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1976年大学毕业在高校执教，至今年2026年已度过了50年。50 年来，在各级领导的关怀和培养下，在师生们的支持下, 我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在持之以恒的第三产业研究中开拓创新，倾注心血教书育人，培养出一批高素质优秀人才，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较好评价。
现在我从三个方面汇报在第三产业经济学研究中教书育人的体会。
01
坚持不懈研究第三产业
从研究生时代起，我就开始关注第三产业。我开拓第三产业经济学，经历了困惑、启迪、升华“三部曲”。 自幼生长在教师家庭的我，成年后也成了“教师的教师”，这或许是我对这一研究感兴趣的重要背景。孩提时代的耳濡目染，青年时代的身体力行，使我对教师的工作有着特别真切的了解。但是，长期以来，社会上相当多人把教师、知识分子以至“非物质生产劳动者”，看成是靠“物质生产部门”的布施养活的，动辄指责他们“吃农民的饭，穿工人的衣”，而又“一不会种田，二不会做工”，不生产实物产品简直有如做了亏心事一般。对此，我虽持异议，但又难以用经济学理论来批驳它。我感到困惑。
1979年秋，在思想解放的春风中，我开始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在攻读研究生课程《资本论》和西方经济学时，我从马克思提出但未及展开阐述的“在服务形式上存在的消费品”一词，运输业生产公式G-W…P-G’，以及西方经济学对goods 和services的并列分析中，得到很大启发：教师获得工农生产的“饭”和“衣”，是以向对方提供生产与消费同时进行的“服务消费品”或劳务为代价的。教师“一不会种田，二不会做工”，就如同工人农民一不会教书，二不会治病一样，是社会分工，各司其职的必然结果，没有什么理由要加以非议。
对这一问题的深层思考导致了我的经济思想的升华。我从教师联想到医生、科技人员以至“非物质生产劳动者”。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将产品局限于物品的范围，否认“非物质生产劳动者”生产产品，这是上述谬论得以流行的理论渊源。要正确认识第三产业的社会地位，关键问题是必须突破传统的产品观念，将非实物形态的劳动成果也纳入社会产品的范围。
据此思路，1981年，我发表论文，在中国首次提出并阐述了“服务消费品”范畴。我的理论观点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试刊中的《经济学文摘》很快予以摘登。不久，中国人民大学的报刊复印资料也全文转载。 既然发现了经济学的“处女地”，我决定就在此垦荒。
1981年8月，我选定“论服务消费品”为硕士论文的课题，拟以《资本论》的研究主线、始点为蓝本，将研究对象由实物型商品改为服务消费品，系统探讨服务消费品的使用价值、价值、生产与再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这六方面的问题。这一大纲实际上成了我以后完成的《第三产业经济学》专著的基本理论框架。 带着论文研究大纲，我先后到北京、天津、长春、重庆、武汉、上海、厦门等地访学两个月，拜访专家、学者。在听取正面建议的同时，我特别留意考虑反面、侧面的意见和批评。
其后，在深入钻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46、47卷，广泛阅读中外有关文献资料，做了大量卡片，写了8万多字的读书笔记后，1982年春，在黄家驹老师的指导下，我一鼓作气，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8 万字的硕士论文。硕士论文的主要部分于1984 年以《服务消费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为题在《中国社会科学》中、英文本上公诸于世；其他部分也分为十多篇论文陆续发表于中央和省市级报刊上。 至此可以说，我进入了第三产业经济学这一新兴经济学科的大门。
1984年底，广东人民出版社约我写一本第三产业的书，结果一拍即合。我深感到：中国需要第三产业，中国第三产业更需要第三产业经济学。从1985年5月起，我开始以我的硕士论文建立的非实物产品理论为基础，以该论文中未及论述的服务四环节为主体，将研究对象从服务消费品扩大到服务产品，创立一门以第三产业的服务产品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经济现象、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为研究对象的新经济学科——第三产业经济学。在钻研并开拓第三产业经济学理论体系时，我面临着种种压力。
