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制度障碍与优化方向

企业是创新的关键主体，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在技术积累、资源整合与风险承担方面具有独特优势。知识具有溢出效应，经济增长的源泉来自知识的内生积累，而技术创新是知识积累的核心。依托其在能源、通信、交通等关键领域的主导地位，国有企业不仅具备推动颠覆性创新的知识基础，更能通过承担知识溢出成本，弥补市场在基础研究与共性技术供给上的不足。同时，作为“链长”企业，国有企业在强化产业链韧性、组织协同攻关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现实挑战不容忽视：一方面，国有企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布局相对滞后，要素配置效率与创新活力不及新兴市场主体；另一方面，受制于体制机制约束，其在原始创新投入、科研人员激励、容错机制和人才供给等方面仍存在短板，难以有效引领“卡脖子”技术突破。

现有文献虽已关注国有企业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角色，但多停留于政策倡导或现象描述，缺乏对其内在制度逻辑与改革路径的系统分析。本文旨在回应三个核心问题：（1）国有企业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应扮演何种角色？（2）哪些体制机制障碍制约其效能发挥？（3）如何通过治理、激励、协同等制度改革，赋能国有企业创新发展？下文将依次进行理论阐释、障碍剖析与改革路径探讨。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立足新发展阶段的战略转型，其核心要义在于摒弃单纯追求规模扩张的传统路径，转向以提质增效为导向的发展模式——突出科技创新的核心驱动作用、现代产业体系的引领功能以及经济结构的韧性与协调性。归根结底，这一转型的根本着力点在于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与体制创新的协同推进。

科技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科技创新引领着生产力基本要素的重塑，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的产生离不开科技的革命性突破。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逐渐深化，新时代中国的发展面临新机遇和新挑战，传统依赖低成本扩张的生产模式受到规模报酬递减的约束，无以带来持续性经济增长，而贸易摩擦的加剧导致过去出口拉动增长的模式无法持续，由此必须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再到信息化，生产力的发展与经济空间的开辟与科技革命密不可分。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技术创新才是掌握市场先机、占领市场高地、开辟新发展路线的关键渠道，这就要求我们加强科技创新，尤其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的发展，完成由“模仿”向“引领”的重要转变，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国唯有以科技创新为首要动力才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把握战略主动。

产业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驱动。全国竞争格局调整的背后实际上是产业发展格局的竞争，产业创新能力与国家建立竞争优势密切相关，其一方面为后发国家创造机会窗口，另一方面也为先发国家巩固市场优势提供新机会。一项新技术的到来会引起经济中的价格和生产网络在各行各业伸展、重塑，然而，技术高地不意味着产业高地，技术产业化才能最大程度释放科技创新效能，将科技创新真正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产业创新为新技术提供两条发展应用路径，分别为新产业的催生发展和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体现出经济增长新旧动能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关系，对建立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至关重要。新动能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主，其基于原创性、颠覆性技术创造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和发展前景广阔的新经济领域，并进一步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发展优势的新型产业体系；旧动能以传统产业为主，引入新技术与传统产业进行交叉融合，不仅能够推动传统产业生产效率的提升，还能强化传统产业优势，维护经济平稳运行和就业收入稳步提升。

体制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保障。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新产业的发展需要匹配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一项技术研发成功到形成被市场认可的产品，需要长时间的产业化过程，上游需要建立完善的产业链供应体系，企业内部需建立一套高效的生产性资源整合运营机制，下游需要培育规模性的市场消费群体，而新兴产业的颠覆性技术创新则需拉长各环节构建完善的周期，可能面临相当长的静默期，对创新企业的现金流，以及各利益相关方的信心带来负面效应。这就需要有为政府配合有效市场协同发力，引领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和人才链相互融合，消除企业创新孤立无援的困境，形成良好的创新生态。由此，推动产业创新的稳定发展既需要市场发挥“无形之手”功能，深化市场调节和企业创新，也需要政府发挥“有形之手”作用，进行针对性机制创新，给予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有力的政策支持。

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稳定宏观经济的“压舱石”。面对日益加剧的国际竞争，国有企业亟须充分发挥其在科技创新能力、产业引领能力和资源配置效率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切实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战略支撑。

核心技术突破作为科技革命的起点，一方面，可引发产业变革，促使其占据市场主导地位，在推动综合国力提升的同时重构国际秩序；另一方面，可改变经济增长方式，重塑组织、生产、商业模式，全方位提升产业生产效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Romer的内生增长理论将技术水平内生于经济长期增长模型中，认为知识是一种具有非竞争性和部分排他性的特殊生产要素，其存在的溢出效应使得任何企业生产的知识都能带来社会生产效率的提升，由此经济增长的源泉来自知识的内生积累，而技术创新是知识积累的核心。知识的溢出效应导致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尤其对于以基础性研发为核心的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其作为公共物品，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更为显著，一旦基础研究成果产出，任何单位和个人都能非竞争和非排他地消费该成果，这在服务社会的同时，却使得技术创新者无法完全获得创新产生的收益，损害了创新企业的利益，从而以利润最大化为决策目标的企业必然缺失原创性技术创新动力。此外，已有技术的组合使新技术成为可能，而知识存量构成了新技术呈现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基础部分。换言之，新技术创造与现有技术水平和知识积累息息相关，技术成熟、知识储备丰富的大规模企业更具有创新优势，中小微企业则面临更大的创新风险。

