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2025年，是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和《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的关键之年，也是“十四五”收官和“十五五”谋划之年。本刊编辑部对本年度重要学术报刊发表的研究成果进行全面梳理，并充分征求专家学者意见，形成教育研究十大前沿与热点主题。主题包括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体系建构与机制创新、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中推进教育创新、重塑智能时代人机协同的教育新生态、人口变动与区域教育资源统筹调配、新时期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全面推进县域高中发展、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面向教育强国建设的教育评价改革等重要方面。教育科研战线聚焦这些关键问题进行深入阐释和系统研究，以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关键词］教育研究；前沿与热点；教育改革发展；教育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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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是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和《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的关键之年，也是“十四五”收官和“十五五”谋划之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以下简称《教育强国纲要》），首次从国家层面系统擘画了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明确了教育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基础性、先导性作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有了纲领性文件。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等作出战略部署。一年来，教育科研战线聚焦教育改革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深入研究，以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一、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
《教育强国纲要》把“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作为首要任务，确立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的新目标。2025年，学界深入理解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的内在要义与实践重点，从顶层设计、体系建构与育人成效三个维度展开探讨。
（一）建设强大的思政引领力
建设强大的思政引领力作为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的战略先导，彰显了教育强国建设的价值底色与中国特质。一年来，学界主要从阐释思政引领力的战略内涵、提升思政引领力的系统布局、激发思政引领力的关键课程等方面展开研究。
从战略意涵来看，思政引领力在教育强国“六大特质”中居于首位，凸显思想政治教育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的引领性作用。教育强国之“强”，应当以强大的思政引领力确保人才培养方向，彰显社会主义教育本质特征。有研究认为，思政引领力本质上是一种观念的力量和文化软实力，它是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在内的思想政治工作引领力，其本质是通过思想引导、政治引领、价值塑造来凝聚全社会共识，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从体系建构来看，深入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是建设强大思政引领力的体系支撑。为此，有学者指出，要将深入推进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作为理念创新的“先手棋”，在“大思政格局”下积极探索、有效归纳全学段协同育人的创新理念，将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的好经验、好做法推广到“五育并举”的协同育人机制建设中，使大中小学各个学段形成一个相互衔接、层层递进、相互沟通、衔接有序、相互配合、共同提高的协同育人机制。还有学者从个体成长的年龄阶段划分及其特点差异入手，提出需要做好“思政课”、“课程思政”、“日常思政”的一体化建设工作。
从课程落位来看，建设强大的思政引领力，必须发挥好关键课程的核心作用，守正创新，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一年来，学界聚焦思政课的文化根基、技术赋能、空间拓展等方面，形成了颇具年度特征的系列成果。有学者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讲好思政课的力量根基，为思政课培根铸魂、启智润心提供源头活水和丰厚滋养。有学者认为，思政课在运用数智技术过程中要处理好形象展现与理论阐释、图像运用与抽象思维训练、学理—价值复杂性与呈现手段局限性、课堂交互形式化与思想真实性、工具手段与价值引领之间的张力。也有学者指出，伴随着“大思政课”在社会空间维度的展开，培育时代新人的社会生活空间再生产的功能才得以实现。
（二）健全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
健全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是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的重要任务与关键环节。一年来，学界围绕深化“五育融合”，加快补齐体育、美育、劳动教育短板，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等方面展开研究。
在“五育融合”方面，有学者认为，作为体现中国本土化特征、时代发展特性的概念话语，“五育融合”是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德育是“五育融合”的基础与核心。有学者提出，学科课程知识内含其生成情境的复杂基因，能够从德智体美劳多维度发挥融合育人作用，要激发学科课程的五育融合潜能，引导学生对学科知识进行生命化体悟。
在补齐短板方面，有学者认为，学校在开展体育教学、体育活动的过程中，要发挥“以体树德”、“以体增智”、“以体赏美”、“以体育劳”的功能，有效提升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和体育素养。而美育旨在实现人的心灵和谐基础上的精神自由与身心和谐意义上的完满人格，其培养体系的健全不仅限于艺术领域，还贯穿于科学教育与哲学教育之中，需所有课程共同承载。劳动教育则需要回归真实性，在真实的劳动世界里开展，建构“真劳动”与“真教育”良性互动体系。