因为，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学界对第三产业理论持否定、批判态度，认为它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1981 年第三产业概念在中国传媒上“亮相”才几个月，就遭到严厉批评，被说成是“渗透着资产阶级本质”的概念而被打入冷宫。同年我北上访学时，东北一著名经济学家就劝过我回避科教文卫的生产性这一学术风险大的问题，但我没有接受其意见。在我撰写硕士论文和即将答辩期间，中央权威报刊连篇累牍发表批评第三产业理论的论文，形成了非常严峻的氛围，使我几乎处于被动局面。我非常迫切地期望杂志上有哪怕一篇论文露露脸支持第三产业理论也好，这就可证明自己的新观点与当下流行观点只是学术之争，冲淡一下紧张气氛……
1983年我的硕士论文在权威学术刊物《中国社会科学》发表，因一位副主编不赞成教育生产服务消费品的新观点差点“卡壳”。1984年后，第三产业虽然因中央主要领导的支持而被列入国家统计局的“正册”，但在中国经济学术界占主流地位的仍是否定第三产业理论的传统政治经济学。不少人关切地劝我：不宜以有争论的“第三产业”为题搞研究。
面对一片反对声，我发现自己简直是在与一个传统的旧经济学体系作战。传统政治经济学观念的根深蒂固，中国第三产业研究的长期空白，使得第三产业经济学的创立难度很大：我没有多少可资借鉴的现成文献，除了和统治中国经济学术界的流行论点交锋外，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政治经济学体系和理论观点影响的学者，我还得先“战胜”自己，和头脑里“先入为主”并一度占据稳固阵地的传统观念和思维方式搏斗。幸亏研究生时代对服务消费品的系统研究奠定了比较稳固的理论基础，使我的创作得以披荆斩棘。
我从1986年2 月起动笔，在繁忙的教学和行政工作之余，抽空夜以继日地写作。我的奋斗目标是以严密的理论逻辑体系和新颖的学术观点构筑起第三产业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建立起一门新学科。经过寒暑三载的攻关，42万字的《第三产业经济学》终于在1988年6月2日凌晨脱稿了。
第三产业经济学以服务产品的运动为研究主线，以非实物产品理论为理论基石构筑起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以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服务生产理论，开拓其研究起点；服务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四环节”的论述，则构成了学科体系的关键环节。该书于1990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后，一位记者幽默地说，从构思、研究到脱稿，《第三产业经济学》实际上算得上是“八年抗战”的成果了。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八年的血汗终于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较高评价，它也给予我国第三产业发展的实践和决策以较好的影响和推动。它先后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全国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光明杯”一等奖。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评奖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张卓元研究员认为：该书以崭新的结构体系、清新的学术观点、严密的科学论证和自成一派的理论逻辑，在我国经济研究领域开拓了第三产业经济学。它以服务产品的运动为研究主线，构筑起一个逻辑严密的第三产业经济学理论新体系；它以严谨的态度将政治经济学正确地应用到第三产业领域，探讨、概括和解释现代经济生活中涌现的以服务业为中心的一系列新问题，补充、丰富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它透过纷繁复杂的第三产业经济现象，从共有经济规律和特有经济规律两个角度，系统揭示了第三产业经济规律。这不仅对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产生着积极的影响，而且对我国经济科学的建设，也起着有益的推动作用。
