊断证明为触发条件，限定意定监护协议指定的监护人为支付请求权主体或由白名单内医疗机构直接向信托机构开具账单请求支付，明确单次与累计支付限额，要求受托人在规定时限内完成资金划付；三是探索与定点医疗机构的预先签约，开通就医绿色通道与费用结算通道。但需强调的是，信托公司仅作为资金支付与合同管理方，不介入医疗决策。
2. 进阶模块：长期失能照护安排。进阶模块的功能指向较基础模块更为长远，核心环节有三：第一，失能认定的医学评估机制。信托合同可参照《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GB/T 42195-2022）及各地长护险失能等级评估标准来认定失能与否。第二，照护服务供应商的遴选与管理。信托公司作为资金管理方和合同管理方，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二十五条[13]规定的忠实义务负责遴选和监督供应商。第三，照护费用的定向支付机制。照护费用原则上由受托人直接支付给供应商，监护人不直接经手钱款，日常小额支出可设定月度限额凭票报销，大额支出需经监督人事前审批，以防资金挪用风险。
3. 拓展模块：家庭责任履行安排。单身中青年大多负有父母赡养义务，若委托人因失能失智丧失行为能力，法定赡养义务虽未消灭，却可能因无人代行而落空。拓展模块就是当委托人因失能失智丧失经济能力时，信托资金可按约定定期向父母支付赡养费，并覆盖应急医疗费用，支付标准可随物价水平动态调整。此种情况下，委托人父母并非信托合同当事人，而是信托受益人。
4. 特色模块：宠物照护与数字资产。宠物照护模块采用指定照护人为受益人的间接构造，明确宠物信息、月度与年度预算及剩余资金处置规则。数字资产模块采取委托管理模式，由委托人提交资产清单与处置意愿，建立定期更新机制，密码与私钥采用多方分持的加密托管方案，受托人仅负责协调执行，不直接持有数字资产。
5. 身后模块：丧葬与传承。该模块于委托人死亡时触发，可执行委托人生前确定的个性化丧葬方案，协调预备性信托剩余财产与遗嘱遗产分配方案的衔接。需要强调的是，该模块设计需与《民法典》继承编的强制性规定保持一致，例如应遵循第一千一百四十一条的 “必留份”[14]要求。虽信托财产法律上独立于委托人个人遗产，但信托公司仍需审慎审查财产来源合法性、协调法定继承人权益；若法定继承人对信托安排提出异议，委托人设立时行为能力的完整证据链与信托目的的正当性，将成为关键抗辩依据。
（二）低门槛分层产品设计
“预备性”信托面向财富积累期的中青年群体，产品设计须平衡一对矛盾：信托公司受合规、运营、人员成本约束，需一定财产规模方能收支平衡；而中青年当下可支配资金有限，门槛过高则丧失可及性。该问题的化解路径在于分层设计，依委托人资金规模与需求层次提供差异化组合。结合市场调研与运营成本结构，建议设三档：
第一层级：基础型预备信托。面向初入职场、积蓄有限但有风险预防意识的单身青年，设立门槛10万元起，支持一次性缴款与定期追加，管理费率年化0.3%–0.5%。功能覆盖基础模块（紧急医疗资金）与部分身后模块（基本丧葬费用），强调标准化、流程化以降低个案管理成本。10万元门槛的设立是参照上海市人社局发布的数据：2024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均工资12434元[15]。工作三至五年者合理储蓄下可达此规模；且10万元足以覆盖重大意外数周至数月自付医疗费及基本丧葬费，保障功能成立。
第二层级：进阶型预备信托。面向有一定积累的单身中年群体，门槛30万元起，缴款可随收入调整追加频率与金额，费率年化0.5%–0.8%。功能覆盖基础模块、进阶模块（长期失能照护）、拓展模块（父母赡养），可选配宠物照护。
第三层级：综合型预备信托。面向高净值单身群体，门槛100万元起，费率年化0.8%–1.2%。覆盖全部五大模块，提供高度定制服务，包括配备专属客户经理、年度法律顾问、提供跨境资产协调服务等。
需特别申明的是，低门槛不等于降合规。无论哪一层级，委托人行为能力审查、信托财产合法性核查、反洗钱义务履行、受益人识别等要求应一视同仁。依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要求，客户尽职调查义务不以交易金额为唯一尺度，而应基于风险评估实施差异化管理。
（三）“信托+保险”组合方案
单一信托在资金保障全面性上存在固有局限：信托财产源于委托人自有财产，而中青年自有积累有限。引入保险可形成“保险提供杠杆保障、信托提供管理框架”的功能互补。
1.意外险+信托：保险金作为信托资金来源。委托人设立预备性信托同时投保意外险，于保险合同中将信托公司（以信托专户名义）指定为保险金受领人，或约定赔付后直接注入信托财产。意外致残疾或死亡时，保险金入池由受托人依约管理分配。