综上，原创技术突破需要具有独特社会责任且创新资源积累丰富的经济主体承担创新责任，国有企业由此成为首要选择。一方面，国有企业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应将国家经济长远发展融入企业战略和日常运营。另一方面，经过历史积累，国有企业通常规模可观，并且掌握资金、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的基础优势，具有良好的创新支持能力。总而言之，国有企业不仅具备原创性创新的基础，也拥有抵抗风险的能力，还能够与国家战略高度协同，从而能够克服基础领域技术创新高投入、高风险和回报周期长等特征的挑战，是进行原创技术创新的主力军。

产业发展是科技创新的经济表现。熊彼特提出创新是企业家对于生产要素进行新的有效组合，并从中获取超额利润的过程，并将创新分为五种模式，分别为采用一种新产品或一种产品的新特征、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开辟一个新市场、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组织。由此可见，创新不是简单的技术发明，而是将新技术落实到经济组织，带来新经济能力的过程。经济增长即来自创新所带来的破坏效应，在创新的影响下，新技术、新产品、新商业模式等不断淘汰旧有技术和生产方式，导致的传统产业和就业形式被取代，进而推动经济社会的进步。具体到中国经济发展，目前，中国拥有世界最完整的产业体系，2024年中国全部工业增加值完成40.5万亿元，连续15年保持全球第一。然而，在持续性高速发展以及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传统依赖低成本扩张的生产模式所能带来的经济增长幅度在不断衰减，要想维持并扩大中国产业优势、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必须充分把握创新活动的创造性破坏效应。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依靠引入新技术替代旧技术，创造更高效率的新生产方式，达到提升产品附加值和产业竞争力的目标，是创造性破坏效应的重要体现。新技术的引入将带来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的改变，以数字技术为例，数字技术一方面为生产工具带来了智能化升级趋势，以技术替代人的劳动，推动生产工序自动化和体系化程度的提高，引发劳动资料的数字化变革，另一方面使得用户主体的行为数据以及数字化信息成为新型劳动对象，导致劳动对象发生数字化转变，二者的数字化转变则对劳动者的数字素养提出更高的要求。这就需要企业具有良好的人才渠道和完善可靠的组织架构，以适应新技术的引入所带来的连锁影响。在组织上，国有企业将党的领导引入公司治理，形成以党组织、董事会、经理层为治理主体的治理机制，不仅能快速把握技术变革动向进行正确企业决策，还能够有效引领上下游产业完成协同改造。在人才方面，国有企业以优厚的福利待遇和人才政策倾斜吸引国内外优秀人才，为技术引入匹配高水平人力资本。国有企业在中国传统产业的转型与升级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国有企业通过加大技改力度，全面提高自身工艺技术、产品质量和安全水平，推动传统产业向先进技术、高端产品升级。同时，国有企业注重传统产业智能化技术的应用和推广，通过引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加快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在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融合方面发挥巨大作用，有效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此外，国有企业还可作为治理工具引领产业升级。一方面，它们严格遵循政府对产业升级的要求；另一方面，可依据与市场主体交叉持股的特殊性，进一步影响市场主体的决策，引领市场主体走向产业升级的道路。

新兴产业指随着新兴技术诞生应用而出现的新的经济部门或行业，是创造新产品、新商业模式的集聚地，其发展往往伴随重大经济范式转变，对引领创造性破坏效应、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意义重大。新兴产业具有生命周期演化过程，主要表现为从技术培育到实现产业化再到产业规模达到最大值的增长变化。在这一演化增长中，有着两个关键逻辑线索，分别为主导技术演化以及市场规模和结构演化。在成为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之前，新兴产业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其在上述两种演化过程中面临不同类型的风险。在主导技术演化阶段，新兴产业研发投入高，技术成熟周期长，创新活动面临高风险。在市场规模和结构演化阶段，新兴产业产品具有前沿性，难以短期培育庞大市场规模，呈现显著长周期价值创造特征，商业化风险高。国有企业作为“大企业”主体，克服了中小企业创新资源不足的局限，不论是技术风险还是市场风险，国有企业都具备更强的抵御风险能力。一方面，如前文所述，国有企业是原创性创新的主力军，在技术掌握和应用方面更具优势。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业务稳定，投入与回报均可预期，且相对容易获取国家创新政策支持，融资更为便利，有能力承担投资回报周期长所带来的商业化风险。基于此，国有企业通过原创技术突破和规模化应用，推动新兴产业从实验室走向大市场，形成产业生态。此外，国有资本天然具有的长期性、稳定性和价值导向性，对培育扩大市场规模更具耐心，与耐心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投资偏好相契合，能够有效引导资金流向战略性新兴产业。