在协同育人方面，学校、家庭和社会作为全面育人环节中的重要主体，承载着营造良好育人环境、促进学生健康全面发展的重要职责。有学者认为，校家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理念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对校家社协同育人机制重要性的认识达到新高度。还有学者认为，学校家庭社会要勠力同心，紧抓“立德树人”、“创新思维”、“幸福感”三个关键点，多方联动、有机衔接、高效协同，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
（三）提升立德树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是建设教育强国的“一号工程”，要遵循规律性、系统性和有效性的基本原则。
一是把握立德树人基本规律。有研究认为，要遵循学生认知发展、情感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把握好立德树人的切入点，在创新人才培养过程中进行系统深入的改革，整体提升人才自主培养水平，从而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作出积极贡献。有研究指出，要坚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的教育原则，加大对完整性、持续性等学生的认知规律和接受特点的研究，遵循人的成长发展规律和教育内在规律，发挥学生主体性作用。
二是推进立德树人综合改革。深化教育综合改革，需完善立德树人机制，加快构建育人新格局。有学者指出，从系统论视角看，需要深入剖析教育体制机制的整体逻辑，优化制度设计，构建更加科学、高效、开放的育人体系。还有学者提出，要通过持续深化机制改革、加强队伍建设、推进数智赋能，进一步激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内生动力，推动立德树人综合改革落地见效，为教育强国建设筑牢根基。
三是提升立德树人实际成效。有学者认为，要将立德树人的要求贯穿办学治校、教育教学、师生关系、制度建设、环境营造等方方面面，以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评价各级各类学校办学水平和质量的根本标准。还有学者指出，数智时代，教师与人工智能协同已成为育人方式变革的重要创新实践，应以教师的主体性为核心，探索人机从“共存”走向“共生”的协同共育路向，从人本价值、核心目标、教育空间、增效模式以及伦理规范五个维度建构人机和合共生的智能教育的实践逻辑。有研究认为，实施立德树人工程，培养时代新人，必须铸牢学生的世界观，应推动形成目标同向、资源互融的健康有序、和谐共生的育人新样态，以提高立德树人的实际成效。
二、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体系建构与机制创新
《教育强国纲要》印发以来，教育强国建设进入深化阶段。在前期理论探讨基础上，2025年，学界研究呈现出系统联动导向，从宏观意义解读转向体系建构与机制创新。围绕教育强国逻辑原点，学者们建构以“三大属性”、“六大特质”、“八大体系”为主体的结构体系，谋求赋能新质生产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机制创新，为《教育强国纲要》任务的实施提供了智力支撑。
（一）立足属性内涵转化，明晰教育强国建设的逻辑原点
随着教育强国建设由蓝图绘就转向系统建设，当前的学术探讨不仅持续深化对教育强国核心要义的阐释，更注重将其转化为可落地、可迭代的体系化建设准则。研究者通过对“三大属性”与“六大特质”的集成性分析，为战略实施确立了逻辑原点。
立足“三大属性”阐发中国特色教育强国的本质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的重要论述，被学界视为理解教育强国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有研究系统阐释了“三大属性”的内在逻辑，认为政治属性作为首要属性，锚定了教育的方向坐标；人民属性是教育的根本属性，突出了教育的价值追求；战略属性是教育的关键属性，突出了教育的功能发挥。基于此，有研究指出，政治性、人民性与战略性的统一构成了教育强国建设的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引，实现了对西方教育现代化理论的超越。
运用“六大特质”框架深化教育强国的内涵研判。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我们要建成的教育强国，“应当具有强大的思政引领力、人才竞争力、科技支撑力、民生保障力、社会协同力、国际影响力”的“六大特质”要求。本年度相关研究对其进一步转化为可操作的系统框架。有研究指出，这些概念“是对教育强国建设的新概括”，深刻阐释了教育强国的科学内涵与基本特征，是教育强国建设一纵到底的经脉与要旨。“六大特质”模型分别体现了教育强国的政治、战略、创新、人民、协作及世界属性，通过内在关联，共同构成了教育强国建设的方向、核心、引擎、基础、枢纽和标志，其结构整体上是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体现了教育与政治、经济、社会关系的新时代特征。
（二）统筹一体化发展部署，提升赋能新质生产力的整体效能
贯彻《教育强国纲要》精神，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部署成为核心议题。学界普遍认为，强化高等教育的“龙头”作用与“八大体系”的整体布局，是将一体化改革的宏观要求转化为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具体路径。
发挥高等教育的“龙头”作用，激活自主创新内生动力。推进教育强国建设，高等教育应突破传统的学科本位，向跨学科、多主体协同模式转变。基于此，有学者提出，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应确立“大人才观”与“大公平观”，依据创新能级拓宽“人才池”，并着力营造符合规律的教育生态。为此，需遵循教育、强国、体系与治理的多重逻辑，构建一个兼顾公平与效率、动态平衡的高等教育体系。为了建设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需系统实施国际合作交流、学科交叉融合、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及教育评价改革等关键举措。
统筹“八大体系”建设，夯实新质生产力的体系化支撑。全面构建教育“八大体系”，成为落实《教育强国纲要》、支撑教育强国建设的核心抓手。为此，要秉持“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的战略视野，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的一体化改革，使其成为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战略支点。具体而言，需立足中国教育发展实际，优化资源配置，革新教育评价机制，推动教育数智化转型等，实现教育服务的优质均衡与全面升级；统筹推进创新人才引进与自主培养双向发力，形成内外联动的人才支撑体系；贡献中国智慧，输出中国标准与职业教育品牌，主动对接“一带一路”产能合作需求，在教育“走出去”中彰显强国教育的实践价值。
（三）筑牢基础教育基座，完善教育治理保障机制
