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建投:中国企业出海的背景、动力和趋势

转自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出品 武超则等著《从出口到出海：中国企业全球化的逻辑与未来》，中信出版集团，2025年12月出版。

      近年来企业出海话题讨论热烈，尤其是在当下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人口红利逐渐消退、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增强、对外面临较高贸易壁垒等背景之下，企业出海节奏不断加快，从传统的资源获取型投资，逐步向品牌输出、技术合作、产业链整合等多元化方向发展。出海似乎成了应对产能过剩的解药。但当我们看懂企业出海的微观逻辑之后，我们就会发现真正促成企业出海的并不是国内产能过剩这一因素本身。

      当前，受全球经贸规则重构、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等多重因素影响，中国企业加速布局海外市场已成为拓展发展空间、优化资源配置的关键路径。如今，全球经贸规则正处于深度调整期。传统多边贸易体系面临挑战，区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不断涌现，形成新的规则框架与标准体系。

      中国企业若固守本土，将难以适应这些变化，甚至可能被排除在新兴市场体系之外。主动“走出去”，深入参与国际规则磨合与实践，有助于企业提前规避合规风险，抢占制度性话语权。同时，地缘政治波动加剧了全球供应链与市场的不确定性。贸易保护主义、技术封锁、市场准入壁垒等迫使企业重新思考其全球战略。通过多元化、本地化的海外布局，企业可有效分散单一市场依赖所带来的政治与经济风险，增强抗干扰能力和系统韧性。

     根据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战略部署，我国需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外贸、稳外资，积极发展服务贸易、绿色贸易、数字贸易，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从企业内生动力看，海外扩张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国内市场竞争日趋饱和，成本上升、增长放缓倒逼企业寻求外延式发展。通过设立海外生产基地，企业能够更贴近原材料产地与终端消费市场，降低生产和物流成本；通过投资或并购海外高新技术企业，企业可快速获取核心技术与研发资源，推动产业升级与价值链攀升。此外，国际化品牌建设与全球服务网络的完善，也有助于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认同度和综合竞争力。

      中国企业出海已不再局限于传统能源、基建等领域，而是向数字经济、绿色技术、高端制造等新兴赛道扩展。从东南亚的工业园到欧洲的研发中心，从非洲的移动支付生态到拉美的新能源电站，中国企业的全球足迹正不断丰富其全球化内涵。可以说，积极响应全球格局演变，主动优化资源配置，不仅是中国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参与塑造未来全球经济秩序的重要体现。这一进程既充满机遇，也伴随挑战，但无疑是决定中国企业未来能否在全球竞争舞台上占据关键位置的重要一程。

（一）中国企业出海的背景和因素

其一，出海大背景是一国企业综合竞争力的提升。

     经济只有发展到一定阶段，企业才会迎来大规模出海潮。以人均GDP衡量经济发展程度，我们发现一个全球性规律：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后，人均GDP越高的国家，OFDI（对外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也就越高。2022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3万美元，OFDI存量占GDP比重为16.3%。按照这一规律，未来中国企业出海的节奏和速度或将快于以往。

    除了经济发展程度，经济总量以及贸易竞争力同样是企业加速出海的解释因素。当一国经济规模突破关键阈值，其市场主体往往会产生拓展全球版图的内在需求。2022年，中国GDP占全球的份额在18%左右，出口占全球的比重约为15%。这种双指标突破15%临界点的现象，标志着本土企业进入了规模化国际拓展的新阶段。

其二，国内产能利用率下行时企业出海加速。

     除了所处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和外贸竞争力提升这些因素，我们还发现企业加速出海现象与国内产能利用率偏低有一定相关性，这一点曾在日本加速出海时发生过，当下中国企业出海也面临类似状况。