2. 重大疾病保险+信托：保险给付触发信托履行。重疾险“确诊即付”特征与预备性信托触发机制天然衔接：委托人确诊合同约定重疾时，保险金补充进入信托财产；同时确诊本身可作为信托合同中长期照护模块启动的触发条件之一。
3. 长期护理保险+信托：保险与信托的费用分担。上海作为国家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城市之一，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制度框架。《上海市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办法》已覆盖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员，为符合条件的失能人员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及相关医疗护理。二者组合可形成分层分担：长护险承担基本护理费用，信托资金承担增值护理费用，如更高等级护理、个性化康复、心理疏导等。信托合同应设计衔接条款，明确信托资金支付仅在长护险保障范围外启动，避免重复保障与资金浪费。
4. 终身寿险+信托：身后保险金的传承。终身寿险以死亡为给付条件，与预备性信托身后模块功能高度重合。将保险金纳入信托框架，可实现定向分配、分期给付与用途限定，规避一次性给付后被挥霍或不当使用的风险，尤其适用于委托人身故后仍需赡养老人的场景。
（四）“信托+意定监护”协议联动设计
“预备性”信托的有效运作，有赖于与意定监护协议的制度联动。信托制度聚焦财产管理层面的“管钱”功能，意定监护制度覆盖人身事务层面的“管人” 需求，二者的协同架构是“预备性”服务信托区别于普通财产管理信托的核心制度特征。
从制度衔接的最优实践出发，意定监护协议与信托合同宜由委托人同步签署并办理公证。该模式既能保障两份法律文件的内容一致性，规避分次签署、修订引发的条款冲突；也可同步完成委托人行为能力评估与证据固定，为潜在效力争议提供统一事实基础；同时可借公证程序一并完成合法性审查与风险提示，降低制度运行的综合成本。
在预备性信托框架内，委托人为首要受益人，信托存续的核心功能是保障委托人自身权益。意定监护人原则上不宜同时被指定为信托受益人，避免因身份重合而诱发利益冲突，导致监护人在行使人身与财产事务决策权时，受自身受益人身份的不当干扰。若委托人确有将监护人列为受益人的特殊需求，需在信托合同中设置专门的利益冲突防范条款，例如约定监护人的受益给付须经监督人审批确认，或限定其受益权仅在委托人死亡后方可行使（包括受益权大小与委托人存活期间长短的反向挂钩机制等精细化设计），从规则层面排除信托存续期间的利益干扰。
预备性信托存续周期往往跨越数十年，单一监护人难以保证长期具备履职能力与意愿，健康恶化、身故、迁居或关系破裂等因素，均可能中断监护职责。对此，需在信托合同与监护协议中设置备选监护人顺位：委托人应至少指定一名第二顺位备选监护人，并明确主监护人丧失监护资格时的启用条件。针对所有指定监护人均无法履职的极端情形，应约定以民政部门或委托人事先认可的社会组织作为兜底主体，预留与公共监护机制的衔接端口，确保委托人权益持续有保障。对此可以参考《上海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其中细化了监护变更规则，其制度思路对全龄段预备性信托具有参考价值。
当监护主体发生变更时，信托合同中与监护人身份绑定的条款需同步调整，涵盖资金支付请求权主体、紧急联络人、大额支付审批权限、信息通知义务等内容。为保障调整有序，信托合同应设置监护人变更联动条款，明确新任监护人就任后须在指定期限内提交变更后的监护公证文书，受托人核实文件真实合法后对应调整相关安排；权限交接过渡期内，除紧急医疗支付外，暂停信托资金常规支付，避免出现管理真空。
（五）产品设计中的特殊法律问题
预备性信托的长周期属性与保障本位，要求在产品架构中对其撤销规则、投资限制及报酬机制作出穿透式规范，以弥合意思自治与信托强制性规范之间的张力。
关于委托人撤销权与信托可撤销性，鉴于该类信托跨越数十年的“蛰伏期”，需在意思自治与交易安全之间寻求平衡。《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五十条[16]确立了委托人在其为唯一受益人时的法定解除权，此为保障委托人财产安全的重要基石。然而，为防止撤销权的恣意行使损害信托目的的实现，合同构造上应对该权利施加程序性限制：撤销意思表示须采书面形式并经公证，以固化证据并排除误解；须设定合理的提前通知期限，为受托人清算资产预留必要时间；尤为重要的是，一旦信托因委托人丧失行为能力而进入“触发状态”，撤销权应自动冻结，除非委托人经医学评估恢复完全行为能力，此举旨在维护信托财产独立性与受益人（即委托人自身）利益的持续性。
