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首发!《2025中国新质生产力人才指数报告》

一、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架构与多维支撑

要理解新质生产力人才发展的逻辑，首先需要把握新质生产力自身的理论内涵与支撑体系。与传统生产力相比，新质生产力在三个根本维度上实现了范式转变：其生产要素从土地、劳动力等传统要素转向数据、算力、知识资本等新型要素；其驱动机制从资本积累驱动转向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驱动；其价值创造方式从规模经济主导转向范围经济与长尾效应并重。这种转变的本质，是对发展质量的深刻追求，是对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依赖于一个稳固的“产业-金融”双支撑体系。产业层面，传统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并非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构成了一个协同共生的有机整体。传统产业是经济的基础和支柱，通过技术改造、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升级，能够焕发新的活力，为新兴产业提供市场、供应链和经验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如报告重点关注的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是引领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代表了当前的科技前沿和产业方向。未来产业，如低空经济，则更具前瞻性和颠覆性，虽处于产业化初期，却决定着国家长远的竞争格局。这三类产业通过资源共享、技术渗透和业态融合，共同编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宏大图景。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血脉，为新质生产力的萌芽与壮大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养分。科技创新活动固有的高风险、长周期特征，使其难以完全依赖传统信贷金融。因此，一个多元、分层、精准的金融支撑体系至关重要。这其中包括敢于承担风险的创业投资和私募股权基金，为初创企业和颠覆性技术注入“耐心资本”；包括活跃的多层次资本市场，通过科创板等机制为科技型企业提供直接融资渠道；也包括具有中国特色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金融体系通过有效的风险识别、定价与配置，成为连接技术突破、产业转化与市场应用的关键桥梁。

二、人才指数揭示的全国格局：东强西弱与梯度分化

基于涵盖“人才资源”“人才效能”“人才环境”“人才载体”四个维度、八个二级指标及数十个三级指标的评价体系，报告对全国70个大中城市的新质生产力人才发展水平进行了系统评估。结果显示，全国整体呈现出“东强西弱、梯度分化”的空间格局。

在2024年城市综合排名中，北京、上海、深圳位居前三，广州、杭州、南京、合肥、武汉、成都、重庆紧随其后，构成第一梯队，前十城市几乎均为一线和新一线城市，且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之下，西部和东北地区城市整体排名靠后。从区域看，东部地区优势显著，中部次之，西部与东北得分较低且差距不大，反映出我国长期区域发展不平衡在人才领域的集中体现。

分维度看，人才资源方面，北京、上海、深圳凭借人才规模优势明显领先，但各城市在人才结构上的差距相对有限；人才效能方面，头部城市仍居前列，深圳呈现出经济转化能力突出、源头创新相对偏弱的特征。人才环境维度中，襄阳跻身前列，显示非一线城市亦可通过精准服务实现突破；在人才载体维度，头部城市在创新载体上优势明显，而绿色载体建设呈现出中部地区加快发展的趋势。动态比较表明，城市排名具有较强流动性，中西部部分城市加速上升，也有城市因产业升级和创新生态不足而相对回落，凸显人才竞争“不进则退”的现实特征。

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人才脉搏：需求激增与结构挑战

四、标杆城市的探索与实践：殊途同归的生态竞争

面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时代命题，中国各主要城市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展开了各具特色的人才战略实践。报告深入解读了杭州、南京、武汉、成都四个代表性案例，它们的发展路径虽异，但核心都指向了“构建良性人才生态”这一共同目标。

杭州正从享誉全球的“电商之都”向硬核的“中国硅谷”演进。其人才工作的精髓在于“生态运营”思维。政策上，构建了覆盖顶尖科学家到青年大学生的多层次、立体化支持网络，特别是“人才码”数字化服务，实现了政策一键兑现。产业上，依托阿里巴巴等巨头和“杭州六小龙”等新锐，形成了强大的平台牵引效应，让人才有舞台、事业有奔头。培养上，深化产教融合，鼓励高校与企业共建实验室、定制课程。杭州的实践表明，将人才政策从单纯的“优惠补贴”升级为“发展赋能”，营造“事业有支撑、生活有归属”的整体环境，是吸引和留住高素质人才的关键。