面对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资源配置调整、人工智能引发的治理范式变革等巨大挑战，研究者更加强调在筑牢基础教育战略基座的同时，通过系统治理与法治建设完善教育强国建设的质量保障体系。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夯实基础教育基石。落实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是落实《教育强国纲要》任务的重要路径。有研究指出，有效落实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需要面向2035年目标，对标世界先进水平，确立基础教育普及程度与质量稳居世界前列的量化指标体系；还有研究针对少子化等人口变动趋势，提出有必要引入“差异性公平”理念，通过小班化教学等方式实现因材施教，全面构建公平与质量兼顾的基础教育体系。
依靠治理现代化提升教育强国建设的系统效能。教育强国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以系统观念作为统领全局的方法论，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稳步推进。在制度保障方面，加快编纂教育法典、夯实法治根基，成为学界普遍关注的重要议题。在教育评价方面，有研究认为，应通过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以形成性评价重塑人才评价机制。在数字化治理方面，提升教师人工智能素养、优化教学模式以及更新人才培养观念等，已成为人工智能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趋势。
三、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2025年，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从理念阐述与宏大叙事稳步迈向体系化深耕、精细化建构与实效化检验。学界积极树立正确“建构观”，对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已从“为何建构”与“是否可能”等价值论辩层面，转向“如何建得深”与“如何立得住”等方法论自觉层面，以及“建成什么”与“如何用好”等效能论关切层面，希冀在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复归”中国教育学，探寻中国教育学“回家”之路。这标志着中国教育学正从“照着讲”的依附模式，转向“接着讲”乃至“自己讲”的主体性建构新阶段。
（一）从“框架倡议”到“理论深耕”：分支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更加系统
目前，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研究扎实沉降到各分支学科内部，进行系统化的理论深耕与体系渗透。
首先，以“二级学科群”为单位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加速成形并实现建制化回应。这主要表现为对教师教育学、学前教育学、基础教育学、高等教育学以及课程与教学论等领域的系统性建构。教师教育学领域聚焦“强国必先强师”时代命题，凝练如“师道”等具有中国文化根源的标识性概念；基础教育学被列为教育学二级学科，正在持续丰富其基本理论、实践论、主体论和治理论等；高等教育学持续聚焦多学科视角下学科的元研究逻辑，以及标识性概念的生成机制，探索构建具有本土解释力的“中层理论”，培育具有建构新表象知识的“主体自觉能力”。
其次，本土重大教育改革实践成为理论创新的关键源泉与命题基础。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为中国教育实践服务的基本立场。教育强国等国家重大教育改革，更被视为提炼原创性概念与理论的实践场域。如何回答好“强国之问”，是推进中国教育学有机融入强国建设伟大实践的时代课题。中国教育学需在系统观照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强国实践中逐步走向创新发展和自主构建。“两个结合”被深刻内化为知识建构的根本遵循与方法论灵魂，确保理论成果的中国底色与时代精神。
最后，前瞻性开拓新兴交叉领域，主动拓展知识体系边界。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对教育形态与知识生产范式的根本性重塑，学界开拓“智能教育学”、“互联网教育学”等新兴交叉领域，探索数智赋能下的学习科学变革、智能教育理论建构、教育组织形态演化与数字伦理重建，体现出前瞻性与时代感。中国教育学正通过多点突破、协同推进的方式，在各分支领域构筑起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学术网络，为整体知识体系的自主、自立、自强奠定坚实根基。
（二）从“解释中国”到“发现中国”：研究方法论的自觉反思更加适切
2025年，学界深入到对方法论背后的文化适切性、学术主体性与哲学基础的系统反思，表现为从“解释中国”到“发现中国”的自觉转向。
其一，深刻批判“方法中心主义”，推动问题意识的本土化重构。针对教育研究中可能存在的“方法精致、思想贫乏”现象，“方法中心主义”成为批判焦点，即过度追求量化模型的精致化或质性叙述的形式规范，却忽视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与文化独特性。方法创新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要求，必须实现从“方法驱动”到“问题驱动”的根本转变，形成“以中国为方法”的本土理论框架。
其二，深度阐发“扎根中国实践”的方法论意蕴，探索本土知识生产新范式。“扎根实践”被提升至知识生产范式转型的高度。它代表着一种从中国丰富的教育实践中发现规律、提炼概念、构建理论的新范式。有研究将“教学”作为教育学概念的发端与意义流转，阐明其具有制度性、互惠性与教育性等多重中国意蕴；有研究系统梳理百年乡村教育实践，揭示出调查研究、教育实验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传统方法论资源，为当代本土理论建构提供历史镜鉴。这些基于自主采集、真实反映中国教育生态的长周期数据，有力推动从“用理论验证中国实践”到“以实践建构中国理论”的范式转变。
其三，积极探索具体研究方法的中国化调适与创新。为了更精准地捕捉中国教育的复杂性与“中国性”，学界重视能够深入揭示教育活动意义世界的现象学方法论，使中国教育学不仅是有“人”的教育学，还是有“中国人”的教育学，更能积极回应当代中国人的生命路向及其教育机理。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不仅要“用中国的材料”，更要“用中国的方式”来做研究，确保知识生产的根系深植于中国大地，为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可靠的方法论支撑。
（三）从“学术生产”到“实践贡献”：知识体系效能的内外检验更加深入
衡量一个知识体系是否“立得住”、“走得远”，关键在于其能否有效回应现实挑战、转化为政策智慧，并在全球教育话语中发出清晰有力的中国声音，增强国际辐射效能。
2025年，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不再仅仅依赖于学术内部的自我认证，而是日益接受来自实践场域与国际对话的双重检验，呈现出从“象牙塔内的知识循环”向“服务国家战略、参与全球文明互鉴”的效能型转向。
在对内层面，着力弥合理论与实践的鸿沟，以实践贡献为核心标尺。学界强烈呼吁自主知识体系必须走出“象牙塔”，致力于将一线教育工作者、教育家的实践智慧进行学理化、体系化转换，打通经验与理论的关键通道。研究成果的价值，愈发以其对教育政策制定优化、区域与学校改革、教师专业发展的实际贡献度为衡量标准。这种务实的转向，力求以扎实的学理分析支撑政策优化，体现出知识生产从“被动阐释”向“主动引领”的功能升级。