未来产业代表着科技和产业的发展方向，具有显著的战略性和颠覆性，是获取先行优势、占据产业高地的关键领域。熊彼特创新理论指出企业家作为创新的核心主体，需有独特超前的视野和领导能力，才能掌握先行优势、获取潜在利润。基于此，产业先导能力是发展未来产业的核心。作为组织的高阶元能力，产业先导能力在结构上必然依托于以科技领军企业或科技先锋企业为核心主体领导的生态化组织。国有企业在石油、电力、电信等行业具有重要地位，掌握着绝对的知识积累和技术优势，并且国有企业为政府和市场搭建了桥梁，能够高效地传达产业政策和市场信息，并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和技术变革。而对于未来产业而言，这个生态化组织不同于传统意义的产业联盟和战略联盟，其超越了利益交换关系，体现在战略行动和资源三个层级上的全时空、全领域、全要素整合，更有助于形成集体化能力。国有经济具有其他经济体制主体所不具备的强大的战略支撑性，能够以国家利益为纽带，跨时空、跨领域集中人才、资金和技术等各创新要素突破重大科研项目，推动社会发展。所以不论是从实际能力，还是战略站位上，国有企业均应作为核心主体开展未来产业前瞻布局。

Nelson的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强调，创新不仅是研发，还包括影响一个国家创新活动的一系列机构和制度，这套制度及其行动者被称为系统，系统内部的互动决定了国家的创新绩效，而国家创新系统即可理解为塑造一国创新能力的制度及其行动者，其核心特征在于技术能力、制度与广义经济体系的不可分割性。因此，核心技术的突破发展需要制度给予完善支持，才能充分释放创新效能，激活经济发展动力。

随着贸易摩擦的加剧，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对国家经济安全稳定的影响程度逐渐加深，中国虽为制造业大国，但产业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仍受制于人。针对“卡脖子”领域的强链补链，是确保中国产业稳定、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关键。当下，中国在高端芯片、核心元器件等关键产业基础领域面临低自给率的困境，基础工业软件等底层技术也高度依赖外部供给，同时，还存在“重短期成果转化、轻长期颠覆性探索”的倾向，这导致了战略性新兴产业链布局碎片化以及创新链协同不足的结构性矛盾。形成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是中国构建有序运转的国家创新系统，支撑原创技术创新的重要路径。

产业链链长制是中国为推动产业链协同发展、提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一项重要政策，其由地方政府和中央企业主导，目的在于通过宏观调控，支持和协调区域支柱产业链和新兴产业链发展。“链长”职能是指产业链头部企业致力于提供联结条件或技术支撑，组织协同攻关和共性技术研发，发挥协调、管理和优化整个产业链运作的功能，特别是在关键技术领域。作为一种创新性管理模式，“链长制”强调“链长”的奉献性，不仅需要在人才储备、关键资源和技术储备上引领产业发展，还需要具有全链谋划、力挽狂澜的责任观和大局观。国有企业具有技术、人才和资本优势以及更高的抗风险能力，可以通过需求拉动和技术引领成为产业引领者。此外，与其他类型企业不同，国有企业承载着国家意志，具有极高的社会责任意识，是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二者共同决定了国有企业必须做大做强，成为现代产业链的“链长”。

如前文所述，国有企业可利用自身优势通过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增强传统产业、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协同优势以及强化现代产业链“链长”职能等渠道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然而，国有企业可能由于处于缺乏竞争的寡头垄断市场结构而产生创新抑制效应，导致无力发挥引领作用。但是，中国国有企业的特殊之处在于不以利润最大化作为唯一经营目标，而将承担国家战略使命排在首位。所以，国有企业的创新动力并非仅来源于市场竞争这一无形之手，更源于国家战略方针以及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等有形之手的驱动。下文将从战略引领和链长责任两个方面说明国有企业能够克服寡头垄断下的创新惰性，将潜在抑制转换为现实驱动的必然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要求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响应国家战略，国有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积极加大基础研究、前沿技术探索等领域的研发投入，建立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机制，有目的、有预算地为重大技术攻关开辟道路，以国产产品弥补“卡脖子”领域的缺陷，填补科技空白。中国空间站、天问一号、北斗导航等重大科技成果的成功皆离不开国有企业的重大贡献，国有企业原创技术的创新取得显著成就。在产业建设上，国有企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规模不断扩大。2024年，中央企业完成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2.7万亿元，同比增长21.8%，占总投资的比重首次突破40%。同时，传统业务领域的国有企业集团也在积极布局新材料、生物制造、智能网联汽车等新领域新赛道。

