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在一百多年历史中取得光辉成就的重要法宝，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新时代历史方位中，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理论创新，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和宣传教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指南，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旗帜和灵魂，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最显著的时代特征、最鲜明的理论品格。完成好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的重大任务，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庄严的历史使命，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断开拓新的发展路径，探索新的方式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面对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和非主流同时并存、社会思潮纷纭激荡的新形势，如何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2025 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设立20周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界立足学科发展积淀，紧扣时代发展脉搏，围绕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当代现实新回应、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20周年的回顾与反思等主要方向纵深推进，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既深化了基础理论研究，又强化了现实问题观照。

第一，以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引领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取得新进展。对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进行学理化、体系化阐述，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优良传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时代的历史方位，统筹把握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以巨大的理论创新勇气，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严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贯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涵盖了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领域，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原理性成果，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原创性贡献。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成果丰硕，需要广大研究者深入梳理其内在逻辑、概念关联与实践基础，推动理论从“原创观点”升华为“科学体系”。这就要求理论界和学术界从体系化和学理化上加强研究。2025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界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学习宣传、研究阐释和贯彻落实，呈现出一条不断深化的逻辑线索：从早期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渊源考察、内涵阐释和思想特质总结，向体系化、学理化研究深化，并逐步上升到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理化阐释。同时，理论界和学术界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各部分以及不断发展过程中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也进行了系统研究阐释。

第二，围绕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推进重要标识性概念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界高度重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十五五”规划建议》）的重大意义，积极开展研究阐释，学术界普遍认为《“十五五”规划建议》确定“十五五”时期党领导人民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科学理论基础、政策基础、战略规划、前瞻部署和实践要求，充分体现了党领导人民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历史主动和强大引领力，必将指导和推动“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根基。学术界围绕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阶段式发展等重要标识性概念的研究深化。

第三，基础理论研究呈现出文本细研与现实呼应的双重特征。2025年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聚焦经典著作的深度挖掘与基本原理的当代理论解释力，打破传统研究范式的局限，实现了文本解读与现实关切的有机统一。

第四，在回顾与反思中廓清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的时代方向。2025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一级学科设立20周年，也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05方案”实施20周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界围绕学科20年的发展历史、主要经验和未来展望展开了一系列理论总结，为学科的长远发展提供了清晰的路径指引。

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首先要准确把握体系化学理化的科学内涵以及辩证关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韩庆祥提出，学理化的基本内涵包括：对实践创造转换的学理化，对历史经验升华的学理化，对原创性贡献内涵阐释的学理化，对意识形态问题科学论证的学理化和话语表述的学理化。体系化阐释的具体内涵则包括：确定理论起点和立足基点，确定标识性范畴和原创论断，确定体系骨干和逻辑框架，确定核心要义和思想精髓和确定哲学根基。学理化是体系化的基础和前提、职能和主题，体系化是学理化的推进和提升、载体和目标。体系化学理化研究要求我们在面对具体思想研究时必须具有系统思维，复旦大学陈学明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例指出，目前学术界关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从生态治理学的层面加以研究，二是从生态经济学、生态伦理学的层面加以研究，三是从生态哲学的层面去研究。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研究，这三个层面都必不可少，但最重要的是从哲学的层面研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创新主要表现为体现了“人—自然共生”本体论，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正在取得巨大成就，是因为有了正确的哲学理论为根基。

对于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的科学内涵，中国社会科学院崔唯航提出，党的创新理论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不是解释世界的经院哲学，而是改变世界的行动指南。党的创新理论的发展有自己的逻辑，即在破解时代问题中引领实践发展。这一逻辑从性质上看不是思辨的逻辑，而是现实的逻辑、实践的逻辑。在此也需要对概念进行概括提炼，但不是越抽象越好，而是要坚持立足实践根基进行必要的抽象概括。抽象概括服从于实践需要，服从于党的理论建设和理论武装的需要。对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动力机制的归纳，北京大学孙来斌认为有以下几种：一是实践驱动论，主要目的是解决现实问题；二是文化适应论，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理论建构的影响；三是政治建构论，强调理论服务政治需要，特别是维护党的执政合法性；四是国际互动回应论，强调如何回应国际问题。

以“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为契机，学术界围绕党的自我革命和作风建设的理论研究是2025年的一个热点，从理论深度、实践维度和时代价值挖掘上呈现出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方法创新的鲜明特点。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理论内涵与时代发展的深化研究，学术界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高度，深入阐释党的自我革命的理论渊源与创新发展。党的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是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形成的宝贵经验和精神财富。中国人民大学吴付来提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是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取得的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篇章，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关于党的自我革命与“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内在逻辑关联的研究，学术界深刻揭示了党的自我革命与“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之间的内在统一性和辩证关系。研究认为，“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是党的自我革命在作风建设领域的具体体现，是党推进自我革命的重要切入点和突破口。党的自我革命为“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贯彻落实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和强大精神动力，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深入践行则是党不断深化自我革命的生动实践和重要成果。有的研究进一步指出，二者共同服务于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是党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巩固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学者们强调，必须将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作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常态化工作来抓，以作风建设的实际成效推动党的自我革命向纵深发展，同时通过党的自我革命的全面推进，为“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持续深化提供更坚实的思想基础、组织基础和制度保障。

对党的创新理论，特别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是时代赋予理论界和学术界的重要责任，但当前理论界的研究阐释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现在研究阐释类的文章很多，但相当一部分成果没有真正做到体系化学理化，还存在诸如逻辑不清、概念不明、深度不够、支撑薄弱等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是不断丰富完善、不断体系化学理化的过程，随着新时代理论创新的进一步展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必将深入推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深入把握其思想的本质内涵、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全面系统地把握重大原创性贡献和重要原理性成果及其内在逻辑关系，在真理性与价值性、人民性与阶级性、继承性与飞跃性、历史性与时代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高度统一上，深入系统全面地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是在我们党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上举行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学术界和理论界围绕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展开了充分的理论研究。全会审议通过《“十五五”规划建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所处历史方位，深入分析“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对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是乘势而上、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又一次总动员、总部署，是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纲领性文件，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历史主动。

历次五年规划记录了不同时期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也使得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之一——人民性不断得以充分彰显和生动阐释。五年规划指标设计聚焦民生福祉，坚持问计于民，其实施成果由人民群众共享，凝聚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杨明伟认为，“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为全面系统科学应对这一时期的风险挑战，需要科学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建立健全完善的制度体系并充分发挥制度效能，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以全体人民团结奋斗为坚实依托和最大底气，同时携手国际社会合作应对。

