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国有经济研究院
聚焦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论坛(第14期):《系统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内外协同、资产互补与产业链溢出》发布会成功举办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论坛（第14期）：《系统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内外协同、资产互补与产业链溢出》报告发布会成功举办 聚焦 2026年7月8日上午，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国有经济研究院联合主办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论坛（第14期）——《系统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内外协同、资产互补与产业链溢出》报告发布会成功举办。本期论坛于中国人民大学立德楼1133会议室举办，与会专家围绕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系统推进路径、数字化转型的测度方法、数字能力积累以及产业链协同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国有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刘瑞明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国有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杨继东发布主报告《系统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内外协同、资产互补与产业链溢出》。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廖冠民，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金光讲席教授汪浩，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王永进教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数字经济系系主任王一子，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肖红军围绕报告内容进行了深入讨论。 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国有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杨继东发布研究报告。报告指出，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背景下，数字化转型既是国有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也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落实国家数字经济战略的重要抓手。与将数字化转型理解为单一技术部署不同，报告强调，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技术、业务、组织和文化相互嵌合的复杂系统工程。对国有企业而言，数字化不仅关系到自身生产效率和经营绩效，还关系到数字能力的长期积累以及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协同转型。 基于这一认识，报告以2007—2023年上市公司数据为基础，综合使用上市公司年报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文本、分析师报告、新闻报道、投资者问答、财务报表附注中的数字化无形资产信息，以及前五大供应商和客户数据，从内外协同、资产互补和产业链溢出三个维度构建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系统分析框架。报告将企业年报中的数字化表达视为管理层内部数字化战略表达，将分析师、媒体和投资者对企业数字化的关注纳入外部视角，同时以数字化无形资产衡量数字能力的资产化沉淀，并进一步考察国有企业数字化对供应商和客户企业的链式影响。 在内外协同方面，报告发现，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总体表现出较为明显的“重应用、轻技术”特征，数字化生产、数字化信息管理等应用层面的关注程度明显高于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等核心数字技术。相较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内部数字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和财务绩效表现出更为稳定的促进作用。外部数字化关注的作用则存在明显差异：分析师报告与投资者问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信息反馈和治理压力，其中投资者主动提问对企业生产率具有积极影响；相比之下，一般性新闻传播并不能稳定转化为生产率和财务绩效的改善。这意味着，内外协同的关键并非单纯提高企业数字化的外部曝光度，而是将资本市场和利益相关者的外部关注真正转化为企业内部的治理反馈和资源配置调整。 在资产互补方面，报告关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容易被忽视的数字化无形资产积累问题。研究发现，数字化无形资产在企业和行业之间分布高度不均，少数企业已经形成较强的数字能力沉淀，而多数企业仍处于较低水平。数字化无形资产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促进关系：一方面，数字化无形资产积累能够推动企业内部和外部数字化水平提升；另一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也会进一步促进数字能力的资产化沉淀。进一步分析表明，内部数字化实践与数字化无形资产相互结合，能够显著改善企业经营绩效。这一结果说明，数字化转型不能停留在技术采购和战略表述层面，只有将数字技术转化为可持续的组织能力、知识资本和资产积累，数字化投入才能真正进入企业经营过程并释放长期绩效。 在产业链溢出方面，报告发现，供应商和客户企业同样表现出数字技术应用关注度高于核心数字技术的特点。实证结果显示，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改善自身经营效率，而且能够显著带动上游供应商和下游客户企业数字化升级，体现了国有企业作为重要链主企业的平台带动、标准扩散和生态构建能力。