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征管法立法》现状与未来趋势
在税收法定体系中，《税收征管法》有着清晰定位。法学界普遍认为程序法是实体法之母，税收征管法正是税收法治体系中的程序法。
2026 年出台的《增值税法》属于税收实体法， 与之对比，现行《税收征管法》于2001年颁布。2015 年税收征管法修订草案初次对外征求意见，2024 年新版修订草案再次公布，目前该法已纳入人大立法立项。
结合立法进度预判，预计 2027 年提请审议、 2028 年正式施行。现行征管法施行二十余年，伴随经济、数字经济与 AI 技术快速发展，原有规则已难以适配当下各类新业态、新模式，修订需求十分迫切。从税收制定节奏来看， 落地周期较短，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税务征管层面，对平台企业涉税信息归集的迫切需求。
（一）现行法律的五大痛点
法律层级滞后，难以适应新业态
现行《税收征管法》适配传统经济， 缺少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等新业态的监管规则与法律依据。实务中税务机关多依靠财税文件、税务总局函件及公告开展征管， 该类征管行为缺少上位法支撑，修法存在现实必要性，同时该法与多部部门法存在法条冲突。
其一为税收优先权与抵押权冲突。《税收征管法》规定税款发生在先的， 税款优先于后续设立的抵押权。但《企业破产法》赋予抵押权优先受偿权， 实务中税务与法院裁判口径不一。新版破产法草案或将剔除税收优先权，二者法律矛盾进一步凸显。
其二为滞纳金上限争议。最高法公报案例明确税款滞纳金不得超出税款本金， 税务机关则以现行征管法无上限条款为由，主张滞纳金可超本金。本次征管法修订草案新设“税款迟纳金”概念，用以区分《行政强制法》滞纳金， 基层税务机关据此认定总局倾向认可滞纳金可超本金。
【专家观点】行政复议、听证阶段税务机关坚持该口径， 行政诉讼中法院依据公报案例通常认定滞纳金不得超过本金。唯有新法落地， 将滞纳金调整为迟纳金并明确可超本金，才能化解行政与司法裁判的分歧。
信息获取补足，信息不对称
现行制度缺少针对银行金融机构、电商平台的强制信息报送机制。 2025 年税务总局 15号公告虽要求电商报送相关数据，但该要求仅停留在部门规章、公告层级，尚未写入《税收征管法》，因此需要在法律层面对此作出明确规定。
执法手段受限，难抗避税行为
税务稽查办案时，常要求企业提交全部纸质账册、资金流水。现行征管法未授予税务机关调取电子账簿、虚拟资产等新型证据的明确权限，仅要求企业提供纸质账簿。
金税四期落地后， 凭证全面电子化成为趋势， 但现行《税收征管法》存在滞后性， 仅明确纸质凭证调取规则，未界定电子凭证能否调取、配套调取程序。
本次征管法修订草案，专门对电子数据、电子账簿的调取作出明确规定。
处罚弹性过大，执法随意性强
处罚裁量弹性过大。偷税案件罚款区间为 50%至五倍，同类虚受发票偷税案件，实务中出现过 50%-100%等不同处罚比例，各地虽划定裁量标准，但自由裁量空间仍较大。同类虚受发票情形还存在两种处罚路径。一种依据偷税结果按对应比例罚款，另一种依据发票管理办法按违规行为处以一万至五十万元区间罚款，执行随意性较强，急需通过作为税收程序法的税收征管法予以规范。
处罚追责期限存在法条衔接矛盾。《行政处罚法》规定追责期限为两年， 税收征管法设定为五年。《行政处罚法》后续完成修订， 现行税收征管法五年追责期限是否调整、如何与《行政处罚法》顺畅衔接，是当前法律适用痛点。