五十年来，我在学坛上努力耕耘，研究成果相继问世。1980-2016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人民日报》，以及伦敦的《服务产业杂志》等中外报刊上发表论文404篇,书7本,主编服务经济与服务管理论丛两辑20本专著，共1078万字；获全国性和省级学术奖23项。在国家和省有关部门的重视支持下，我主持承担了70项国家和省级社科规划重点课题和其他课题并取得显著进展。 我的研究成果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被《新华文摘》、《经济学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和其他学术论点汇编刊物转载或摘要。我提出或定义的一些第三产业经济学范畴和观点，诸如服务产品、服务消费品、非实物劳动成果、非实物使用价值、第三产业就业方程，以及服务分配的市场和非市场分配方式等，引起了经济学术界和决策部门的兴趣，被一些研究机构、论文、著作、教科书引用、使用或转换使用。
1991年初，几乎在《第三产业经济学》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同时，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决定，由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同志牵头研究加快发展我国第三产业问题。1992年春，国务院办公厅电告我，调阅《第三产业经济学》和我关于第三产业的一批论文、资料参考。主持中央关于加快发展我国第三产业的决定起草小组工作的罗干同志阅后，很感兴趣，邀请我到北京面谈。1992年4月30 日，我在北京中南海会见了罗干同志。他和我单独谈了一个下午，认真听取了我对第三产业的划分、发展趋势和政策问题的一些意见，并对我的第三产业研究提出了殷切希望。
国务院办公厅综合司一位副司长告诉我，中共中央、国务院即将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我国第三产业的决定，吸取了我关于第三产业经济学的一些研究成果。我对比了文件征求意见稿和正式稿，发现在第三产业发展重点、第三产业的经营对策、价格体系等方面，有一些增加或改动的提法与我的一些论点很接近。
1992年9月，国务院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研究课题组按国务院秘书长的提名，邀请我飞赴北京，再进中南海参加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中国第三产业的研究报告座谈会，听取了我对发展我国第三产业的目标、分工和重点的意见，并把我的《第三产业经济学》列为第一项参考文献。
2002年，我应国家计委邀请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的全国计划系统服务业研究班上作发展第三产业的专题讲座。我多次参与地方政府发展第三产业的战略研究、咨询和培训，先后在广东、广州、佛山、中山、珠海、东莞，沈阳、潍坊、鄂尔多斯等地主持多项服务业发展规划项目，推动了当地服务业的发展。2004年我主持完成的“广东省服务业发展政策研究”转化为省政府2005年1号文件《关于加快我省服务业发展和改革的意见》，对推动广东省服务业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当我努力为促进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贡献自己微薄之力时，祖国和人民给了我莫大的褒奖和荣誉。
1992年，我被广东省政府授予广东省突出贡献专家和广东省优秀中青年专家称号，经国务院批准享受知识分子特殊津贴。1994年，我获得广东省首届（12位）优秀中青年社会科学家的殊荣。2009年，我入选“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
2013年，香港在专题电视节目中指出：“被誉为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之一”的李江帆教授“在80年代初前瞻性地意识到第三产业对国家重要性”，“耗时三年写出了《第三产业经济学》一书，论证了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为“改革开放进程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依据和参考”。
2014年，韩国财政和发展部在研究了中国服务业研究机构和领军人物后，邀请我作为中国唯一学者参加在首尔举行的“2014年产业创新与服务业升级国际论坛”，并在大会作中国生产服务业的发展的主旨演讲。饮水思源。每当我回想我从知青到教授的成长经历，我对在清贫和压抑的环境中含辛茹苦地培育我长大成人的父母亲和外祖母，对培育我成长的母校，对谆谆教诲和热忱扶掖我的师长们，对给我以支持、帮助和培养的工作单位，对一直关怀我成长的祖国和人民，总是充满了深深的感激之情。值得我高兴的是，我并没有辜负他们的殷切期望。