在信托财产的保值增值层面，超长存续期要求投资管理机制兼顾价值维持与服务功能的实现。鉴于预备性信托以保障委托人生存质量为核心目的，投资策略应遵循“稳健为本、适度增值”的原则。建议将信托财产划分为两个账户：主要部分（约占70%至80%）配置于国债、政策性金融债等高流动性低风险资产，构筑安全垫；次要部分（约占20%至30%）可适当配置于中等风险资产以对抗通胀。此种资产配置比例并非单纯的商业安排，而是《信托法》第二十五条所规定的忠实义务的具体化。合同应同时设定负面清单，禁止投资于高风险衍生品及非标准化资产，并要求受托人建立定期报告机制，确保投资行为处于委托人或监督人的可视范围内。
至于信托报酬与费用的合理性控制，则是决定低门槛产品可持续性的关键变量。在具体产品设计中，需依据“权责利相匹配”的私法原理进行精细化设计。鉴于预备性信托的生命周期呈现出明显的“蛰伏”与“激活”二元结构，报酬收取不应一概而论：在“蛰伏期”，受托人仅承担账户维护、年度回访、信息保管等事务性职责，工作量较小，报酬率宜设定在低位区间；一旦进入“激活期”，受托人需介入医疗支付、照护供应商遴选对账、与监护人及监督人多方协调等复杂事务，管理责任显著提升，报酬率可视工作量进行上调。同时，为避免道德风险，报酬计提基数应严格锁定为信托财产净值，禁止按交易笔数计费，以此遏制过度交易冲动，确保信托财产真正用于委托人的保障目的。
四
信托机构面临的特殊难点与风险
单身中青年“预备性”信托的超长存续期、委托人生活状态的高度不确定性及触发条件的多元性、服务对象的非传统性，对信托机构的持续履职能力构成了结构性挑战。若未能有效识别与应对，信托机构可能将面临民事赔偿、监管处罚或系统性声誉损失。本节将从五个维度对信托机构可能会面临的“预备性信托”特殊难点与风险展开分析。
（一）长周期服务的可持续性挑战
预备性信托动辄跨越半个世纪的存续期限，会引发传统信托业务中未曾出现的代际治理难题。
1. 委托人维度的动态适应性困境
在数十年的存续期间，委托人婚姻、生育及经济状况的变化将持续冲击信托架构的稳定性。从法律适用的角度看，婚姻状态的改变不仅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十八条[17]与第三十三条关于法定监护与意定监护顺位的竞合问题，更触及夫妻共同财产认定的实质审查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18]，婚后追加注入信托的资金极易被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信托机构面临配偶在离婚时主张分割信托财产的风险。因此，合同设计必须确立委托人的持续信息披露义务及配偶同意函机制。同理，生育事件的发生将重构委托人的利益分配图谱，信托架构需预留模块化的条款调整接口，允许在不终止信托的前提下，根据子女出生事实动态调整受益人范围及监护安排。
2. 受托人维度的机构连续性风险
信托机构的自身存续与服务团队传承是长期信赖关系的物理载体。在我国信托业正处于转型与风险化解的深水区背景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预备性信托合同必须对“受托人职责终止”这一小概率但高破坏性事件预设详尽的接管程序。这包括但不限于：明确信托财产在特定情形下的转移与隔离流程、设定备选受托机构的遴选标准，以及规范过渡期间信托事务的临时管理规则。此外，针对服务人员的代际更替，机构需建立标准化的知识传承与档案管理制度，通过结构化信息留存与并行服务期设置，确保信托服务不因个体离职而受到影响。
3. 监护人维度的履职中断风险
作为连接“管人”与“管钱”的关键节点，意定监护人的缺位将可能导致信托支付请求权与照护决策机制陷入瘫痪。鉴于监护人可能因死亡、失能或关系恶化而离任，制度设计需构建三层防御体系：其一，预设备选监护人梯队，并在合同中明确主监护人丧失资格的司法认定标准及备选人启用程序；其二，引入监督人机制，对监护人履职进行制衡；其三，确立公共监护兜底条款，当所有私人指定均失效时，由民政部门或适格社会组织介入，确保信托目的不因个别主体的退出而落空。
（二）“长期失联”作为新型触发条件的认定困境
“长期失联”是独居中青年群体特有的风险场景，其不同于传统养老信托的稳定居所，对信托触发机制提出了全新的法理挑战。由于现行法缺乏直接对应的规范依据，必须在合同自治框架内重构其认定标准与法律后果。
1. 认定标准的规范缺失与合同填补
“失联”并非严谨的法律概念，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十条[19]宣告失踪制度存在显著的时效鸿沟，无法满足预备性信托即时保障的需求。因此，合同须构建独立的认定体系。
