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冠群教授
简冠群 女，1987年生，河南南阳人。甘肃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公司财务与资本市场、创新管理、企业高质量发展。
在C刊和核心期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出版专著1部，主持完成省级、厅级、校级等多项研究课题。撰写的咨询报告多次被省委省政府相关部门肯定与采纳。指导学生荣获全国MPAcc优秀学位论文，“挑战杯”省级特等奖和国家三等奖，“能源经济”学术创意大赛区域一等奖和国家三等奖，“正大杯”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全国二等奖。荣获甘肃省高校青年教师成才奖，并入选甘肃省第五批飞天学者特聘计划青年学者。
★引用本文·请复制以下条目盛轲嘉,简冠群. 链主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驱动绿色产业链协同——以大禹节水为例 [J]. 财会月刊, 2026,47(02): 9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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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财会月刊》2026年第2期
【摘要】在“双碳”目标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背景下，链主企业如何通过数字化转型驱动绿色产业链协同成为关键议题。本文以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例，系统阐释链主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绿色产业链协同的具体路径和内在逻辑。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资源整合能力与信息传导效率，推动产业链整体迈向绿色低碳发展，具体表现为数字技术沉淀、数字协同、数字撬动与数字生态四类机制。本文构建的“链主主导型”数字化驱动绿色产业链协同理论模型，拓展了数字化与绿色融合的理论框架，可为资源型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可持续转型提供借鉴。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数字化转型；绿色产业链；协同机制；大禹节水
【基金项目】甘肃省人文社会科学项目“新质生产力赋能甘肃产业转型升级的机制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4ZZ11；甘肃省教育厅高校教师创新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26B-141)；甘肃省高校青年博士支持项目“甘肃可提前布局建设的未来产业研究”(项目编号：2025QB-075)；兰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供应链金融赋能兰州市专精特新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和长效机制”(项目编号：24-A15)
一、引言
在“双碳”目标的推动下，数字技术与绿色发展的融合成为产业转型的重要方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要以数字化带动产业绿色升级。《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进一步强调，要加快构建高效协同的绿色产业链体系。数字化转型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不仅标志着技术驱动的效率变革，也成为传统产业绿色升级的关键动能。如何通过数字化转型促进绿色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已成为高质量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议题。节水产业作为农业现代化与生态安全的重要支撑行业，承担着水资源集约利用与绿色发展的双重任务。数字化的兴起重塑了节水产业的生产范式与组织逻辑，为其注入智能化、精细化和绿色化的新动能，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典型领域。
