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九月到今年年初，我在波士顿地区为时半年的田野调查告一段落。回想起来，最让我头疼的不是访谈本身，而是找到那些愿意参与研究的人。
读文献、设计研究、写东西，这些事情基本都在自己的掌控之内，可以反复修改、慢慢推进。但一旦涉及到别人，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我需要联系陌生人，解释自己的研究，然后请求他们花时间来帮助我；而是否答应，并不由我决定。
招募研究对象的过程在论文里通常只占很短的篇幅。比如在某个时间段，通过某些渠道，招募了多少人，样本如何分布，是否尽量平衡性别或其他变量。通过这些客观简略的描述，我们看不到研究者面临的具体困难，感受不到他们情绪的波动——这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好像找人这件事本身是顺理成章的。有研究问题，就会有人；找不到，就扩大范围，再去找。
在博士的训练中，我们会学习研究方法，学习如何设计问题、分析数据，但很少有人教你，如何给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发第一封邮件，如何在对方不回复的时候决定要不要再打扰一次，或者如何在社交场合通过偶遇与人搭话，何时发出邀请、将非正式会谈转为正式的采访。
这件事似乎不应该这么难，做田野调查的人，应该属于会沟通、会提问、会和陌生人建立联系的那一类。但如果你真的看一眼身边的博士生群体，就会发现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这样的天赋——我们大概率不会成为很好的推销员。
所以我想把这段过程写下来。不是为了总结一套标准方法，而是想记录那些在论文里通常被压缩掉的部分：等待、试探、误会、拒绝，以及偶尔出现的顺利和善意。正因为这些经验常常被当作每个研究者应该独自消化的部分，它们才更值得被说出来。
我的研究招募过程一开始就带着一些结构性的困境。我的研究对象是收入相对较低的新移民，包括难民、正在申请庇护的移民，以及为他们提供服务的社会和政府组织。相比一些范围更广、限制条件更少的样本，这个群体本身就不那么可见，我也并非这个群体中的一员，所以很多关系也需要通过中介建立。
更不凑巧的是，我的田野调查正好赶上美国移民政策迅速收紧的时期。特朗普2025年再次上任后，暂停并收紧难民接收，后来又将2026财年的难民接收上限降至美国历史最低水平。与此同时，移民执法部门ICE在全美各地提高执法强度，尤其是在一些移民友好的蓝州和庇护城市（Sanctuary City)，新移民面对的身份审查和不确定性也随之增加。
对于那些初来乍到、还没有永久身份的人来说，尽量隐藏自己、不要抛头露面，是一种可以理解的自我保护。因此，像在社交媒体或社区告示栏上张贴招募信息这样的方法，在当时几乎不可能给我带来任何被访者。
与此同时，一些服务移民的组织也在经历资源收紧：资金减少，人手不足，日常工作已经焦头烂额。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否愿意额外花时间配合一个博士生的研究，也变得不那么理所当然。
更何况在波士顿这样高校密度极高的地区，这些社会组织被研究者反复联系的可能性很高——今天是哈佛，明天是麻省理工，他们早已对本地高校的研究者祛魅，更何况是一个来自英国大学的博士生，也就是我。
预感招募之多艰，我从去年夏天还在国内的时候就开始准备。七月份开题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拉了一张表格，包含五六十个机构，从移民安置、语言学校，到针对某一民族/国家移民的社区组织、以及相关政府部门。
当时我人还在国内，只是想先试试水温。我会在下午把邮件设定好发送时间，让它在美国的早上（国内晚上）自动发送。于是我的生活变成了一种期待和失望的循环：睡前想着会不会有人回，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是查看邮箱。大多数日子里，我只收到学校发来的一些和我无关的邮件。
这种节奏有点像单相思。你发了一句晚安，第二天醒来，对方既没有回晚安，也没有说早安。你迫切地希望得到回复，却又不能显得掉份儿。为了缓解这种等待的焦虑，你只能扩大鱼塘，分批发送邮件。发出去一两周没有回复，只能礼貌性地跟进一下，再换下一批。