首先，应区分主动失联与被动失联。前者如长途旅行、主动断联，属委托人意思自治范畴，原则上不应触发保障；后者如遭遇灾害、非法拘禁，涉及人身危险，方需信托介入。鉴于失联初期难以甄别委托人的主观意图，应引入分级响应机制：以30日为节点启动“关注”程序，可尝试联系并通知监督人；90日进入“预警”程序，在监督人确认下启动有限支付，如赡养费、宠物照护；180日则启动全面响应。其次，为防止权利滥用，必须设定严格的程序性要件，包括穷尽预留联系方式、间隔催告、书面通知存档及取得信托监督人的书面确认，以此作为受托人免责的刚性前提。
2. 失联期间的财产管理与注意义务边界
失联状态下的财产管理需遵循“审慎保守”原则。过渡期内，受托人应以保全财产为首要目标，暂停高风险投资。对于父母赡养、宠物照护等定期支付义务，经监督人确认后可继续执行，以确保受益人权益不受中断。
更为复杂的法理问题在于受托人注意义务的扩张。当受托人或监督人有合理理由怀疑委托人面临人身危险时，其是否负有报警义务？笔者认为，基于诚实信用原则与信托目的之实现，合同可授权受托人在合理限度内将相关信息通报紧急联络人或公安机关。此类信息披露及由此产生的合理费用应视为信托管理的必要支出，受托人既不违反保密义务，亦不承担因合理报送产生的法律责任。
3. 失联恢复后的法律关系清理
委托人恢复联系后，信托应回归常态管理，但对失联期间已发生行为的效力需予明确。若失联系委托人主动行为，且其在此期间始终具备完全行为能力，则涉及“不当给付”的责任归属问题。
依据外观主义法理与商事效率原则，只要受托人在启动保障措施时严格遵循了合同约定的程序要件并获监督人确认，即便事后证实为委托人主动失联，受托人的行为亦属合法履约。合同应明确约定：因委托人未及时通知其主动失联状态而导致保障措施启动的，相关合理费用仍由信托财产承担，受托人对此不承担过错赔偿责任。这一规定旨在保护善意受托人的信赖利益，确保信托机制在不确定风险面前的运行效率。
（三）非传统家庭关系的法律困境
预备性信托面向的单身中青年群体中，相当一部分人的核心社会关系并非建立在传统的血亲或婚姻纽带之上。同性伴侣、长期共同生活的非婚异性伴侣、关系密切的挚友群体等非传统关系形态，在监护安排和信托受益人指定方面面临着特殊的法律挑战。
1. 同性伴侣的意定监护安排
尽管同性伴侣关系不受我国现行法律的承认，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十三条，意定监护的设立并不以法定亲属关系为限，故同性伴侣相互指定为监护人具有法律上的可行性。信托实务中，机构应以同等标准进行合规审查，禁止基于性取向的歧视。
信托机构需重点防范同性伴侣相关的两类操作风险：
其一为关系破裂后的变更问题：同性伴侣不受婚姻法调整，无法定登记解除程序与财产分割规则，关系破裂后，原基于伴侣身份设定的意定监护、受益人指定需进行变更，却缺乏法定证明文件。因此信托合同应确立委托人经信托设立时事先充分披露前提下单方变更权的绝对性，仅需书面形式及公证即可生效，受托人无实质审查义务。
其二为监护资格争议的支付困境：一方丧失行为能力后，其伴侣以意定监护人身份行权时，可能遭到委托人原生家庭的质疑，甚至引发监护资格撤销诉讼，信托机构难以判断是否继续执行原监护人的支付指令。对此建议设置“监护权争议暂停条款”：受托人收到法院监护争议受理通知或相关司法文书后，除紧急医疗费用外，暂停所有支付请求，待法院作出生效裁定后按结果执行，以此保持中立地位，规避法律责任。
2. “选择性家人”的法律地位缺失与信任机制补强
“选择性家人”指的是个体基于自主选择而非血缘或婚姻纽带建立的、具有类家庭支持功能的亲密社会关系网络[20]，是尚未被我国法律承认的一种身份类型。
这种法律地位缺失导致了三重风险：一是关系破裂引发的频繁变更；二是履职时面临原生家庭的挑战；三是潜在的经济利益输送。对此，信托机构需在设立信托尽职调查阶段强化实质审查，重点关注指定意愿的真实性及是否存在利益冲突。同时，必须在架构上引入外部监督机制，例如指定公证机构或社会组织担任监督人，以公权力的公信力弥补私主体间信任基础的不足，确保“类家庭”功能在法律真空中仍能安全运行。
3. 跨境因素的冲突法适用与合规管制
上海作为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城市，委托人的跨境居住、境外资产及外籍伴侣等因素引入了复杂的法律冲突。首先是法律定性冲突，外籍伴侣在其本国可能享有事实婚姻地位，但在中国法下可能无法获得应有身份，从而影响监护与继承的效力。其次是外汇管制合规，依据《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将境外资产纳入境内信托或跨境分配信托利益，涉及资本项目下的严格管制，需逐一厘清合规性边界。
因此，合同必须明确准据法与管辖权条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七条[21]，应明确约定适用中国法律并由中国法院管辖，以锁定法律适用的确定性。同时，在涉及境外资产时，必须引入具备涉外资质的律师团队进行专项合规评估，避免触犯外汇管理或反洗钱的强制性规定。
