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投企业综合发展指数研究报告(上) | “退平台”攻坚期的省域分化与破局重塑

“十五五”规划建议稿要求“构建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政策指引下各地将持续推进“一揽子化债”、深化以城投为代表的国企改革转型。而在2027年6月底前全部“退平台”及“退重点省份”的时限倒逼下，当前城投企业已进入化债与转型攻坚期，普遍面临政企关系转变、新旧业务衔接、存量债务化解等考验，区域分化加剧、信用格局有望重构。为全面客观反映新形势下我国各地区城投企业综合发展能力，中诚信国际课题组构建了“中国城投企业综合发展指数（EDOT）”，围绕区域经济财政实力、公司债务承载能力、公司基础经营能力、公司转型发展能力四大要素，对全国各省城投企业的发展和转型情况进行了综合分析。该指数已连续两年发布，2025年最新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城投企业综合发展能力较强，西部地区相对偏弱，化债重点省份排名整体靠后但有前移趋势，指数得分逐年提升、与非重点省份差距缩小。展望未来，城投企业发展的核心着力点将从化解隐性债务转变为脱离政府信用背书后如何维持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这将是一个破局与重塑的漫长过程。各地需把握“十五五”改革发展机遇，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夯实区域经济财政根基。在构建政府资产负债表的基础上，城投企业要打好“盘活+化债”组合拳，多渠道探索创新融资模式，保障合理流动性与债务循环可持续。值得注意的是，“退平台”倒计时下需做好政策衔接，依托国资国企改革有序推进城投改革转型与功能重构，并进一步完善现代企业管理体系，切实提高内生造血能力。

关键词：城投企业、转型发展、债务化解

随着近年来“6+4+2”大规模化债组合拳的有序开展，以及在2027年6月底前全部“退平台”及“退重点省份”的时限倒逼下，城投企业转型整合加速，债务风险明显压降，内蒙古正式退出重点省份，宁夏、吉林也已满足退出条件。当前已进入“退平台”攻坚期，城投企业普遍面临政企关系转变、新旧业务衔接、存量债务化解等考验，区域分化可能加剧，信用格局有望重构。为全面客观反映城投企业综合发展能力，中诚信国际课题组综合考虑了区域经济财政实力、公司债务承载能力、公司基础经营能力以及公司转型发展能力四大要素，于2018年构建了“中国城投企业综合发展指数（EDOT）”，2022年形成报告并收录于《中国地方政府与融资平台债务分析报告（2021）》一书中[1]，2024年首次以专项报告形式发布[2]。站在2026年初，结合“退平台”攻坚阶段城投企业在转型发展、债务化解、信用风险演进方面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中诚信国际研究院再次推出城投企业综合发展指数，通过横纵向对比反映不同地区城投企业的发展现状及前景，以期辅助地方政府与城投企业更清晰地认清发展转型空间及方向、完善管理机制，谋求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长期以来，城投企业是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主要载体，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与开展城投企业转型是“一体两面”。2023年7月政治局会议提出“制定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由此拉开了本轮地方债务化解序幕，而2024年9月“150号文”、2025年1月“99号文”的出台进一步明确了2027年6月底前全国全部城投企业须退出融资平台名单的政策时限。“退平台”倒计时下，各地城投企业市场化转型进一步加速、东中部地区走在前列。整体来看，城投企业市场化业务贡献占比提升但仍较低，“退平台”和转型过程中政企关系重塑，市场对于城投的风险评估转向看重企业自身资质，这一“信用转换”的过程加大了城投企业的融资压力及不确定性，此外较高的存量债务规模、较大的付息压力也可能掣肘城投转型发展进程。