学术界也注重从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把握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建议》的时代方位。有学者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从历史深处走来，只有善用历史思维，以强烈的历史纵深感把握这一伟大事业的历史逻辑，才能准确理解其鲜明的革命性、连续性、世界性等特征。要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坐标、理论源流和重大成就，贯通古今中外，进一步概括现代化的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案，加快形成以中国话语为依托、以中国经验为内核的原创性理论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广泛共识。学者们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鲜明的规划性特征是区别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显著标志。党的全面领导是规划实施推进的根本政治保障；长远目标与阶段性任务的统一，确保现代化进程的连续性与实践性；顶层设计与分层规划的深度衔接，构建了多层级、全方位规划体系，确保规划覆盖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与环节。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建议》蕴含着重要的党的创新理论，需要从学理上不断深入研究把握。北京大学孙代尧提出，《“十五五”规划建议》聚焦“十五五”时期关键任务与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关系，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梯式递进”论，体现了发展的大历史观和辩证法，深化了我们党对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其蕴含的学理、哲理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阐释。中国人民大学郗戈提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这一重大论断是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的原理性创新，作为科学确定“十五五”时期的历史方位、战略定位、重要地位，科学谋划“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基础。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并贯穿各领域部署，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区别于西方现代化“以资本为中心”的本质特征。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在“制度—治理—发展—人”的统一性、“高质量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统一等方面作出了创新性系统部署，为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创新发展提供了重要生长点。

经典著作编译与文本研究深化：经典文献的编译与解读仍是研究基石。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相关卷次的研究持续推进，相关研究为学术界准确把握经典思想提供了重要参考。学者们通过基础理论的研究，不断推进对基本问题的理解。南开大学王南湜提出马克思 “消灭哲学” 的命题，实质是终结古希腊传统超验形而上学范式，实现了向“实践人类学”的思维方式转向。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马克思主义哲学应以何种理论姿态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提供思想指引，也是一个理论热点问题。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大模型等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不仅深刻重构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形态，更对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时代课题。

学者们认为，社会形态演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产物，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而生产关系的变革又引发社会形态的更替。重新考察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会引发关于新技术革命下传统哲学的新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杨洪源提出，当今时代，从数字化向数智化的技术跃升，已经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作为数智化时代的一项变革性前沿技术，生成式人工智能同样给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深刻影响和挑战。吉林大学田冠浩提出，现代哲学是以对自身时代的“危机”意识作为出发点的。这种危机直接体现为现代人的矛盾经验，即一方面人们清晰地意识到自身的力量，随着人工智能和生物基因技术的发展，人类正在缔造新的世界；另一方面，人们发现，人类的问题不能完全依赖技术去解决，需要在感性世界中寻找生命中存在的冲动。

此外，学术界立足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当代资本主义新形态，拓展了研究的理论视野。北京大学张梧从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相结合的视角，提出了数字资本主义的底层逻辑仍然是金融资本主义，信息技术与金融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关联。

学者们认为，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之举，是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要求，是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要任务，也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抓手。20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实现了从奠基起步到繁荣发展的跨越，在学科布局、理论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硕果累累，并推动了自主性、多层次的学科体系构建。清华大学肖贵清认为，要科学谋划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高质量发展，深入分析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等文献资料的研读，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有学者提出要厘清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中共党史党建学学科的关系，中共党史党建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应相互合作、相互支持、相互成就，党史部分可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提供历史支撑，党建部分则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理论支撑。学术界普遍认为，未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高质量发展任务，优化学科布局与评价机制，构建学科—课程—教师—教材协同体，推动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不断增强国际传播力与话语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中国人民大学刘建军提出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要紧紧围绕相关二级学科，构建起中国自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知识体系。学者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阵地，应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有效回应学科建设如何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时代之问，进一步坚定学科自信、加强学术研究、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学科引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学科支撑。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主办的“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阐释学术研讨会”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逻辑”的主题，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的理论创新逻辑，围绕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阐释的重大意义、逻辑路径与方法展开深入交流，共同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学理层面深化研究与阐释，形成了一系列学术成果。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韩庆祥出版的专著《21世纪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从学理视域深入剖析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在此基础上沿着“清理总结”“基本路径”“基本涵义”“形成基础”“基础问题”“中国样本”“原创性贡献”“理论标识”“哲学根基”“总体框架”的总体思路勾画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完整图景。吉林大学韩喜平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路径探索》（《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5年第6期）一文中提出，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过程中可以提炼出一系列规律性认识：一是以问题导向为基本方法；二是以实践政策检验为构建路径；三是以发展经验提炼为形成方式；四是以自主知识体系提升学理；五是以话语体系传播增强影响。对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与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存在着内在理论逻辑，复旦大学吴晓明的论文《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路径》（《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6期）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明确提出意味着，当今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自我认识：它在积极学习并借鉴外部经验的同时，是完全立足于自身之上的。因此它的整个上层领域——包括知识、学术、文化——也将发生相应的转变。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任务，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性实践的基础上被提出来的。这一任务却并不因为有其实践基础就会自发地完成，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还必须通过特定的思想理论路径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

以“新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为主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青年学术论坛（2025）”探讨了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马克思主义哲学应以何种理论姿态，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提供思想指引。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设立20周年’加快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学术研讨会”、吉林大学主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设立20周年暨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建院20周年纪念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成立20周年学术研讨会”等会议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20年的发展历史、主要经验和未来展望展开了一系列讨论。

回顾过去一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整体呈现出三个显著的发展趋势。首先，理论界更加自觉地承担起阐释党的创新理论的时代使命，致力于推动研究工作的体系化和学理化建设，通过系统梳理和深入分析，不断丰富理论内涵，增强其科学性和指导性。其次，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深刻变革，学术界积极主动应对新挑战，注重在继承中创新，不断激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经典理论的活力，力求构建全面系统的理论回应，以适应时代发展的新要求。最后，研究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紧密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实践，在回应现实问题、总结新鲜经验的过程中，持续推动理论自身的创新与发展，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实践价值。