02
以科研带动人才培养
作为高校老师，我在第三产业经济学研究中取得进展的同时，很重视搞好教师本职工作，通过“传道授业解惑”，把治学经验体会传授给学生，使他们尽快成长为德才兼备的人才。从教50年来，我培养了博士56人，博士后3人，访问学者8人，硕士114人，学士220人（按指导学位论文计）。他们当中的佼佼者，已成为广东省高校和全省第三产业经济与服务管理研究的骨干力量。
在教学和培养人才过程中，我主要抓了4方面的工作：
一是采取启发式教学，将教学和学术前沿研究成果相结合，以主持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和其他项目的研究带动教学工作,把“授之以鱼”与“授之以渔”结合起来，指导学生将硕士论文选题与科研项目攻关结合起来。我经常带领学生参加科研调查、案例分析、名著研讨、课题研究和撰稿等学术活动。在我指导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中，多人在学期间参加了国家重点课题和教育部重大课题研究。科研实践和教学环节的有机结合，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分析、解决问题能力。2000级企管硕士生姚一雯发来电子邮件说：“您给我们上课的一学期来，我们感觉收益匪浅，尤其是你的研究方法给我们很大的启示：从身边现象去发掘、领悟服务业的本质；以数据、理论结合来分析问题，寻找解决方案……这些将是我们以后学习和研究的宝贵财富。”2003级博士生顾乃华博士生在学期间参加了多项第三产业研究，在学期间就在权威刊物《经济研究》发表论文，毕业多年后，已成长为暨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产业研究院院长、暨南大学副校长。
二是抓论文写作基本功训练。我用电脑文字处理软件的批注功能，不厌其烦地逐字逐句批改学生的研究论文。我保留着2001年我调入中山大学以来指导的研究生学位论文从开题到写作、修改、定稿的全部版本文稿，供后来者参考。
99级本科生范星星收阅了我的习作批改稿后写道：“阅读您的批改稿，我第一次感受到什么是‘做学问’，何谓‘一丝不苟’。没想到连谴词造句、修辞方法这样的细节，您也一一指正。”
我培养的第一个博士李冠霖写道：“从学术道德文章，到为人处世，待人接物，言谈举止，导师对我的要求都是那么的一丝不苟。他批改我的文章时，常常要我坐在他身旁，边改边说文章的毛病出在哪里。我的处女作是在他批改了六次之后才在《南方经济》上发表的，至今我还保留了导师批改的原稿。这次对我的博士论文初稿的修改，虽然他非常的忙，但批改得相当的认真，仔细程度使我不得不为之叹服。”他现已成为华南理工大学现代服务业研究院研究员，广东省第三产业研究会会长，国家发改委服务业咨询专家。
三是重视通过正反面案例分析、个人现身说法，以课堂授课和个别指导形式,经常对学生进行社会道德、职业道德和学术道德教育,教育学生不仅要会做学问，更要会做人，做一个受社会欢迎的、综合素质高的、德才兼备的人。
我在研究生授课过程中，开讲“研究生如何做学问和做人”讲座，以往届研究生获孙冶方奖和优秀中青年专家奖的突出成就，个别研究生弄虚作假、缺乏社会道德、职业道德和学术道德，以及国外的见闻作为案例教育学生。这些朴实无华，不讲套话、空话、大话的循循善诱引起学生共鸣，取得较好效果。
一个听过我讲课的研究生在毕业多年后给我发来的教师节贺信代表了同学们的心声：“我作为您曾经教诲过的学生，深深感谢您传授给我们的专业知识和为人之道。” 在我指导的研究生中,多人被公选为副厅级干部,任正副教授或处长,获南粤优秀研究生奖、广州市社科招标优秀成果一等奖,并被国家计委调用参与中央发展服务业重大决策。我的博士生参加全国服务业发展调研得到国家发改委的好评。
四是运用多媒体技术改革教学手段，促进经济学教学水平升级。
我从2000年开始研制多媒体课件，利用在欧美作高级访问学者积累的大量图片、实物和文字资料，制作了多媒体教学课件《第三产业经济学》(80学时)、《服务管理》(40学时) 教学光盘，用于硕士、博士课堂教学。为了向学生评析改革开放前限制第三产业发展的政策偏差，需在多媒体课件中插入文革期间把一些服务活动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的影像资料。我从广州购书中心买到的电影VCD《青松岭》2小时电影中剪辑出两分钟批判“弃农经商”场景和主题歌，插入课件，使教学很生动。而我为了这两分钟的素材，花了两天时间。算起来，研制80学时的多媒体课件投入了约180个工作日。多媒体课件生动活泼地解释了课程教学中的知识点，教学效果好，得到从本科生到硕士生、博士生的普遍欢迎。