现有研究表明，数字化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效率并推动绿色创新(Li等，2022；云乐鑫等，2024；李雪松等，2022；赵宸宇等，2021)。部分学者指出，数字化可以打破信息孤岛，促进供应链协同(郭强等，2021)。其中，链主企业凭借资源配置与制度引导优势，在绿色产业链协同中发挥核心作用(张虎等，2023；赵晨等，2024)。相比之下，非链主企业受限于资源匮乏与网络地位，难以形成系统性带动效应(李琦等，2021；何帆和刘红霞，2019)。
因此，剖析链主企业数字化转型机理，对于理解数字化转型如何驱动产业层面绿色协同、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大禹节水”)为例，探讨其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如何赋能绿色产业链协同。本文旨在回答三个核心问题： 链主企业在绿色产业链协同中扮演何种角色？数字化转型如何促进上下游协同？何种机制下数字化转型能转化为绿色动能？本文通过案例分析揭示链主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绿色产业链协同的具体路径与内在逻辑，以期为资源型传统行业绿色转型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
数字化转型正成为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与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张永奇和单德朋，2025)。数字化技术能通过智能制造、绿色设计和数据驱动决策提升企业环境绩效(Li等，2022；周济，2015)。在“双碳”目标与高质量发展战略下，数字化不仅重塑了企业生产组织与创新模式，也重构了产业链的协同逻辑(Srai和Christodoulou，2022)。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企业个体层面的经济与环境绩效，缺乏对数字化转型如何驱动绿色产业链协同的深入分析。随着供应链的网络化发展，企业绿色转型愈发依赖上下游协作，数字化转型能否促进系统性绿色协同成为关键问题(姜如玥，2025；朱淇玮和解学梅，2021)。
链主企业在此过程中具有独特的带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技术溢出与标准引领。链主企业通过数据接口标准化、技术帮扶等手段，提升链上企业数字化水平与绿色适配性(赵晨等，2024；袁淳等，2021)。二是成本重构与资源整合。数字化平台可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绿色供应链采购与碳足迹信息共享(张虎等，2023；习明明等，2023)。三是生态协同治理。链主企业通过绿色采购条款、知识溢出和生态园区共建，推动全链条绿色升级(李强等，2024)。链主企业之所以能成为绿色协同的主导力量，源于其资源整合能力与网络枢纽地位。前者体现在制定绿色标准与推动供应商数字接入的能力方面，后者表现为数字化带来的“同群效应”，使相邻节点企业数字化投入显著增加(杜勇等，2023)。相较之下，非链主企业受限于规模、融资与主动性，难以形成系统性协同(李琦等，2021；Szalavetz，2019)。因此，绿色产业链协同呈现明显的“链主主导型”特征(马忠和芦雅琳，2024)。
总体来看，数字化战略不仅关乎链主企业自身转型绩效，更关系到产业链层面绿色变革的广度与深度。然而，针对特定行业、特定角色的微观机制研究仍相对匮乏。尤其在节水产业这一兼具绿色属性与产业复杂性的领域，缺乏对链主企业数字化协同机制的系统性分析。本文以大禹节水为例，揭示了链主企业如何通过数字化转型驱动绿色产业链协同，旨在为数字化背景下的绿色供应链治理与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启示。
三、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单案例探索方法，以节水产业链主企业大禹节水为研究对象。该方法适用于揭示复杂现象的内在机制，尤其在研究新兴领域和典型案例时能提供深刻洞察。本研究遵循“问题导向—过程追踪—机制提炼”的逻辑，结合企业数据与访谈资料，对链主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绿色产业链协同的具体路径与内在逻辑进行归纳分析。
(一) 案例选择
大禹节水成立于1994年，是我国节水灌溉领域的龙头企业和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近年来，公司将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技术深度嵌入生产、管理与服务全过程，形成了“数字化驱动绿色协同”的典型模式。作为链主企业，其产业链覆盖上游原材料制造、中游工程集成与下游智慧农业服务，契合“双碳”目标与乡村振兴政策方向，具备显著的代表性与行业引领性。
