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神数中国研究院 丁宇辰 李哲欣 陈纪华
全球货币政策格局：多速并行下的分化与协同
1.1 后通胀时代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取向重构
2020年全球疫情引发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在2022年至2024年的高通胀周期中迎来全面收紧，美联储、欧洲央行等主要央行开启了近半个世纪以来最激进的加息进程，全球金融市场进入流动性收紧的调整期。而步入2026年，全球货币政策正式告别“同步收紧”的单一逻辑，进入“多速并行”的新阶段，核心驱动因素源于各经济体通胀回落节奏、经济复苏动能的显著差异。美国经济在消费韧性与制造业回流的支撑下，通胀呈现“粘性回落”特征，美联储在2026年采取“偏鸽派审慎”的货币政策取向，暂缓加息但并未开启大规模降息，以防范通胀二次反弹；欧元区受能源危机后续影响与经济复苏乏力的双重制约，欧央行率先于2025年末启动降息，成为发达经济体中货币政策转向的先行者；日本则在维持多年的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后，于2026年开启渐进式货币政策正常化，逐步调整超宽松政策框架。
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在2026年明确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作为核心考量。这一政策取向的制定，源于国内实体经济供强需弱的矛盾尚未根本缓解，传统制造业与部分新兴产业存在产能过剩问题，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受收入增长与预期波动制约，适度宽松的货币环境成为提振市场信心、扩大有效需求的关键抓手。与发达经济体不同，中国的货币政策宽松并非简单的“大水漫灌”，而是强调精准滴灌与结构优化，通过降准、降息等工具的组合使用，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形成调控合力，重点对接实体经济重点领域与薄弱环节的融资需求。
1.2 中国货币政策的工具选择与实施逻辑
2026年中国货币政策的工具选择呈现“降准优于降息、量宽价平、缩长放短”的鲜明特征，这一选择并非政策偏好，而是基于中国经济基本面与金融市场结构的客观考量。从降准来看，其适配性远高于大幅降息，一方面降准能够增加商业银行可自主支配的资金，使其有充足能力配置政府债券，实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高效联动，契合当前财政政策发挥宏观调控主导作用的定位；另一方面，降准释放的长期资金能够有效缓解商业银行的负债压力，维护银行体系的流动性稳定。但2026年降准的必要性与空间均有所下降，全年预计仅存在1次50个基点的降准窗口，且大概率落地于一季度，与银行长期负债“由长到短”置换的节奏相匹配，而国债买入操作成为降准的重要替代工具。
降息方面，中国不具备持续大幅降息的基础，核心原因在于消费与投资的利率弹性较低。消费端，居民存款的风险偏好偏低，即便存款利率下降，资金更多向理财、股市等领域转移，而非显著转化为消费支出；投资端，企业投资决策的核心考量是项目收益与市场风险，贷款利率的小幅调整对其投资意愿的影响有限。但降息仍存在渐进式操作空间，一是国内物价水平偏低导致实际利率处于相对高位，为降息提供了物价层面的支撑；二是人民币汇率保持升值态势，在全球降息周期中形成了有利的外部环境。2026年公开市场操作利率预计将有1-2次、累计10-20个基点的调降，且降息落地更注重响应政策表态，同时以银行存款利率压降、负债成本下降为前提。
从流动性投放来看，央行延续“量宽价平”的思路，隔夜利率维持在合理区间，投放结构上更倾向于“缩长放短”，以买断式逆回购为主要工具，中期借贷便利净投放有限，通过精准调节国有大行的资金融出行为，实现流动性的合理充裕与精准传导。同时，2026年中国货币政策的目标函数发生重要重构，“宽信用”不再等同于居民与企业部门的片面“宽贷款”，而是在宏观审慎与金融稳定的框架下，综合考虑银行息差压力，保障政府杠杆利率稳定，大力推进权益类直接融资，推动金融资源从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有序转换。
1.3 全球货币政策分化的外溢效应与协同挑战
货币政策的全球分化引发了显著的跨境资本流动、汇率波动与资产定价重构，成为2026年至2030年全球金融市场的核心变量之一。美联储的“偏鸽审慎”与欧央行、日本央行的政策转向形成利差差异，推动美元指数在2026年呈现“宽幅震荡”特征，新兴市场国家面临资本外流与本币贬值的阶段性压力，但相较于2022年的激进加息周期，压力已显著缓解。中国凭借稳健的经济基本面、外汇市场的供求平衡与充足的外汇储备，成为新兴市场中的“避风港”，2025年中国跨境资金净流入3021亿美元，银行结售汇顺差1966亿美元，外汇市场保持较强韧性，2026年跨境资金流动将继续保持平稳有序，为货币政策的独立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
货币政策分化也加剧了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利差变化推动跨境套息交易行为增加，股票、债券、外汇市场的联动性显著增强，单一市场的波动极易通过跨境资金传导至全球市场。同时，不同经济体的货币政策目标差异导致协同难度加大，发达经济体更关注通胀与金融稳定，而新兴市场国家将经济增长、资本流动稳定作为核心目标，G20等多边协调机制面临政策取向分歧的挑战，全球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与“输入效应”形成相互交织的复杂格局。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货币政策的协同并非意味着“同步操作”，而是在尊重各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基础上，加强政策沟通与预期管理，避免以邻为壑的汇率竞争与贸易保护主义。2026年以来，美联储、欧央行、中国央行等主要央行均加强了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与前瞻性指引，通过定期发布政策报告、召开新闻发布会等方式稳定市场预期，成为缓解政策分化外溢冲击的重要手段。未来五年，建立全球货币政策的常态化沟通机制，将成为完善全球金融治理的重要内容。