（一）“退平台”及转型持续加速，东中部地区进度较快

（二）逐步向城市运营、产业投资等领域拓展，市场化业务贡献占比提升但仍较低

（三）存量债务规模仍较高、付息压力大，掣肘城投转型发展 

城投企业“退平台”和转型过程中政企关系重塑，或伴随政府对城投的业务、资金、资源支持减少，市场对于城投风险评估从看重与政府关系、支持力度转向看重企业自身资质，城投信仰松动。这一“信用转换”的过程易引发融资链冲击，城投企业融资压力及不确定性加大，如超四成退平台主体存续债券在退出后交易利差较退出前上升。此外，很多城投企业很难在2027年6月的时限内真正具备市场化经营能力，转型质量不高，甚至是为突破融资约束的“表面转型”，比如通过“业务拼凑”美化报表实现融资目的，通过“资产转移”剥离优质资产、留下空壳企业等。而当前缺乏“退平台”过渡期支持性政策，对债务承接、融资渠道、逃废债监管等关键问题缺乏明确指导，“退平台”可能会加速风险显性化，弱区域平台之间、平台与非平台国有企业之间还容易形成区域风险共振链条。当前城投非标违约、商票逾期等信用事件仍持续发生，如2024年11、12月青岛两家城投公司分别声明成为市场化经营主体，但2025年均出现城投商票逾期（2023、2024年未出现）。

随着地方债务化解和城投企业“退平台”、市场化转型进程加速，各地区及辖内城投企业基本面持续动态变化，城投自身信用资质越来越受到监管部门和投资者关注。本文基于层次分析法（AHP）构建城投企业综合发展指数模型，围绕区域经济财政实力、公司债务承载能力、公司基础经营能力、公司转型发展能力四大要素搭建指标体系，计算出了2025年31个省级行政区的城投企业综合发展指数[5]，最终得到各省城投企业综合发展指数的得分及排名，得分越高、排名越靠前说明该区域城投企业综合发展能力越强。从结果看，各地区城投企业发展指数分化较大，东部地区城投企业综合发展能力较强，西部地区相对偏弱，化债重点区域排名整体靠后但有改善。

（一）城投企业综合发展指数编制方法

城投企业综合发展指数利用AHP（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层次分析法）建立指标层次结构，即第一层为四个影响城投企业综合发展的因素；第二层是各个影响因素下的细化分类；第三层是各个基础指标。在基础指标筛选过程中，综合考虑并借鉴了中诚信国际和国际三大评级公司相关行业及地方政府评级方法，同时结合我国城投债务监管要求与市场现状的代表性要素，以准确、直观、全面地反映城投企业综合发展情况。在完成指标筛选和层次结构模型建立后，通过“多专家投票制”得出重要性排名数值，并通过近似解法（根法）求得权重向量并通过一致性检验，最后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并根据各级指标的权重求得各地区综合指数以及细项指数。

为全面反映城投企业综合发展能力，指数围绕区域经济财政实力、公司债务承载能力、公司基础经营能力、公司转型发展能力四大要素搭建指标体系，并通过消除多重共线性、结合现实经济意义最终确定37个基础指标。相较此前指标体系，新增了2个三级指标、替换了2个三级指标。指标新增方面，利息是衡量债务可持续的重要指标之一，我国地方债务风险整体可控，核心问题在于流动性风险和结构性压力，一个重要体现则是付息压力的不断攀升，尤其考虑隐性债务后，对财政空间和可持续性均是更大挑战。因此，在“政府债务”二级指标下新增“利息规模/综合财力（广义债务）”来衡量当地综合财力对广义债务利息的承载能力。随着城投企业转型加速，多元化经营普遍发生，而过度多元化可能导致企业资源分散、核心竞争力缺失，在非优势领域跨界经营存在更大的亏损风险，因此有必要保持一定的业务集中度；同时，并购重组中往往涉及商誉问题，商誉确认虚高或减值计提不充分可能影响企业资产质量和盈利真实性，需谨慎对待；此外，转型需要稳定融资渠道的支持，若银行借款这一传统融资来源占比过低，意味着企业过度依赖非标、债券等受政策调控影响大、市场利率波动较大的融资渠道，融资连续性与成本稳定性难以保障。基于上述考虑，在“转型深度”二级指标下新增调整项来衡量商誉合理性、融资渠道稳定性和业务结构集中度，将“商誉账面价值超过总资产30%”“银行借款/有息债务低于30%”“第一大业务营业收入比重低于30%”作为负面调整项。指标替换方面，在“资产质量”二级指标下对“两金（存货+应收账款）/总资产”的分子项增加了其他应收款、长期应收款，更准确地反映城投企业整体应收类款项占比；在“转型环境”二级指标下将“城商行网点数量”替换为“金融机构存款余额”，更准确、直接地反映当地金融资源丰富程度。

