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观察丨职务犯罪案件对“如实供述”的认定过严

      “任何人不得被迫自证其罪”，“坦白从宽”政策创立的初衷是通过减少处罚“交换”当事人口供，鼓励当事人认罪悔罪，同时节约司法成本。以数字作不太严谨的比喻，假设判决认定的事实为100%，那么考虑到各种因素，当事人主动供述到80%以上，便足以体现其认罪悔罪态度，即可认定为如实供述，享受坦白、自首等从宽情节。然而，在当前司法实践中，尤其在职务犯罪案件中，对于如实供述的认定过严，以笔者的观察，要求达到95%甚至98%，追求认罪事实与判决事实“严丝合缝”。这样的实践做法不符合客观规律，违背立法目的。

首先，法律不能强人所难。这样的严苛标准忽视了人存在“记忆偏差和认知偏差”。当事人在供述时，因时间久远、情绪紧张、法律认知等因素，对案件细节的记忆可能存在错漏，对行为性质的判断可能出现错误——将有罪行为误认为无罪，或将无罪行为错误交代为犯罪，这些都是正常现象。过高的认定标准挤压了当事人自我辩解的空间，反倒不利于办案机关查明事实。

      其次，部分职务犯罪案件在调查阶段存在“人为定指标”、“贪大求全”的现象，所谓“贪大”就是人为提高涉案金额，所为“求全”就是刻意追求相关事实的证供一致。如果受贿人交代记忆范围内的涉案金额，与办案机关推定的数额始终存在较大差距，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求受贿人必须按办案机关的思路基本认可全部事实，才给认定“如实供述”，违背了客观规律，背离了司法公正。

司法机关应适度降低认定“如实供述”的门槛。只要当事人将记忆范围内的犯罪事实真心陈述，即便与最终审判认定事实存在一定差异，也应认定如实供述。这既发挥了自首、坦白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职务犯罪领域的应有作用，也使司法审判有空间过滤监委办案中存在人为扩大化的问题，让刑法和刑诉法规定的量刑情节在这类案件中有足够的运用空间，使有关从宽的规定落实到个案中，树立法律的信誉，以鉴后人。

      作为律师，我当然会孜孜不倦地向司法机关传递这些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