1.4 低利率环境的长期趋势与市场适应性调整
从长期来看，全球经济潜在增长率下行、人口老龄化、储蓄率高企等结构性因素，决定了低利率仍将是未来五年全球货币政策的整体基调，即便部分经济体开启货币政策正常化，也将呈现“渐进式、慢节奏”的特征，难以回归高利率的传统周期。低利率环境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了深层次的结构性影响，一方面推动市场主体的资产配置行为发生改变，投资者为追求更高收益，逐步降低对固定收益类资产的配置比例，增加权益类、另类资产的投资，推动全球资产定价体系的重构；另一方面，低利率降低了企业与政府的融资成本，为实体经济复苏与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金融支撑，但也可能引发金融杠杆高企、资产泡沫积累等潜在风险。
面对低利率的长期环境，各经济体与市场主体均在进行适应性调整。从政策层面，各国央行强化了宏观审慎政策的运用，通过逆周期资本缓冲、贷款价值比限制等工具，防范低利率引发的金融风险；从市场层面，金融机构加快产品创新，推出多元化的收益增强型产品，满足投资者的资产配置需求；企业则优化资本结构，合理利用低利率环境进行债务置换与长期融资，提升财务稳健性。未来五年，如何在低利率环境中平衡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将成为全球货币政策制定者与市场主体共同面临的核心课题。
地缘政治重构：金融市场的定价逻辑与资产重估
2.1 地缘政治裂变下的全球金融市场新范式
2026年全球正式步入地缘政治直接主导金融市场的“大博弈”时代，这一范式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冷战结束以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长期演变的结果，核心标志是“资源民族主义”与“新帝国主义”逻辑的回归，主权原则与资源控制成为地缘博弈的核心，全球供应链深度重构，传统的金融市场定价逻辑被彻底改写。在此之前，全球金融市场的定价核心围绕经济基本面、货币政策、企业盈利等传统变量，地缘政治仅作为短期扰动因素存在；而未来五年，地缘政治将成为资产定价的核心变量，其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从“短期扰动”转向“长期主导”，从“局部影响”转向“全局渗透”。
全球地缘格局的裂变呈现出鲜明的特征，即美国的“霸权维护”与新兴经济体的“战略反制”形成双向博弈，推动世界向多极化秩序加速演变。美国通过在拉美地区的直接干预、全球范围内的关税保护主义、对核心资源的掌控，试图维护其在全球经济与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2026年初对委内瑞拉的行动超越传统制裁，转向直接的政权更迭与资源控制，旨在掌控全球18%的已探明石油储量，同时推动制造业回流，强化本土供应链安全。而中国、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则通过构建战略韧性、实施资源出口管制、深化区域经济合作，形成对美国霸权的有效反制，地缘博弈的焦点从传统的军事、政治领域，全面延伸至资源、金融、科技等经济领域。
这种地缘政治的裂变引发了全球经济的碎片化，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全球贸易量出现显著萎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若地缘冲突进一步升级，可能拖累全球GDP增长0.5%-1%。金融市场作为经济的“晴雨表”，率先反映地缘政治的变化，全球股市、债市、大宗商品市场的波动性显著提升，资产价格的走势与地缘博弈的节奏高度绑定，未来五年，地缘政治风险将成为全球投资者进行资产配置时必须纳入的核心框架。
2.2 资源武器化引发的战略性商品结构性重估
地缘博弈的核心抓手是资源控制，“资源武器化”成为2026年以来地缘政治的显著特征，中国、美国、俄罗斯等主要经济体均将核心资源的供应安全作为国家战略，通过出口管制、资源收购、供应链重组等方式，强化对关键资源的掌控，这一行为直接引发了全球战略性商品的供需失衡，推动其价格出现结构性重估，从传统的周期性波动转向长期的趋势性上涨。
白银成为资源武器化的首个标志性品种，中国作为全球精炼银贸易的主导者，掌控着60%-70%的市场份额，2026年元旦起对白银出口实施严格许可制，此举与稀土领域的管控策略一脉相承，旨在保障本国绿色能源与高科技产业的供应链安全。而白银的需求端正迎来爆发式增长，太阳能、电子、AI数据中心等领域的需求年增速约20%，新矿供给的开发又需要数年周期，供需缺口的扩大叠加出口管制，推动白银价格在2025年暴涨163%，2026年初逼近80美元/盎司，其金融属性也实现了从“工业金属”向“一级储备资产”的跨越，成为继黄金之后的又一重要的信用对冲资产。
黄金的货币属性在地缘动荡中进一步强化，成为各国应对金融制裁武器化、脱离美元体系风险的核心压舱石。2025年金价上涨67%，各国央行的购金规模创1950年以来的新高，新兴市场国家成为购金的主力，通过增加黄金储备优化外汇储备结构，降低对美元资产的依赖。花旗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预测，未来五年金价可能突破5000美元/盎司，这一预测并非单纯基于通胀预期，更反映了市场对现有全球货币与政治秩序的深层次信任危机，黄金作为“终极信用对冲物”的价值被重新认知。
铜及关键矿产则成为绿色转型与国防安全的核心瓶颈，铜作为电气化的核心金属，被称为“铜博士”，其价格在2025年上涨37%，中国在全球精炼铜产能的主导地位，使其成为潜在的地缘反制牌。稀土、铀、铂族金属等关键矿产的价格同样出现大幅上涨，这些矿产是新能源、半导体、国防军工等产业的核心原材料，其供给短缺直接推高了全球能源转型与基建的成本，形成了“绿色通胀”与“国防通胀”的双重压力。未来五年，战略性商品的结构性短缺将成为常态，其价格重估并非短期行情，而是地缘政治重构与全球产业转型共同推动的长期趋势。