国有企业为了维护整个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韧性和先进水平，承担宏观经济稳定发展的社会责任，有动力助力技术突破、推动技术产业化、发挥治理功能。在关键技术突破方面，国有企业具有充足的创新资源和良好的创新环境，能够持续加大关键技术研发投入，同时逐步完善基础网络资源，开发出产业的主导产品。国有企业具备成为技术链长和产品链长的能力，为产业链提供坚实有力的技术支撑，确保产业链的安全稳定。在技术产业化方面，国有企业可系统分解目标和任务，通过建立工程组织体系，将科研与工程耦合，以工程带动科研，以科研支撑工程。工程需求与技术优化的高效迭代打破了创新链与产业链协同不足的困局，为产业链上各方提供稳定市场预期，充分提升科技创新的产业化效率。在治理功能方面，国有企业作为政府与市场连接的桥梁，可以弥补市场在产业发展中的激励不足、协调不足以及系统性不足等问题。国有企业通过对产业链其他企业提供市场激励和金融激励，牵引上下游企业共同参与协同技术研发和产业革命，还可以提供共性技术或产业基金以扶持企业发展，更大程度地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不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作为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国有企业肩负着推动重大技术创新、引领产业升级、带动其他所有制经济协同发展的重任，是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前文从颠覆性技术突破、产业转型升级以及产业链稳链强链等方面探讨了国有企业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定位和作用。然而，根据国有企业的发展现状，其在治理机制、创新激励、要素协同以及人才供给等方面与现代企业制度所要求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存在一定差距，阻碍了效能的释放。

与其他所有制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根本区别在于坚持党的领导且所有权归全民所有，由此带来了企业治理的特殊性，即兼具经济属性和政治属性。在企业治理方面，国有企业不仅按照市场化原则配置董事会和经理层，负责企业的日常经营和管理，更重要的是在其中嵌入党组织，负责企业的政治把关，从而形成了以“党委会—董事会—经理层”为主体的治理机制。其中，党组织发挥领导作用，负责“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董事会发挥决策作用，负责“定战略、作决策、防风险”，经理层发挥执行作用，负责“谋经营、抓落实、强管理”，各治理主体各司其职，协同完成企业各环节的运营和管理。近年来，虽然国有企业的改革取得较大成绩，但仍面临决策流程僵化、治理结构不清晰以及信息披露意愿低等体制问题。

首先，国有企业决策流程僵化，不利于企业掌握先行优势，提前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党组织与公司治理的有机结合有助于保证企业目标与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相统一，从根本上缓解所有者缺位和内部人控制等问题。然而在具体实践中，有些企业经理层为规避政治风险，将公司管理事务事无巨细上报党委会进行讨论研究。这种行为看似遵从上级安排，实则是不担当不作为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导致决策效率低下。并且，国有企业存在一定的行政约束。国有企业经理层尽管在主观上具有长期经营意愿，但实际上不得不面对非生产性任务和烦琐的行政化调度。这不仅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发挥，也降低了经理人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加剧了其风险规避行为。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关键在于把握先行优势。党委会在贯彻传达党和国家的发展战略后，需要经理层的高效执行。若事事上报，必然影响技术突破效率，尤其是对于采取母子公司管控模式的大型央企。其层层嵌套的部门架构将加重这一影响，导致企业在初期布局阶段踌躇不前，最终错失抢占产业高地的良机。

其次，国有企业治理主体权责模糊，董事会形同虚设，难以行使实质性的人事权和考核权，对经理层的约束能力有限。国有企业股权结构单一，国有资本凭借较高的资本占比掌握管理层任命的决定权，而董事会参与决策制定和人事任命的渠道有限，导致股权激励、约束和监督机制失灵。在这种情况下，经理层成为公司实际的决策者和管理者，国家股东与管理层之间产生了典型的“代理成本”问题，国家股东享有剩余索取权，而管理层享有剩余控制权，这不仅导致管理层的道德风险和代理人利益冲突成本增加，还使董事会缺乏决策动力，丧失对市场信息的敏锐感知，导致内部治理效能低下。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国有企业应作为引领者发挥链长作用，维护产业链安全，推动产业改造升级。董事会作为战略决策者，需要结合市场和企业现状，制定合理有效的发展规划。该角色的缺失可能导致经理层因经营理念的不同，拒绝、低效或错误响应产业政策，不利于国家战略的实践落地。

最后，非上市国有企业的信息披露存在主体积极性和自主性较低、披露内容不够全面且缺乏可比性、财务信息等关键信息披露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不利于公众和社会的监督，容易导致创新资源错配。为发挥产业升级的引领作用，国有企业有责任承担起原创性技术供给者和需求者的双重身份，但信息披露不足则增大了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的风险。从财务披露角度看，财务信息披露模糊容易导致贪腐和利益输送，影响企业融资，债务风险失控，从而导致创新活动可能面临资金断供。从技术披露角度看，创新进程披露模糊容易导致研发资金重复投入，降低资本利用效率。同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缺乏协同创新动力，产品开发滞后，影响技术产业化进程。