权利保护缺位，程序争议待加强
本次税收征管法征求意见稿调整了复议前置要求，行政复议阶段无需先行缴纳税款或提供担保，仅进入行政诉讼程序才需完成税款缴纳、提交担保。
【专家观点】税务机关对此条款分歧明显， 当前税务复议配套机制尚未完善，稽查案件存量庞大， 若取消复议缴税前置条件，复议案件数量或将大幅激增， 该条款落地阻力较大。
从纳税人权益保护层面看， 复议办理周期较短， 申请期限为六十日， 最长办理时限不超三个月， 该周期内允许纳税人无担保申请复议具备合理性。综合税收法定原则判断， 尽管争议突出，该条款最终仍有较大概率正式落地。
（二）企业面临的三大挑战
预期不确定性增强，法规未变，执法已变
近两年 AI 技术广泛应用，大幅降低征管中的人为操作空间。 2026 年《税务人员违纪违法处理条例》正式施行， 确立税务稽查终身追责机制， 以往企业通过人情协调涉税问题的渠道大幅收窄。
税务机关内部也出现执法趋保守的倾向。对于可征可不征的税款， 若选择征税， 即便判定失误， 仅归属于业务能力问题。若选择不予征收， 一旦认定存在税款流失， 相关人员将面临失职追责。
合规成本上升，信息报送义务缺乏统一标准
自 2026 年起， 税务系统推送的风险疑点数量大幅增加。企业针对疑点作出说明后， 若解释无法佐证，系统会依托 AI重新推送新疑点与核查方向。
企业如今既要对接税务专管员处理各类核查事项，还要应对 AI 风险筛查，疑点处置难度明显上升。
争议解决路径不畅，企业处于被动地位
当前税务执法转向穿透式监管， 大量核查任务由总局下发地方， 财政部、审计署也同步开展调查， 财政返还、税收奖励相关事项尤为突出， 各类执法行为与《税收征管法》衔接存在明显漏洞。
(1)实质重于形式、证据规则、举证责任缺少法律明确标准。
以企业全额转让持有土地、房产的股权， 各地执法口径不一。部分地区要求缴纳土地增值税， 部分仅征收对应资产增值所得税， 还有地区仅计征股权转让所得税，分歧根源在于实质重于形式的判定无统一规范。
同时征管法证据相关条款不完善，举证责任划分模糊。实务中虚受发票案件常因证据不足， 仅作税款追缴而免予行政处罚， 虽短期对企业有利， 但行政执法处置不完整， 需在征管法中统一证据认定、举证分配规则。
(2)涉税信息报送缺少统一标准，拒不配合的处罚力度偏低。
现行处罚标准沿用 2001 年立法时设定， 上限偏低， 已有电商企业因未及时报送电子数据被处以顶格十万元罚款。对比知识产权、反垄断领域高额惩罚性赔偿，现行法规对平台、企业拒不配合信息报送的惩戒力度不足。
且法定报送范围模糊，税务机关常要求企业填报各类无明确依据的表格，部分事项未按期申报直接定性偷逃税， 需在新法中区分可选报送、强制报送数据范围， 并配套梯度处罚规则。
(3)涉税争议救济渠道不通畅，执法权力缺少约束机制。
一是诉讼前置门槛高，提起行政诉讼需足额缴清税款或提供担保，纳税担保认可范围狭窄，实务中仅不动产可作担保，复议阶段同样受限。
二是缺少防范税务权力滥用、打击报复纳税人的相关规定，企业若与税务机关产生分歧，易被开展无差别全面稽查。修订征管法需完善纳税人权利保护条款， 约束过度执法、报复性稽查行为。
（三）税收法修订的核心脉络
确立“信息管税”法律地位
税收征管法修订草案确立了信息管税的法定地位，明确第三方附有涉税信息报送的法定义务，为大数据征管提供法律支撑。
传统以人工为主的征管模式，正转向以数据为核心的征管模式，急需通过税收征管法，将数据化征管全面纳入法律规制范畴。
增加自然人纳税人管理
2015 年税收征管法修订草案中， 纳税人识别码制度是核心争议条款。争议焦点在于，自然人统一配备纳税识别号后， 税务机关是否获得调取个人流水、资产信息的法定权限， 以及能否依托该编码归集全部涉税个人数据。