2.3 地缘动荡下的金融市场分化与板块轮动
地缘政治的裂变与资源武器化，推动全球金融市场从“普涨普跌”转向显著的结构分化，市场的领涨板块与抗跌品种发生根本性改变，传统的投资逻辑与板块轮动规律被打破，未来五年，与实物资产、矿产资源、国防安全相关的领域将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核心主线，而纯科技叙事、全球化属性较强的板块则将面临持续的调整压力。
股票市场的分化最为显著，全球主要股指的波动性急剧放大，标普500指数甚至可能出现400-500点的日内震荡，指数的整体走势不再是市场关注的核心，板块与个股的结构性机会成为投资的关键。从板块来看，矿业股、能源股、国防军工股、稀有金属股展现出极强的抗跌性与上涨动力，这些板块直接受益于战略性商品的价格上涨与地缘冲突带来的需求增加；而依赖全球供应链、海外市场占比较高的消费股、科技股则面临业绩下滑与估值压缩的双重压力，即便是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板块，也呈现出“硬科技、实应用”的领涨特征，单纯的概念炒作难以获得市场认可。
债券市场则呈现出“避险属性强化、信用分层加剧”的特征，国债等无风险资产成为地缘动荡中的避险选择，推动其收益率持续走低，而信用债市场的分化则进一步加剧，与资源、国防相关的企业债券需求旺盛，收益率下行，而受地缘冲突影响、供应链不稳定的企业债券则面临信用利差扩大、发行难度增加的问题。同时，地缘政治风险也推高了债券市场的违约风险，部分新兴市场国家与高负债企业，在资本外流、本币贬值、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多重压力下，出现债务违约的概率显著上升。
外汇市场的格局则围绕“美元信用弱化、区域货币走强”展开，美元作为传统的避险货币，其地位在全球多极化格局中受到挑战，美元指数的长期上涨趋势被打破，呈现出宽幅震荡的特征；而人民币、欧元、日元等区域货币，以及部分大宗商品出口国的货币，在本国经济基本面与资源优势的支撑下，展现出较强的韧性，人民币更是凭借中国稳健的经济基本面与外汇市场的供求平衡，成为新兴市场中的强势货币，未来五年，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将在地缘政治重构中加速推进。
2.4 硬资产时代的来临：全球资产配置的逻辑重构
地缘政治的持续动荡、全球货币信用的周期性动摇、战略性商品的结构性短缺，共同推动全球金融市场进入“硬资产时代”，这一时代的核心特征是，不依赖任何单一国家信用的实物资产，其内在价值被系统性重估，成为财富保全与价值衡量的终极锚点，未来五年，全球资产配置的逻辑将从“追逐增长”转向“安全优先”，从“金融资产主导”转向“硬资产与金融资产均衡配置”。
硬资产的范畴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黄金、白银，而是扩展至整个战略性矿产资源、能源产品、农田、房地产等实物资产，以及与硬资产相关的金融产品。这些资产的核心优势在于其具备真实的内在价值与使用价值，不受单一国家的货币政策、金融制裁的影响，在信用货币体系面临挑战、地缘冲突持续升级的背景下，成为抵御风险、保全财富的重要工具。从国家层面来看，各国央行通过增加黄金储备、掌控核心矿产资源，构建国家金融安全的屏障；从机构层面来看，养老基金、保险资金、主权财富基金等长期机构投资者，纷纷降低对股票、债券等传统金融资产的配置比例，增加对实物资产、大宗商品、资源类股票的战略配置；从个人层面来看，普通投资者也开始通过基金、ETF等产品，参与硬资产的投资，推动硬资产的需求持续增加。
硬资产时代的资产配置逻辑，要求投资者将地缘政治风险纳入核心框架，进行跨市场、跨品种、跨区域的多元化配置，降低对单一资产、单一市场的依赖。具体而言，在资产类别上，增加黄金、白银、大宗商品等实物资产的配置比例，同时布局与硬资产相关的股票、债券；在区域布局上，降低对欧美等传统市场的配置权重，增加对新兴市场、大宗商品出口国的投资，尤其是中国、东南亚、中东等地缘政治相对稳定、经济增长潜力较大的区域；在投资风格上，从“趋势投资”转向“价值投资”，关注资产的真实内在价值与现金流，摒弃单纯的概念炒作与估值泡沫。
同时，硬资产时代也并非意味着金融资产的失效，而是金融资产的定价将更加贴合实物资产的价值，与硬资产深度绑定的金融产品将获得持续的发展机遇，而脱离实物资产、缺乏真实收益支撑的金融产品则将被市场淘汰。未来五年，全球金融机构将加快与硬资产相关的金融产品创新，推出大宗商品ETF、资源类REITs、硬资产指数基金等多元化产品，满足投资者的配置需求，推动金融市场与实物资产市场的深度融合。
数字金融革命：合规重构下的产业升级与跨境协同
3.1 2026：全球数字金融的合规重构元年
2026年成为全球数字金融发展的关键分水岭，告别了过去的“野蛮生长”阶段，进入“合规即生存、合规即发展”的全新时期，全球各国均加快了数字金融监管框架的定型与落地，监管与产业从过去的“对抗”转向“协同”，核心目标是在金融创新与风险防控之间建立可编程、可验证的平衡机制。在此之前，全球数字金融的发展呈现出“创新领先、监管滞后”的特征，各国的监管规则存在显著差异，部分地区甚至处于监管空白状态，导致虚拟货币炒作、金融诈骗、跨境资金流动失控等风险频发，严重威胁了金融体系的稳定。
2026年全球数字金融的监管框架形成了三大核心协同区，分别是以美国GENIUS法案为核心的北美监管区、以欧盟MiCA法案与DORA条例为核心的欧洲监管区、以中国数字人民币监管规则与香港《稳定币条例》为核心的亚太监管区，三大监管区均完成了监管规则的闭环，形成了“牌照管理、实时审计、合规备案、风险防控”的全流程监管体系。美国GENIUS法案进入全面执行期，实现了联邦-州双轨持牌对稳定币全链条的覆盖，万亿资产上链试点仅向合规发行方与持牌机构开放，现实资产通证化的发行与交易被纳入联邦级审查；欧盟完成了MiCA法案的“授权-审计-合规”闭环，要求稳定币发行方在2026年中前完成全欧盟统一备案，同时通过DORA条例与MiCA法案的联动，强化数字金融机构的运营弹性与数据安全；中国香港的《稳定币条例》进入存量清理与跨境互认阶段，持牌机构可对接数字人民币2.0开展跨境测试，推动形成“港元稳定币+数字人民币”的双轨支付生态。