珠海校区2000级本科生听了我的多媒体讲座后发来电邮说：“在珠海您的精彩的讲演和横溢的才华让我惊叹与无比钦佩。您两次讲座，短短的4个小时已让我受益匪浅。真希望以后能够天天接受您的教诲。珠海一课以后，我对第三产业产生了无比的兴趣。”
2000级企管硕士生听了我任教的《服务管理》课程后，对教学手段先进，信息量大，形式生动活泼非常赞赏。科代表给我发电邮说：“班上的同学都很仰慕您，希望能与您有更多的交流的机会。”
2002级理科博士生听了我的“马克思服务理论与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多媒体讲座后，很有感触，一位博士生在研究生院“院长热线” 中谈到政治理论课问题时写道：“有的老师根本就是敷衍了事，没有做好准备就来上课了，我们讨厌那样的老师浪费我们宝贵的时间。我们也不想去听某老师讲某专业的概要。我们很欣赏李江帆老师，准备充分，讲述深刻。”他们也许不知道，我准备这3小时讲座的多媒体课件，前后耗费了半年时间，先后九易其稿。
“授之以渔”的教学方法和全面的素质教育，使学生得到长足的进步。我领导的中山大学中国第三产业研究中心经过十多年学科建设，培养了一批在服务经济与服务管理研究中成果卓著的年青学者，他们毕业后已成为广东省高校和服务机构研究第三产业的中坚力量。如：华南理工大学李冠霖（第三产业战略研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魏作磊（中国服务业发展战略研究），暨南大学顾乃华（转型期中国服务生产率研究），省委党校胡霞（中国城市服务业发展差异研究），广东金融专科学校卿前龙（休闲服务与休闲服务业研究），中山大学李美云（服务产业的融合与发展），华南理工大学陈菲（服务外包与服务业发展），华南理工大学毕斗斗（生产服务业发展研究），深圳龙岗区委组织部刘继国（制造业服务化发展趋势研究），深圳大学陈凯（服务业内部结构高级化研究），广东财经大学于丹（服务业经济“稳定器”作用研究），广东工业大学马风华（第二产业生产服务研究），金融机构朱胜勇（第三产业生产服务研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雷小清（服务业信息化研究），广东金融专科学校李文秀（服务业集群研究），珠海市委组织部刘明华（服务业相对生产率研究），广东省委党校张卿（服务业结构性增长研究），中山大学黄奕祥（健康管理服务业研究），中山大学张保华（职业体育服务业研究），广东省科技情报所杨勇（租赁服务业研究），华南师范大学瞿华（教育服务产品生产与消费研究），中山大学江波（生产服务业研究），广东工业大学张少华（城市服务经济研究）。
03
三点感言
回顾历史，在我的人生道路上确实出现过数次难得的机遇，为以后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下乡插队时我幸运地获得以知青身份读高中的机会，打下了日后考大学的知识基础。刚好在全国重视改善知青待遇的氛围和选拔工农兵学员恢复统考的时机中被推荐读大学，因而有资格在考试中显示自己的实力。考场上的成功与展览中的荣誉恰好同步出现，使我得以顺利通过选拔工农兵学员的难关。大学毕业后，因一个偶然的机会被分配到地区师范任教，为以后报考研究生形成了较好的进修环境。当发展第三产业尚未成为我国的战略决策时，已著书立说，在我国第三产业经济学研究中处于“捷足先登”的地位。在英国访问期间，赶上两趟“末班车”，有机会参加了英国皇家经济学会的年会和日内瓦第6届国际服务经济研讨会......我常常庆幸自己的幸运。
但是，在50年来对第三产业经济学的探索中，我体会更深的是，一个人要在科学研究中取得重大进展，除了要抓住机遇外，更重要的还是要靠自己的主观努力。我很欣赏《哈佛大学商学院亲历记》中引述的一段名言：“人生成功的诀窍是：当机会来临的时候，你早已做好了准备”。对这个说法我非常认同。我认为，以下四个治学原则是应该遵循的。
一是要发愤图强，努力奋斗。
从少年时代起，中国第一个世界乒乓球单打冠军容国团“人生能有几次搏”的名言就常常激励着我发愤图强，用功读书。几十年来，我一直把“奋斗”二字作为人生座名铭，不敢懈怠，没有放松过目标追求。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柯察金的一段名言虽然现在在一些人看来有些不合时宜，但它确实对我的人生道路有很大影响：“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临终的时候，他就可以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