从指标权重看，经济财政实力、债务承载能力、基础经营能力、转型发展能力四个一级指标权重分别为0.31、0.28、0.16、0.25。区域经济财政实力的重要性较高，与城投企业承担的特殊职能与基本定位有关，城投企业在多年发展中与地方政府有密切的资金、项目及业务往来，转型发展也离不开区域资源禀赋的支持，需对区域基本面进行跟踪研究，二级指标包含区域经济、财政以及政府债务情况。从企业自身看，债务承载能力不仅影响企业能否健康经营，也有助于对债务风险传导蔓延进行有效监测及防范，二级指标包含偿债能力、债务水平和负面舆情，其中负面舆情根据公开信息统计了非标违约、商票逾期以及债券技术性违约等数据，并作为债务承载能力的负向调整项；同时，在城投企业长期发展过程中，基础经营状况是判断其能否可持续发展、做大做强做优的重要考虑因素，二级指标主要包含资产质量、盈利能力、营运能力；此外，城投企业转型已是大势所趋，对于剥离政府融资职能、从源头上防范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等均具有积极意义，转型发展能力主要考虑转型环境、转型深度和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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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综合排名：东部7省跻身省级前十强，重点区域相对靠后但有改善

城投企业综合发展指数排名区域分化明显，呈现“东部最优、中部与东北部次之、西部偏低”的梯度格局。排名前十的省份中有7个位于东部地区[10]，其中广东省城投企业综合发展指数达到83.83分，居全国首位；排名后十的省份中有8个位于西部地区，其中青海省73.82分，居全国末位；排名居中的11个省份中有5个位于中部地区。城投企业经营发展与地方综合实力密切相关，东部地区受益于地理优势、金融服务能力与创新能力相对突出、债务管控能力较强等因素，城投企业发展环境相对较好，指数整体水平相对较高，广东、北京、上海、江苏、浙江连续三年处于全国前五位。西部地区经济财政实力偏弱，资金、技术、人才等相对缺乏，城投企业发展压力较大、经营能力不强，能够获得的外部支持也相对有限，叠加部分地区近年来债务压力较大、负面事件频发等，指数整体水平不高，青海、贵州、甘肃、广西综合指数排名连续两年处于全国后四位，且均属于“重点省份”。

从指数排名变化看，12个省份排名前移，12个省份排名后移，大多数省份排名在5位以内变动，吉林变化相对较大。具体来看，辽宁、宁夏、西藏排名较上年前移位次最多，均为4位，分别达到第17位、20位、21位，主要由于上述地区城投企业数量相对较少，且辽宁、宁夏均属于重点省份，化债、转型获得支持的力度较大，部分企业债务、经营、转型等指标有所改善，带动综合指数排名上升。比如宁夏的3家样本企业收现比均提升，部分企业经营性现金流、盈余现金保障倍数改善明显，且在债务置换过程中融资渠道稳定性增强，2家企业的银行贷款占有息债务比重跃升至30%以上，带动转型发展能力、基础经营能力指标优化。吉林后移位次最多，下降9位至第25位，主要受债务承载能力排名后移拖累，表现为货币资金对短期债务覆盖程度明显下降、有息债务占总资产比例有一定程度上升等。值得注意的是，吉林近三年出现了排名陡升陡降的情况（2023年排名为第26位），一定情况下反映了城投企业转型过程中存在因盈利模式不稳定、货币资金储备与债务期限错配等导致的阶段性信用水平波动，距离基本面持续、稳定地改善仍有较大空间。排名未发生改变的7个省级行政区呈现“优者恒优、差者恒差”的格局，包括排名稳居前2位的广东、北京，以及稳居后4位的青海、贵州、甘肃、广西，以及位处中游的河南。