新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这一年取得了一系列进展，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不应该只是在象牙塔内做纯粹理论的推理，或者把学术研究仅仅作为学者个人的心灵独白或学术编造。马克思主义研究要避免以下几种倾向：一是学院化、中立化倾向，模糊其意识形态属性，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降格为纯粹学术探讨，忽视其鲜明的阶级性和实践导向。二是文本化、神秘化倾向，脱离理论的现实观照，仅以文本为依据阐释马克思主义重大命题，将马克思主义研究异化为脱离现实的文本游戏或概念拼贴。三是个人化、对立化倾向，孤立地研究马克思的思想，甚至出现把马克思恩格斯与其他经典作家对立的情况。四是强制性解读倾向，用西方或者自己的概念框架强制解释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研究可以从不同方面入手，但应避免把某一种研究范式绝对化；五是碎片化、功利化倾向，忽视理论体系的整体性建构，防止将马克思主义切割为互不关联的“知识拼盘”，或为追求短期成效而忽视学术积淀。

立足时代、面向未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立足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急剧发展变化的实际，紧紧抓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根本主题，深刻回答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时代课题，以及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和人民幸福生活的重大现实问题，在研究、回答、解决问题中形成科学判断和理论思考，对实践中的新经验进行提升和凝练，形成原创性的新思想新观点，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哲学是具有时代感的，哲学家总是时代的产儿。真正的哲学总是关切着时代，呼应着时代。当下的哲学探索既面临智能技术带来的全新挑战，也肩负着在文明互鉴中阐释传统、在守正创新中构建未来的重大使命。在此背景下，2025年，中国哲学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耕经典，回应现实，在中西对话、古今贯通中持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造与话语构建。　　

2025年，中国的哲学研究者主动回应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紧扣时代脉搏、强化主体意识、促进交流互鉴，展现出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导向，在守正创新中彰显出理论活力与历史自觉。

第一，以党的创新理论为引领，着力构建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一方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为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根本原则与科学方法论；另一方面，面对人工智能等新兴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学者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解释和引领时代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此外，在教材编撰与使用方面，不少高校深入推进马工程重点教材统一使用工作，确保马工程重点教材覆盖哲学相关二级学科、专业、课程。

第二，以“两个结合”为根本方向，重视对文化主体性的建构与中国哲学标识性概念的提炼与阐释。学术界研究直指中华文明的“开端性”与“本原性”问题，厘清中华文明特有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以此确立中国哲学的基本形态。2025年度对“汉语哲学”与“分析的中国哲学”等路径的讨论，则自觉运用现代逻辑与分析方法研究中国哲学文本与思想，提升理论的清晰度与论证的严密性，以更具主体性的哲学方法论回应和参与人类共同的普遍性哲学问题。

第三，以跨学科、交叉学科为方法，推进哲学研究范式转型，公共关怀与实践指向空前凸显。在人工智能治理、脑机接口伦理、技术向善等研究方面，哲学界致力于搭建科技与公众、理念与现实之间的桥梁，积极探索可操作的伦理准则和治理框架，推动从理论前瞻到治理实践的跨越。2025年，多所高校依托跨学科平台的共同研发，成立了文科实验室，旨在进一步拓展大模型系统在科研、产业与教育等场景的深度应用，为推动人工智能与社会伦理协同发展贡献智慧。

第四，以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为职责使命，坚持以文化自信与开放包容的心态开展古典学与西方哲学研究。学者们努力打破西方古典学的固有框架，积极构建以中国经典文本为核心的古典学自主话语体系，并与西方古典文明进行比较互鉴，为中国学术提供了积极走向世界、参与国际对话的窗口。西方哲学的研究以借鉴性吸收与批判性反思为基本原则，明确中国化阐释的研究定位，强调以中国视角对现象学、德国古典哲学、分析哲学等哲学派别中的重要问题进行深耕与重构。　　

2025年，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呈现出强烈的守正创新特点，既坚持对经典文本与核心范畴的深耕，又勇于面对数字文明、资本主义新形态等现实议题，展开兼具现实关切与理论创新的学术探索。

第一，马克思经典理论的当代阐释与方法论反思。学术界延续并深化了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考辨与重构，尤其关注其中蕴含的方法论线索。“具体的总体”“具体普遍性”“从后思索法”“类存在物”等哲学范畴被置于新的问题视域中重新审视，旨在挖掘其超越特定历史语境的认识论与存在论内涵。贺来提出，马克思从实践哲学解释原则出发，把“普遍性”理解为与“特殊性”有机统一的“生活世界的相通性”，开辟了具有启示性的理论范式。任平认为，立足新时代新征程历史方位着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我们需要以新的视角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进程。

第二，智能时代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对智能时代的理论回应，学者们致力于将人工智能、数字技术及其社会效应深度融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核，将其转化为理论建构的变量。孙伟平主张，解决智能时代的社会基本矛盾，需要将智能社会的社会基本矛盾转化为强大的社会发展动力。孙正聿认为，人工智能是文明史上具有革命意义的人造物，为反思“人是类存在物”和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出了崭新的时代性课题。

第三，智能时代的资本主义批判与文明反思。学者对智能时代的资本主义的探讨展现出鲜明的总体性批判特征，将其统摄于“数字资本主义”这一分析框架之下，力图揭示技术表象背后的权力逻辑与文明危机。解丽霞提出，智能技术与数字资本联袂塑造了平台数据加工存储的“影像集合”，形成了数字资本主义统治下的景观秩序。张亮认为，技术霸权主义的结构性演变呈现出五种“返祖”现象，表现出金融资本对传统生产要素进行现代意义上的功能性重组。　

从源头处理解中华文明特有的思维方式、秩序观念与政教原理，可以为当代中国的哲学理论建构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杨立华表示，要在纯粹经验世界里对变化、时空、心灵与身体、自我与他人等作阐释性分析和论证，揭明经验里的客体性的哲学内涵以及经验世界的整体性和关联的普遍性。曹峰认为，“绝地天通”必须放在中国古代治乱历史观以及历法天道观中，才能得到合理解释。江怡反对把中国哲学作为一种比较哲学的传统观念，提出只有立足中国哲学的非比较性特征，才能深入探索中国哲学的自主形态。

20世纪以来的中国哲学研究出现了新的趋势，即自觉运用分析哲学方法，对中国哲学的文本、思想与方法进行研究。对此，王中江主张，中国分析方法哲学家们的分析主要是概念分析，他们既注重分析方法，又不排斥其他方法，创立了现代形态的形上学。韩林合认为，当代中国哲学研究应当自觉使用现代逻辑分析的方法，并适当借鉴分析哲学的概念和理论资源。

2025年，哲学界围绕汉语哲学的争鸣，持续拓展了有关汉语哲学的性质理解。韩水法提出，汉语哲学以汉语为载具对人类一般精神及其现象的反思，是促进汉语共同体精神活动的重要动力。与汉语哲学的倡导者相对，李河提出，一些汉语哲学论者不仅抽象地谈论“哲学”与“语言生活世界”的关系，还无视近现代汉语生活世界在中西思想碰撞中从“我他对立”走向“我他初步融合”的现实。