（四）宠物“准受益人”的法律地位与制度构造
我国现行法律将动物归入动产范畴，宠物因法律主体资格阙如，无法直接成为信托受益人，这是预备性信托涉宠安排的核心规范障碍。实务中需采间接构造路径：将宠物照护人指定为附义务的受益人，其受益权的行使以履行照护义务为前提，若怠于履职则丧失受益资格。该构造虽在法理上自洽，但仍面临履约监督与标准厘定的深层难题。
涉宠信托的难点集中于三方面：其一，照护人履职的可持续性。宠物生命周期可达十余年，初始指定的照护人可能因迁徙、健康恶化或意愿变更无法继续履职，合同需预设备选照护人梯队及变更程序，避免照护链条断裂；其二，照护标准的具象化与监督有效性。宠物无法自主表达需求，需在合同中明确饮食、医疗、运动等最低照护标准，并依托监督人定期走访、留存照护记录实现约束，但其监督效力仍受限于主观判断偏差；其三，宠物死亡后的剩余财产处置。合同需预先约定剩余资金的归属路径，通常包括并入信托一般财产、捐赠动物保护组织或返还委托人，避免财产闲置或权属争议。
域外宠物信托制度已相对成熟，可供我国参照。如本章第二节所述，美国《统一信托法典》第408条确立了动物照护信托的法律效力，目前全美50州及哥伦比亚特区均已立法承认，其核心规则包括：设置信托执行人强制信托条款履行，执行人可由法院指定；信托财产规模受合理性限制，超出动物照护需求的部分，法院有权另行分配；《日本信託法》第258条设置了“受益人不能确定的信托之特例”即“目的信托”，宠物饲养在此之列[22]，并由信托监察人监督照护履约，实务中由信托银行担任受托人运行。我国虽无专门立法，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六条[23]仅要求信托目的合法，宠物照护因不违反强制规定或公序良俗，当属有效信托目的。信托机构的核心合规任务，是通过合同条款固化委托人照护意愿、构建可执行的监督机制，并预设照护人违约时的救济路径，以弥合现行法律与现实需求的间隙。
（五）数字资产管理的新型挑战
中青年群体的财产形态日趋数字化，但现行法律对数字资产的权利属性、流转与继承规则仍处于供给不足状态，这种滞后性为预备性信托的受托履职带来了前沿性的合规难题。
1. 数字资产的范围厘定与规范属性
在信托语境下，可纳入管理范围的数字资产至少涵盖四类，其法律属性各异：其一，互联网平台账号（社交、邮箱、电商、支付等），其实质是委托人与平台间用户协议项下的合同权益，账号本身并非物权法意义上的“所有物”；其二，具有经济价值的虚拟财产，如网游装备、数字藏品、域名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条[24]虽予原则性保护，但权利归属类型仍有争议；其三，加密货币，依据央行等十部门2021年《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25]，虚拟货币相关业务属非法金融活动，信托机构直接受托持有面临严重合规障碍，宜采“委托人自持私钥+受托人触发后协助执行处置方案”的间接构造；其四，云存储与个人数字创作，如云端照片、文档、短视频作品等，兼具情感价值与知识产权属性，经济价值评估模糊。
2. 托管环节的合规悖论
信托机构管理数字资产面临三重规范张力。一是平台用户协议的合同壁垒。多数平台协议禁止账号转让、出借或他人代为操作，意定监护人或受托人持密码登录可能构成违约，平台据此冻结账号将导致财产灭失风险。信托合同应对需采“事前尽调”路径：设立阶段梳理委托人主账号，研究各平台继承/死亡处理条款，对允许设置“账号继承人”者引导委托人完成平台备案，对禁止转让者如实告知并约定免责。二是认证信息的安全托管困境。密码、私钥、助记词若由机构独掌，存在内部滥用与泄露风险；若完全不掌握，则无法执行。可引入“密钥分割”技术方案，即将认证信息加密分片由受托人、监督人、第三方各持一片，需多方协同解锁，但此举涉及保密义务协调与信息灭失责任分配，需在合同与配套协议中详细约定。三是多因素验证的失灵。短信验证、指纹、面容等生物特征与委托人人身绑定，丧失行为能力后难以复用，方案应预设备用验证设备或紧急身份验证替代机制。
3. 处置路径：“事前规划优先”的务实构造
鉴于技术与法律的双重不确定性，数字资产管理模块应采“事前规划为主、事后执行为辅”的路径。设立阶段应要求委托人填写《数字资产处置意愿清单》，逐项列明资产与处置意向，并按年更新。法务端需对清单内各平台之用户协议、隐私政策、继承规则及属地法作事前研究。2024年以来数字遗产讨论升温，制度环境虽趋完善，但当前阶段信托机构仍应以审慎合规为要，避免于规范边界模糊地带盲目扩张。
五
信托机构面向单身中青年的服务模式创新