此外，11个重点省份（区、市）[11]综合指数平均得分为75.28分，低于非重点省份（区、市）的平均得分79分，且重点区域综合指数整体排名整体靠后，发展及化债压力均较大。但纵向来看，随着“一揽子化债”的持续推进，重点省份城投企业发展指数得分逐步提升（2023-2025年依次为74.67分、74.71分、75.28分），与非重点省份差距在缩小（2023-2025年分差依次为4.56分、4.5分、3.72分）；且排名也整体有前移趋势，2023年包揽后11位，2024年只占据后8位，排名最前的吉林达到第16位，2025年同样占据后8位，排名最前的辽宁达到第13位。各细分指标方面，重点区域四项细分指标平均得分均低于非重点省份，各指标分差从大到小依次为经济财政实力（6.33分）、转型发展能力（2.91分）、基础经营能力（2.87分）、债务承载能力（2.02分）；与上年相比[12]各项指标分差均压缩，债务承载能力成为差距最小的细分项，一定程度上反映“名单制”管理下重点省份偿债能力相对提升。但其绝对水平仍明显偏低，经济财政实力细项排名末7位的省份（区、市）全部为重点区域，对区域内城投企业的支持能力更为有限；同时，由于发展环境、债务包袱、金融资源等方面的差异，重点区域转型发展压力也更大，排名末6位的省份（区、市）全部为重点区域。

（三）细项排名：东部省份整体靠前且较为稳定，西部、东北部地区分化且变化幅度相对较大

经济财政实力方面，广东、上海、江苏、北京、山东居全国前列，均属于东部地区，区位优势显著、经济财政基础较好。其中，广东GDP连续36年全国第一，财政平衡率、综合财力等也均持续处于全国前列，经济财政实力优势突出。上海和北京人均GDP、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比例、财政平衡率均位于全国前两位，且债务水平相对不高，但由于GDP相对粤苏鲁等较低，一定程度上拉低了经济财政实力指数得分。江苏综合财力全国第一，GDP、人均GDP等指标也位于全国前列，但由于城投企业数量多，城投企业有息债务规模、付息成本均居全国第一，一定程度上导致广义负债率、广义债务率水平较高，从而降低了经济财政实力指数得分，但由于其整体经济财政实力较好，债务能够实现良好滚续，整体债务风险可控。山东GDP仍居全国第三，仅次于广东、江苏，同时财政平衡率、综合财力、GDP增速等指标在全国的排名均提升，拉高了经济财政实力指数得分，从而超越浙江跻身第五名。甘肃、吉林、青海、广西、贵州、天津、重庆等重点省份排名靠后（后七位），以西部地区为主，大部分地区经济财政指标整体处于全国下游水平，且债务水平相对较高，在近年经济修复持续承压、财政收支矛盾加剧的背景下，整体发展压力较大；重庆GDP、综合财力从全国层面来看并不弱，财政平衡率处于中上游水平，但广义债务率、广义负债率均居前列，导致经济财政实力指数得分偏低。

从排名较上年变动看，9省排名前移、辽宁进步最大，其经济财政实力有所改善，综合财力、财政平衡率、人均GDP规模排名均提升，叠加化债推进下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广义负债率、广义债务率排名下降，带动经济财政实力指标排名上升5位至第10位。11省排名后移，山西退步最大，其2024年GDP增速排名大幅下滑12名至全国末位，GDP、综合财力、税收占比等排名均后移，且债务水平并未改善，导致经济财政实力指数排名下降5名至第1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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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承载能力方面，北京、浙江、上海居全国前三，这些地区城投企业融资渠道较为通畅，企业经营状况、现金流等较好，对债务覆盖能力相对更强；但需注意的是，浙江有息债务占总资产比例较高，而EBITDA利息保障倍数、长期债务与营运资金比率远低于北京、上海，部分企业债务结构仍有待进一步优化，需持续关注其化债及转型进程。陕西、甘肃、河南排名靠后，主要由于资金较为紧张，且债务结构仍有待优化。其中陕西有息债务占总资产比例、短期债务占总债务比例均居全国前列，而货币资金/短期债务、EBITDA利息保障倍数均偏低；甘肃有息债务占总资产比例、长期债务与营运资金比率分别高居全国第4位、第3位，而货币资金规模不足500亿元、排名靠后；河南整体情况好于陕西、甘肃，但其短期债务占比高居全国第3位，货币资金与短期债务比例处于全国尾部，从而降低了区域整体偿债能力。此外，全国层面2025年城投企业非标违约事件有所减少，但陕西、河南均出现了非标违约、商票逾期等信用事件，一定程度上也导致其债务承载能力指数表现不佳。