当前税务机关仅在立案稽查后， 才可向银行调取账户信息， 日常无权主动查询。目前仅针对高净值、风险人群逐步放开银税数据交换。
若本次修法正式确立纳税人识别码制度，或将直接赋予税务机关常态化调取涉税数据的权限，影响范围广泛。
【专家观点】现阶段个税 APP 未推送大量待核实数据，根源是税务机关缺少主动调取个人数据的法定权限。制度落地后， 平台或将批量推送各类涉税数据， 要求纳税人逐一说明核实。
强化税务调查权
修订讨论稿、送审稿赋予税务机关调取电子数据、银行账户信息的权限， 以此应对数字化环境下的偷逃税问题。
2025 年年底税警作战中心相关方案存在两项提议， 一是设立专属税警支队、由税务直接处置涉税刑事案件， 二是打通税警数据共享通道， 借助公安更强的取证权限， 两项提议均未通过。
最终征管法送审稿仅确定税务机关可自主调取电子数据与银行账户信息。该权限落地将显著影响个税征管，大量企业经营者存在公转私操作，新法实施后公转私涉税风险将大幅上升。
提高处罚上限
修订方案拟大幅提高平台经营者未报送涉税信息、未按期纳税申报的罚款上限。现有处罚力度约束效果有限，已有企业因未如实报送电商数据被处以十万元罚款。参考证监会针对境外证券机构 CRS 相关违规作出高额处罚的案例，有必要提升税务领域平台未报送数据的处罚标准。
引入反避税一般条款
征管法送审稿授予税务机关权限， 可对不具备合理商业目的的避税安排实施纳税调整，用以打击各类新型避税行为。
转让定价属于重点反避税方向，但实务中相关案件数量偏少，核心难点在于举证责任归于税务机关，价格合理性难以佐证。
后续全部股权转让将参照资产转让标准核查。标的企业持有土地、房产、知识产权、长期股权投资的， 均需完成资产评估，股权类投资需穿透至底层资产主体评估，不合规股权转让会受到限制。
（四）最新征求意见稿的重点变化与立法趋势
【专家观点】税收征管法征求意见稿仍存在两处明显短板。
税款执行相关条款缺失
税收征管法属于税收程序法，理应规范税款执行流程，但现行规则仅明确税务机关出具处理、处罚文书， 未细化后续清缴执行细则。欠税案件移交法院执行时常被退回， 法院认为税务机关自身具备执行权限。而税务内部执行力量薄弱， 不动产拍卖、资产处置等实操案例极少。
针对无力缴税、恶意转移资产的主体， 税务机关缺少有效执行手段。刑法虽设有逃避追缴欠税相关罪名， 但实务案件稀少。例如自然人欠缴上亿个税， 通过离婚净身出户转移全部资产， 该行为难以直接定性逃欠税， 税务机关需提起撤销权诉讼否定财产分割行为， 却极少主动操作。欠税企业应收账款追偿、股东不实出资追缴等民事救济路径， 税务机关也很少运用，整体执行环节存在明显薄弱环节。
涉税信访救济程序存在空白
当前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需先行缴清税款或提供担保， 无力承担税款的纳税人无救济渠道，即便税务行政行为存在错误，自身权益也难以保障。
因此需在税收征管法中增设信访相关规定，针对已生效的税务行政行为，设置税务系统内部信访途径，补充纳税人的兜底救济渠道。
（五）税收征管法改革的重点问题
复议清税前置：该改动引发税务机关较大分歧。税务机关认为， 若复议无需先行缴清税款，大额涉税案件企业都会申请复议，大幅增加内部处置压力。当前涉税数据、财产查控体系已较为完备，有条件放宽复议前置约束。可取消复议、诉讼前缴税或提供担保的硬性要求，同步完善查封、扣押、冻结等财产管控执行手段作为配套约束。