      目前，中国也正面临“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挑战。202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经济回升面临“国内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等挑战。中国产能利用率在2021年达到高点（77.5%），此后下滑，这一压力在2025年持续加大。2025年第二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降至74.0%，较上一季度下降0.1个百分点，同比下滑0.9个百分点，延续了产能利用率持续下行的趋势。细分行业中，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同比大幅下降4.5个百分点至71.9%，成为下行压力最显著的领域；非金属矿物制品业虽环比小幅回升（从第一季度的60.9%升至62.3%），但同比仍下降1.9个百分点，且62.3%的绝对水平远低于健康区间；汽车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同比下滑1.7个百分点至71.3%，叠加新能源汽车产能过剩率达46.7%（产能3000万辆/实际需求1600万辆）及88万辆库存积压，行业陷入价格战的恶性循环；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同比下滑1.2个百分点至73.5%，光伏组件产能利用率更跌破40%，组件价格同比暴跌40%至0.65元/W，引发全行业亏损。此外，部分化工细分领域出现极端低值：硫酸亚铁产能利用率仅为24%，氯化钴、硫酸铜不足40%，环氧丙烷产能突破1000万吨/年而利用率仅为67%，凸显低端产能结构性荒废困境。这些数据共同印证国内工业正面临系统性产能利用率下行的压力，且呈现传统行业与新兴产业过剩并存的复杂格局。

其三，在贸易摩擦升级下企业主动、被动选择出海。

      2018年至今，中美贸易战经历了从单一关税对抗到全维度博弈的复杂演变。如果说2018年特朗普挑起的中美贸易对抗仅仅以加征关税为主要手段，那么拜登政府则推动了关税战向科技、金融、供应链等领域的进一步深化，逐渐外溢至“关税+技术封锁+产业链切割”的系统性对抗。2025年特朗普上任以来，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更是全面升级，引发全球贸易震荡。对华关税呈现“税率更高、范围更广、技术压制更严”的特点，以期全方位遏制中国产业升级。面对美国多重关税壁垒与“去中国化”供应链重构压力，中国企业选择加速海外布局，以规避贸易摩擦并维持市场准入。

      回顾历史，早在1991年，美国就以产品进入中国市场遭遇不公平壁垒为由挑起贸易战，并于次年8月公布了价值39亿美元的报复清单。最终经过谈判，中国承诺未来5年里对美国商品取消进口壁垒。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随着中美贸易逆差逐渐扩大，美国对华反倾销、反补贴、特殊保障调查及“337调查”覆盖行业范围更加广泛。2017年特朗普正式上台后，中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加剧。2017年8月18日，美国宣布对中国发起“301调查”。次年3月22日，特朗普签署美国总统备忘录，宣布依据“301调查”结果，将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截至2020年2月14日，美国对中国共有4轮加征关税措施落地，就征税对象来说，主要涉及电机及电气设备、机械设备、精密仪器、汽车零部件等产品，同时整体上美对华加征关税规模不断扩大、税率不断提高，最终导致对约5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

      2021年拜登政府上台后，进一步将中美贸易问题纳入国家安全、科技霸权与全球供应链重组的框架，旨在遏制中国产业升级，尤其是高科技领域。2021年3月，美国对3 700亿美元商品关税启动全面审查，2022年8月颁布《芯片与科学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拨款约520亿美元补贴美国半导体产业，限制接受补贴企业在华投资先进制程芯片，不仅联合盟友对中国实施技术封锁，还通过“友岸外包”战略推动供应链向印度、越南、墨西哥转移。2022年10月，美国对华实施全面半导体出口管制，将长江存储、中芯国际等31家中国实体列入“未经核实清单”。2024年5月14日，美国宣布对中国电动汽车、锂电池、电脑芯片等产品加征关税，随后9月再次对钢铁、铝、半导体等价值18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分阶段加征关税。

      2025年特朗普第二次入主白宫，依然强调“美国优先”并大力主张保护主义，迅速重启对华关税战，分五轮加征高关税对中国极限施压，以此“夺回美国利益”。2025年2月1日，美国以芬太尼问题为由对所有中国进口商品加征10%关税，3月4日再次加征10%“芬太尼税”，中美关税战愈演愈烈，4月2日特朗普又宣布全面加征“对等关税”，随后分三轮将对华关税税率逐步推升至145%，双方经济关系濒临断裂。直到5月10日至11日中美日内瓦关税会谈，双方决定保留10%基础关税，暂停24%附加关税90天，取消91%惩罚性关税，这才暂时缓和了关税战。但中长期内特朗普削弱中国产业链优势的目标不会动摇，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仍面临高度不确定性。