这样漫长的等待让我时常羡慕那些用已有数据（secondary data）做分析的研究者。当然我也知道，那并不一定更容易。但在反复发邮件、没有回复、还要继续下一轮的时候，这种羡慕是真实的。依赖一手数据（primary data） 研究的问题是，它还没出现；而得到它，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是一切后续的开始。
我一开始以为，只要提前联系，就能降低不确定性。但很快发现，提前量打了，不确定性反而被拉长了。
我最初的计划是这样的：先做志愿者、熟悉环境，再慢慢进入正式访谈。所以最开始联系这些组织时，我并没有直接提出采访请求，而是说想介绍一下我的研究，先聊一聊。也确实有人回复了。那些“聊一聊”对我很有帮助，让我大概知道哪些组织适合、哪些不太合适。
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它们都不算数。
不是正式访谈，便不能被直接引用，至多只是一些背景信息。当我过一段时间再去联系这些人，希望把“聊一聊”变成一次正式访谈时，有些人再也没有回复。
回头看，这里其实有一个我当时没有处理好的选择：如果一开始就提出采访，可能会被拒绝；但也有可能，对方当时其实是会答应的。而一旦我自己把它定义成一次非正式的聊天，这段关系反而停在了那里，很难再往前推进。
即使后来我开始直接发出采访邀约，我的表达方式仍然带着一种预设——被拒绝。我通常会在邮件里给对方提供两个选项：如果愿意的话，希望能接受一个正式的访谈；如果更倾向于非正式的聊天，我也很乐意。这样写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更礼貌，也更不容易给对方压力。
但现在回看，这种安排其实也提供了一个对我来说并不那么有用的出口，我真正需要的是可以被转录的访谈。
在刚开始的时候，我对自己的研究本身、以及这个找人的过程，其实都没有太多信心。这种不确定自然地转化成一种“降低姿态”，但过于小心翼翼的试探，反而会削弱这个请求本身。相比之下，一个更直接的邀请可能反而更清晰。如果对方拒绝，再去提供一个更轻量的替代方式，或许是更有效的顺序。
另外一个让我后来不断调整的，是“时机”的问题。按照原本的计划，我的访谈对象是分批推进的，三个群体之间有一个大致的顺序。但在实际的田野中，这种顺序很难完全成立。有时候你会在一个活动里，突然遇到一个很合适的人；或者通过某个临时的接触，打开一条原本不存在的路径。
那一刻我还没有完全准备好要采访这个群体。但这种机会是短暂的，如果不及时跟进、甚至调整研究计划，很可能就会错失。研究计划怎么写是一回事，田野中的灵活变通又是另一回事。
我的第一个正式采访是在九月初。被访者之前也读过博士，带着某种惺惺相惜的理解，她在一个有些喧闹的咖啡馆接受了我的采访。有了一个研究者编号，有了一份转录文稿，田野调查正式开始了。
但田野调查毕竟发生在人和人之间，不是按照流程运行的机器。有时候，即使你做了所有看起来正确的事，最后仍然可能得到一个不理想的结果。
在早期的田野调查中，我通过做志愿者进入一个组织，并且在一开始就说明了之后会有招募参与者的需求。直接对接的经理是同意的，所以我开始参与他们的工作，每周去做志愿者。但等到十月份真正要开始招募时，这个问题才被往上提。我又和更高一级的经理聊了一次，对方也看了我的伦理材料。一切看起来都在推进，但最后拖了一个多月，得到的答复是：在现在的移民政治环境下，他们不希望我在这里做招募。
当时我十分沮丧，甚至还有点气愤。我以为自己已经做了所有“正确”的事情：提前说明研究目的，也投入了时间和精力。但决定并不在我手里。那一刻我忍不住想，如果早一点知道结果，也许我可以把时间用在别的地方；又或者，如果我一开始就直接进行访谈，而不是等待建立熟悉度和信任，也许事情会不一样。
我最后终止了那段志愿工作。回头看，这里面确实有一种不太舒服的功利性：我在那里的参与，是以后续采访为前提的；当这个前提不再成立，这段关系也很难继续。
在和组织打交道时，“同意”并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它可能来自某一个人，但并不一定代表整个机构；也可能在不同的时间点，被重新讨论甚至被收回。我当时所理解的“已经可以开始了”，其实只是这条决策链上的一个节点，而不是一个最终的结果。在这样的关系里，时间的投入并不总是会按预期转化为研究的进展。
另一个“失控”的时刻，发生在一次已经开始的访谈中。