单身中青年作为数字原生代，金融服务消费习惯与传统高净值客群差异显著，对传统线下网点依赖度低。沿用线下面谈、纸质签约、人工回访的传统模式，既难触达客群，亦不符其效率导向的服务预期。因此数字化服务需覆盖全流程：通过移动端模块化展示产品结构，依托在线问卷完成需求自评与初步配置建议；以电子认证技术实现远程尽职调查与合同签署；借助自动化系统完成信托资金归集对账、定期报告推送及触发条件监测预警，既降低机构运营成本，亦保留足够灵活性。
鉴于预备性信托市场认知度偏低，信托机构需主动嵌入客群生活场景唤醒需求。社区化触达覆盖物理居住社区与线上兴趣/职业社群：通过与街道办事处、社区服务中心合作开展法律知识普及，或在宠物、户外运动、独居生活等线上社群进行针对性内容传播。场景化触达则将产品嵌入关键决策节点：如宠物领养/医疗场景联动宠物医院推介照护模块，体检/健康管理场景联动健康机构推介紧急医疗保障，遗嘱规划场景联动律所推介综合方案。
长远来看，服务创新不应局限于单一信托产品供给，而应以信托为核心制度载体，构建覆盖法律安排、财务规划、健康管理与社会支持的综合服务生态。具体包括：联动律所提供意定监护协议定期审查、遗嘱修订及重大生活事件后的法律方案调整；联动健康管理机构提供年度健康评估与风险预警，作为信托保障方案调整依据；联动心理咨询机构提供重大突发事件后的心理危机干预；联动财务规划机构提供资产负债梳理、现金流优化、投资风险评估及长期费用缺口测算，指导信托资产配置与分配方案的动态调整。
六
配套制度建设建议
预备性信托的落地运行不能仅依赖信托机构的产品创新与市场开拓，更需外部制度环境提供系统性支撑，以弥合市场供给与公共需求的规范间隙。
首先需扩展现有养老服务信托信息平台的功能边界。以上海率先启动的养老服务信托试点平台[26]为基础，增设“预备性信托”专属登记类别，将意定监护协议备案、信托合同核心要素及触发条件信息纳入登记范围，实现两类信息的关联查询；建立与公证机构信息系统的数据对接通道，自动核验公证文书效力，减少重复填报成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框架下开放与医疗机构、民政部门的有限信息共享接口，为触发条件下的跨机构信息流转提供安全技术通道。
其次应推动预备性安排嵌入基层治理与单位福利体系。社区层面，将其纳入基层公共服务范畴，衔接现有特殊困难老年人关爱服务框架，由街道、居委会在走访中提供基础信息指引，依托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开展法律知识普及；用人单位层面，将其列为员工福利可选项目，参考跨国企业将遗嘱规划、信托咨询纳入员工援助计划的实践，通过设立费用补贴或管理费优惠增强员工归属感与社会责任形象。
再次需构建跨部门协同监管网络。预备性信托涉及金融监管、民政、卫生健康、司法行政等多领域，需建立由金融监管部门牵头的联席工作机制，明确职责分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及其派出机构负责信托公司业务合规监管；民政部门负责意定监护协议规范指导、监护人履职监督及公共监护兜底；司法行政部门负责公证机构、法律服务机构相关业务规范管理。上海作为全国首批养老服务信托试点城市，其多方协同报备的经验可为预备性信托监管协调提供参照。
最后应完善税收与财政激励政策。基于预备性信托通过市场化安排分流公共养老照护负担的社会价值，探索税收激励：参照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的递延纳税逻辑，对个人注入资金给予一定限额的个税税前扣除或递延待遇；对信托存续期间的投资收益暂不征收所得税，待实际分配时由受益人纳税。同步推进财政补贴：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单身群体给予信托管理费用补贴，降低参与门槛；对积极开展业务创新的信托机构给予金融创新奖励、租金减免等支持，引导资源流向兼具社会价值与短期低回报的领域。
引用文件目录
[1]李婷、郑叶昕、李文，《我国单身青年人口规模上升》，该文见http://sass.cn/109012/73544.aspx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2025年4季度民政统计数据》，该文见https://www.mca.gov.cn/mzsj/xzqh/2025/202504tjsj.htm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2015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该文见https://www.mca.gov.cn/n156/n189/c93378/content.html