在节水灌溉产业链中，大禹节水凭借核心技术掌控力、资源整合能力及标准引领能力，被公认为链主企业。产业链可划分为上游(原材料与设备制造)、中游(系统集成与工程建设)和下游(农户、农场、合作社及政府部门)三大环节。在上游，大禹节水通过绿色采购与技术标准制定保障原材料与设备的环保属性； 在中游，依托总承包与数字化集成优势实现工程全过程的数字化管理； 在下游，通过智慧农业平台提供运维与数据服务，推动绿色生产与资源优化，实现全链条的绿色协同与价值增值。
(二) 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本研究综合运用三类数据：一手资料，对大禹节水管理层、技术人员及供应链合作伙伴进行半结构化访谈，获取数字化转型实践与协同治理的核心信息；二手资料，收集企业年报、行业研究报告、媒体与官网信息，用以佐证与补充访谈数据；学术资料，梳理国内外关于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协同的相关研究，以构建分析框架。
采用主题分析法对多源数据进行整理与归纳，重点识别链主企业数字化治理行为及其对产业链协同的驱动机制。通过跨资料验证与逻辑归纳，构建“转型动因—协同过程—协同成效”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四、案例分析
(一) 转型动因
在“双碳”目标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制造业面临效率提升与绿色转型的双重挑战。链主企业凭借其组织协调与资源整合能力，成为推动绿色产业链整体协同的关键力量。大禹节水的数字化转型并非偶发行为，而是政策引导、企业战略定位与链主角色认知共同驱动的结果，体现出系统布局与主动推进的特征。
1. 政策导向驱动。国家“双碳”目标与数字经济发展政策为企业推进数字化与绿色化转型提供了明确的制度保障和发展导向，逐步形成“政策引领—技术落地—生态增效”的良性循环，为跨组织绿色协同奠定了制度与技术基础，如表1所示。
(1) 绿色发展战略。国家“十四五”规划将绿色发展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涵，将节水灌溉列为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低碳转型的重点领域。政策引导企业进行全环节绿色治理，促使大禹节水将环境管理从内部延伸至整个供应链体系。该企业将绿色导向作为战略核心，在产品、工艺与组织三个层面主动对接政策要求，力求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2) 数字经济政策。《“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与《数字化转型伙伴行动倡议》等政策文件明确指出，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关键路径。大禹节水积极响应政策，系统推进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强化系统集成与数据贯通，带动产业链实现智能协同与绿色转型。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也为企业长期技术投入与战略布局提供了制度保障。
2. 业务模式重构。为突破传统制造业发展瓶颈并构建可持续竞争优势，大禹节水推动业务模式向价值链延伸与平台化运营转型，实现从设备制造向数字化服务与集成平台的演进。以“大禹云农”“智慧灌溉数字大脑”为代表的平台，融合硬件、传感与算法技术，显著提升数据可见性与系统响应能力，将绿色运营嵌入“产品—系统—平台”全链条，为上、中、下游协同提供技术与运营支撑，如表2所示。
(1) 价值链延伸。为突破单一设备制造的市场局限，大禹节水积极拓展业务边界，从水利设备制造商逐步转型为水资源数字解决方案提供商。通过拓展农田信息采集、灌区智能运维等服务，企业增强了客户黏性，并在数据集成与系统互联的基础上，使节水节能等绿色目标可量化、可管理，为产业链绿色升级提供了操作路径。
(2) 平台化发展。平台化是业务模式重构的高级阶段，旨在解决产业链信息碎片化带来的效率损失问题。“大禹云农”与“智慧灌溉数字大脑”作为协同基础设施，集成硬件与软件能力，实时监测设备运行、作物需求与气象变化等信息，实现全局资源的精准匹配与智能预警。平台化发展不仅提升了企业自身的运营效率，也构建了由链主主导、数据驱动的协同机制，将上下游纳入统一的绿色管理生态，共同推进节水、节能与增效。
3. 链主主导责任。作为产业链核心企业，大禹节水在标准制定、绿色采购与产学研协作中发挥引领作用。通过牵头绿色认证与行业规范制定、承担重点项目总包责任，并借助资本与平台优势对接政府与金融资源，企业降低了中小供应商参与绿色转型的门槛，形成“以大带小”的协同治理格局，如表3所示。