在中国哲学数千年来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众多具有标识性意义的核心概念，对其进行溯源、诠释乃至重建，是理解中国哲学本质精神的重要途径。陈少明表示，“象”指向精神的创造，同时超越物理，作用于世界，分析不同类型的文化现象的抽象结构，是做中国哲学揭示的另一思想视野。陈赟认为，天人与古今作为人类两大基本问题，在当代分别被表述为超越性与历史性，人由此而成为天人、古今之间的居间存在者。孙向晨将“家”作为一个哲学母题，认为我们不应局限于对“家”的研究，更要以家的视野去理解世界。

当前，学界构建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努力，虽然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存在一些内在的深层挑战。例如，对“本原性问题”的探讨主要依赖传统资源，如何理解其与当代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之间的关联，仍有待深入阐发；在中西哲学的比较互鉴中，一部分研究流于表面的枚举式对比或强行关联，描述性多于反思性与问题性。若要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取得更大突破，需要以更坦诚、更开放的心态，正确处理“古今中西”之间的关系，实现当代中国哲学的自我更新与理论创造。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从未中断、发展至今的原生文明，蕴含着丰富多彩的文化宝藏。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中，“两个结合”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定位与发展方向，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辩证统一。陈霞认为，金岳霖围绕“道”“物”关系构建哲学体系，运用严密的逻辑推理、分析论证，融汇中外哲学智慧和现代科学成就，为我们构建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重要参考。李兰芬对汤用彤的魏晋玄学研究作出了深入述评。她认为，汤用彤是从佛学中国化的角度，重视玄学曾发挥的沟通外来文化与儒学的桥梁作用。

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批具有典范意义的标志性学者，对于他们及其学派的挖掘与整理、阐发与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与方法论价值。同时，也应看到，学者们虽在这一过程中发掘了许多传统文化与当代价值之间的契合点，但对一些更为复杂的思想、制度与观念的反思稍显不足。在抽象的理论辨析之外，对于中华文明不同特性在具体历史语境、社会结构中变迁的考察，还有待加强。只有通过更具批判性、深刻性与开放性的研究，才能更全面地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现代意义。　

2024年11月，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京圆满召开，标志着中国古典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如何在中西文明对话中开展中国古典学研究，是学者们广泛关注的主题。吴飞认为，通过形质论思考激发文质论传统的哲学力量，并以文质论模式纠正形质论的可能倾向，是利用中西古典哲学思考现代问题的一种可能性。张文江主张，中国古典学不仅要研究古代经典，也要思考如何面对现实，兼顾世界性和民族性，在历史中动态地寻求定位。

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古典学，就要从“旧邦新命”的角度理解中华文明的源与流，使中国古典学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在董平看来，中国古典学应当以“返本”为“开新”，以“两个结合”作为措置“古今间性”的有效方式。田丰认为，中国古典学的使命是在古今中外的视野中激活中华文明的本源精神，回应时代问题，为人的生活提供整体性意义。

当下的中国古典学，无论在学科建制、学术自觉还是学理阐释上都展现出长足发展之势。古典学也是一门具有鲜明交叉性质的学科，这既为打通不同学科壁垒提供了必要性与可能性，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内部论争。古典学究竟应以哪些文本为基本内容、以哪些方法为基本进路、以哪些学科为基础展开，至今仍未有定论；古典学与其他基础学科相比，其独特优势与立身之本在何处，也尚未得到深刻、明确的阐发。不过，这也在一定意义上体现出古典学在当今中国学术版图中的重要性与开放性，期待将来有更加活跃的思想注入这一学科，为“古典”朝向“现代”的新生贡献力量。　　

2025年，中国哲学界聚焦经典与当代、理论与现实、本土与世界的多维互动，在西方哲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文本解读、拓展问题视域、强化学科对话，致力于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构建具有中国视角的西方哲学解读体系。

第一，现象学与意识哲学的纵深拓展。张任之提出，通过对现象学人类学双重意义的分疏，既可以坚持本质哲学，同时也可以建构一门作为事实的总体科学的现象学人类学。王嘉新认为，德法现象学从意识与生命再平衡的角度，对生命的内涵予以揭示，这些理论探索趋向一种可称作“超越的活力论”的哲学立场。

第二，德国古典哲学的当代阐释。2025年，以谢林诞辰250周年为契机，学术界掀起新一轮研究热潮。李科林认为，康德理论与法国哲学的历史相遇构成欧洲进入现代转折的哲学事件，显示出理性同时作为基础原则与自我构造机制的双重属性。卞绍斌表示，阐明康德政治哲学及其建构主义特质，有助于厘清罗尔斯正义论体系构造存在的疑难或歧义。

第三，古希腊哲学与哲学史的源头活水。2025年，相关研究更强调其方法论意义与当代相关性，同时注重挖掘古典思想中关于知识、德性、幸福、共同体等议题的深层智慧。聂敏里提出，普遍者构成了个体事物的本质，但如果赋予其以实在性，便会造成难题，即作为单一的普遍者如何能够在多个个体事物中同时存在。葛天勤认为，亚里士多德《后分析篇》与《论灵魂》的探究方法在探究对象的可分性与原因的优先性上存在两个重要区别。

第四，非西方哲学视野与跨文化对话。学界日益自觉融入非西方视角和跨文化比较意识，推动哲学研究的真正全球化，打破了西方哲学的单一叙事。邓晓芒指出，德里达认为中文的“非哲学”特性挑战了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却未察觉中文自有“伦理学之后”的形而上学，阻碍了中西形而上学的更高融合。李安山探讨了非洲哲学史中涉及本土话语的五个议题，认为只有在研究中多关注非洲哲学的本土性，才能更好地将它作为世界哲学的组成部分。　

2025年，科学技术哲学与逻辑学、伦理学等学科紧密联动、深度交叉，共同面向科学技术与人类未来，努力打破哲学与科技发展的“疏离感”——有关研究不再只是对科技的事后解读或纯粹批判，而是主动嵌入科技研发、伦理治理、公众认知的全链条，成为引导科技良性发展的“思想引擎”。在前沿科技影响或改变哲学研究的对象、问题、观念、理论、方法等的同时，哲学也以自身的问题挖掘、可能展现、逻辑建构、价值思辨等能力，为人工智能、认知科学、量子科技等领域的发展带来了独特视角。