滞纳金&迟纳金：修订送审稿新设迟纳金概念，但相关规则仍存在待完善之处。现行滞纳金按每日万分之五折算年化 18.2%，远高于司法保护的 LPR 四倍标准，当前市场利率水平偏低，有调整空间。可考虑将计征标准调整为加倍 LPR，滞纳金征收比例亟待重新考量。
行政执法，容错机制+统一标准：一是需明确首违不罚、主动配合不予处罚的适用细则，划定可免罚的具体情形。二是统一各类税收违法行为对应的处罚裁量比例标准。
数字化转型：数字化征管转型背景下，《税收征管法》需匹配完善相关规则， 首要亟待明确涉税案件管辖规则。以电商企业为例，企业注册地为 A 地，平台实际运营地为 B 地，易出现两地税务机关管辖权责模糊的问题。除此以外，数字化模式下电子数据的采集规范，同样需要在征管法中作出清晰界定。
平台责任+平台报送：针对 17 号公告覆盖的货代企业，以及 15 号公告规制的电商、网络货运、零工平台，需要明确两类核心内容。一是划定各类主体必须报送的涉税信息范围。二是清晰界定未按要求报送信息对应的法律后果。
【专家观点】《税收征管法》修订草案依旧存在一些问题。
涉税案件移送公安、行刑衔接处罚规则存在多处空白
一是移送标准界定模糊，实务对何种情形必须移交公安争议较大。移送流程口径不统一，部分案件税务机关先处理、处罚文书再移送，也有案件核查中途直接移送。
二是行政罚款与刑事罚金抵扣规则不完善。税务先行作出大额罚款、法院后续判处罚金时，罚金可抵扣罚款。若司法程序在先， 税务机关不得再作出行政处罚，两类处罚尺度差距明显。现行法规未明确涉刑案件能否参照刑事处罚标准下调行政罚款， 行政与刑事处罚衔接规则有待完善。
税款追征年限是企业普遍呼吁优化的问题
现行规则对偷、骗、抗税实行无限期追征，实务中出现向前倒查三十年的情况，追溯范围不确定，不利于稳定营商环境。刑事案件设有对应追诉时效， 而税务无限期追征无时间边界；过往大量历史涉税违规情形，若无限制持续追溯，会降低企业合规整改意愿。
建议为偷骗抗税无限期追征增设最长时限，同时研究此类陈年案件滞纳金豁免的可行性，相关内容需在征管法中予以明确。
二、现行征管环境案例分享
（一）案例一：信息报送的“蝴蝶效应”
案例场景：国有互联网灵活用工平台内部管理混乱， 大量使用零工， 账面列支大额人力资源外包服务费。
2026 年增值税法改革取消人力资源行业差额计税政策， 该类业务仅可开具人力资源服务费发票，不再支持全额增值税专票。企业主张人员薪资由自身拨付外包机构代发， 税务机关认定相关人员不属于企业自有员工，对应进项税额需作转出，企业经风险预警自查补缴税款。
多地跨区域用工衍生出人力资源外包代缴社保产业链，以上海企业派驻人员在杭州开展业务为例，当地要求员工社保就地缴纳，企业未设立本地机构，只能委托外包机构代办社保，由此产生大量人力资源服务发票。
执法手段：系统识别到企业大额人力资源服务进项发票后触发 AI 风险预警，经税务比对核查，衍生双重涉税问题。
一是增值税层面，相关进项发票不得抵扣。
二是企业所得税层面， 异地代缴社保、异地代扣个税的人员， 无法被认定为企业自有用工，相关支出难以作为成本税前扣除。
案例警示：依托电子发票数据与 AI 筛查实现风险识别，往年大量采用人力资源外包模式的企业，今年普遍面临同类涉税风险。
（二）案例二：资金流的“裸奔”时代
案例场景：当前公转私类线索大多来源于举报。税务机关无稽查立案前调取企业资金流水的权限，仅收到举报、正式启动稽查程序后，才能调取相关账户数据。
执法手段：数据联网共享环境下， 异常资金流水是稽查核心突破口， 以往隐匿收入的操作在大数据监管下极易暴露。
重庆曾出现典型案例， 货物采购、销售回款均经由股东个人账户， 货物交由企业加工并支付加工费。案件争议焦点在于经营主体认定，若认定为企业经营，适用 13%增值税。若认定为个人经营，则适用 1%增值税。该案已历时两年，尚无最终处理结论。