(1) 协同治理使命。作为链主企业，大禹节水在行业标准制定、技术推广与组织协调方面承担重要职责。企业牵头起草节水产品绿色认证标准，参与国家智能灌溉系统标准制定，体现了其在规则制定中的重要影响力。通过在重点灌区项目中担任绿色改造总包方，企业将绿色标准与数字规则落地实施，推动绿色理念在产业链中系统贯彻。
(2) 组织资源优势。大禹节水凭借其资源整合能力，有效实施跨组织协同管理。企业的资本实力与市场影响力有助于推动管理规则的执行，而其在软硬件技术、平台建设与研发能力方面的积累，则为中小企业遵循绿色规则提供了支持。在对接政府绿色采购与金融碳资产平台等资源过程中，企业借助数字化平台发挥协调功能，为多方协同提供技术与制度双重保障。
(二) 协同过程
在多重动因的共同推动下，大禹节水系统构建了覆盖全产业链的绿色产业链协同体系。数字化转型作为核心驱动力，推动形成了“智慧供应—智能制造—数字运营”三大赋能路径，在提升企业自身运营效率与环境绩效的同时，充分体现了链主企业在引领产业链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的多维协同能力。
1. 绿色产业链上游赋能： 智慧供应。上游环节的绿色协同是资源高效利用与低碳转型的起点。大禹节水将数字化手段与绿色理念融入采购与供应链管理，实现绿色要求的前置化与内生化，使其成为运营决策的核心依据，如表4所示。
(1) 数字化采购平台。大禹节水依托ERP(企业资源计划)与SCM(供应链管理)系统，构建了全流程智能采购协同平台。该平台通过绿色标签识别物料环保属性，并内置“成本—能耗—碳足迹”综合分析模块，将环境影响量化纳入采购决策。
(2) 绿色供应商管理。大禹节水将碳排放、能源效率与环保合规性等指标纳入供应商准入评估范畴，建立了动态的绿色供应商评价体系，并优先选择通过权威环保认证的合作伙伴。与供应商签订的合同中明确环保责任条款，要求100%合规，对拒不改进者终止合作。
(3) 原材料绿色协作。大禹节水联合科研机构及核心供应商，共同研发高性能、可再生材料，并依据ISO 14067标准发布《滴灌带产品碳足迹报告》，对产品进行全生命周期减排绩效管理。
2. 绿色产业链中游赋能： 智能制造。制造环节是能源消耗与碳排放的主要产生环节，也是数字化赋能的关键节点。大禹节水遵循“智能化驱动—过程可控—结果可量化”的逻辑，引入工业互联网、智能传感、AI(人工智能)预测与清洁生产工艺，实现生产模式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的全面转型，如表5所示。
(1) 生产流程数字改造。通过将核心设备接入工业互联网与传感网络，企业实现了对水压、电耗等关键指标的实时监控与建模优化，使异常能耗降低10% ~ 15%，工艺参数自动调节覆盖率达到90%，显著提升了绿色生产的透明度与可控性。
(2) 能源消耗动态监控。企业构建了“能源控制中心+AI诊断+感知终端”一体化架构，对能耗与碳排放进行全天候监测和智能诊断。该系统可动态计算单件产品的碳足迹，为绿色产品认证与碳资产管理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3) 清洁生产工艺优化。通过采用低温成型、再生加热及无铅焊接等先进工艺，单位产品能耗下降45%，再生材料使用比例超过98%。结合全生命周期评估，产品碳足迹整体降低22%，相关技术标准同步向产业链扩散，加快产业链整体绿色化进程。
3. 绿色产业链下游赋能： 数字运营。在绿色产业链的末端，数字运营既承担价值实现的功能，也负责构建闭环的资源循环。大禹节水主要通过三条路径推进下游的数字化赋能： 一是构建智慧灌溉系统，实现对水资源的精细化管理； 二是提供个性化服务方案，提升用户服务水平； 三是建立数字化回收机制，保障滴灌设备循环利用，如表6所示。
(1) 智慧灌溉系统。大禹节水的智慧灌溉系统主要基于水肥一体化设计，通过物联网技术实现水资源的高效管理。该系统部署了多层土壤墒情传感器，通过高频电磁波测量土壤介电特性，精准监测不同深度的水分和温度数据。这些数据传输至“慧管家”中央平台，结合气象数据，可以形成远程自动化灌溉决策。该系统已应用于云南元谋等项目中，通过精准控水减少浪费，显著提升了作物产量和灌溉效率。
(2) 个性化服务方案。大禹节水研发的“小慧助理”可以解析复杂指令、调用专业模型生成灌溉方案，也可以实时监测墒情、洪水风险，提前发布预警。公司通过合作社定期开展智能设备操作指导，结合“小慧助理”实时答疑，解决田间技术问题。特别是“小慧助理”支持多种方言识别，农户可通过语音指令控制灌溉设备，大大降低了操作难度。
(3) 数字化回收机制。大禹节水建立数字化回收网络，通过匹配就近的回收网点，优化物流调度路线，搭建起高效畅通的回收渠道。公司通过与地方政府合作制定回收补贴机制，调动农户参与积极性，并将节水灌溉设备再利用率提升至90%。
(三) 协同成效
大禹节水通过数字化转型驱动绿色产业链协同，在多个层面实现了绿色价值的共创——从产品工艺到组织制度再到生态系统构建，均展现出明显的协同提升效应。这些变化不仅反映在企业自身的节能减排和资源优化上，更体现在产业链上下游多主体共同参与的绿色成效之中，如表7所示。