一是科技时代的哲学新发展。哲学是时代精神的体现，科技时代的哲学研究也需要努力把握时代的脉搏，作出领先于时代或至少不落后于时代的前沿探索。邱仁宗认为，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科学研究与新兴科技应用中出现的许多哲学、伦理和治理的问题，都要求哲学工作者深度参与其中，探索解决和发展之道。刘大椿认为，从推进科学技术良性运行的迫切需要来看，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应当努力实现对科学技术从单纯辩护或者无情批判向全面审度的转变。

二是哲学与科技携手共进。学者们普遍认为，科技时代人文学科特别是哲学的价值越发凸显，甚至可能成为决定人类走向何种未来的关键变量。成素梅认为，科技与哲学是人类认知的两翼，二者从融合到分离再到新的自觉融合，构成了人类应对时代巨变的完整智慧。雷环捷认为，在追求让科技更好增进人类福祉的道路上，妥善处理科技向上与科技向善之间的关系是应有之义。

三是哲学赋能科技发展。从思想维度不断扩展科学之可能边界，实现“开脑洞”之功效，也是哲学特别是科学技术哲学的重要使命，甚至从哲学史与科技史的角度来看，这也是哲学本身的应有之义。马迎辉认为，流形不仅展现了人工智能、神经科学与意识哲学之间的贯通结构，而且展现了自身认识从意向流形的奠基性存在，到神经流形的质料存在，再到流形学习的形式存在的发生构造序列。李亚明认为，“理由对齐”能够为“价值对齐”提供重要的解说，为人工智能伦理设计提供具有实践可操作性的思路。2025年试图赋能科技发展的哲学研究，不少都颇具实践性与可操作性，但如何切实赋能科技发展，可能才是真正的挑战。只有与科技界进行更多对话与交流，特别是基于跨学科平台进行合作研究，才能更好地实现哲学赋能科技发展的目标。　

2025年的伦理学研究与实践，彰显了应对时代挑战的主动作为，架起了理念和现实之间的桥梁。在理论层面构建中国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在实践层面致力于解决现实问题、应对科技挑战。伦理学界已不再满足于对西方理论的借鉴或对传统伦理的复述，而是在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伦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江畅认为，在人类全球化和文明化的时代条件下，复归源远流长的自强厚德的幸福主义人生观，并赋予其时代精神的意涵，势在必行，刻不容缓。邓安庆认为，中国古代先哲独立地创立了轴心时代的世界性伦理思想，随着我们一百多年来对西学的引进和吸纳，当今的中国伦理学应通过思想上的会通与创新，牢牢把握“主体性”与“开放性”的平衡，对“古今中西之争”给出融贯之解。

应用伦理学研究2025年度呈现飞速发展态势，学科定位更加清晰，社会影响愈发深远。樊浩认为，伦理学者必须在“应用”中坚守人文理想主义、文明理想主义，在理想与现实、价值与事实的辩证互动中，履行文化传承与服务国家战略的双重使命。任丑认为，应用伦理学是在否定绝对主义谬误、直面道德冲突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实践规范伦理学，是有历史根据和现实诉求的前沿学科。2025年的应用伦理学研究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实践导向，努力让伦理学成为连接伦理理念与社会治理的关键纽带。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明确学科定位，更好地赋能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助推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实现。

2025年，随着新兴科技的影响越发深远，科技伦理也越发为伦理学界、哲学界乃至社会各界所关注。王国豫认为，科技伦理的本质是文明存续的“终极保单”，唯有坚持“伦理先行”，才能使创新真正成为通向可持续未来的桥梁。李伦提出，人工智能治理应在技术伦理治理的基础上，实现开放共享人工智能技术福利，共商共治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确保世界和平与人类未来。科技伦理研究展现出“前瞻预防”与“人文坚守”的鲜明态度，在科技创新与伦理治理之间寻找动态平衡，并针对人工智能、脑机接口等具体领域提出了针对性的伦理方案。目前，多个研究分支在同科技界交流合作，更好地促成解决科技伦理问题的共识，但这些研究内部有时仍缺乏“同情之理解”，未来可以在对话中增进不同进路的交流，更好地探索科技伦理问题之解决。　

宗教的发展规律在于“和”。任何宗教的生存发展，都必须同所在社会相适应，这是世界宗教发展传播的普遍规律。2025年，学术界紧紧围绕“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一新时代主题，从历史脉络、理论逻辑、治理实践和学科建设等多个层面进行了深入探讨，系统展现了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的多维图景。张志刚认为，“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是“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必由之路”。曾传辉提出，近年来，道教界视野逐步扩展到以如何守正创新，发挥自身优势，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坚持中国化方向等为主旋律的问题。王启龙认为，新时代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要以现实中国为参照，坚持与时俱进、守正创新，建设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中国宗教。　　

2025年，哲学学科在时代变革与学术传承的双重驱动下稳步前行。学术界以重大会议为交流平台，以精品著作为思想载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中国哲学主体性建构、外国哲学本土化阐释等方面均取得推进和可观成果。扼要枚举一二，挂一漏万。

第一，以平台凝聚学科发展共识。2025年4月26—27日，“习近平文化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学术研讨会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2025年年会”在陕西西安召开。会议围绕习近平文化思想、“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文明观等议题展开深入且富有成效的讨论。2025年11月1—2日，“‘知识变革中的哲学’暨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与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2025年年会”在山东济南召开。会议重点省思哲学学科在现今时代的合法性问题，探讨知识变革下哲学的发展路径。2025年11月1—2日，第二届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哲学前沿论坛在黑龙江大学召开。此次论坛聚焦“智能时代的哲学：概念与方法的创造性转化”主题，探讨了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浪潮对传统哲学概念体系、核心命题、研究范式的深刻挑战与历史性重塑。2025年11月29—30日，“哲学中国的过去、当代和未来：暨纪念冯友兰先生诞辰13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与会学者系统回顾了冯友兰对现代中国哲学的贡献，深入探讨了中国哲学的传承与创新路径。

第二，以精品著作夯实学科理论根基。张亮与孙乐强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问题导引（第3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讲解和说明。陈嘉明《哲学叙事：中国与西方》（东方出版中心2025年版）为中西哲学思想的互鉴融通提供了理论桥梁。陈少明等《思想的手法：如何“做中国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版）为中国哲学研究提供了兼具操作性与指导性的方法论参考。许煜《在机器的边界思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聚焦于哲学、技术和艺术，试图为我们理解这个日新月异的技术时代提供帮助。同时，国外经典文献的译介一直是学术界的重要案头工作，西方重要思想家的著作不断有新译本。比如，康德“三大批判”（商务印书馆2025年版）的新译本就受到广泛关注。　