全球数字金融的合规要求呈现出“标准化、精细化、动态化”的特征，不再是简单的“禁止与限制”，而是通过明确的监管规则，引导数字金融向合规、有序的方向发展。合规不再是数字金融机构的成本中心，而是其规模化发展与跨境展业的必备资质，只有完成合规备案、获得监管牌照的机构，才能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2026年成为全球数字金融的“合规重构元年”，这一重构不仅推动了行业的洗牌，淘汰了不合规的小型机构，更奠定了未来五年数字金融发展的制度基础，推动数字金融从“概念创新”转向“实体赋能”。
3.2 技术底座升级：AI与区块链的融合共生
数字金融的合规发展离不开技术的支撑，2026年以来，全球数字金融的技术底座迎来全面升级，人工智能与区块链两大核心技术从过去的“单独应用”转向“融合共生”，不再是简单的金融辅助工具，而是成为数字金融的核心基础设施，定义了新的金融服务范式，为合规监管与业务创新提供了双重支撑。未来五年，AI与区块链的深度融合将成为全球数字金融技术发展的核心主线，推动数字金融的效率提升、风险防控与模式创新。
人工智能在数字金融领域的应用实现了从“单点应用”到“全面渗透”的跨越，金融专用大模型成为各类金融机构的标配，在信贷审批、风险控制、财富管理、合规审计等核心业务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与通用大模型不同，金融专用大模型经过了金融数据的训练与优化，具备更强的专业性、准确性与安全性，能够实现“数据+知识”的双驱动决策，解决了传统金融服务中效率低、成本高、主观性强的问题。在信贷审批中，金融专用大模型能够通过分析企业的经营数据、交易流水、信用记录等多维度信息，实现自动化的信贷评估与风险定价，大幅提升审批效率；在合规审计中，AI能够实现反洗钱、客户身份识别的自动化处理，将合规响应速度提升至T+0，同时降低30%以上的合规成本。
智能代理作为人工智能的重要应用形式，在2026年实现了大规模普及，能够自动完成跨境合规筛查、储备资产再平衡、用户风险适配等复杂任务，成为金融机构与投资者的“智能助手”，推动金融运营效率提升50%以上。同时，监管机构也加快了人工智能的应用，通过AI构建智能监管系统，实现对数字金融市场的实时监控、风险预警与违规识别，解决了传统监管“事后监管、效率低下”的问题，实现了监管与创新的同步发展。值得注意的是，2026年全球对金融人工智能的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算法的透明度与可解释性被纳入监管评估体系，杜绝了“算法黑箱”带来的金融风险，推动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合规应用。
区块链技术则实现了从“概念炒作”到“生产级应用”的转变，联盟链成为区块链在金融领域应用的主流模式，与公有链相比，联盟链兼具去中心化、可追溯的技术优势与合规、可控的监管优势，更适合金融机构的业务需求。2026年美国启动的万亿资产上链试点，成为区块链技术生产级应用的标志性事件，试点聚焦于国债、企业债、供应链金融等低风险的现实资产通证化，采用“联盟链+实时审计”的架构，实现了资产流转的可追溯、可验证，将跨境结算成本降低80%以上。跨链互操作性成为区块链技术发展的核心方向，香港与欧盟均在推动合规跨链桥的建设，支持持牌机构在不同监管区之间无缝迁移资产，解决了区块链“链上孤岛”的问题，推动数字金融资产的跨市场流动。
AI与区块链的融合共生成为数字金融技术发展的核心趋势，人工智能为区块链提供了高效的数据分析与风险控制能力，区块链为人工智能提供了安全、可信的数据基础，二者的结合推动了数字金融服务的智能化、去中心化与合规化。例如，在供应链金融中，通过区块链实现供应链上交易数据的上链存证，保证数据的真实性与不可篡改，再通过人工智能对链上数据进行分析，实现对中小企业的精准信贷支持；在跨境支付中，通过区块链实现支付流程的去中心化，降低结算成本，通过人工智能实现跨境合规筛查与风险控制，保障支付安全。未来五年，AI与区块链的融合将持续深化，推动数字金融技术的不断创新，为全球金融市场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3.3 资产上链爆发：现实资产通证化的万亿市场
在合规框架的完善与技术底座的支撑下，2026年全球现实资产通证化迎来爆发式增长，成为数字金融发展的核心赛道，这一趋势并非简单的金融产品创新，而是全球金融资产的数字化重构，推动传统的现实资产与数字金融市场深度融合，形成万亿级的全新市场。现实资产通证化，即通过区块链技术将国债、企业债、绿色债券、应收账款、房地产等传统的现实资产，转化为可在链上交易、流转的数字通证，其核心价值在于提升资产的流动性、降低交易成本、拓宽融资渠道，解决了传统现实资产“流动性差、交易门槛高、信息不对称”的痛点。
2026年全球现实资产通证化的发展呈现出“合规驱动、低风险优先、区域协同”的特征，各国均将低风险、高流动性的资产作为通证化的首选，严格限制高风险资产的通证化，同时通过区域监管协同，推动现实资产通证化的跨境发展。美国作为全球金融市场最发达的国家，其万亿资产上链试点聚焦于国债、市政债、高评级企业债等低风险资产，要求发行方满足GENIUS法案的100%储备与透明披露要求，试点的落地将带动5000亿美元以上的资产完成链上确权与交易，成为全球现实资产通证化的标杆；欧盟则在MiCA法案的框架下，允许合规的数字资产服务提供商开展现实资产通证化业务，重点聚焦于绿色债券、应收账款等与实体经济密切相关的资产，要求资产池与发行方严格隔离，并接受季度独立审计，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中国则在全国统一的金融监管沙盒内，开展“数据资产+供应链金融”的通证化试点，明确了数据资产的持有、加工、经营权，支持银行推出“数易贷”等数据资产质押融资产品，推动数据资产这一新型现实资产的价值实现。