（三）案例三：形式合规≠实质合规
执法手段：票货分离、进销货物不符问题如今极易被大数据筛查识别，系统会比对进项、销项发票货物信息，一旦不匹配立即触发预警，后续核查重点将聚焦货物流与进销项匹配度。
义乌出现典型骗取出口退税案件，企业大量采购货物后，实际货物转入老板个人账户形成库存，再转手卖给货代关联企业，利用富余货物开具富余票，配套虚假出口流程骗取退税，大量虚开、出口骗税案件均源自富余票乱象。
案例警示：后续税务稽查将严格核验业务流、资金流、发票流三流一致， 保证完整证据链相互印证。
（四）更多警示：大数据下的无处遁形
1.跨境电商销售数据与申报严重不匹配
场景：赛维 1.0 架构模式为货物从内地出口至香港，香港公司承租亚马逊店铺，内地企业仅提供代销服务、收取佣金，平台销售数据归属香港公司。
结果：税务机关不认可该业务定性，直接依据亚马逊后台全部销售金额要求内地企业申报纳税，双方核心争议不在于店铺租赁、计提佣金的商业安排， 而是香港公司是否具备合理商业实质与独立经营能力，核查重点包含办公地址、人员、实际业务、与内地主体关联程度。跨境电商案件中，香港主体经营合理性、关联方转让定价将成为重点核查事项。
场景：赛维 2.0 架构调整交易链路，内地企业将货物销售给香港公司，香港公司再外销给境内另一主体，由该境内主体运营亚马逊店铺并据实申报收入，该模式存在两点税收利好。
一是内地企业向香港公司的货物交易发生于境外，依据现行增值税法无需缴纳境内增值税。
二是内地与香港的关联交易定价存在筹划空间，可通过抬高售价将利润留存香港。香港实行属地征税，来源于境外的收入无需缴纳利得税，由此产生境内、香港两地均不征税的情形。
结果：该模式合规与否的核心，仍取决于香港公司是否具备完整独立经营实质。
2.股权转让未申报被大数据锁定
A 股证券数据已全面向税务机关开放，近期爆发一批存量涉税案件。 2017 至 2019 年间，信托、私募基金通过有限合伙转让股票，合伙主体无实际代扣代缴操作，收益直接分配给自然人，相关个人未自行申报个税，如今被认定大额偷逃税款，需补缴税款、加收滞纳金，部分地区稽查局还处以 110%比例罚款。
【专家观点】该类陈年案件暴露《税收征管法》三处待完善内容。
第一是税款追征期限无明确上限，偷骗抗税现行规则为无限期追溯，多年前业务仍被核查，缺乏稳定预期。
第二是滞纳金起算时点存在争议，纳税人从未收到纳税通知，同类利息相关判例认定滞纳金应自税务履行告知义务后起算，现有规则未统一该口径。
第三是税务机关告知义务、纳税人知情权条款不够细化， 未事前履行告知流程直接作出处罚，程序合规性存疑，亟需在征管法中明确相关规范。
一切交易皆有痕迹涉
所有交易均会留存数据痕迹，取证与举证责任是《税收征管法》急需完善的核心内容，但当前送审稿未对此作出规定。需明确各方举证义务与证据认定标准， 证据不足的不利后果应由税务机关承担。
现行数字化监管重点打通资金流、信息流， 货物流监管仍存在短板。货物核查高度依赖发票，实物动态监管手段不足。
农产品、废旧物资领域虚开发票多，根源在于实物数量难以精准核验，中草药萃取比例、农产品产出损耗缺乏统一量化标准。
农业类企业财务核算风险突出， 典型如扇贝灭失、养殖鱼虾损失、大批量家禽死亡等情形，资产损耗难以核实，不仅制约农业企业上市，也极易滋生虚开、成本造假等涉税问题，后续需强化实物全流程监管机制。
合规是唯一出路
合规是企业唯一选择， 数字化监管与征管法修订大势已定。当前属于法规完善过渡期，企业应主动搭建真实透明的税务管理体系，提前化解风险，合规工作分为处置历史遗留问题、规范新增业务两方面。