[4]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初婚平均年龄29.7岁》，该文见https://www.shanghai.gov.cn/nw4411/20260113/c7248c487469479e8314cbee22aca148.html?siteId=1
[5]王海燕，《46岁上海独身女子，突然离世！遗产将直接“收归国有”？有人质疑民政部门动机……如何处置才合法又合情？》，该文见https://mp.weixin.qq.com/s/Z3e-tuWf8WBogWqoUsys7A
[6]上海市法学会，《以法为盾，为单身者筑安——上海市法学会律师法学研究会携手各界举办“意定监护视角下单身人士权益保障”研讨会》，该文见https://www.chinalaw.org.cn/portal/article/index.html?id=37832&cid=25
[7]《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九条：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具体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明确同意；不能或者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明确同意。
[8]《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四十五条：继承开始后，遗嘱执行人为遗产管理人；没有遗嘱执行人的，继承人应当及时推选遗产管理人；继承人未推选的，由继承人共同担任遗产管理人；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
[9]《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十三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
[10]《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二十一条：因设立信托时未能预见的特别事由，致使信托财产的管理方法不利于实现信托目的或者不符合受益人的利益时，委托人有权要求受托人调整该信托财产的管理方法。
[11]Uniform Trust Code§ 408 (NCCUSL 2000/2004)。
[12]中国信托业协会，《中国信托业养老信托业务发展倡议书》，该文见http://www.xtxh.net/xtyxh/contents/2025/11/6-94ff09167461498a9250e1d43bd87810.html
[13]《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二十五条：受托人应当遵守信托文件的规定，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务。受托人管理信托财产，必须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
[1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四十一条：遗嘱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
[15]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本市调整2025年度社保缴费基数上下限》，该文见https://rsj.sh.gov.cn/tgsgg_17341/20250918/t0035_1435637.html?sessionid=
[16]《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五十条：委托人是唯一受益人的，委托人或者其继承人可以解除信托。信托文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17]《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十八条：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一）配偶；（二）父母、子女；（三）其他近亲属；（四）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但是须经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