现实资产通证化的基础设施在2026年实现了全面成熟，链上托管、实时审计、跨链清算成为行业标配，传统金融机构开始全面布局现实资产通证化业务，成为市场的主导力量。摩根大通、汇丰银行等国际大型金融机构，纷纷推出合规的现实资产通证化平台，对接央行支付系统与监管报送接口，实现了现实资产通证化的全流程合规运营；中国的商业银行则加快接入数字人民币体系，推动供应链金融资产的通证化，实现了“通证化+数字支付”的闭环运作。同时，现实资产通证化的估值与风控体系也实现了标准化，全球形成了“数据质量+场景价值+市场需求”的三维估值模型，资产质押登记的线上化将办理时间压缩至3个工作日，大幅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
从资产类别来看，未来五年全球现实资产通证化的发展将呈现出“从固定收益类资产向多元化资产延伸、从传统资产向新型资产拓展”的趋势。初期以国债、企业债、绿色债券等固定收益类资产为主，这类资产信用等级高、流动性好，适合作为通证化的试点；随着技术的成熟与监管的完善，将逐步延伸至房地产、基础设施、艺术品等另类资产；同时，数据资产、碳资产等新型现实资产的通证化将成为未来的发展热点，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现实资产通证化的爆发，不仅为全球金融市场带来了新的增长空间，更推动了全球金融体系的数字化转型，未来五年，现实资产通证化将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市场规模将持续快速增长。
3.4 CBDC与稳定币：双轨并行的数字支付生态
央行数字货币与合规稳定币作为数字金融的两大核心支付工具，在2026年结束了过去的“竞争博弈”阶段，进入“互补共存、双轨并行”的全新发展时期，二者依托不同的定位、优势与应用场景，共同构建了全球数字支付的新生态，推动跨境支付革命的加速到来。未来五年，央行数字货币与合规稳定币将成为全球数字支付体系的核心，二者的协同发展将重构全球支付格局，提升支付效率，降低支付成本，推动全球贸易与金融的数字化发展。
央行数字货币作为主权数字法币，其核心定位是维护金融稳定、完善货币体系、提升主权货币的国际地位，具备国家信用背书、法偿性、安全性高等核心优势，是数字支付生态的“压舱石”。2026年全球央行数字货币的发展进入加速期，各国均加快了试点与推广进程，呈现出“中美欧引领、新兴市场跟进”的格局。中国的数字人民币2.0版本实现了从M0到M1的属性跃迁，计息功能正式落地，运营机构扩容至主要股份制银行，个人与企业钱包支持“数字人民币+银行存款”的一键转换，极大提升了数字人民币的使用便利性与吸引力；同时，数字人民币在跨境场景中实现了突破性进展，在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中承担核心角色，2026年底前将实现与香港、新加坡等地区的跨境结算规模化，重点支持大宗商品贸易与供应链金融的闭环运作。欧元央行的数字欧元进入试点二期，聚焦于零售支付与跨境贸易场景；美联储的数字美元则完成了技术选型，进入试点筹备阶段，全球央行数字货币的发展从“技术研发”转向“场景落地”。
合规稳定币作为商业支付工具，其核心定位是提升支付效率、适配多元化场景、推动跨境支付的便捷化，具备交易速度快、手续费低、可编程性强等核心优势，是数字支付生态的“润滑剂”。2026年全球合规稳定币的发展呈现出“牌照化、规模化、跨链化”的特征，无储备的算法稳定币在全球范围内被持续禁止，仅有部分地区允许在监管沙盒内测试“算法+资产抵押”的混合模式，而100%低风险资产抵押的合规稳定币成为市场主流。美国、欧盟、中国香港的合规稳定币市值在2026年突破5000亿美元，跨链互认网络正式形成，现实资产抵押的稳定币占比提升至30%，与现实资产通证化形成了深度融合。合规稳定币的发行主体也呈现出“持牌化、机构化”的特征，传统金融机构与合规科技公司成为发行主力，小型机构与非持牌机构被逐步淘汰，行业集中度显著提升。
央行数字货币与合规稳定币的互补共存，体现在定位、场景、功能等多个方面，二者形成了高效的协同效应。在定位上，央行数字货币依托国家信用，是数字支付的基础货币，承担着货币发行、流通、调控的核心职能，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合规稳定币依托商业信用，是数字支付的衍生工具，承担着提升支付效率、适配多元化场景的职能，推动金融服务的创新。在场景上，央行数字货币更适合大额、低频、跨境的主权支付场景，如国际贸易结算、政府间资金划转、大宗商品交易等；合规稳定币更适合小额、高频、零售的商业支付场景，如线上购物、线下消费、跨境电商等。在功能上，央行数字货币为合规稳定币提供了价值锚定与清算结算的基础，合规稳定币则为央行数字货币提供了场景延伸与功能补充，二者的结合实现了数字支付的全覆盖。
未来五年，央行数字货币与合规稳定币的双轨支付生态将持续完善，二者的跨境协同将成为发展的核心方向。全球各国将加强央行数字货币的跨境合作，推动清算结算机制的标准化，实现不同央行数字货币之间的互联互通；同时，合规稳定币的跨境互认将进一步深化，形成全球统一的合规稳定币监管标准与交易体系。央行数字货币与合规稳定币的双轨并行，将推动全球支付体系的数字化转型，解决传统跨境支付“速度慢、成本高、流程繁”的痛点，为全球贸易与金融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同时也将推动人民币、欧元等货币的国际化进程，助力全球金融格局的多极化演变。
绿色金融崛起：从政策驱动到价值创造的转型
4.1 全球绿色金融的发展历程与阶段跃迁
绿色金融作为推动全球碳中和目标实现、促进经济绿色转型的核心金融工具，其发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从“概念提出”到“政策驱动”，再到“价值创造”的阶段性跃迁，未来五年将是全球绿色金融从政策驱动向价值创造转型的关键时期，绿色金融不再仅仅是政策导向的金融创新，更是能够为市场主体带来持续收益、为实体经济创造核心价值的重要金融业态，其发展模式将从“政府推动”转向“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