在对外层面，致力于提升国际对话的深度与有效性，从“回应质疑”转向“主动设题”。中国教育学者正以更加平等、自信的姿态参与全球教育对话。研究重点转向深度的学理阐释，致力于对“教育家精神”、“位育”、“兴发”、“生命·实践”、“觉”之观念史与“生命自觉”等蕴含中国智慧的核心概念进行体系化、理论化的深耕，探索其跨文化、可通约的学术表达。这种努力旨在改变过去被动回应的局面，主动设置国际教育议题，向世界清晰阐述中国教育改革的逻辑、经验与方案。这是中国教育学为全球教育知识图景贡献独特智慧、推动文明互鉴的必然要求，标志着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在“立得住”的基础上，正在探索“走得远”的全球路径。
四、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中推进教育创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了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战略部署。2025年，学界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理论内涵和基本特征、教育在一体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如何立足一体发展推进教育创新等议题作了深入探讨，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论述。
（一）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内涵阐释与理论探讨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是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习近平总书记立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指出教育科技人才的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阐释了一体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发展。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应通过发挥中国的制度优势、大国优势与发展优势，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有学者指出，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本质上是“多事项集成＋多内容联动＋多主体参与”的整体实践，三者需形成“发展政策一体制定，工作管理运行一体部署，发展资源要素一体配置”的新兴格局。
（二）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核心枢纽与运行机制
高等教育是教育、科技、人才的集中交汇点与重要连接点，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中发挥着核心枢纽作用。有学者提出，高等教育是促进和实现三者“循环互促”与“衔接互补”的集中交汇点。其中，研究型高校具有独特优势，应把人才培养优势、知识创新优势及人才集中优势最大化，为国家战略发展提供支撑。有研究认为，中国目前已形成“高等教育领跑、科技并跑、人才跟跑”的发展格局，高等教育、科技、人才综合竞争力处于全球第16位，是全球前20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国家。
知识创新应用规律深刻影响着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运行机制。有学者指出，一体发展不只是三者齐头并进，关键在于把握知识创新的底层逻辑，实现互相促进与开放创新。因此，要构建动态平衡的知识生态系统，实现知识在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的顺畅流动与价值增值。贯彻一体发展战略、健全国家创新体系，还要构建高校创新生态系统，并通过“桥接机制”，推动高校转型成为开放的创新枢纽。此外，还要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与战略定位，实施差异化的协同发展路径，并且要突破行政区划限制，将教育科技人才集聚优势转化为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三）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实施重点与推进路径
教育是科技与人才的重要支撑，有学者指出，世界科学与人才中心经历了多次时空流转，而世界教育中心的形成往往是科技与人才中心确立的前置条件。因此，必须进一步强化当下及未来的教育、科技、人才战略布局的自主性、前瞻性、安全性、普惠性。
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必须发挥制度优势，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应“以中国为方法”，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路径，超越西方模式，统筹跨部门资源以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构建起内生循环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体制机制。一方面，高校学科设置调整的科学性与适应性决定了人才集聚与培养、知识创新及科研成果产出的效果，可遵循“压缩平原、多建高峰”的资源配置原则，聚焦国家战略急需建设新兴交叉学科群，确保学科链对接创新链发展。另一方面，要通过有组织科研赋能、知识壁垒破除、工具动能释放三条路径强化科学技术的教育属性，破解科教二元割裂，培育拔尖创新人才。科研机构也应坚持基础研究与战略问题双轮驱动、重塑开放性的协同网络、持续构建兼具前瞻性与适应性的内部治理机制，促进拔尖创新人才持续涌现，构建覆盖科技创新全链条的差异化人才供给体系，推动人才结构从“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跃升。
五、重塑智能时代人机协同的教育新生态
《教育强国纲要》明确要求，要以教育数字化开辟发展新赛道，促进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变革。国家主席习近平向2025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致贺信指出，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演进，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重塑全球产业格局。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与教育系统的深层变革正相互交织，推动教育从局部工具赋能迈向整体生态重构的新阶段。
（一）人机协同共育视域下教育新生态的多维向度与价值遵循