[18]《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为夫妻的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劳务报酬；（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但是本法第一千零六十三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
[19]《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十条：自然人下落不明满二年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该自然人为失踪人。
[20]Kath Weston, 《Families We Choose: Lesbians, Gays, Kinship》,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21]《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七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信托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信托财产所在地法律或者信托关系发生地法律。
[22]赵廉慧，《目的信托制度比较研究》，该文见https://ielaw.uibe.edu.cn/fxlw/gjjjf1/gjjrf/12200.htm
[23]《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六条：设立信托，必须有合法的信托目的。
[2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条：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25]央行等十部门，《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该文见https://www.pbc.gov.cn/tiaofasi/144941/3581332/4348658/index.html
[26]上海民政，《养老服务信托来了！“意定监护+信托+服务”全链条护航晚年》，该文见https://mp.weixin.qq.com/s/NKA6Xs5ZUNeOMGsApH90-g
作者简介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立法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立法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经多年筹备，于2026年1月30日正式成立。研究中心由所内具备经济、产业、科技、政策分析等复合专业背景，博士、博士后等研究资历的资深律师所组成，并具有相当数量的涉外背景专业人员。研究中心若干骨干律师已分别受聘担任上海市政府立法工作专家、浦东新区立法工作专家、浦东新区司法局立法工作律师专家等；并入选上海市律协上海律师立法专家库、上海律师政府法律顾问参政议政库。
研究中心主要特色创新业务范围包括：立法前期调研、立法论证、立法与公共政策第三方事前事后评估、立法草案专家建议稿起草、专项立法修订建议、立法参考资料库编纂汇总等。
勇 宁
大成上海 律师
ning.yong@dentons.cn
勇宁律师专注于重大疑难民商事争议解决、公司治理与企业合规、法律风险内控体系搭建业务，业务覆盖诉讼、仲裁、常年法律顾问等领域。其拥有丰富的争议解决实务经验，承办国企亿元境外资产追索国际仲裁、多起员工伤亡赔偿等重大案件，有效维护客户合法权益。同时擅长事前风险防控，为多家企业搭建风控体系，累计起草、审核数千份跨领域中英文合同。服务客户包含中国银联、浦东新区民政局、武汉亚桥等。依托扎实专业能力精准匹配客户诉求，高效完成各项委托，收获广泛认可。
刘 安
大成上海 合伙人（备案中）
an.liu@dentons.cn
刘安律师，二级律师，金融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法学博士后，高校客座教授，浦东新区司法局立法工作专家，大成上海立法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主要业务领域为公司商事、资本市场及立法与公共政策咨询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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