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不同，国有企业的经营发展并非以盈利作为首要目标，其还承担社会发展责任。加之国有企业管理层通常由政府任命，自然拥有更丰富的政治资源。这些政治资源促使国有企业在面对各项政策时有更强的博弈能力，能够将对企业不利影响最小化。因此，国有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相对较小，在经营过程中缺乏进行技术创新的市场压力。外部压力的缺失使得内部考核激励机制尤为重要，然而国有企业往往缺乏对高水平科技创新的激励约束和考核机制，导致高管行政化、官僚化、短期化等行为较为普遍。国有企业经营者不是企业所有者，其创新收益权与创新控制权并不对应，这天然不利于创新。同时，董事长任期具有周期性，为最大化任期内效益，董事长会在任职初期加大企业研发投入，以提高任期内创新效益，而在临近离任时减少研发投入。一方面是为了避免继任者搭便车，另一方面是为了打造短期良好的经营绩效。研发投入的任期周期性规律与研发创新活动风险高、收益周期长的特征存在矛盾，不利于技术持续高效地更新迭代，严重阻碍产业升级改造进程。

创新尤其是原创性技术创新往往具有高投入、高不确定性和长周期的特点。国有企业高管由于缺乏外部市场竞争压力，为追求个人经济和政治利益的最大化，在有创新激励机制的前提下，更偏好进行低风险创新活动，而不愿意承担高风险创新所带来的风险。由此，容错机制的“兜底”作用增强了国有企业对领导干部和企业家决策失误的私人成本的包容。容错机制与正向激励的结合使用能够更好地提高国企高管的高风险创新激励水平。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研究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强调“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激励干部开拓进取、干事创业”。在实践中发现，容错制度通过缓解管理者生涯担忧和提升治理能力促进企业创新，能够显著提升试点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和专利申请水平。

不仅如此，耐心资本是新兴产业的关键支撑，而作为耐心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引导基金和国有企业出资面临两方面结构性困境：第一，国有资本具有增值保值责任，与新兴产业的高风险特性产生矛盾，导致国有企业不敢贸然对其进行投资；第二，任期考核使耐心资本短期化，国有企业高管基于对自身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考量，更偏向于投资短期盈利项目，而忽视国有企业应该承担的稳链强链责任。总而言之，目前的容错制度尚不能很好地促进以原创性技术创新为核心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应进一步完善容错制度的配套奖惩机制，加强对创新质量的识别，避免策略型创新大量充斥破坏创新环境，防止创新资源的浪费。同时，应加大对重点产业的宽容限度，依据技术风险和代理成本设定不同的容错制度。

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的背景下，数字化转型成为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提高运营效率的重要途径，也是产业升级的关键突破口。2020年，国务院国资委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的通知》，对推动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作出全面部署。2024年，国务院国资委召开“AI赋能产业焕新”中央企业人工智能专题推进会，提出“人工智能+”战略，标志着国有企业转型进入数智化阶段。2025年，国务院国资委进一步部署深化中央企业“AI+”专项行动。近年来，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取得了一定进展，17.9%的企业处于转型最高级的生态阶段，实现了对外输出赋能并构建产业生态，绝大部分企业仍处于不同程度的内部转型提升阶段，其中，39.7%的企业处于全面转型阶段，实现了跨部门协同和智能决策体系，32.1%的企业处于整合阶段，聚焦于某一领域的全流程数字化贯通，但仍存在10.3%的企业处于试点阶段，仅在重点场景实现突破。由此可见，能够辐射产业链上下游，发挥牵引作用的国有企业非常有限。当前的转型还存在结构性矛盾，未得到充分解决。国有企业在技术应用、数据要素、生态协同等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

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是数字化转型的技术支撑。这些技术凭借非竞争性、低进入门槛、自生长等特征，不仅能够降低创新成本，促进企业整体创新，还能够优化资源整合、重构产业链组织范式和价值创造模式，推动产业链协同创新。然而，当下国有企业在数字技术应用方面存在短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技术底层基础薄弱，传统信息系统成为技术升级的巨大障碍，超过60%的国有企业面临无法打破原有系统的困境。第二，新兴技术的应用停留在表面，出现“重硬件轻场景”倾向。部分企业引入技术却不能与传统产业适配，导致技术落地效能减弱。此外，51.3%的企业在基础技术引入时面临自主创新生态瓶颈，限制了转型的深度。第三，缺乏长期布局，对“卡脖子”领域技术投入不够。国有企业对于量子计算等具有长期潜力但落地成本高、场景不明确的技术投入意愿较低，仅占整体数字技术应用的1.3%。