在每一次采访开始之前，我都会解释研究目的、数据使用方式，以及大致的问题类型。在我的理解里，一旦对方点头，这些就已经达成共识了。但现实并没有那么简单。有些人理解的采访，只是一次聊天；有些人以为我会问他们的生活困难，而不是他们日常去过哪些地方。而对我来说，那些关于去哪里、怎么去、和谁去的问题，恰恰是研究的核心。
那次访谈一开始其实是顺利的，但对方逐渐变得不安。他开始反复问我：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然后他打电话给他英语说得更好的哥哥，让我向对方解释研究目的；又联系了还在原国家的妻子，对方显然对这件事不太放心。整个过程不断被打断。我一边解释，一边告诉他，如果不舒服可以随时停止，我不希望因为我的研究打扰到他和家人的生活。最后，这个采访没有完成。
所谓的知情同意，并不只属于眼前这个人。它可能属于一个家庭，甚至一个更大的关系网络。而这件事，在方法论里几乎没有位置。我之前的解释虽然在形式上是完整的，却没有触及他们真正关心的问题。在一个不稳定的移民环境里，住在哪个街区、平时去哪里消费和娱乐，都会因为他们的身份变成极为敏感的问题。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对话都是困难和不确定。也有一些时刻，会让我觉得，这些交流本身是有意义的。
有些受访者会说，在和我聊的过程中，他们开始用一种更清晰的方式去表达自己之前没有想明白的问题；有人觉得这个话题本身挺有意思，想之后和团队分享；也有人会因为我提出了一些不那么俗套问题，而转变一开始不太重视的态度。在那些时刻，我会感觉，这段对话没有浪费他们的时间。
如果参与者同意接受第二次访谈，那么也说明第一次相遇至少不那么糟糕。我和大部分的新移民受访者在参与式绘图（participatory mapping）之后，还有一次在寒冷冬季的步行访谈。漫步在他们熟悉的街区，有些人会开始讲一些更私人、甚至不在原本问题框架里的内容，他们也会反过来问我一些问题。这时候，它不再那么像一次被安排好的访谈，而更接近一种对话。
两次访谈之后我发现有一些信息缺失，于是我在今年年初又重新电话联系了一些受访者，大约15到20分钟，问一些简单的问题。这并不是一个有回报的请求，但大部分人还是回复了——我们的关系并没有立刻消失。
另一个好消息是，一旦你找到了一个愿意参与访谈的人，很有可能会由此延伸出下一个，甚至更多。基本上在每一次访谈结束时，我都会问一句：你觉得我还可以和谁聊一聊？这种推荐的成功率往往比冷邮件高很多。
虽然招募研究对象根本上还是一个较为功利性的任务，但我努力把它变成一次积极的社交体验。
在圣诞节前，我给一些帮助过我的人寄了手写的感谢卡。尤其是那些在职责之外，仍然愿意多做一步的人——帮我介绍受访者、帮我建立联系，或者在关键时刻帮我推进事情。我其实并不确定他们能不能收到这些卡片，因为大多都是寄到他们工作组织的地址。但有一个人后来跟我说，收到卡片的那一天他很高兴。
这种有些俗套但是真诚的表达，让我对我们的短暂关系有了更好的感受。
我即将离开田野，在未来的一年多里钻入数据分析和写作的黑洞。
当我现在回看这些数据时，仍然会觉得，有一些声音是缺失的，有一些问题也可以问得更好。只是时间是有限的。我不可能一直留在同一个地方，等到一切都变得更完整。在某一个时刻，我只能停下来，打包已有的材料，继续往前走。
一开始，我总是把这些outreach当成一种“请求”——我在打扰别人，希望他们愿意抽出时间来配合我的研究。而被拒绝，也很容易被理解成一种个人层面的失败。
但慢慢地，我开始用另一种方式去看这些访谈。它更像是一种在特定时间和情境下发生的相遇：在一个有限的时空里，围绕一个明确的话题，两个人进行一次并不完全对等、但也并非单向的交流。对方分享他的经验和理解，而我也投入时间、注意力，以及之后对这些内容的整理和呈现。
这种关系大多数时候是短暂的。很多人只会和你聊一次，也不会延伸成更长期的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无关紧要的。
四十次的访谈并没有让“被拒绝”变得更容易。把决定权交给别人，暴露自己，仍然是一件不太舒服的事。但至少我不再完全把它理解为一种“我在求别人”的关系。
在这个过程中，我能真正控制的事情其实很少。谁会回复，谁会答应，哪一次访谈能够完成，这些都不由我决定。
我能决定的，是在这些短暂的相遇里，认真地去倾听，然后尽可能忠实地去理解和呈现对方的表达。
*文章配图为AI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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