人机协同共育下的教育新生态，体现为教育主体关系、教学结构与价值内核三重维度的系统性变革。首先，在教育主体的关系上，体现为从“师—生”二元互动转向“师—机—生”三元协同。有研究提出，人工智能的角色正在发生质变，逐步从辅助工具演化为可以深度参与教学过程的“类主体”。这种演变不仅意味着机器能够分担知识传递、个性诊断等任务，而且可以将教师从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向更具人文性、创造性与交互性的育人核心回归。因此，“师—机—生”三元协同的本质，是基于能力比较优势的分工与共生。其次，在教学实践的结构与空间上，新生态呈现出深度融通与动态生成的特征。技术打破了校园、教室的物理边界，构建了泛在联通的数字学习空间。相应地，课程与教学也从静态、预设的固定程序，转变为动态、可调适的“生成式”过程。然而，这种技术中介在赋能个性化连接的同时，也可能导致师生深度交往的“降维”与认知路径的“算法窄化”。最后，在价值内核上，教育新生态是对技术效能与教育本真的审慎平衡。有研究指出，必须坚决防范工具理性过度膨胀可能导致的学生主体性“降格”与思维浅化风险，让教育回归育人本质，在技术创新与人文关怀的张力中寻求平衡，通过加强基础研究、完善政策设计、提升教师人工智能素养等路径，推动教育向终身化、个性化、开放化方向发展。
（二）人机协同共育视域下教育新生态的演进脉络与生成逻辑
人机协同共育视域下教育新生态的出现是技术演进、教育系统内生张力与社会时代转型三重动力交汇作用的必然产物。从技术演进的内在逻辑看，这种融合大致经历了从“工具叠加”、“系统整合”到“生态重构”的演进过程。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智能技术突破，因其强大的理解、生成与交互能力，正成为驱动教育全要素系统重塑的核心引擎。从教育系统自身的发展逻辑看，新生态的生成源于传统教育范式与时代需求之间的深刻矛盾。工业化时代形成的标准化、规模化教育模式，已难以满足智能社会对创新能力与终身学习素养的迫切要求。与此同时，数智技术本身也在改变教育和教学的内容和方式，推动其走向人机协同与数据驱动的新范式。这就要求我们超越“技术决定”或“价值空谈”的简单对立，将教学关系理解为技术赋能与人文规约相互建构的“双螺旋”过程。从社会与文明演进逻辑看，新生态的生成是教育回应智能时代挑战、履行其文明使命的战略选择。一方面，它需要承担起人工智能启蒙和通识教育的责任，培养能够与智能技术理性共处的未来公民；另一方面，在测量文化盛行的算法时代，教育必须坚守其“主体化”理想，致力于唤醒人的自觉、自主与责任感，以抵御可能的技术异化。这一使命甚至需要回溯至教育的起点，依据脑科学规律，着重培育与机器智能形成互补的人类独特潜能。由此可见，人机协同共育视域下的教育新生态是在教育持续适应技术时代特征，又同时着力超越技术局限、积极守护人性价值这一辩证张力中，逐步孕育并生成发展。
（三）人机协同共育视域下教育新生态的系统重塑与实践路径
将人机协同共育下教育新生态的理想转化为现实，必须涵盖理念、教学、能力与治理等层面的系统化实践路径。在理念共识与顶层设计层面，首要任务是确立清晰的价值锚点并进行系统性规划，厘清生态转型中“变”与“不变”的关系，变的是育人方式与路径，坚守的是育人初心与价值归宿，始终坚持“技术赋能”与“价值理性”规范并重的原则。同时，应认识到新生态重塑是教与学范式的根本转变，其目标指向的是学习者高阶思维与创造力的深度发展。在课堂教学与育人场景层面，课堂是变革的主阵地，应积极推广智能技术支持下的问题导向式、项目驱动式等旨在培养高阶思维的新质教学模式，并精心设计教师、学生与智能体之间深度协同的教学机制。这要求超越“技术牵引认知”的单向逻辑，将学生的认知发展置于中心，最终走向人机协同催化认知创生的创造自省型课堂。在此过程中，必须坚守技术的角色是“赋能”而非“主导”的底线。要切实保障教师的教学主导权与专业判断力，保证技术真正服务于“唤醒人”的教育本质。在关键行动者的能力建设层面，须推动教师数字与智能素养的系统性重构，超越技能培训，涵盖知识、伦理与教学设计等多维能力。尤为关键的是，要化解教师在数智时代的专业身份认同危机，引导其实现专业身份的重塑与确立，从而在智能环境中坚守并彰显不可替代的育人价值。在伦理规范与治理保障层面，随着人机协同的深入，数据隐私、算法偏见、责任界定等伦理挑战日益凸显。因此，需要前瞻性地研究与制定相关的伦理准则与治理规则，并在鼓励创新实践的同时，有效审视和调适技术介入所带来的教育权力关系变化，从而营造一个人机协同共育下既充满创新活力，又安全、公平、健康的可持续教育生态。
六、人口变动与区域教育资源统筹调配
区域因素通过人口自然增长和迁移的变动形式影响人口增减分化。2025年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40 489万人，同比减少339万人。县域单元普遍呈现人口缩减态势；东北地区与其他地区、超大特大城市与小城市的差异正在迅速扩大，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特征越来越显著。人口变动对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带来了新挑战。
（一）区域人口增减分化加剧教育资源供需矛盾
区域人口增减分化是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在人口分布中的一种折射，也对各地区的城镇化及其差异产生影响。城镇化进程加快了教育人口的向城性流动，区域教育资源在城乡、流入地与流出地及不同类型县域呈现多维矛盾样态。有研究发现，大城市周边县与城市市区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存在区隔，未能形成教育连续体；城市圈县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供给与产业人口集聚不匹配，随迁子女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压力较大；传统农产品主产区县乡村人口不断向县城集聚，义务教育资源配置城乡结构性矛盾突出；重点生态功能区和人口流失县学龄人口持续减少，教育资源供给总量过剩与优质教育资源稀缺矛盾叠加。有学者调研发现，大量乡村校点处于低水平运转，制约农村教育整体质量提升；常规教学组织形态松散，影响农村学生全面发展；教育资源使用效率低下，引发教育资源总量缺口。有研究以东北地区人口净流出省域为例，发现乡村小规模学校发展面临学龄人口断崖式下降、教育投入不足与浪费并存、特定气候带来的校舍供暖等教育成本高等困局。有研究聚焦教师资源，认为人口向东部发达省份或城市群都市圈转移，北方人口向南方迁移，中西部城镇人口向省会转移等趋势，导致我国东南部及各省会城市师资紧张而农村教师富余。区域人口增减分化同样也给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带来了挑战。有研究指出，许多县域家庭容易陷入学校选择决策误区，盲目择校到地市级高中，加剧了县域普通高中优质生源的流失。有研究聚焦高等教育，认为人口变化的加速将改变高等教育服务的空间分布。
（二）区域人口增减分化下教育资源统筹调配的理念取向
人口变动与教育资源配置的理想关系是，人口变动决定和预测区域教育资源供需规模与空间分布，从而更好地为区域学龄人口提供教育服务。实现理想关系追求，人口变动下的区域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要坚持协同性、适应性和前瞻性，体现城乡融合与均衡发展等理念。协同性是指人口变动下，区域教育资源统筹调配，是多主体参与的过程，需要多主体协同。有研究指出，基础教育生态系统的诸多要素产生协同效应，可以推动基础教育更好发展。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要以服务区域协同发展大局为主。适应性要求关注人口快速变化下当前区域教育资源的调节能力和调整弹性。有研究提出，建立有韧性的教育财政支持体系，应对人口结构变化等长期挑战。前瞻性强调以人口中长期变化趋势为基础，通过预测性分析和战略性规划，引导教育资源配置从短期调节走向长期布局。要前瞻研判不同区域、不同学段的人口变化情况，科学规划配置教育资源，保障普惠性资源的有效供给。城乡融合强调通过城乡优势互补、双向互动、协调互融、共同发展，形成共生共荣的良好关系态势。均衡发展是人口变动下区域教育资源统筹配置的底层逻辑。推动教育均衡发展，可以避免因教育资源配置差距使教育资源配置成为学龄人口变动的自变量。有研究指出，在高中阶段，要避免优质校资源被稀释，充分利用薄弱校资源，也要从根本上避免学生择校性流动。