熟悉我的朋友都了解，我对时间是很吝惜的。我深深知道,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要把宝贵的时间用在有意义的事情上。下乡插队期间，当夜幕降临时，农友们在闲聊中消磨时光，也是疲惫不堪的我却关起门来读书。在佛山地区师范任教时，大电网经常停电，学校用柴油机发电，每晚10时就停机，我就自制了蓄电池日光灯，学习至深夜。1980年代以来，我虽生活在繁华热闹的大都市，却很少有过轻松的星期天和节假日，更多的时间是沉醉于书山学海之中的探索。研究生时期，我写论文常干到“东方红”，有次连写20多小时，万言论文一气呵成。我在房门口贴上一条“工作时间谢绝闲谈”的醒目字条，不知为我节省了多少时间。访英期间，吃几口干粮，喝几杯自来水就在计算机中心干个通宵更是家常便饭了。鲁迅先生说过，我哪里有什么天才，我是把人家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了。我对此很有同感。
二是要打好扎实的基础。
理论研究说到底是一种创新。在经济学领域的创新需要扎实的理论基础、敏锐的思维能力和过硬的文字功夫。前者使人能站在相当的理论高度来研究和探讨经济学的理论问题，而后两者则使人既不囿于传统的理论框框，又能用简练、准确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这就需要打好理论、逻辑和文字基础。我从小就有很强的求知欲，凡事喜欢问个为什么，遇到不解的问题总喜欢刨根问底（我的第三产业研究就是从写一篇文章产生的困惑开始的）。虽然我从小就特别喜欢理科，但我不偏课，各门功课一直全面发展。这样，后来命运把我抛到文科领域，我很快就能适应。我至今还很感激我父母亲和中小学老师对我语文基本功的严格要求和谆谆教诲，以及教师进修班和研究生的老师对经典著作家的哲学和经济学名著的辅导。它奠定了我受益终生的基本功和理论基础。为了打好理论基础，在攻读研究生期间，我逐字逐句细读《资本论》，书上眉批密密麻麻，写了读书笔记7大本，还有卡片一箱子。这些不懈的努力，才使我在第三产业研究中对经典著作家的有关论点有全面的理解。
三是做学问要严谨。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这句话对我影响很深。在写作《第三产业经济学》时，为了撰写篇幅仅数千字的“第三产业形成的时间”这一小节书稿，我花了三个月时间细读数10本史书，还多次拜访历史系专家、教授，请他们查核史料，审阅文稿，就是希望尽可能不出错。
为了分析“使用价值”的涵义，我按条目索引逐页查阅几大本马克思经济学原著，做了数百张卡片，并细致地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发现了马克思著作中的使用价值范畴的多义性，由此引起我对扩充使用价值外延的创新性思考。
我认为，做学问只有严谨、实在、学风正，小到一个标点符号、一处引文、一组统计数字，大到一个论点、一个定量模型以至一本专著，都应该一丝不苟，反复推敲，直到满意为止，才能取得精益求精的进展。四是必须从实际出发，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我很欣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一段名言：“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由于“不唯上”，我的科研才能不“跟风”，在第三产业范畴在中国被横加贬斥的时候，坚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研究第三产业及其发展规律性。由于“不唯书”，我才敢于越过传统政治经济学的“雷池”，冲破源于苏联的“正宗清规戒律”，系统分析非实物产品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经济现象、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因为要“唯实”，我才能从实际出发，紧密结合当代实际建立富有生命力的第三产业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回顾我研究第三产业经济学的过程，我深切地体会到：从事科学研究，一是必须选好方向，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才能不断创新，使研究不断上新台阶。二是必须坚持真理的客观标准，决不能跟“风”跑。三是要以辩证的、发展的观点而不是僵化的态度对待前人在书本上提出的理论原则。四是必须投入相当大的精力和相对稳定的时间，以优势兵力长期攻关，才能攻克重大的科研难题。浮光掠影，浅尝辄止是没有希望的。只有像范文澜老前辈提倡的那样，“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才可能以自己有限的精力攻下广袤的科学园地中某一方面或领域。
广州华商学院师生聆听向李江帆教授教书育人讲座（2026.4.29）
2016年12月中山大学首次教师荣退仪式演讲稿
2026年4月广州华商学院师德讲堂修改稿
李江帆
Introdu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