与之相比，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客户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对供应商甚至可能存在负向影响。这意味着，不同所有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产业链传导机制存在差异，国有企业在推动产业链协同升级和释放数字化正外部性方面具有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重要作用。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报告提出，要以系统观念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一是强化内部数字化规划，将生产运营、组织管理和资源配置作为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应用场景，推动数字技术真正嵌入企业经营过程；二是完善数字化无形资产管理制度，加强数字化无形资产的确认、计量、披露和保护，促进企业形成持续性的数字能力积累；三是发挥国有企业特别是链主企业的平台和生态带动作用，通过技术标准、数据接口、产业平台和产业联盟等形式，推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升级，形成“内部能力建设—资产能力沉淀—产业生态扩散”的系统推进机制。 第二单元，各位专家学者围绕报告内容，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廖冠民认为，报告选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关系到企业自身经营管理效率的提升，也与国资监管数字化和精准监管密切相关。报告从外部关注、数字化无形资产和产业链溢出等多个维度展开分析，具有较强的创新性。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改进数字化转型的测度方式，考虑企业策略性披露和会计确认条件对现有指标的影响，并综合利用研发费用、管理费用明细、数字化设备投资和数字化人才招聘等数据进行交叉验证。同时，还可以进一步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代理问题、管理效率、内部控制、技术创新和风险防范等方面的影响。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金光讲席教授汪浩指出，报告关于产业链溢出效应的发现，为理解政府和国资监管部门推动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提供了重要线索。数字化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和网络效应，单个企业可能由于先期投入较高、收益存在不确定性而缺乏足够动力，但链主企业率先采用数字技术、建立数据接口和技术标准，可以带动上下游企业共同转型。与此同时，数字化还具有重要的监督和治理功能，能够通过记录经营过程、提高信息透明度和可追溯性改善企业治理。因此，对数字化转型效果的评价不能局限于企业利润等传统财务指标，还应关注消费者福利和社会总体效率。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永进认为，报告形成了一些具有启发性的研究发现，但未来需要进一步回答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为什么能够取得较好绩效。国有企业数字化优势究竟来自所有制属性，还是来自企业规模、市场结构、数据资源、融资能力以及技术配套等因素，需要进一步识别。在研究框架上，“内外协同”需要更加直接地检验企业内部行动与外部关注之间的互动关系；数字化无形资产与企业绩效的关系，需要进一步排除行业特征和数据密集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对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产业链溢出效应的差异，也需要深入分析其背后的真实机制。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数字经济系系主任王一子认为，报告的重要特点在于，并未简单地将国有企业作为异质性分析中的一个分组，而是围绕国有企业的特殊功能和结构特征展开系统研究。报告以全要素生产率评价数字化转型的效率效应，将数字化无形资产纳入能力积累分析，并进一步研究产业链溢出，形成了从企业内部效率改善到资产沉淀和生态扩散的分析思路。未来可以从效率改善、数字资产积累和数字生态构建三个层面进一步完善数字化转型评价框架，同时更多结合财务报表、固定资产投资和其他实际投入数据，识别企业是否开展了实质性的数字化转型。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肖红军认为，报告兼具规范学术研究和专业智库研究的特点，在当前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持续推进的背景下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未来可以进一步围绕“系统推进”强化理论主线，从内部行动与外部关注、企业与产业链上下游、数字技术开发与技术应用、战略表达与实际行动、数字化投入与产出效果等多个维度理解数字化转型中的协同关系。在研究设计上，可以进一步增强三个主要部分之间的递进逻辑，从数字化战略表达出发，考察企业是否形成实质性投入和数字能力积累，并进一步分析这些能力如何向产业链和数字生态扩散，同时结合政策试点、典型案例和企业调研，加强因果识别和机制分析。 论坛最后，中国人民大学国有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刘瑞明对专家讨论进行了总结。他指出，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报告涉及的内外协同、资产互补和产业链溢出都具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空间。下一步应进一步聚焦研究问题，提炼更加清晰的特征性事实，寻找更加可信的识别策略，并结合典型案例和企业调研深入分析数字化转型的具体机制。同时，还需要更加明确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相较于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的特殊性，并从中提炼具有一般意义的理论机制。 杨继东教授对各位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表示感谢。他表示，与会专家的讨论为进一步完善报告的研究框架提供了重要启发，下一步将围绕数字化转型效果的评价、投入与产出的关系、行政推动与企业自主动力之间的关系，以及数字化测度和产业链协同等问题继续深化研究。刘瑞明教授和杨继东教授再次对各位专家的参与和指导表示感谢，会议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