（三）适应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教育资源统筹调配
人口变动下的区域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要科学研判，多端发力，系统施策。第一，科学统筹调配教育资源。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决策理念应符合学生全面发展的价值指向，考量人口、教育、经济、地理、文化等综合影响，依据判别条件分类决策；充分认识并挖掘利用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师、课程等方面的资源优势，依循不同类型县域的人口变动和城乡融合发展形态，提出针对性的优化策略。第二，推进多主体参与治理。地方政府需要统筹教育、财政、人事、土地等各部门权责，建立多部门联席会议制度。有研究指出，人口跨区域流动下，资源配置需要通过专项经费支持、创新平台建设、跨领域协同机制等，推动教育系统从“适应性调整”向“引领性变革”跃迁。第三，提高教育资源的统筹重心。市域优质均衡体现着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水平的新高度，建立从县域到市域的经费保障制度，有利于推进义务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有研究聚焦县域高中发展，提出加大省市统筹力度，激发县中发展活力。第四，建立跨学段教育资源共享机制。根据学龄人口流动趋势，提前布局学校建设、教师管理和课程设置，推进基础教育各学段整体优化。有研究认为，未来应统筹城乡教师编制调整，建设九年一贯制幼小、小初学校，初中、高中一体化建设普通中学，实行跨学段师资统筹配置。
七、新时期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
课程教学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载体和关键环节，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发挥着关键作用。2025年，教育部颁布了义务教育、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及课程标准的日常修订版，旨在落实新精神新要求新部署，增强思想性、政治性，为推进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保障。新时期的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应立足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导向，锚定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强化培根铸魂的价值引领，依托数智赋能的课程教学，以学科实践为关键抓手，着力构建高质量课程与教学体系。
（一）铸魂育人：新时期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的价值指向
新时期，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的首要任务是构建立德树人新格局，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目标，充分发挥课程教学在引领理想信念、塑造价值观念、加强品德修养与健全人格养成等培根铸魂的核心价值。立德树人是教学的出发点，也是教学的旨归。教学不只是一种知识传授行为，更是一种培养道德、涵养美德的社会性实践。2025年，学者们积极探索课程与教学改革践行铸魂育人价值导向的有效路径。有学者认为，课程教学目标的定位应观照民族性、时代性和先进性三个维度，以核心素养为支点，以“两个结合”为方法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中“完整的人”和中华文明中的“理想人格”为基础。有学者指出，课程教材体系的建设应立足国家事权的定位，站在关乎意识形态、价值导向与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构建课程教材中世界观的纲与目，体系化表达中华民族、党和国家正确的世界观，通过培育正确的世界观来塑造学生契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形象，以此赋能课程思政力。还有学者提出，思政教育应基于空间拓展的思路，回归社会空间，通过空间的创造与生产破解传统思政课“脱域化”的教育困局。另外，有学者强调，教学体系的建设应深度挖掘中国教育传统中“教学”概念所蕴含的价值或规范性的维度，传承其中与品德或品格塑造相联结的教育智慧。
（二）数智赋能：人机协同式课程实施与教学变革新样态
当前，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智技术正引领着课程与教学改革，催生出人机协同互动的课程与教学新样态。有学者认为，数智化技术打破了教师单向引导和教材固定化的传统样态，通过智能化决策、个性化教学与自主化学习，为教师、学生与技术协同互动的生成式课程实施奠定了技术基础。技术与教学深度融合使得人工智能作为“知识生产者”具有对教学活动的自主性和代理能力，促进教学主体间的关系逐渐向“人师—机师—学生”三维协同转型。有学者充分肯定了技术作为一种内生性要素，对素养成长型数智化课堂生态建构的支撑作用。应以技术服务于高质量课堂创生为主线，以“教学关系重构性、课程内容结构化、学习活动高阶化”为内在逻辑。其中，学习的本质不再是对既有知识的掌握与再现，而是在与人工智能的多轮互动中，通过比较、判断与修正，使意义不断生成的存在性活动。
尽管技术能够改变知识世界的表象，但它改变不了教育知识源于生命、为了生命的本质，要超越“为知识而知识”的价值观，重建教育知识的生命立场，转向注重情感陶冶、价值引导和德性养成。因此，有学者指出，对数智技术赋能课程与教学改革之研究的基本立场在于人机协同式合作而非单向排他式替代。
（三）学科实践：高质量课程与教学体系建设的关键抓手
学科实践是核心素养导向下学习的新理念，也是深化课程与教学改革，转变育人方式，构建高质量课程与教学体系的关键抓手。有学者指出，学科实践的教学价值在于引导学生“像学科专家一样思考与行动”，发挥学科典型性思维与行动的实践育人功能，为构建核心素养导向的课程教学体系提供新视野，进而帮助学生发现知识的意义，为核心素养的生成奠定基础。面对学科实践多维度、多场域的复杂属性，有学者强调，应突出学科实践的理性维度，明确其作为复杂认知性实践的本质，以学生的智力激情为出发点，倡导认知推理的实践方法，促进学生感性认知、理性认知的整体参与。还有学者提出，学科实践要从应用取向转变为探索取向。探索取向的学科实践强调引导学生认识自然、社会和自我，并从中习得知识技能、思想方法、价值观念等，以促进其素养形成。另外，有学者强调应处理好学科与跨学科间的互促共生关系，以知识协商为中介，聚焦主学科导向的跨学科主题学习实践，推动不同学科在差异中实现有机整合，即在保持学科逻辑的同时实现知识整合与创新。
八、全面推进县域高中发展
县域高中是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的关键枢纽点，不仅影响着整个县域基础教育的发展，而且在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人口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教育强国纲要》、《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计划》等文件的印发，为全面推进县域高中发展提供了机遇。
（一）优化布局与补齐短板：回应县域高中资源结构性矛盾