监管风向已明显收紧：园区开票、主体拆分等过往常见税务筹划模式， 在数据全面透明后风险集中爆发。典型如股权转让跨区域迁移洼地筹划， 企业变更注册地后，地方招商核定股权成本为收入八成，将 5%-35%个税降至 0.5%-3.5%，如今洼地政策被倒查，相关企业需大额补税并缴纳滞纳金。
开展社保夯实专项核查：优先针对百人以上规模企业推进。社保征管缺少上位法支撑，存在选择性执法问题，需在征管法中增设社保征管相关条款，约束随意执法行为。
实体法与征管法权责划分清晰：实体法界定征税对象、纳税主体、计税金额； 征管法规范征税流程、取证规则、稽查程序与违法处罚。实体法条文固定， 征管实操自由裁量空间更大，更需要立法细化约束。
征管法第六十八、六十九条处罚条款现存概念模糊、权责不清问题。
第六十八条针对经催告仍拒不缴税的纳税人予以处罚。第六十九条规范扣缴义务人应扣未扣、已扣未缴行为， 但条文概念区分不清， 应扣未扣、已扣未缴界定模糊， 顿号表述未明确处罚对象为扣缴义务人还是纳税人。
举例：企业应付自然人 100 万元报酬，未代扣个税，现行规则下税务机关可向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任意追缴， 有失公平。资金本就是税后款项， 税款应由扣缴义务人承担， 遵循权责对应原则，仅在双方恶意合谋逃避缴税时，才可向纳税人追责。该条款实务争议突出，急待立法明确追缴对象与责任边界，平衡税款征收与实质公平。
三、企业面临的征管挑战
挑战一：执法尺度显著趋严
税务监管力度显著收紧，监管模式发生明显变化。监管由以往风险提醒、督促企业自查，转为高风险疑点直接立案稽查。依托 AI 数据筛查推送风险线索，税务对涉税违法行为容忍度大幅下降，整体执法尺度趋于从严。稽查队伍人事管理同步调整， 从业超十年的稽查人员统一调至征管等其他岗位，通过轮岗机制规范稽查队伍管理。
微小涉税线索易引发全面稽查，小事极易演变为重大风险。只要出现虚假申报、群众举报等任一疑点，税务机关通常会调取企业全部账簿开展全面核查，隐藏的各类问题极易一并暴露。
举例， 企业为少缴个税、降低社保成本， 将老板薪酬拆分登记至亲属名下， 后被小股东举报， 该薪资拆分行为被认定虚列人员套取公司资金， 甚至牵扯职务侵占移送公安。细微筹划操作处置不当，会衍生严重法律后果。
税务执法自由裁量空间变大，缺少统一细化判定标准。实质重于形式、合理商业目的的判定规则尚不清晰，重组、关联交易转让定价等业务存在执法不确定性。
典型案例，企业实施出售式破产重整，先将全部资产新设全资子公司再转让股权， 前期税务认可该方案，后续又认定交易仅以避税为目的，不认可具备合理商业实质，不予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急需明确合理商业目的、实质判断的举证标准与实施细则， 约束税务自由裁量权。
挑战二：涉税信息报送压力骤增
当前 AI 大数据风控会批量推送涉税疑点，税务机关常要求企业完整报送全套账册、全员用工资料。单一疑点往往需要反复补充材料、多次沟通说明， 大幅加重企业合规负担。同时系统会自动抓取各类异常风险，金税四期落地后，企业所得税征管正全面向会计凭证电子化转型。
实务中已有虚开普票案件，企业以账册遗失、发票未实际使用为由抗辩， 因缺少电子凭证留存， 无法佐证发票未列支成本， 最终因未按规定保管涉税凭证被税务处罚。缺少电子化会计凭证， 会直接造成企业所得税核查举证困难。若全部报表、会计凭证云端电子化存档，税务机关可直观核查发票入账使用情况。