从排名变动看，11省排名前移，内蒙古、天津进步最大，均为重点省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名单制”管理的成效。内蒙古仅4家样本城投企业，2024年财报数据显示有3家企业EBITDA利息保障倍数明显提升，带动该指标排名由全国第9名跃升至第1名，叠加有息债务占总资产比例整体下降，债务承载能力排名上升10个位次至第4位；天津2024年有息债务占总资产比例压降，货币资金/短期债务排名明显提升，长期债务与营运资金比率排名下降，带动债务承载能力排名上升10个位次至第15位。有14省排名后移，吉林退步最多，近年来排名呈现“陡升陡降”现象，2024年大幅上升14位至第10位，2025年又大幅下降18位至28位。2024年财报数据显示，吉林城投企业长期债务与营运资金比率、有息债务占总资产比例均明显提升，且2025年涉及商票逾期事件、触发了得分负向调整，导致债务承载能力指数排名大幅下降，也因此拖累了综合指数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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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经营能力方面，江苏、浙江、四川连续三年居全国前三甲。江苏、浙江均属于东部经济发达省份，四川为西部经济第一大省，2024年财报显示三省城投企业总资产规模中位数均超17万亿元，包揽全国前三位，规模优势较强。强省份城投企业通常能获得体量较大、较为优质的项目，三省营业收入均居全国前四位（第三名为北京）；同时地方政府财政实力较强、企业收回利润的确定性较高，整体来看其在资产、盈利、现金流等方面管理较为得当，各项指标表现均较好。贵州、黑龙江、辽宁等重点省份排名后三位，属于经济财政实力有限、产业基础偏弱的东北部、西部区域，尽管弱区域在传统基建领域仍有一定后发优势和业务增长空间，但往往面临项目盈利空间小、政府回款滞后等问题，且重点省份投融资更为受限，其城投企业经营活动或受到更大冲击。从具体指标看，贵州的存货及应收类款项占比高居全国第二，收现比居全国末位；黑龙江ROA、应收账款周转率、流动资产周转率均居全国末位。

从排名变动看，有10省排名前移，青海、甘肃进步最显著，分别上升7位、6位至第22名、第21名。青海仅有2家样本企业，2024年财报显示其在资产质量、营运能力保持稳定的基础上，利润率明显提升，收现比由上年的第7位跃升至全国第一，带动基础经营能力指标有较大提升；甘肃资产质量同样保持稳定，盈利能力方面ROA、盈余现金保障倍数均明显抬升，但营业收入规模、收现比排名下滑，主营业务利润率保持在全国末位水平，反映了其城投整体盈利水平有改善但仍偏弱。有8省排名后移，西藏退步最明显，下降9位至第18位，其样本企业仅3家，资产总额、营收规模、利润率等指标均持续处于全国尾部，2024年财报显示西藏城投企业营收规模、净利润、利润率等指标均有明显改善，但盈余现金保障倍数大幅下降，拖累了整体指数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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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发展能力方面，浙江、广东、海南排名靠前，均位于东部地区。除海南外，浙江、广东经济财政水平高、产业基础良好、金融资源丰富、公司治理模式较为先进，城投企业转型发展能获得较多的资产划拨、融资支持，且当地城投企业自身经营能力较强，更易实现新旧业务的平稳过渡。海南仅有3家样本企业，主要从事文旅产业整合运营、开发区建设运营等业务，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某开发区建设企业近年来持续拓展贸易和地产开发等市场化业务，2024年财报显示其商品销售、房地产业务取代土地销售业务成为最主要收入来源，这一转变带动海南城投企业市场化业务收入占比上升幅度指标高居全国首位；同时，海南城投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率（三年几何平均）、总资产增长率（三年几何平均）分别居全国第2位、第5位，实收资本占总资产比重居全国第3位，在转型发展方面表现较好。青海、黑龙江、贵州、云南、甘肃、辽宁等重点省份排名靠后，位于西部和东北部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产业基础相对较差、当地政府可支配资源有限，企业融资成本居全国全列，而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率（三年几何平均）、总资产增长率（三年几何平均）均居全国尾部，云南、甘肃样本企业市场化业务收入占比不升反降，转型发展难度大、效果相对一般。