2025年，中国哲学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经典当代阐释、智能时代哲学反思、中西文明互鉴、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及科技伦理治理等领域产出了一些具有理论深度与现实关切的研究成果。然而，成绩之下亦有值得深思之处：其一，部分研究分支领域的讨论或多或少存在西方话语平移的痕迹，在吸收借鉴国际前沿的同时未能超越既有研究范式，提出具有全球性哲学意义的原创概念或框架；其二，哲学研究的现实感和使命感有待加强，没有将精深的理论思考转化为滋养人性人心、参与社会治理的有效资源；其三，在强调中国主体性与文化对话的同时，有时陷入非此即彼的思维框架。整体而言，目前的哲学研究工作距离时代和人民的要求，还有不小差距。

展望未来，中国哲学研究可在以下方向持续着力：第一，深化实践哲学的当代形态探索，不仅关注理论体系的建构，更应深入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从中提炼具有世界意义的标识性哲学概念。第二，强化前瞻性与预见性研究，尤其要在颠覆性科技的哲学基础、伦理规范方面构建赋能性引领性的分析框架。进一步探索哲学工作者参与科技伦理审查、政策价值评估等社会治理环节的模式。第三，拓展全球哲学对话的深度与广度，主动设置议题，将中国哲学的传统智慧与当代发展，置于人类共同面对的根本性问题中加以阐述和分享，贡献中国的思想之光、真理之光。

2025年，中国史学界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以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为主线，聚焦重大实证与学科基础理论问题，重点围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一统’国家建构与国家治理”“文明起源、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新史料整理与研究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学学科体系建设”等课题展开深入研究，理论自觉与现实关怀交织、传统深耕与前沿开拓并重，呈现出“主题聚焦、理论深化、方法创新、视野拓展”的鲜明特征。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2025年12月17日，以“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为主题的第六届全国史学高层论坛暨第十八届历史学前沿论坛在上海召开。会议强调，新时代中国史学工作者要沿着社会形态研究的史学正道，深化对重大历史问题的规律性认识，推动构建中国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做有思想、有情怀、有风骨、引领未来的学问。围绕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这条主线，2025年度的重点工作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理论探索。于沛认为，当今中国史学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进一步体系化学理化，而加强历史认识主客体研究、重视中国历史学主体性研究，则是推进“体系化学理化”的必然要求和重要途径。陈恒认为，以西方为中心的线性史观遮蔽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丰富性、平等性与主体性，无法呈现客观全面的世界历史，唯物史观为重新绘制世界文明的演化图景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导。

第二，基础理论研究。国史学科基础理论研究不断深化。202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新一届理事会产生，开启了国史学会发展新篇章。新中国史的研究阐释和学习教育是一项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和全局性意义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唯物史观、大历史观和正确党史观，树立科学国史观，用具体历史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观点看待新中国的历史，准确把握其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把握新中国历史各个时期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正确对待新中国史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在成功中汲取经验，在失误中吸取教训，不断开辟走向胜利的道路。张海鹏认为，国史研究中的理论问题，就是如何运用唯物史观的问题以及如何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来指导研究的问题，这是国史研究的指导思想，是国史研究理论中的根和魂。努力体现这些指导思想，国史“三大体系”就会陆续建立起来，国史研究就一定能繁荣发展。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李国强认为，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对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着重要意义。范恩实提出，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必须着眼于国家需要、人民需求。李大龙认为，中国自主疆域史话语体系建设需要超越传统史观，视角上实现从“中国”到“天下”的转变。

第三，新一代人工智能与历史学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历史研究带来新契机，也带来新的严峻挑战。陈志武、林展认为，在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量化历史和数字人文都促进了人文学科的发展。随着更多历史数据库的建立并对学界开放，量化分析方法的应用也随之增加，变得更为广泛。吴艺贝、李中清强调，以量化微观大数据为基础、以跨学科方法为支撑、以技术工具为赋能，推动史学研究从传统范式向数字驱动的新范式转型，为历史研究提供方法论与实践指南。王涛认为，大语言模型生成的历史文本不会代替历史学家。两者应该融合利用，发挥各自优势。赵思渊认为，人工智能无法获得亦无法生成人生体验，也不能代替人进行能动的实践，未来也许会演化为另一种形态的自我意识或智慧文明。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充分发挥学术引领作用，发挥有组织科研突出优势，推出相关重要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编的《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年版）中、英文版本正式出版，该书在全面还原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面貌的基础上，深入阐释了东方主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突出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全民族抗战中流砥柱的历史贡献。王甫声指出，研究二战问题，必须坚持唯物史观，贯彻历史辩证法，以马克思主义战争观为指导，从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实践性和变化性出发，深刻揭示战争的发生根源，辨析二战的帝国主义战争本质及其历史演变，正确看待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力量构成及其发展变化，全面把握战争后果及其对当今世界的多重影响。相关研究还体现在以下各方面。

第一，东方主战场的巨大贡献和历史地位。中国作为东方主战场，其战略贡献主要体现在牵制日军主力、支援盟国作战、提供战略资源及鼓舞全球反法西斯斗争四个方面，为二战胜利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胡德坤认为，中国开辟了世界上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反法西斯东方主战场，中国抗战有力支援了苏、美、英等盟国作战。张生认为，承认、维护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重要地位，弘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价值，是坚持正确二战史观的基本点。

第二，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地位的体现与意义。中国共产党始终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引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欧阳淞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主要表现在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开辟敌后战场，坚持维护、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铸就伟大抗战精神等层面上。夏春涛深入剖析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砥柱中流、力挽狂澜的核心领导作用， 揭示其凝聚全民族力量的关键所在，对抗日战争最终胜利起到不可替代、举足轻重的作用。徐志民认为，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实施持久战战略总方针，开辟敌后战场和建立抗日根据地，始终引领中国抗战的正确方向，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第三，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关系。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关键历史阶段，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民族复兴的重要转折点。臧运祜结合近半个世纪中日关系的演变，阐释了中国人对于日本从师日、反日到抗日、抗战，中华民族从觉醒到复兴的历史进程。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中华民族复兴之基。王川认为，回顾全民族抗战的历史意义，重温伟大抗战精神，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激发民族自豪感、推进新时代新征程强国建设、实现民族复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高国荣认为，中国抗战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重要枢纽，洗雪百年耻辱，确立了中国的大国地位。