数据作为数字经济时代下的新生产要素，在企业生产、运营和创新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数字技术的发展促使企业在生产、运营和销售过程中产生大量伴生数据。数据要素与传统产业相结合，一方面有利于传统产业形成以数据为核心的新业态，另一方面可以推动数据要素本身形成产业链供应链，促进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企业基于数据进行分析处理，不仅能够对生产流程进行优化，选择更好的生产技术，还能够精准把握用户需求和偏好，对现有产品或服务进行及时优化，推动迭代式创新。对于国有企业而言，目前面临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制度性障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数据治理体系缺失，企业内部数据采集标准并不统一，部门间数据共享机制缺失，大大降低了数据质量；二是数据资产化意识薄弱，多数企业尚未建立数据资产管理制度，从而导致大量数据处于沉睡状态，未能充分发挥价值。数据和数字技术相辅相成，技术能力的加强带来数据收集规模和质量的提升，而技术的优化基于庞大数据的迭代训练。因此，在数字技术和数据方面的障碍将形成双重制约，阻碍国有企业发挥创新牵引效能，进而导致其无法给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力支撑。

随着生产方式数字化的深入，生产要素亟须进行相应创新性配置，以实现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优化组合与质的跃升。国有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对于各生产要素的优化升级与全面数字化发展要求存在差距，未能充分释放国有企业在引领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布局新兴产业等方面应有的能量，生态协同受到阻碍。目前，央国企在数字化转型中对产业链协同价值创造不足，上下游企业的资源协同不充分。各企业间数字化程度不一严重影响协同效率，仅有55.1%的企业开展研发协同，56.4%实现数据协同，超六成企业未形成跨组织生态协同。此外，央国企与科技企业的合作不够深入，仅停留在技术采购和项目外包层面，而未进行深度的战略合作和联合创新。这导致央国企无法真正吸收科技企业的技术和理念，将其转化应用到自身数智化转型进程中，影响技术适配落地以及再深入创新能力。在与高校的合作中，仅注重技术的发明创造，而忽视科研成果的转化，导致央国企的实际业务需求与高校研究存在脱节现象，制约了央国企的技术和业务创新。

国有企业在高端人才吸引和留存方面面临困境，阻滞了企业创新发展。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深化，互联网、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等新兴领域迅猛发展，创造了大量高附加值的岗位。在此影响下，传统的“铁饭碗”在人才薪酬、职业发展及创新活力等关键维度上，相较于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多元市场主体，已逐渐丧失其竞争优势。其中，激励机制的缺失是造成此困境的主要原因，具体体现在评价体制不完善和成果激励不足两个方面。在评价体制上，现有评价体系注重短期成果量化，而忽视长期潜力评价，促使技术人员缺乏开展长期原创性技术研究的意愿。在成果激励上，相对于民营或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对于原创性技术创新人才的物质和精神激励不足，创新团队难以从原创成果中获取巨大利益，且晋升条件不仅依赖于技术水平，还受到其他因素影响。这使得追求稳定的拔尖人才失去原创科研动力，而追求薪酬和职业发展的拔尖人才则大量流失。

此外，国有企业人才结构不合理制约了企业数智化转型。作为数智化转型的“软基建”，数字人才极为重要，其决定了数字技术应用的深度和数据价值释放的程度。新兴技术的应用落地需要匹配劳动力对其进行测试和持续维护，才能保证技术完美适配。在信息化的当下，现代化建设对劳动者的学习、创新和领导等高阶能力需求愈发迫切。这要求劳动者不仅需要具备传统技能，更需要拥有跨学科融合与创新实践能力，以适应技术环境的日益复杂化。然而，现有激励制度导致国有企业难以获取足够既懂技术又了解行业的复合型数字化人才，64.1%的企业面临数字化人才短缺问题，仅23.1%的企业建立了全员考核体系。这导致在高端人才大量流失的同时，老员工也缺乏学习新技能的动力，进而使数字技术落地效率较低，难以突破对传统技术的高度依赖。在领导层面，部分企业缺乏清晰的转型战略，机械地照搬技术，而未充分与自身产业发展深度结合，缺乏数字化领导能力，并且对于资源的分配偏向短期收益，缺乏长期的战略布局，对核心技术攻关投入不足。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质量和效率成为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关键。“十五五”时期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五年。在这一背景下，把握新时代发展机遇，抢占技术和产业高地，实现从制造大国向智造强国的跃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国有企业作为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治理体系、激励机制和要素配置上仍存在阻滞，要想高效地发挥国有企业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中坚作用，就需要构建现代化治理体系、健全激励容错机制、重视产业生态协同、加强新型人才培养，充分激发国有企业创新活力和引领能力。