从排名变动看，有13省排名上升，宁夏进步最为显著，上升11位至第15名。宁夏有3家样本企业，2024年财报显示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率（三年几何平均）、总资产增长率（三年几何平均）排名显著提升；融资渠道稳定性、业务多元化程度指标仍居全国尾部但边际改善，负向调整幅度降低；此外，实收资本占总资产比重、营业外收入占比均稳居全国前列，未来仍有一定的转型发展潜力。有11省排名后移，内蒙古退步较大，后移14位至第22名。一是源于总资产增速大幅下降，可能与重点省份投资活动受限有关。2024年财报显示4家样本企业中有2家总资产规模压降，拖累内蒙古总资产增长率（三年几何平均）从11.98%（全国第6位）大幅下降至4.35%（全国第20位）。二是源于样本企业市场化业务收入占比不升反降，如2024年某交通投资类城投企业的收费路业务营收占比由超六成提升至超七成，而产品销售业务营收降至两成以下；某国有资本运营类城投企业的工程施工、道路桥梁运营收入占比合计由超一成提升至近五成，而售电收入由超七成降至五成以下。此外，尽管第一大业务营收占比仍在30%以上、未触及负向调整，但比重及排名均大幅下降，需关注多元化经营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需要注意的是，报告样本仅涉及发债城投企业，当样本量较小时，难以“一盘棋”的反映当地城投企业资产划拨、业务划转全貌，仍需结合其他因素综合分析。

结合城投企业综合发展指数和区域经济财政实力、债务承载能力、基础经营能力、转型发展能力四个细项指标的分值和排名变化，本文选取各方面能力均较强且基础经营能力均稳居第一的江苏；以及综合发展指数排名稳中有进、债务承载能力排名进步最大，且2025年新退出重点省份的内蒙古进行案例分析。

（一）江苏综合发展指数居全国前列，基础经营能力稳居首位

（二）内蒙古综合指数排名稳中有进，债务承载能力明显改善

（一）把握“十五五”期间改革发展机遇，夯实区域经济财政根基

城投企业市场化转型后依然是地方基建与公共服务的重要载体，其发展仍高度依赖区域经济财政基本盘。目前来看，我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地方财政持续承压，2025年前三季度约五成省份财政平衡率同比回落。进入“十五五”新发展阶段，需把握改革发展机遇，着力发展地方经济、提高政府财力，为城投企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区域根基、提供良好大环境。一要依托“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等“十五五”规划战略导向，稳步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继续支持“两重”建设，加大对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尤其要重点支持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有序推进2.7亿“新市民”群体市民化进程，加强相关教育、医疗、养老、住房投入，挖掘其消费潜力与投资空间；同时加大对新领域的投资力度，如新能源、新材料、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以产业升级带动经济总量提升。二要持续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无论是地方化债还是城投企业转型发展，根源上仍是结构性、体制性问题，需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尤其是理顺央地关系，从本质上厘清地方政府与城投企业的边界。一方面细化落实现有15个领域[13]央地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并向新领域拓展，适当加强中央事权，可适度上移社保、医疗、教育等社会民生领域地方支出责任，中央财政可更多地承担起基建投资（尤其是跨省区的基础设施）等宏观调控责任。另一方面加快地方税建设，完善共享税收入分享体系，适当提高增值税、所得税地方分享比例，分品目、分步骤实施消费税征收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因地制宜培育地方专享税种，并探索适度下放税种立法权、征管权的可行性。此外，优化对地方政府的激励约束机制。在“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人”的过程中，动态调整多元考核指标权重，适当将无形资产、数据资产等新兴领域纳入考核范围，激发地方积极性；并完善干部考核与激励体系，建立容错纠错机制，消除干事创业的后顾之忧，增强地方政府履职积极性。

课题研究单位：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课题负责人：袁海霞

课题组成员：汪苑晖、鲁璐、王肖梦、闫彦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