1. 工艺绿色化成果。大禹节水围绕绿色制造目标，持续推进生产工艺的低碳转型与资源节约。企业积极引入可降解、可回收的新型绿色材料，优化包装方案与物流路径，并结合智能制造技术，使生产与运输环节的能耗显著下降。依托数字平台，对工艺数据实现实时监控与分析，为持续优化提供了有力支撑。
(1) 绿色材料应用。绿色产业链广泛采用可降解材料、再生塑料和低碳合金等环境友好型原材料。借助大禹节水的数字平台及产学研合作机制，绿色材料技术逐步实现标准化，工艺方案也趋于稳定。
(2) 包装与流程优化。在物流与生产流程方面，绿色产业链积极推广可循环包装材料的标准化与智能化应用。大禹节水的供应链公司对生产过程中不合格的产品及边角余量进行粉碎回填循环利用，在不降低产品能效的前提下对产品及包装材料进行改型调整，以减少原材料需求。
2. 组织制度创新。绿色转型不仅依赖于技术革新，更需要与之匹配的组织制度作为支撑。大禹节水在推动节水与绿色发展的过程中，以ESG理念为核心，逐步构建系统化的治理结构，并配套实施透明化的绩效激励机制，将内部员工、外部供应商及科研机构整合至统一的协作网络中，如表8所示。
(1) 绿色协同治理。大禹节水围绕ESG理念构建绿色治理体系，推动产业链上多主体在制度层面的协同与创新。链主企业牵头成立绿色管理委员会，将绿色绩效明确纳入年度考核与激励范围。大禹节水积极与国内外企业和科研机构共建绿色合作网络。例如，大禹节水与以色列企业合作引入滴灌技术并推动其国产化进程，与国内科研机构联合开发智能灌溉系统，并将节水解决方案推广至“一带一路”沿线市场。
(2) 绩效激励机制。大禹节水建立起一套覆盖能耗、碳排放和绿色采购等多维指标的绩效考核体系，依托数字平台实现对绩效数据的实时追踪与公开。企业将环境表现与采购份额、合作深度直接挂钩，对绿色绩效较高的供应商给予订单增量等激励。
3. 绿色协同绩效。在多种机制共同作用下，大禹节水主导的绿色产业链在能耗管理、资源利用和品牌影响力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其能耗与排放强度持续下降，水资源利用率明显提高，如表9所示。
(1) 排放强度下降。大禹节水通过建立统一的环境绩效测量标准与数字化监控体系，有效推动了产业链整体能耗与排放强度的下降。例如，2023年其碳排放强度为3.51吨二氧化碳当量/百万元营业收入，相较于2022年实现了10%的降幅。
(2) 品牌影响力扩大。大禹节水的绿色实践赢得了国家层面的广泛认可，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并带动绿色产业链转型升级。例如，其天津工厂先后通过“先进级智能工厂”认证，并获评“国家级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
五、研究结论
基于对大禹节水从上游智慧供应、中游智能制造到下游数字运营的全链条实践分析，本文总结出驱动“链主主导型”绿色产业链协同的四类核心机制，具体如图2所示。
第一类是数字技术沉淀机制。链主企业通过搭建数字平台并持续运行，系统收集并积累物料属性、生产工艺、能耗与碳排放等多维度的数据。这些数据经过标准化处理、可视化呈现和权限分级管控后，成为可共享、可核验的基础资源，让环境绩效能够量化统计、追溯源头，并在各参与方之间有效传递，为跨组织的环境指标对齐和持续改进提供了重要支撑。
第二类是数字协同机制。在这一机制下，链主企业不再局限于单向信息传递，而是借助平台将采购、生产、物流、销售与售后等各个节点串联成可交互的网络体系。物联网与企业信息系统的深度融合，实现了数据的实时流动，各节点能够在统一标准下共享信息、快速响应，既增强了生产计划的弹性，强化了能耗与排放的即时监控，也让节能管理、质量控制与环境治理在同一系统中协同推进。这一机制有效降低了跨组织协调成本，提高了绿色目标在全链条落地的可操作性。
第三类是数字撬动机制。凭借数字平台形成的信息优势与生态影响力，链主企业在资源配置中占据引领地位。链主企业能够将内部业务数据与外部政策资源、金融工具有效对接，形成资源聚合与传导效应。一方面，金融机构、碳交易平台与政府部门通过项目库或碳足迹目录等信息化工具，更精准地识别并支持具有绿色价值的项目；另一方面，量化的数据分析为绿色认证、项目论证与资金申请提供了更具说服力的依据，提升了资源获取的效率与针对性。由此，社会资本、政策激励与绿色技术能够更快地向产业链内扩散，加快产业链整体转型进程。
第四类是数字生态机制。链主企业通过开放式平台，吸引产学研政金等多元主体参与，开展联合研发、技术共享与协同评估等活动。这一机制不仅拓展了纵向供应链的协作深度，还将创新主体延伸至科研机构与行业组织，构建起以数据共享与联合治理为核心特征的生态化治理结构，以提升产业链的绿色创新能力与韧性。