部分企业收到疑点提示后， 单独抽离问题发票、改用白条列支成本并自行补税。但若虚开发票信息被电子系统直接识别，将触发刑事追责。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可按逃税相关情形处理， 虚开普通发票则单独定性虚开发票罪， 量刑更严格， 涉案金额超 50 万元或发票份数较多即容易入刑， 涉案金额达五百万元以上可认定情节严重， 刑期可达二至五年， 发票是否实际入账使用是界定本罪的关键依据。
挑战三：争议处理难度上升
税务机关执法自由裁量空间有所扩大，实务中频繁适用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判定业务性质，且举证责任更多由企业承担，企业需准备大量材料消除税务机关的合理怀疑。
出口退税核查尺度尤为严苛， 细微瑕疵即可暂缓退税。如香港货物签收为代签、合同签署年份前后矛盾等轻微问题，都会被认定存在风险不予退税。而在判定企业需要补税时， 税务机关裁量标准相对宽松。
目前缺少低成本的争议化解渠道，复议清税前置制度加重企业维权难度，行业期待征管法送审稿落地后优化该规则。
挑战四：合规体系建设滞后
多数企业重财务核算、轻税务合规， 而涉税事项兼具财税与法律双重属性， 核心在于完整证据链留存、事实举证及潜在诉讼风险。判定服务费等支出业务真实与否， 需配套完整佐证材料，要求税务与法务部门协同管控。
近期为企业开展虚开风险排查，梳理出百余项风险点，核查发现企业普遍疏于核验业务真实性， 仅关注发票开具与款项支付， 最终滋生大量虚开隐患。该企业此前遭公安稽查， 被核查历史全部发票，涉案发票多来自园区空壳企业，集中体现为大额咨询费、服务费列支。
医药行业风险尤为突出， 行业内 CSO（销售外包）、 CSP（云服务）、医药研发相关主体大量通过不合规渠道列支佣金、拆分收入。随着园区虚开、开票类违规业务被从严整治，行业受到巨大冲击。以往同类历史问题多仅要求补缴个税， 如今会同步核查是否构成虚开发票罪、逃税罪，整体稽查打击尺度显著收紧。
挑战五：组织与管理挑战
企业存在税务人员专业能力不足、内部业务流程跟不上经营发展的问题， 加之增值税法出台带来较大业务调整冲击。企业需要研读征管法送审稿， 打通实体税法与征管程序规则适配自身业务，规避长期涉税重大隐患。
市面上不少税务师事务所提供的税务筹划方案较为粗放，多依靠政策擦边、依托地方招商洼地操作， 并未从业务实质梳理、重构交易流程做合规设计。典型如将货物销售包装为服务费模式，极易被税务机关穿透认定实质为货物销售，产生补税风险。
混合销售实务争议突出，工程行业兼具施工与外购材料业务，存在政策条文与基层执行口径不一致的矛盾。2026 年前部分地方执行口径，外购材料占比超 50%即认定为混合销售。但从法规层面， 企业不属于生产批发零售类主体， 主营为建筑工程， 可适用 9%建筑服务税率，即便大量取得 13%材料进项、对外按 9%开票，也符合现行税法规定。
四、未来征管趋势与企业应对
把握税收征管的五大发展趋势
税务执法将走向常态化，税务系统人员规模或将扩充，年末总局招录预计引入大量法律专业人才，涉税争议处理、税收法治化建设会持续提速。稽查逐步智能化， AI 系统替代大量人工核查， 线下入户检查减少， 以线上数据筛查、电子数据调取为主。电子数据调取的法定流程需通过征管法明确，否则仍需现场调取或企业自行盖章报送资料。
监管、处罚两大体系同步完善。 一是实现智能化、实时动态监管。二是处罚措施形成完整体系，涵盖补税、滞纳金、罚款、信用降级、多部门联合惩戒，逾期十五日未清缴税款，税务机关将下发文书启动强制征收。