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以党的领导为根本，强调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等特征。随着国有企业的制度改革，形成了以“党委会—董事会—经理层”为主体的治理机制，有效缓解了所有者缺位和内部人控制等问题，但仍存在决策流程僵化、治理边界模糊、信息披露不足等问题。由此，需建立健全科学决策机制、明确治理主体权责范围、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推动国有企业构建现代化治理体系。

建立健全科学决策机制，提升企业决策效率。在决策质量提升上，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市场经营机制，聚焦具有技术协同价值的战略投资者和耐心资本，提升董事会技术专业性，并赋予其对技术路线、研发投入的终审权，形成民主科学决策机制，避免“一把手”体制下的“一言堂”现象。在决策审批效率上，简化审批流程，约束审批时间，提高对重大科研项目审批的优先级，并且充分运用数字技术，搭建及时准确的决策支撑系统。该系统涵盖对外部市场环境和内部运营现状的监测，以保障决策的科学性，并能够根据及时准确的反馈对决策进行不断优化和修正。

明确治理主体权责范围，加强董事会建设。坚持党的领导，保持企业发展战略与国家政策的统一性和整体性。推动党组织与公司治理的有机结合，健全外部董事选聘和管理制度，充分落实董事会战略决策职责和经理考核约束权力，促使董事会时刻保持对市场和技术的高度敏锐性，并对经理层具有股权激励、约束和监督作用，有效降低代理成本。针对经理层，应完善董事会向经理层授权的管理制度，明确授权原则、管理机制、事项范围、权限条件，避免事事上报规避政治风险的机会主义行为。同时，深化“放管服”改革，降低行政约束，做好政企分开，减轻经理层非生产业务和烦琐的行政化调度，让其将更多精力投入企业运营管理中，提升经理层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建立协同治理机制。推动国有企业披露财务、技术等基础信息，避免重复技术投资，提升资本配置效率，降低债务风险。推动利益相关方参与协同治理，提高国有企业透明度，畅通中小股东参与企业决策和经理层管理渠道，有力缓解这部分股东利益与国家股东利益的协调难题，促使其充分发挥股权作用，实现对经理层的约束与监督，提升国有企业经营效率。

原创性技术开发是抢占产业高地、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国有企业拥有技术、人才和资本等创新要素优势以及承受风险的能力，有责任推进原创技术策源地建设，实现由“0”到“1”的颠覆性突破。然而，国有资本具有增值保值责任，与原创技术高风险、高投入、长周期的特征相矛盾，加之管理者并非企业所有者，创新收益权与创新控制权并不对应，一旦创新失败反而面临巨大的私人成本，导致国有企业高管缺乏对创新的意愿。由此，有必要建立激励和容错协同机制，并强化全过程动态管理，在降低创新失败的私人成本，提升国有企业管理者创新积极性的同时，也能保障资源合理利用。

建立多元创新激励机制，加强创新质量识别。加快实施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等中长期激励形式，鼓励和引导企业负责人、科研、管理和技术骨干等通过参与股权激励计划，将个人利益与企业长期发展紧密结合。建立创新创造奖励制度，坚持创新者多得的分配导向，给予在攻坚重大技术难题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管理人员和技能人才专项奖励，符合条件的还可按规定给予创新成果转化收益奖励。此外，加强创新质量识别和创新全过程监督能力，做到事前评估、事中管理、事后控制，打造良好的创新环境，避免策略性创新以次充好，挤占实质性创新资源。

稳步推进容错制度，完善容错奖惩机制。坚持在国有企业中稳步推行容错机制，扩大容错机制的实施范围，优先考虑竞争性行业和管理层年轻化的国有企业，并适当对高风险、高投入、长周期的原创技术创新给予部分容错倾斜，彻底打消国有企业管理层的职业忧虑，令其愿创新敢创新。完善容错配套奖惩机制，坚持“三个区分开来”原则，明确容错范围为科技创新下的失败，并非容错一切。同时，还应做到事后总结，建立创新失败案例库，积累技术经验，为研发成功奠定基础。

构建市场牵引的创新路线，强化全过程动态管理。在规划关键技术研发路线时，国有企业可邀请战略客户、行业领先用户及供应链伙伴深度参与，充分调研市场需求，从源头上确保创新方向与市场趋势相互匹配。同时，应将市场验证设置为项目是否继续进行的关键条件，要求项目团队在每一阶段投入后续资源前提供目标市场的经营数据。对于市场表现超预期的项目，可加大资金、人才和战略支持力度，加速其商业化进程，而对于连续多次表现不良的项目，则要求其限期调整方向或论证其存续价值，否则将释放其资源，重新配置到更有市场潜力的项目上。从而确保项目从规划到落地的每一步都不偏离市场轨道，促进资源合理配置，推动优势力量集中到最具市场价值的创新突破上，最终健全激励与容错之间的过程管理体系。