全球绿色金融的概念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90年代，彼时环境金融的理念开始萌芽，部分国际金融机构开始关注金融活动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出了少量与环境相关的金融产品，但这一阶段的绿色金融处于萌芽状态，缺乏政策支持与市场认可，发展规模极小。2000年至2015年，全球绿色金融进入初步发展阶段，随着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日益突出，碳中和、碳达峰的理念开始形成，各国政府开始出台初步的绿色金融政策，国际组织也开始推动绿色金融的标准化，如赤道原则的出台，为项目融资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提供了框架，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基础绿色金融产品开始出现，但这一阶段的绿色金融仍以政策引导为主，市场参与度较低，产品种类单一，尚未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
2016年至2025年是全球绿色金融的政策驱动阶段，这一阶段的核心特征是各国政府将绿色金融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出台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措施，推动绿色金融的快速发展。中国在这一阶段成为全球绿色金融发展的引领者，率先建立了绿色金融的政策框架与标准体系，推出了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等多元化的绿色金融产品，2024年中国绿色金融直接创造GDP3.26万亿元，对GDP的直接贡献率达到2.41%，间接拉动GDP达20.74万亿元，绿色金融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力量。同时，欧盟、美国、日本等主要经济体也加快了绿色金融的政策布局，欧盟推出了可持续金融分类方案，美国出台了《通胀削减法案》，为绿色金融的发展提供了税收优惠与政策支持，全球绿色金融的市场规模快速增长，产品体系不断完善，市场参与主体日益多元化。
2026年至2030年，全球绿色金融正式进入从政策驱动向价值创造转型的关键阶段，这一转型的核心驱动力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全球碳中和目标的持续推进，带来了巨大的绿色产业投资需求，为绿色金融提供了广阔的实体经济场景；二是绿色金融的政策框架与标准体系日益完善，降低了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与交易成本，提升了绿色金融的运作效率；三是绿色产业的盈利能力持续提升，绿色项目的投资回报率逐步超越传统项目，使得绿色金融从“公益属性”转向“商业属性”，能够为金融机构与投资者带来持续的经济收益。未来五年，价值创造将成为全球绿色金融发展的核心逻辑，绿色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将更加深入，推动全球经济向绿色、低碳、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4.2 中国绿色金融的引领作用与发展路径
中国作为全球绿色金融发展的引领者，在政策框架、市场规模、产品创新、国际合作等方面均走在世界前列，2026年作为中国“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绿色金融被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规划，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抓手。未来五年，中国绿色金融将继续保持引领地位，其发展路径将围绕“规模扩张、结构优化、国际协同、实体赋能”四大核心展开，推动绿色金融从“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转变，同时为全球绿色金融的发展提供中国经验与中国方案。
规模扩张是中国绿色金融未来五年发展的基础，政策的持续支持将推动绿色金融市场规模实现跨越式增长。《绿色金融发展研究报告2025》预测，2025年中国绿色贷款余额将超过50万亿元，2030年将达到197.64万亿元，实现近四倍的增长；绿色金融对GDP的直接贡献率将从2024年的2.41%上升至2030年的4.01%，直接创造GDP达7.2万亿元，绿色金融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绿色贷款的投放重点将围绕新能源、节能环保、碳捕捉与封存、绿色建筑、新能源汽车等绿色产业展开，同时向传统高耗能产业的绿色转型倾斜，推动钢铁、水泥、化工等传统产业实现节能降碳与技术升级；绿色债券的发行规模将持续快速增长，发行主体将从国有企业向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延伸，发行品种将从普通绿色债券向碳中和债券、绿色资产支持证券等多元化品种拓展。
结构优化是中国绿色金融未来五年发展的核心，旨在提升绿色金融的资源配置效率与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一方面，绿色金融的产品体系将持续完善，在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的基础上，加快发展绿色保险、绿色信托、绿色期货、碳金融等新型绿色金融产品，形成多元化、全覆盖的绿色金融产品体系，满足不同市场主体的绿色融资与投资需求；另一方面，绿色金融的区域结构将更加均衡，在继续推动东部沿海地区绿色金融发展的同时，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支持与资源倾斜，结合中西部地区的资源禀赋，发展特色绿色金融，如依托中西部的清洁能源资源，推动绿色能源金融的发展；依托中西部的生态资源，推动生态价值金融的发展。同时，绿色金融的资金投向将更加精准，建立严格的绿色项目认定标准与资金用途监管机制，杜绝“洗绿”“漂绿”等行为，保障绿色金融资金真正流向绿色产业与绿色项目。