其四，“走出去”战略方针鼓励企业主动出海。

       回顾中国“走出去”的历史，自2004年我国发布《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第21号令）以来，原有对外投资管理的“审批制”改为“核准制”。2006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关于调整部分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外汇管理由审批制向核准制转变，部分取消了境外投资外汇资金来源审查和购汇额度的限制。2013年，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基础设施项目，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制造业市场，叠加2015年的《中国制造2025》，使中国制造业进一步加快跨国化发展。其他多边、双边和区域合作机制，同样为企业出海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2022年，由东盟10国、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共同签订的多边贸易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成员国间的互联互通以及协调统一的原产地原则进一步便利了企业的出海之路。

       在产能利用率偏低、贸易摩擦升级等背景下，2020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双循环”战略旨在以国内市场为原生动力，推动国内外双向互动、互补，通过更高水平的开放和更有效的国际经济合作，提升中国企业出海拓展市场的层级。基于此，“双循环”战略是一种开放的循环模式，而不是封闭的自给自足模式，这要求企业持续创新出海模式，提升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具体来看：第一，基于国内市场基础，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通过国内市场的需求带动，企业能够在国内积累更多的技术研发和创新成果，提升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同时，国内市场的“内循环”发展有助于企业通过更高效、更低成本的生产优势，向全球市场扩张。第二，推动国内企业向全球高端市场进军。“双循环”战略通过强调国内外双向流动，鼓励企业向海外市场扩展，特别是向技术含量较高、附加值较大的国际市场进军。企业通过出口、并购、投资等方式，能够进一步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话语权。第三，利用国际资源，优化全球布局。“双循环”战略不仅注重国内市场的循环，也强调国际市场的互动。企业可以通过全球化布局，优化全球资源配置，包括技术、资金、原材料、人才等。企业通过在国外设立研发中心、生产基地和销售网络，整合全球资源，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生产效率，进一步增强全球竞争力。除此之外，通过出海，企业不仅可以满足国际市场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还能够借此获取更多的市场信息和产品反馈，从而促进产品的迭代与升级。

       在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背景下，多个具体政策应运而生，为相关产业的国际化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2017年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加大了对建筑类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扶持力度，特别是鼓励企业承接“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通过这些政策，中国建筑企业在全球市场上迅速扩展，诸如中建集团和中国交建等企业已经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成功承接重大工程项目。2022年发布的《商务部等27部门关于推进对外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则着眼于推动中国文化产品与服务走向世界，特别是在电影、电视剧、音乐等领域。通过政策支持，中国的影视内容和文化产品不断走向全球。此外，2022年发布的《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意见》，鼓励企业在新能源、绿色低碳技术等领域展开国际投资合作，推动中国企业在全球绿色转型中占据一席之地。中国企业在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的国际布局，受益于政策的支持，取得了显著成效。例如，比亚迪等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已在欧洲、北美等市场实现了快速扩张，成为全球电动汽车行业的领军企业。政府的政策不仅通过税收优惠、资金支持等手段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还通过推进国际标准对接，帮助中国企业提升了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二）企业从出口到出海的三个关键影响因素

      历史的经验规律似乎指向这样一条企业出海路径：当一国企业竞争力达到一定程度（人均GDP、GDP和贸易占全球份额偏高），国内市场近乎饱和（产能利用率下降）时，企业就会选择加速出海。然而这一规律并不适用于所有情况。以下两个现象就证明，并非产能一过剩，企业就要从出口转为出海。那么企业到底应该出海还是出口？

    当中国企业积极出海时，我们看到更多国际资本选择投资中国。中国作为东道国，依然对全球资本具备较强的吸引力。2022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逆势增长。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的《2023年世界投资报告》，在全球外资规模延续减少趋势的2022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仍在增长，规模达到1891亿美元，占全球FDI（外国直接投资）比重约为15%，已经连续6年成为全球第二大外国投资接收国，仅次于美国。

     上述两个现象引发了更深入的思考：企业从国内生产到出口，再到出海，这些环节顺利推进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当一个国家的产品具有全球竞争力，国内市场日趋饱和，对不可贸易品而言，出海可能是化解产能过剩的好方法。对可贸易品（尤其是大部分标准化制造业）而言，出口和出海都可以成为企业化解产能过剩压力的手段。可见国内产能过剩并非企业出海和出口的决定变量。

      判断企业选择出口还是出海，我们还是要回归一个朴素的微观底层逻辑：出口和出海，收益孰高？为分析需要，我们特意将企业利润模型简化，如东道国政策不确定性风险等都归类为海外生产成本。