技术高地不等于产业高地，要想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提高全球价值链站位，完成从制造大国向智造强国的转型，必须依赖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协同发展的创新生态系统。国有企业作为产业链的链长，应发挥带头引领作用，以自身原创技术供给和配套技术需求牵引上下游产业协同创新，具体可从推进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加大技术标准输出、建立数据治理体系等三个方面，深化国有企业的链长影响。

推进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注重与科技企业和高校的合作。国有企业可带头与高校、研究院以及科技企业建立联合创新平台，其中，国有企业提供业务需求和实践场所，高校、研究院以及科技平台提供技术人才和科研成果，形成以技术支撑工程、以工程优化技术的良性循环，这不仅能充分发挥各方优势，还能缩短技术创新盈利周期，大力提高技术产业化效率，推动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此外，国有企业还可搭建工业互联网平台，不仅实现自身数字化的发展，还辐射上下游产业链企业，带动全链条数字化进程的推进，以更好地实现资源共享与信息互通。

加强技术标准的输出，提供技术使用路径。统一的技术标准不仅能够抑制生产中的投机行为，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还能够促进产业链各环节的协作，并引导上下游企业研发符合标准的产品，推动更好的协同创新。国有企业作为原创技术的策源地，应积极承担起制定先进技术标准的职能，为技术的深化和横向发展提供指导，帮助产业内企业更好更快地掌握和理解技术原理，以提高协同创新效率。

建立数据治理体系，完善数据资产管理制度。加强对数据价值实现的重视，通过建立数据治理体系，统一数据采集规则，打通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和产业内部各企业之间的数据壁垒，加强数据对生产、运营和创新的正向影响。不仅如此，还应督促各国有企业建立数据资产管理制度，推动数据资产入表工作进程，更好地实现数据资产质押、交易功能，扩大企业融资途径。

人才是科技创新的核心力量。在经济发展新阶段下，技术的迅速变革对劳动者的学习、创新和领导等高阶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更好地完成原始技术创新，国有企业需要优化完善薪酬分配和考核体系、加大技能培训并疏通人才通道、组建技术团队辅以创业孵化计划，从根本上提高员工的技能熟练度和创新积极性，加速建设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

优化技能岗位薪酬考核制度，设立专项补助津贴。建立以技能要素为依据的薪酬分配制度，确保一线技能人才薪酬不低于同职级管理人员，并完善现有考核制度，不以短期绩效为唯一衡量标准，注重对长期创新能力的考量。设立明确的工资增长机制和晋升规则，提高技能人才的工资总额增量比重，同时搭建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鼓励劳动者走技能成才道路。建立与技能等级挂钩的津贴制度，体现“技高者多得”的原则，鼓励劳动者主动学习技能进行自我提升。对于市场稀缺技能，还可额外给予特殊技能津贴。

定期进行技能培训，建立校企人才输送通道。通过技能培训，帮助企业内部员工快速适应和掌握新技术，直接提升员工解决复杂问题和探索新领域的能力，为创新奠定良好的基础。同时，建立技能认证体系，将关键技能培训经历与培训成果作为晋升和承担重大科研项目的前置条件，提升技能培训效果。此外，还应搭建校企人才输送通道，企业为高校提供良好的实践场所，高校为企业提供优秀科研人才，为企业的创新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组建由顶尖技术专家领衔的跨部门研发团队，设立内部创业孵化机制，聚焦攻克生产研发中的“卡脖子”问题，推动产研高效协同。国有企业为各研发团队提供固定的研发经费、实验场所以及必要设备支持，并基于生产实际和国家战略，提出具体的技术难题、工艺改进需求以及前瞻性研发项目，由各研发团队揭榜挂帅。为进一步推动研发团队创新动力，国有企业可为其提供内部创业机会。企业可以鼓励团队提交商业计划书，并组建由管理层和相关技术专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对项目进行评估。通过评审的项目可成立独立项目部门，国有企业提供资金、场地等资源，研发团队负责技术与管理，基于此明确股权结构和利润分成方案，并设计清晰退出路径。如此既能够捕捉来自企业内部的前沿技术，培育新的业务增长点，又能留住创新创业人才，从根本上解决创新动力不足和人才流失问题。

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压舱石，在技术、资本、人才等方面具有战略性优势，在促进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结合国有企业特征，研究了其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同时揭示目前面临的制度障碍并依此提出改革方向。在科技创新层面，国有企业能够不断拓展创新边界，打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引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创新。在产业创新层面，国有企业能够增强传统产业、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协同发展优势，推动建设完善现代产业体系。在体制创新层面，国有企业能够强化现代产业链“链长”职能，助力技术突破、推动技术产业化、发挥治理功能，助力形成有序运转的国家创新系统。

然而，目前治理机制、创新激励、数智化要素流动、生态协同以及人才供给等方面存在不健全、不完善、不流畅和不充分的情况，削弱了国有企业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因此，需要构建现代化治理体系、健全激励容错机制、重视产业生态协同、加强新型人才培养，充分激发国有企业创新活力和引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