县域高中的资源结构性矛盾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学龄人口变化与县域高中学位供给的矛盾。有研究指出，2016—2017年是我国人口出生的一个高峰期，这期间出生的孩子将于2032年左右进入高中阶段，未来一段时间高中的学位供给压力会持续增加。为此，政府应吸纳社会力量，为非营利性民办高中提供激励，如购买学位等扩大学位供给。另一方面，县域高中的师资和办学条件配置失衡。有研究指出，县域高中普遍面临教师“无编可用”却又必须“有人可用”的结构性资源困境，要加强地方师范院校与地方政府合作，开展“县中来、县中去”的本土化“定向培养、定向就业”模式，确保紧缺师资稳定供给，增强教师队伍地域融入感和稳定性。就办学条件而言，要以县中标准化建设优化高中生成才空间，加强寄宿制高中学校建设，加大对民族地区高中建设支持。
（二）分类发展与特色建设：破解县域高中办学同质化问题
为扭转县域高中“千校一面”、育人方式单一的局面，通过分类发展与特色建设，增强县域高中教育的内在活力。首先，建立以特色发展为导向的分类评价机制。一方面，突破传统学业成绩与高考录取结果评价，建立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综合评价体系；另一方面，引入并确立增值评价的核心地位，聚焦学生进步与学校特色建设成效。此外，分类评价应凸显多维性，全面反映高质量发展水平，涉及学生、教师等多方面，且将其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其次，凝练办学理念，打造具有辨识度的特色品牌。普通高中特色发展是多样化办学的深化升华，县中要凝练办学理念与育人目标，融入学校工作全程。县中振兴需在课程建设上发力，为学生提供分层分类、丰富多样、具有办学特色的课程体系。在校本课程转化国家课程方案时，学校可结合县域特色与资源优势，建设一批在科技、人文、体艺等方面有特色的高中。再次，开展综合高中建设试点，推进普职融通。职普融通的关键是高中阶段教育。综合高中建设试点围绕课程体系优化，探索学籍互转、学分互认机制。推动部分学校转型，为未适应过早教育分化、选择不清晰的学生提供延迟选择机会。鉴于县域产业结构、人才需求及高中阶段分类发展需要，县中振兴既需扩容普高资源，又要加强综合高中建设。
（三）强化治理与完善保障：构建县域高中可持续发展体系
县域高中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治理体系创新，需要完善经费、师资、技术赋能、家校合力等保障体系。一是强化市级、省级统筹。有学者指出，基础教育治理优化需要统筹国家力量和区域贡献，兼顾从“以县为主”向“市县结合”提级，发挥“地方负责”与“省级统筹”、“国家动员”的总体优势，发挥市域统筹的调节作用，形成“以县为主”与“市域统筹”相结合的高中教育管理体制，支持市域高中教育协调发展。要健全经费省级统筹机制，由省级政府依据各区（县）经济发展水平和高中发展情况，测定县中教育经费需求，缩小教育差距；要加大省市统筹力度，优化县域高中教育经费投入机制，县域高中教育质量提升能显著提高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二是完善经费投入与分担机制。研究指出，县中投入分担机制应考虑地方发展水平分类制定，对部分中小城市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县域，在省、市两级设立县中振兴专项。市级党委、政府要在平衡财政投入上发挥积极作用，加大对县中的政策扶持与资金投入。地方政府争取社会支持，落实税费减免政策，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捐赠设立县中振兴基金。三是加强教师培养、引进与专业发展支持。有研究表明，专业性帮扶通过输入外部教学资源与实践指导，能够提升西部薄弱县中教师教学能力与教研协作意识。针对部分学科教师缺编问题，可统筹优质学校教师赴县中授课，县级层面协调“市域走教”教师的课时安排。四是以技术赋能教学。有学者认为，要建好、用好国家和省级智慧教育平台，完善数据共享机制；探索现代高中教育模式，建设县域学情动态监测平台，依托大数据技术分析学生学习情况，反向优化教育资源供给策略。五是健全校家社协同育人机制。父母教育期望能够促进县域青少年的教育发展和社会心理发展，对于异地择校生而言，应引导家长形成正确教育理念，发挥家校合力，保障“家校沟通联动机制”有效运转。
九、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
《教育强国纲要》指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筑牢教育强国根基”。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多次强调要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建设教育强国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面向教育强国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成为撬动教育综合改革的重要战略支点，也是当下备受瞩目的重要学术议题。
（一）高水平大学推动下的教师教育转型
建设教育强国所需的高质量教师队伍，需要更多高水平大学参与教师教育。有研究认为，高水平大学参与教师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教育强国的“六大特质”要求将教师教育置于更为宏大的国家战略坐标中，高水平大学深度参与教师教育尤为关键；另一方面，面对科技革命与大国博弈相互交织的现实境况，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紧迫性日益凸显，亟待具备人才培养联动优势的高水平大学介入。关于高水平大学如何推动教师教育转型，有研究指出，必须明确高水平综合性大学、高水平师范院校等在教师教育中的各自定位与协作关系，各主体形成合力，赋能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其具体路径主要有两类：一是高水平综合性大学、高水平理工院校应发挥综合性大学的综合优势及理工院校的独特学科优势，构建教师跨学科培养机制，推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国优计划”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二是高水平师范院校以组团形式帮扶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薄弱师范院校，帮扶重点涵盖优质资源的开发、分享等，“师范教育协同提质计划”是此类路径的代表。
（二）教育家精神引领师德师风建设
建设教育强国所需的高质量教师队伍，需要将教育家精神作为价值灯塔，引领师德师风建设。2025年，教育部举办教育家精神巡回宣讲活动，拉开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的序幕。以教育家精神引领师德师风建设，有利于塑造具备高尚师德的教师群像，为教育强国建设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生态。有研究指出，“教育家精神”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它指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体现为“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以及“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呈现出政治性、人民性、示范性等特征。还有研究认为，弘扬教育家精神，要充分发挥教育家精神的显性引领价值与隐性熏陶功能，将教育家精神的核心要素融入教师教育的全过程。一方面，通过专题辅导、点对点帮扶等形式，强化教师的从教信念，从而实现弘扬教育家精神的目标；另一方面，应重视具象化叙事的作用，借助电影、纪录片等载体，塑造爱岗敬业、默默奉献的教师形象，为广大教师树立榜样，助推教育家型教师的涌现。