国际协同是中国绿色金融未来五年发展的重要方向，旨在推动中国绿色金融的国际化进程，参与全球绿色金融治理，提升中国在全球绿色金融领域的话语权与影响力。中国将继续加强与欧盟、美国、日本等主要经济体的绿色金融合作，推动绿色金融标准的国际互认，解决不同国家之间绿色标准不统一带来的市场分割问题；同时，积极参与全球绿色金融国际规则的制定，在G20、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中，推动绿色金融的国际协调与合作，提出中国的规则建议与方案。此外，中国将加快推动绿色金融的跨境投融资，支持国内企业通过发行跨境绿色债券、引入境外绿色资本等方式，拓宽绿色融资渠道；同时，支持国内金融机构与投资者参与全球绿色金融市场，开展跨境绿色投资，推动中国绿色金融与全球绿色金融市场的深度融合。数字人民币的跨境发展将为中国绿色金融的国际化提供重要支撑，通过数字人民币实现跨境绿色金融资金的高效、安全结算，降低跨境交易成本，提升跨境绿色投融资的效率。
实体赋能是中国绿色金融未来五年发展的最终目标，绿色金融的发展始终围绕实体经济的绿色转型展开，推动金融资源向绿色实体经济倾斜，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一方面，绿色金融将加大对绿色产业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为绿色产业的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化应用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推动绿色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低碳化方向发展，提升中国绿色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另一方面，绿色金融将推动传统产业的绿色转型，为传统高耗能产业的节能降碳改造、技术升级、产能置换提供融资支持，帮助传统产业实现绿色发展，推动中国经济从“高碳增长”向“低碳发展”转型。同时，绿色金融将推动乡村振兴与绿色发展的深度融合，发展农村绿色金融，支持农业绿色生产、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乡村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乡村实现绿色、宜居、可持续发展。
4.3 绿色金融产品创新与市场体系完善
未来五年，全球绿色金融的发展将以产品创新为核心动力，以市场体系完善为重要保障，推动绿色金融从传统的信贷、债券产品，向多元化、复杂化、个性化的产品体系延伸，同时构建起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全球绿色金融市场体系，提升绿色金融的资源配置效率与全球流动性。绿色金融产品创新与市场体系完善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产品创新为市场体系发展提供新的增长点，市场体系完善为产品创新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与交易平台。
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将围绕“碳资产、绿色产业、风险管理、跨境交易”四大核心领域展开，推出一系列符合市场需求、贴合实体经济的新型绿色金融产品。碳金融产品将成为绿色金融产品创新的核心热点，随着全球碳市场的逐步完善，碳配额、碳信用成为重要的金融资产，围绕碳资产的质押融资、碳期货、碳期权、碳基金、碳资产证券化等产品将快速发展，推动碳资产的价值实现与流动性提升；绿色产业融合产品将成为创新的重要方向，将绿色金融与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深度融合，推出绿色数字金融、绿色科技金融、绿色生物金融等新型产品，支持绿色新兴产业的发展；绿色风险管理产品将成为市场的刚需，随着全球气候变化与绿色转型的推进，企业面临的环境风险、气候风险日益增加，绿色保险、绿色信用衍生品等风险管理产品将加快发展，为企业提供专业的环境风险与气候风险管理服务，降低企业的绿色转型风险；跨境绿色金融产品将成为创新的重要趋势，为满足全球跨境绿色投融资的需求，跨境绿色债券、跨境绿色基金、绿色金融ETF等产品将快速发展，推动绿色金融资金的全球流动。
从产品创新的主体来看，未来五年全球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将呈现出“传统金融机构为主、科技公司与新兴机构为辅”的格局，各类市场主体发挥自身优势，形成产品创新的合力。传统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凭借其雄厚的资金实力、完善的客户体系、丰富的风险管理经验，成为绿色金融产品创新的主力，重点开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等基础产品的创新与升级；科技公司与金融科技企业则凭借其技术优势，重点开展绿色金融科技产品的创新，如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开展绿色项目的智能评估与风险定价，利用区块链技术开展碳资产的上链存证与交易，利用数字人民币开展绿色金融的数字化支付与结算；主权财富基金、养老基金等长期机构投资者，则重点开展绿色基金、绿色指数等投资类产品的创新，为市场提供多元化的绿色投资工具。
绿色金融市场体系的完善将围绕“市场层次、交易机制、基础设施、监管体系”四大方面展开，构建起全球统一的绿色金融市场体系。在市场层次方面，将形成“场内市场与场外市场相结合、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相配套、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联通”的多层次绿色金融市场体系，场内市场重点开展标准化绿色金融产品的交易，场外市场重点开展个性化、定制化绿色金融产品的交易，一级市场重点开展绿色金融产品的发行与承销，二级市场重点开展绿色金融产品的流通与转让，提升绿色金融产品的流动性；在交易机制方面，将完善绿色金融产品的定价机制、清算结算机制、做市商机制，推动绿色金融产品的市场化定价，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交易效率；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加快建设全球绿色金融的交易平台、登记托管平台、信息披露平台、信用评级平台，实现绿色金融信息的互联互通与共享，降低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在监管体系方面，将建立全球统一的绿色金融监管框架与标准体系，加强跨境监管协同与合作，防范绿色金融的跨境风险，杜绝“洗绿”“漂绿”等跨境违规行为，保障全球绿色金融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