第四，全球视野下抗战史研究的意义。把抗战放在全球史的视角来考察，意味着把中国抗战放到一个更广阔的时间与空间中来理解，这是树立全球视野下抗战史观的关键。王建朗认为，回顾二战时期国际阵营的分化组合，对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国外学者对中国抗战的重大贡献给予充分肯定。美国学者安德鲁·N. 布坎南认为，中国抗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有着密切关系，应该把1931—1949年发生在中国的战争重新纳入“全球二战”叙事。

第五，符合历史实际的二战史叙事框架。徐蓝强调，中国战场从九一八事变即拉开二战序幕，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推动了国际社会重新审视二战起点和性质的叙事重构。刘德斌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了欧洲列强的世界主导地位，“西方的崛起”造成的不平衡状态正在成为过去，这或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重要的历史意义。　

在几千年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形成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这些思想中的精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

第一，“大一统”观念和实践。徐卫民认为，秦代是中国真正实现“大一统”的时期，奠定了中国“大一统”的良好基础。马新认为，秦汉时期的县为大一统王朝巩固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对中国文明发展道路有着重要影响。

第二，中西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中西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形成鲜明对比，催生一些比较研究成果。邢来顺、钮思佳围绕欧洲为什么“统而不一、融而难合”的问题进行了解答，认为欧洲的分裂力量始终强于统一因素的状况，使欧洲文明始终无法形成像中华文明那种大一统局面。朱浒认为，在17世纪全球危机的冲击下，中国和欧洲同时出现大规模的国家崩溃，也都按照各自的政治逻辑，开启新一轮国家建构进程。清代中国通过重构“大一统”国家观，实现了多民族、大规模的国家统一。

第三，国家治理的经验与智慧。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中国古代形成了许多值得认真总结的国家治理经验。鲁西奇认为，秦汉王朝在辽阔海疆掌握并行使其统治权，奠定了中国古代海疆及其治理体系的基本格局。张鹤泉认为，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对洛阳宫禁戍卫进行的重要改革使北魏宫禁制度展现出适应胡汉交融趋势的特征。

第四，边疆治理。乌云高娃、郑昊主张，广阔疆域与多民族融合局面给予世人对“大一统”的切实感知，南北士人充分认可元朝的一统局面。刘凤云提出，虽然清朝统治者为维护“满洲根本之地”的利益，将府州县官、通判等设为满缺，令五部侍郎监管奉天府府尹的事权，但是在诸种力量的作用下，最终还是选择了“大一统”的政治文化。

第五，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家治理。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刘国新指出，“一五”计划中一大批旧中国没有的基础工业部门建立起来，工业化成为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这些因素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内核，成为孕育人类文明新形态雏形的重要因子。章舜粤等认为，新时代编制实施“五年规划”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相互促进、内在统一，在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目标体系和实践路径上具有高度契合性。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加强中华文明探源，探讨符合历史实际的中华文明认定标准，对于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文明起源与文明认定标准。冯时认为，中华文明至少8000年的历史充分体现了其以道德成人、知识立身与礼仪治世的“三要三本”，“三要”之中以道德体系为核心，形成于观象授时。韩建业认为，文明起源的标准，应该包括承载文明的“综合文化实体”的起源、社会复杂化的开端、复杂精神观念的起源三个方面。从考古材料来看，亚欧非大陆的早期文明起源都经历了大致相同的两个阶段。

第二，从史前到历史时期的文化交流。一部中华文明发展史，也是一部中国各地区文化的交流史。戴向明认为，到新石器时代中期前段，南北方农业迅速发展、传播，有农业经济的文化很快遍布北起辽河、南抵南岭—武夷山北麓连片的平原丘陵地带，到中期后段又扩散到西侧的黄土高原和两湖地区西侧的山地，初步形成网络状的中国早期农业文化的基本格局。施劲松认为，中国史前文化的“重瓣花朵”结构所形成的恒久的向心力、秦汉王朝对西南地区实行的多种开发和治理方式等关键因素，共同促成西南地区复杂多样的青铜文化走向一体。郑炳林、司豪强认为，西汉敦煌郡提供的物品运输、护送服务，促进了丝绸之路上的物品流通，持续推动中原与西域交往交流朝着更广泛、深入的方向发展。

第三，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文化认同。彭勇提出，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四个层面共同性的研究，构成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最重要的内容，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体结构。石硕认为，古代“中国”一词的意涵在不同时期各不相同，唯有从包括“夷狄”在内的中华民族整体视野进行考察，才能构建完整的“中国观”。张旭认为，战国中晚期，中原政权通过政治手段和通婚等方式推动不同人群间的融合，加速了农牧经济一体化，保障了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

第四，中外文明互鉴的历史场景及其意义。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研究有助于超越文明优越论，在相互尊重、平等对话基础上构建人类共同未来。刘迎胜认为，现代汉语中的“大西洋”并非直接译自国际通行称谓the Atlantic Ocean，而是得名于“大西”。向荣认为，由于忽略文明交流互鉴，以往研究低估了罗马意大利农业和经济的发展水平，事实上，近代罗马农业知识复兴，是欧洲农业进步和18世纪英国农业革命的催化剂。韩志斌认为，西亚北非沿线地区边城在丝路贸易的联结和地方政权的支持下形成了一条横贯亚非大陆的城市带，构成了现代中亚、西亚和北非城市带的雏形和丝路城市文明的起源。　　

新史料是驱动历史学创新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多学科知识方法和现代科技的综合运用，促使2025年的出土文献和碑刻资料整理研究的质效显著提升，取得丰硕成果。

第一，出土简牍、墓志、碑刻。《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整理、研究与传播产生诸多阶段性成果。《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肆）》暨校释、英译系列成果发布，系统呈现了清华简最新研究成果。“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三辑发布，收录《善而》《哀诵》《申徒狄见周公》三篇文献。新史料整理研究方面的代表性论著还有《岳书院藏秦简（壹—柒）·释文修订本》《悬泉汉简（伍）》《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壹—伍）·文字编》《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文字编）》《战国秦汉时期的择日术与时空认知》等。

第二，尕日塘秦刻石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仝涛认为，青海省玛多县扎陵湖区域发现的秦代刻石为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提供了物证。2025年9月15日，国家文物局认定其为“尕日塘秦刻石”。卜宪群认为，“尕日塘秦刻石”再次扩展了关于秦统一后秦王朝活动范围的认识，为上古“昆仑”方位提供了新证据，对秦王朝与青藏高原地区经济文化交流、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等问题研究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三，中国共产党海外档案资料整理与研究。汪朝光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其他国家、国际组织，以及全球化、国际化等有各种各样且不能忽视的关联，与这些历史有关的档案文献资料大量保存在海外，需要我们搜集整理，加以利用。宋佩玉认为，在西方国家的政府档案、军事记录、媒体报道以及个人收藏里，保存着大量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照片、纪录片、宣传画等影像史料。这些史料不仅记录了西方视角下的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也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革命的观察与认知。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也是从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来的。