     对于企业出口产品而言，出口利润=海外价格-（国内生产成本×汇率+关税）。

      对于企业出海投资而言，出海利润=海外价格-（海外生产成本/汇率）。

基于上述模型，对于制造业企业而言，国内外生产成本差异、关税和东道国生产壁垒差异、汇率升贬值趋势，才是真正影响企业决定出口还是出海的因素。

（三）中国企业出海的四个宏观特殊性

      除了企业的全球竞争力较高、国内市场阶段性饱和、外部贸易壁垒较高等历史共性，当我们展望未来中国出海节奏时，中国出海的四个宏观特殊性将为我们提供更为深刻的思考维度。

第一，全产业链优势下中国国内生产成本更低。

      作为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已形成“关键零部件—整机制造—集成应用”的完整供应链体系。对比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中国国内综合生产成本更低。

     首先，中国的规模生产优势突出。按照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数据，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全部制造业门类的国家，22个制造业大类行业的增加值均居世界前列；在世界500种主要工业品种中，目前约230种的产量位居全球第一，涵盖了钢铁、铝、电子设备、家电、汽车等多个行业。而且中国很多产业都能实现从上游到下游的全覆盖。例如，在电子产品制造领域，从原材料采购（如芯片、玻璃基板）到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再到最终的组装和出口，中国的产业链各环节都能够自主生产或通过供应链整合实现覆盖。此外，中国制造业分工细化，能够在供应商间进行比价筛选，降低采购成本，设计不同价位产品，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价格优势。

       其次，中国制造业所使用的能源价格远低于全球水平。根据Global Petrol Prices（全球石油价格网站）公布的各国电价数据，截至2023年9月，中国电价仅为0.088美元/千瓦时，而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最大的22个国家，其电价平均值为0.198美元/千瓦时。中国的电价甚至不足这22个国家电价均值的一半。这种差异对中国制造业来说至关重要，特别是在高耗能产业如钢铁、化工、水泥等领域。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的重要基地，其低廉的能源成本为企业提供了显著的成本优势，使中国企业能够在国际市场上以更具价格竞争力的方式进行定价，从而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帮助中国制造业保持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

      最后，中国通信和物流效率优势遥遥领先。过去20多年，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在交通和通信网络领域。高速公路和铁路网络加快了货物和人员的流动速度，降低了运输成本，有力地提高了中国制造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整体效率。其一，中国高速公路和铁路网络的建设，极大地提升了国内运输的效率。根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的统计，2023年中国的高速铁路总里程已超过4万千米，稳居世界第一。中国的高速铁路不仅连接了大中型城市，还延伸至一些偏远地区，缩短了货物运输时间，使得运输成本大幅降低。高速铁路的优势在于大宗货物的快速运输，特别是对于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生产环节密集型产业而言，能够确保更短的交货期和更高的供应链灵活性。其二，中国在物流效率方面，除了得益于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还离不开智能物流的广泛应用和创新。例如，中国的物流企业在自动化仓储、无人驾驶、物联网技术应用等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京东通过在仓库中部署大量自动化分拣系统和无人配送车，配送效率得到极大提升。与此同时，中国在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上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随着5G技术（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的推广和普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5G网络建设和应用市场。截至2023年，中国已建成超过200万个5G基站。

      中国生产成本低且市场巨大，因此目前更多的是其他国家投资中国。中国IDI（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和ODI（对外直接投资总额）规模差异巨大。2022年，中国共获得1891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高于同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1631亿美元），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高科技行业，而且大多来自欧洲的跨国企业。

第二，逆全球化浪潮下中国海外生产壁垒更高。

     2016年以来，逆全球化现象越发明显。中国企业出海的外部环境较为恶劣。以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后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为标志，近年逆全球化趋势明显。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规模在2015年创下历史新高（2.06万亿美元）后便一直回落，2020年疫情期间甚至不足一万亿美元，创自2006年以来新低。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25年世界投资报告》，2024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名义增长4%，总量达1.5万亿美元，但排除欧洲中转经济体（如卢森堡、荷兰）的金融交易扰动后，实际下降11%，连续两年呈现两位数下滑。这一趋势延续了2015年达到历史峰值（2.06万亿美元）后的长期回落周期：2020年因疫情冲击骤降至1.0万亿美元（2006年以来最低），2021年短暂反弹至1.2万亿美元，而2022—2024年剔除中转经济体影响后的实际降幅均超10%。