4.4 绿色金融的全球协同与治理体系构建
全球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是一项系统性的全球工程，需要各国的共同努力与协同合作，而绿色金融作为推动碳中和目标实现的核心金融工具，其发展具有鲜明的全球性特征，绿色金融资金的全球流动、绿色金融产品的跨境交易、绿色转型的全球联动，决定了全球绿色金融的发展离不开各国的协同合作与统一的全球治理体系。未来五年，构建绿色金融的全球协同机制与治理体系，将成为完善全球金融治理、推动全球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内容，全球各国将加强政策沟通、标准互认、市场联通、监管协同，推动绿色金融成为全球经济合作的新纽带。
政策沟通是绿色金融全球协同的基础，旨在加强各国绿色金融政策的交流与协调，形成政策合力，避免政策冲突与贸易保护主义。未来五年，G20、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经济合作机制，将成为各国绿色金融政策沟通的重要平台，各国将定期交流绿色金融的政策制定、实施效果与发展经验，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推动绿色金融政策的协同发展。同时，各国将加强绿色金融的双边合作，根据彼此的经济发展水平、绿色产业基础与金融市场状况，签订绿色金融合作协议，开展针对性的政策协同与合作项目，如中国与欧盟的绿色金融合作，重点推动绿色标准的互认与跨境绿色投融资；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绿色金融合作，重点推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与绿色能源金融的发展。政策沟通的核心目标是形成全球绿色金融发展的政策共识，推动各国出台相互协调、相互支持的绿色金融政策，为绿色金融的全球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标准互认是绿色金融全球协同的核心，也是当前全球绿色金融发展面临的主要瓶颈，不同国家之间绿色金融标准的不统一，导致绿色金融产品难以跨境流通，绿色金融资金的全球配置效率低下，严重制约了全球绿色金融的发展。未来五年，推动绿色金融标准的国际互认，将成为全球绿色金融治理体系构建的核心任务，各国将在国际组织的协调下，开展绿色金融标准的对接与融合工作，逐步形成全球统一的绿色金融基础标准体系。这一标准体系将涵盖绿色项目的认定标准、绿色金融产品的分类标准、绿色金融信息的披露标准、绿色金融的风险评估标准等核心内容，同时充分考虑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国情差异，设置一定的灵活性与适应性，允许各国在基础标准的框架下，制定符合自身实际的绿色金融细分标准。国际证监会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将发挥主导作用，推动全球绿色金融标准的制定与推广，同时建立绿色金融标准的评估与互认机制，对各国的绿色金融标准进行评估，实现符合条件的国家之间的标准互认。
市场联通是绿色金融全球协同的关键，旨在推动全球绿色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提升绿色金融产品与资金的全球流动性。未来五年，各国将加快推动绿色金融市场的开放，降低绿色金融跨境交易的门槛，取消不必要的外汇管制与市场准入限制，支持各国金融机构与投资者参与彼此的绿色金融市场。同时，将加快建设全球绿色金融的跨境交易平台与清算结算体系，推动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碳资产等绿色金融产品的跨境交易，实现绿色金融资金的高效、安全、便捷流动。数字金融技术的发展将为绿色金融市场的联通提供重要支撑，区块链、人工智能、数字央行数字货币等技术的应用，将实现绿色金融跨境交易的实时清算结算，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交易效率，推动全球绿色金融市场的深度融合。例如，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的推进，将实现不同国家央行数字货币之间的互联互通，为跨境绿色金融交易提供高效的支付结算工具，大幅提升跨境绿色投融资的效率。
监管协同是绿色金融全球协同的保障，旨在加强各国绿色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防范绿色金融的跨境风险，保障全球绿色金融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未来五年，各国将建立绿色金融跨境监管的协同机制，加强监管信息的共享与交流，开展跨境监管合作与联合执法，共同打击“洗绿”“漂绿”、绿色金融跨境诈骗、资金非法外流等违规行为，维护全球绿色金融市场的秩序。同时，将建立全球绿色金融的风险预警体系，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对全球绿色金融市场的风险进行实时监控与预警，及时发现并化解潜在的跨境风险，防止单一国家的绿色金融风险向全球扩散。此外，将加强对跨境绿色金融机构的监管，建立统一的跨境绿色金融机构监管标准，要求跨境绿色金融机构遵守所在国的监管规则，同时接受母国与东道国的双重监管，保障跨境绿色金融机构的稳健运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