第一，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主线探讨新中国历史。宋月红指出，在加强新中国史学科建设上，特别需要围绕新中国国家学说、历史理论，着力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主线与内涵，推动新中国通史及国别现代化比较研究，深化和拓展新中国史研究。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史的多维解读”，虞和平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阐释体系，并梳理了其形成过程的基本脉络，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武力运用唯物史观理论深入分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外因素及其历史必然性，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提供了有力支撑。

第二，新时代历史发展。周家彬认为，新时代十余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对自我革命的探索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党的十八大至党的十九大之间、党的十九大至党的二十大之间、党的二十大以来。董佳等以党代会报告为中心论述时间观，认为这种对“时间”系统完整且前后连贯的理论思维，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抗美援朝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2025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5周年。徐焰指出，在这场反侵略的正义战争中，广大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拥有世界上最先进装备的美军交战，这促使新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大大加速，武器装备迈入现代化的进程也由此起步。侯松涛认为，抗美援朝运动与抗美援朝战争相始终，动员全国各族人民举国同心支撑起这场事关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伟大战争，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聂文婷认为，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斗争中，中国共产党统揽全局，中朝两国人民和军队团结战斗，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　　

2025年，历史学学科在学术研究、话语体系构建、研究方法革新及学术交流平台建设等多个层面取得系列积极进展，成果丰硕，展现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深化实证研究、推动学科数字化转型与促进国际对话的鲜明态势。

第一，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著与数据库建设。在体系化通史著述方面，《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致力于构筑中国特色二战史叙事体系，力图整合多国档案与前沿成果，将二战起点追溯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学术观点，挑战了传统叙事，旨在弘扬正确史观、驳斥偏见，传递和平理念，体现了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话语的自觉努力。在专题研究与学术史总结方面，杜继东、吴敏超主编的《当代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1949—202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年版）系统回顾了新中国七十余年的抗战研究史，为学科发展提供了学术史支撑。在基础史料建设方面，一批大型文献数据库与档案丛刊的整理出版，为研究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史料根基。如《近代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丛刊》《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集》《铁证如山》等，全面收集、公布了多语种抗日战争档案文献。

第二，研究方法革新与数字人文建设。持续建设的“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截至2025年底，公开高清文献总量已达8000多万页，是目前亚洲最大的公益共享的中国抗日战争史数据库。平台仍在不断增加新史料、新文献，极大便利了抗战史乃至中国近代史研究。“地权交易数据库”收录10余万件契约文书，包含土地买卖、典当、租佃等交易契约、账簿、租簿、诉讼文书等多种类型。2025年，地权交易数据库聚焦清代九江余氏家族文书连续40年的有效纳租记录，建立了土地使用权数据库，涵盖佃农租佃期限、纳租时间、历年纳欠租及地主减租数额，在此基础上得以推算履约能力和经营稳定性等指标。

第三，重要学术活动与学术交流平台建设。围绕抗战胜利80周年，2025年6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香港召开。9月，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在京联合举办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两次会议汇聚国内外学者，深入研讨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经验与当代启示，发挥了历史学资政育人的社会功能。8月，以“比较视域中的中华文明统一性”为主题的首届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历史学论坛在郑州大学举行，推动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研究走向深入。9月，以“文明传承与历史道路”为主题的首届世界历史学前沿论坛在北京召开，中外与会专家围绕文明多元模式、交流互鉴、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议题展开深度对话。12月，以“技术、社会与考古学”为主题的第六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在沪召开，论坛持续促进全球性跨学科对话，深化了对人类文明发展的理解。同月，以“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为主题的第六届全国史学高层论坛暨第十八届历史学前沿论坛在上海召开，为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提供理论支撑。　　

2025年，中国历史学研究在持续推进学术创新的同时，也面临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一是新一代人工智能对传统的历史研究模式带来极大挑战，也为未来历史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2025年，不少刊物围绕相关主题在历史学的认识论、方法论等方面进行了富有价值的讨论。不过总体而言，对于人工智能如何在具体的历史研究领域积极促进历史研究的深化，学术界的讨论并不多见，而且比较粗浅。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期待一般性、形式化、泛泛而谈的争论能少一些，而针对切实发挥人工智能解决具体领域重要历史问题的成果更多一些。

二是碎片化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随着考古发掘与档案公开持续推进，新材料大量涌现。这一方面推动了微观、个案研究的深化，另一方面也导致研究议题日趋零散，“碎片化”现象凸显。不少成果陷入对局部细节的过度聚焦，缺乏问题意识与整体史观的统合，难以形成对长时段、大脉络的有效阐释，影响了历史叙事的内在凝聚力与解释力。

三是世界史研究格局仍不平衡。研究力量与成果高度集中于欧美等传统区域，对非洲、拉美及亚洲多数地区的历史关注仍显薄弱。这种区域失衡既限制了我国世界史研究的全球视野，也影响了对非西方文明发展路径、全球南方历史经验的深入理解，难以支撑起真正具有全球史意义的知识构建。

四是重大议题研究存在同质化倾向。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党史、国史等领域重大主题的研究，在视角、方法与结论上呈现较高重复性。不少成果习惯于在既定阐释框架内进行材料补充，缺乏理论、方法或视角的实质性突破，限制了相关讨论的深度与多样性，也影响了学术对话的活力。

五是学科壁垒阻碍交叉创新。断代史、专门史之间长期存在的学科边界意识，以及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之间的融通不足，制约了跨学科方法与理论的引入。这种壁垒使历史研究在应对复杂课题时往往显得方法单一，难以形成多维透视与创新解释。

总体来看，2025年的历史学研究一方面表明当前的中国史学正在进入大繁荣、大发展时期，另一方面则表明它在这一过程中仍面临若干深层次困境。这些困境关乎中国史学能否在实证基础上形成具有主体性、整体性与对话能力的自主知识体系。展望未来，中国史学需要继续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继承发扬中国史学求真与致用辩证统一的优良传统，增强问题意识与理论自觉，推动历史学在深化专题研究、打破学科界限、融入公共对话、参与全球学术等方面实现更大突破，从而真正构建起立足中国、观照世界的历史叙述与解释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