      从具体细节来看，逆全球化形势下美欧等发达国家进一步加强了对外国投资的审查力度。美国在2018年出台的外国投资监管新规则扩大了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查管辖权，对涉及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和公民信息安全的投资加强审查，并列出特别关注国家，增加审查程序。特朗普政府2025年上台后，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审查壁垒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先是出台《美国优先投资政策》，延续拜登时期的“反向CFIUS”规则（14105号行政令），禁止美国资本流入中国敏感技术领域，涵盖半导体、AI（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技术、航空航天、能源及关键基础设施，并将经济安全直接等同于国家安全；审核机制层面，特朗普政府针对外国直接投资审查从单点管控转向“全生命周期监管”，CFIUS扩权与多部门协同形成立体壁垒，新增对农业、医疗保健、原材料等战略部门的审查，并首次将“绿地投资”（新建项目）纳入CFIUS的监管范围，双向投资限制不断升级，合规成本与战略重构压力陡增。欧盟也于2019年3月批准外国投资监管新法规，对涉及敏感技术、基础设施及公共秩序和安全领域的投资加强审查。并且，部分国家通过实施针对中国的指向政策，使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面临新的障碍。根据202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23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1632.5亿美元，同比下降13.68%。不确定的地缘政治与市场环境导致海外并购表现疲弱，中企在美欧的并购规模因审查壁垒跌至低谷。2024年，中企宣布的海外并购总额为307亿美元，同比下降31%；并购数量仅422宗，同比下降15%。两者均为近五年最低值。与2016年峰值（1353.3亿美元）相比，2024年海外并购规模仅占其22.7%，较2022年的14.8%虽略有回升，但仍处于历史低位。

第三，近年来非美货币偏弱。

      自2022年3月美联储开启本轮加息周期以来，美元走强，非美货币普遍承压，包括人民币。2023年，人民币汇率一度突破1美元兑7.3元人民币，创下多年新低。随着2024年后中美政策分化，美联储暂停加息后人民币脱离低点，逐步回升至7.10 ~7.20元人民币。但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叠加美元周期扰动，人民币汇率再次贬值。2025年4月，美国宣布超预期“对等关税”，在岸人民币迅速跌破7.35元人民币，离岸人民币波动更是触及历史新低7.43元人民币，创2022年以来贬值极值。截至2025年，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仍然走弱，且持续高于历史中枢水平，反映出在美元长期强势格局下非美货币面临的系统性压力。这一汇率变化使得中国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相对便宜，具有价格优势，有利于出口增长。例如，中国的家电、纺织品、电子产品等大宗商品在出口时，由于汇率优势，能够以更低的成本销售至欧美及其他市场，这有助于推动中国的出口增长。2025年上半年，中国家电出口额为687.8亿美元，同比增长6.2%，空调出口近5700万台，同比增长8.4%。纺织品服装出口1439.8亿美元，同比增长0.8%。出口市场分化，对欧美出口承压，对新兴市场增长显著，体现出企业通过市场多元化应对贸易壁垒的策略。但同时，人民币汇率偏软也使得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和海外并购时面临更高的成本。特别是对于那些依赖大量资金的跨国并购交易，人民币汇率的走低使得企业面临更大的财务压力，影响其资金安排和并购决策。

      这种人民币汇率偏软带来的“利好出口、压制出海”的现象，反映了美元长期强势下非美货币的系统性压力。在全球货币权力结构中，美国政策变动引发汇率波动，中国企业需在汇率红利与成本压力间寻找平衡，通过技术创新和市场多元化策略应对挑战。

第四，中国目前面临的关税壁垒极高。

       美国对中国出口限制程度是前所未有的高，中国所面临的情况也越发复杂。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测算，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的平均关税仍高达19.3%，这一水平比2018年贸易战开始前高出6倍多；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关税并非局限于少数商品，而是广泛地涵盖了66.4%的进口商品，影响了美国从中国进口的绝大部分商品。若从商品所属行业（将商品归类为HS6位编码）来看，加征关税的商品涉及80.4%的行业。这意味着几乎所有领域的商品在进入美国市场时，都面临更高的关税壁垒，无论是高科技产品、机械设备、日常消费品，还是基础原材料。这些关税的加征对中国企业的出口造成了严重影响，不仅增加了成本，还使得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受到了很大的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