（三）数智赋能高质量教师队伍建设
建设教育强国所需的高质量教师队伍，需要引入数智技术作为驱动力量。2025年，以DeepSeek为代表的大模型给教师发展带来新契机。有研究认为，高质量的数智赋能必须满足两类前提条件，即教师能力体系重构与教师主动求变。前者主要体现为教师的数字素养，包括数字化意识、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数字化学习、数字化应用、数字化专业发展与数字社会责任六个维度。后者则表现为教师的主体性，涉及主体地位的自主性、主体意识的自觉性、主体行为的能动性与主体生命的创造性四个维度。还有研究指出，借助数智技术可打造全新的知识路径、方法路径与价值路径，通过教学内容生成、教学决策优化、教师行为解析等方式，多渠道赋能教师队伍建设，促使教师发展从“知识获取”迈向“意义求索”，从“单核驱动”迈向“多核协同”，以及从“碎片习得”迈向“结构自省”。然而，诸多学者认为，现阶段数智赋能教师队伍建设仍面临教师的数字技术运用能力相对欠缺、数字技术运用积极性不足等困境。重构教育数字化生态、构建数字友好型教师发展空间等或是应对困境的可能方案。
（四）适应人口变动的教师管理创新
建设教育强国所需的高质量教师队伍，需要创新适应人口变动的教师管理方式。为适应人口变动新形势，创新教师管理方式尤为关键。有研究指出，目前学龄人口疏密不均、“排浪式波动”以及总量下降的时空变化趋势，使区域间师资供需矛盾日益凸显，迫切需要加强师资监测预警与余额匹配。
“教师流动”与“教师退出”是人口新形势下教师管理创新的两大核心议题。“教师流动”重点聚焦城乡之间的教师流动。有研究指出，随着城镇化率的持续提升，未来十年，乡村教师的占比和人数会持续下降，而城镇教师占比会有所上升，利用网络空间共享优质教师的“虚拟流动”等举措，或可缓解乡村教师短期内结构性短缺的问题。同时，乡村小规模学校还存在着总量冗余的情形，可考虑通过结构性调整实现冗余师资的合理配置。“教师退出”则侧重于构建教师退出机制。有研究认为，面对学龄人口总体减少的趋势，可制定统一的教师退出标准，建立聘任合同到期后原则上续聘制度、救济制度等，在完善教师退出机制的同时，尽可能地保障教师的权益。
十、面向教育强国建设的教育评价改革
教育评价改革是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教育现代化与教育强国的关键举措。《教育强国纲要》不仅指出要建立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支持的教育评价和科学决策制度，还提出要通过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树立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防止和纠正“分数至上”等偏差。这为新时代面向教育强国建设的教育评价改革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为学界研究教育评价改革提供了基本路向。
（一）功能转向：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教育评价的转型与构建
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全局，在教育强国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枢纽作用，它既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引擎和动力，也是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手段和重要保证。有研究认为，就基础教育评价而言，其功能应从选拔转向促进学习，扭转评价内容盲目求全、评价结果过度求量、评价形式机械求多、评价方法应用失衡等现实问题，实现从甄别选拔转向关注人的发展，从重视结果转向关注过程，从重视效率转向注重公平和质量的价值定位，引导基础教育回归育人本质。就高等教育评价而言，其功能应从筛选转向促进发展，教育评价要关注评价对象的整体性、多样性和发展性，观照评价对象生命活动本身，强调教育评价和质量保障文化建设。可以说，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教育评价从理念到功能再到形态皆有待逐步转型，以构建与教育强国建设需求相匹配的教育评价体系。
（二）技术迭代：数智时代教育评价的深层变革与多重风险
当代数智技术的迅猛发展正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冲击传统教育体系，包括推动教育评价体系的深层变革和不确定性带来的多重风险。伴随教育数字化的全面发展与深入推进，教育评价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正在经历根本性重塑，教育评价实践模式也呈现出新动向，包括从单一标准体系转向多维标准体系评价，从单向线性过程性评价转向全时空评价，从传统发展性评价转向预测发展性评价。有研究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推动教育评价转型，包括评价理念从“甄别诊断”转向“素养发展追踪”，评价主体从“教师主导”转向“人机共生型评价共同体”，评价内容从“单一知识”转向“综合素养”，评价方法从“标准化测验”转向“人机协作的多元方法”，评价结果从“静态等级划分”转向“个性化学习发展轨迹与反馈生成”。然而，教育评价一旦被技术理性所主导，也存在诸多风险。有学者提出，数智时代不仅会加剧教育评价体系存在的公平与科学的价值冲突，还可能产生数字拜物教、人类特征数字符号化、数字化歧视等风险。因此，数智时代的教育评价改革，应注重教育评价的人文向度，充分尊重人的主体性地位。
（三）时代呼唤：世界一流中国特色教育评价体系的建设探索
构建世界一流中国特色的教育评价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它具有历史必然性、文明独特性、现实必要性和战略重要性。有研究指出，构建世界一流中国特色教育评价体系，应坚持党的领导和以人为本作为思想主线，发挥中国特有的政治、政策、组织、改革、规模、开放等优势，构建符合时代要求、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评价体系。在评价目标上，应立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时代方位，对标世界教育强国标准；在评价内容上，以新发展理念为价值导向重构评价重心，发挥推进教育、科技、人才高质量发展的联动倍增效应；在评价主体上，重视达成多元主体评价文化共识，加强不同主体间的评价话语权互动；在评价使用上，整合不同形式的评价话语，并增进使用者对评价的参与和理解。为此，应确立超越“可测量的”教育质量观，建立多元评价制度，从多个方面来评价学生的素质发展情况，为学生升入高一级学校提供多元渠道；同时，还应推动正能量信息的有序流转，削弱隐性认知“指挥棒”影响，营造正向评价认知的评价生态。
可以说，教育评价改革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了关键制度支撑，也成为教育强国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它既是现代范式内部的解蔽与解放，也是一项现代性的“未完成的方案”。
文章来源：教育研究微刊（ID:jyyjweixin）2026-0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