南京充分发挥其作为东部重要中心城市和科教资源富集的优势，着力打造“人才强磁场”。其策略可概括为“筑基”与“塑优”。一方面，通过极具包容性的落户政策（大专即可落户）和“有岗位、没单位”的柔性引才模式，做大人才基数，广纳天下英才。另一方面，精心打造“紫金山英才卡”集成服务品牌和“海智湾”国际人才街区，在生活保障、事业发展、文化融入上做到极致，提升人才的获得感与归属感。南京尤其注重通过制度性改革释放人才活力，如在评价中破除“四唯”倾向、下放职称评审权等。这座城市证明，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开放的制度创新相结合，能够形成独特而持久的人才吸引力。

武汉展现出老牌工业基地向新质生产力策源地转型的坚定决心。它构建了“四维一体”（人才资源、效能、环境、载体）的系统性人才政策生态。其突出特点是强烈的“产业导向”和“效能导向”。人才引进紧密围绕光电子信息、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等五大优势产业集群，实施“揭榜挂帅”。人才评价不再唯论文、唯职称，而是看重技术突破的硬核度和产业转化的实绩。同时，武汉通过建设光谷科学岛等高端载体，以及设立“科创贷”等金融工具，为人才提供了从研发到创业的全链条支撑。武汉的探索说明，对于科教实力雄厚但市场化程度有待提升的地区，推动人才与产业深度融合，是激活创新潜能、将科教优势转化为发展胜势的必由之路。

成都作为西部人才高地，探索出了一条“制度引才、空间聚才、生态留才”的独特路径。其人才体系以精细化的“分类认定”为起点，对不同层次人才给予差异化的精准支持。最具特色的是其“政策—空间—产业”的深度耦合机制。成都根据各区域的主体功能定位（如高新区搞电子信息、天府新区搞生物医药），配套定制化的人才政策，让人才布局与城市空间规划、产业地图同步演进，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此外，通过“蓉城人才码”提供一站式服务，并大力建设国际人才社区，成都正从“成本洼地”转向“价值高地”。成都的经验启示，后发城市可以通过更系统、更精细、更人性化的制度设计，在人才竞争中形成独特的比较优势。

五：迈向2035的无界娱乐体系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深圳在新质生产力人才发展上的表现与挑战都具有典型意义。深圳新质生产力人才指数综合得分连续两年位居全国第三，呈现出“总体领先、结构分化”的态势。其“人才资源”雄厚，总量突破700万，高技能人才占比居全国前列；“人才环境”优越，构建了涵盖安居、医疗、子女教育的“五个无忧”服务体系；“人才载体”坚实，拥有超过2.5万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然而，其“人才效能”表现出显著的不平衡：经济效能得分高居第一梯队，凸显其强大的产业化和商业化能力；但创新效能得分相对落后，反映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仍是短板。这正是深圳“应用创新强、源头创新弱”城市特质的真实写照。

同时，在三大重点产业中，深圳的表现各有千秋。生物医药产业人才指数稳步上升，政策驱动的需求增长和具有竞争力的薪酬是主要优势，但相比上海、北京，在顶尖科研机构和领军企业集聚上仍有差距。人工智能产业稳居全国第一梯队，其核心优势在于由海量科技企业创造的旺盛市场需求和充满活力的创投生态。然而，人才供给高度依赖外部输入，本地顶尖高校的“造血”能力亟待加强。低空经济产业是深圳的领跑领域，人才综合指数全国第一，这得益于深圳率先立法、全域开放场景的超前布局。其挑战在于，产业尚处早期，大型领军企业不多，同时精通航空与信息技术的复合型顶尖人才极为稀缺。

深圳的人才政策体系体现了鲜明的“问题导向”和“精准施策”特征。针对生物医药，着力打通“临床研究-产业转化”链条，并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人才资格互认；针对人工智能，通过设立千亿基金群、举办“兴智杯”大赛等方式，打造“以赛引才、以投聚才”的生态；针对低空经济，则以真金白银的补贴和全方位的法规保障，快速构建产业基础设施和人才吸引力。与杭州的比较研究进一步揭示，深圳的政策风格更具“高强度、强激励、竞赛驱动”的色彩，与其市场化程度高、企业活力强的整体环境一脉相承。

展望未来，深圳要持续保持领先，必须在巩固市场化、国际化引才优势的同时，下大力气补足源头创新的短板。这需要长期主义视野，加大对本地高水平大学和基础研究机构的投入，深化“校企共生”的联合培养模式，构建“引育并重”的人才可持续发展格局，从而为其建设全球标杆城市提供不竭的智力源泉。

结论：迈向以人才为中心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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