【专家补充】税收实务举措常先行于立法， 税务律师依托各类涉税案件、司法判例反向推动税收法制完善。后续征管规则会区分纳税人主观状态， 对善意合规、非主观逃税情形设置差异化从轻处置政策，从严处置恶意避税逃税行为。
企业合规应对的短期策略
企业合规应对的中期策略
企业合规应对的长期策略
【专家观点】现行及修订中的《税收征管法》仍存在明显短板， 核心缺失税款执行细则与涉税内部信访救济程序。同时税款追溯年限规则不明，实务存在向前倒查三十年的情况，需设置统一最长追征期限。
征管法落地前属于合规过渡期，企业需完成历史遗留涉税问题梳理切割，同步规范新增业务，提前适配新法要求。
新法将大幅扩充税务机关取证权限，简化电子数据采集流程，优化风险立案筛查机制，后续结合 AI 大数据的常态化从严稽查将成为主流，企业主动合规已是当下首要任务。
五、专家答疑
1.当前税务协查力度是否加大，每月频繁收到协查提示是什么原因？
【专家答疑】协查线索数量大幅上涨，核心有两点原因。
AI 大数据风控全面升级。全国涉税数据统一由总局平台推送，AI 自动比对产生疑点，今年协查量较去年翻 1 至 2 倍，数据采集精度持续提升，疑点只会逐年增多。基层稽查人员工作量饱和，大量线索排队待核查。
数电发票全覆盖拓宽核查维度。全量发票电子化后，所得税系统自动匹配业务关联性，珠宝、黄金、母婴、异地无关物业费等与经营无关发票会直接预警。系统比对进销项、有票与无票成本，怀疑企业隐匿库存也会生成疑点。
叠加监管重点扩容，针对平台经济、主体分拆、园区虚开发票设置专项筛查规则。相比规则简单的增值税，所得税核算复杂、关联个税核查，由此衍生更多稽查疑点。
2.差旅补贴用替票报销有哪些税务风险？个税与企业所得税如何合规处理？
【专家答疑】替票对应的涉税与法律风险。上游开票企业若被认定虚开， 企业使用对应替票需补税、缴纳滞纳金、接受罚款。涉案金额较大时，使用普通替票还会构成虚开发票罪。
AI 大数据会自动筛查发票地域、业务匹配度，如上海企业大量出现无业务关联的异地发票，系统直接触发风险预警，企业需花费大量精力举证业务合理性。
替票行为易外泄，劳动仲裁中员工可举证企业虚开发票、偷逃税款，引发额外稽查。
合规处理思路。严禁外购替票报销差旅补贴。报销票据需和经营业务、出差地域、业务范围匹配，保证业务逻辑合理，规避系统预警。
3.人力资源外包不抵扣进项税额，是否就不存在涉税风险？
【专家答疑】并非无风险，核心风险集中在企业所得税成本扣除层面。
业务定性差异，劳务派遣与人力资源外包规则不同，人力资源外包仅提供代缴社保服务，即便放弃进项抵扣，也会产生成本认定争议。
核查争议点，外包人员社保、个税均由外包公司申报缴纳， 且不少外包机构无劳务派遣资质， 仅为咨询、管理类企业。税务机关通常不认定该部分人员为本单位员工， 对应的服务费发票不允许税前扣除。
实操难点， 企业主张人员属于自有用工、工资薪金可税前扣除，虽存在合理申辩空间，但实务中税务机关大多不予认可。
六、总结
报告主要梳理《税收征管法》修订草案的核心内容， 并回顾近年税收征管的情况、执法手段及高频争议点。介绍征管法修订情况、现行检查情况及征管痛点，剖析企业面临的挑战，预判未来征管趋势。
参考资料：本报告参考由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律师在我司主讲的《税收征管法修订与企业合规应对》的视频会议资料整理而成，特此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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