综合前文分析，本研究的发现可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数字化转型在推动绿色产业链协同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其影响覆盖上、中、下游各环节。上游可增强原料可持续性与供应商绿色认证，中游通过智能制造强化流程数字化与能耗监控，下游则通过数字化运营优化产品生态、提升回收能力，推动产品与服务的绿色升级。其二，链主企业通过数字技术沉淀与协同实践提升绿色产业链协同水平，并凭借数字撬动与生态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激发绿色创新，推动绿色产业链向具有协同效应的新质生产力方向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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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制作：何影婷 郑海月责任编校：李小艳 黄艳晶 责任政审：张瑾李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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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冠群教授
简冠群 女，1987年生，河南南阳人。甘肃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公司财务与资本市场、创新管理、企业高质量发展。
在C刊和核心期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出版专著1部，主持完成省级、厅级、校级等多项研究课题。撰写的咨询报告多次被省委省政府相关部门肯定与采纳。指导学生荣获全国MPAcc优秀学位论文，“挑战杯”省级特等奖和国家三等奖，“能源经济”学术创意大赛区域一等奖和国家三等奖，“正大杯”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全国二等奖。荣获甘肃省高校青年教师成才奖，并入选甘肃省第五批飞天学者特聘计划青年学者。
★引用本文·请复制以下条目盛轲嘉,简冠群. 链主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驱动绿色产业链协同——以大禹节水为例 [J]. 财会月刊, 2026,47(02): 95-100.
★下载全文·请点击以下文字链主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驱动绿色产业链协同.pdf
原载《财会月刊》2026年第2期
【摘要】在“双碳”目标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背景下，链主企业如何通过数字化转型驱动绿色产业链协同成为关键议题。本文以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例，系统阐释链主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绿色产业链协同的具体路径和内在逻辑。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资源整合能力与信息传导效率，推动产业链整体迈向绿色低碳发展，具体表现为数字技术沉淀、数字协同、数字撬动与数字生态四类机制。本文构建的“链主主导型”数字化驱动绿色产业链协同理论模型，拓展了数字化与绿色融合的理论框架，可为资源型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可持续转型提供借鉴。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数字化转型；绿色产业链；协同机制；大禹节水
【基金项目】甘肃省人文社会科学项目“新质生产力赋能甘肃产业转型升级的机制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4ZZ11；甘肃省教育厅高校教师创新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26B-141)；甘肃省高校青年博士支持项目“甘肃可提前布局建设的未来产业研究”(项目编号：2025QB-075)；兰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供应链金融赋能兰州市专精特新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和长效机制”(项目编号：24-A15)
一、引言
在“双碳”目标的推动下，数字技术与绿色发展的融合成为产业转型的重要方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要以数字化带动产业绿色升级。《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进一步强调，要加快构建高效协同的绿色产业链体系。数字化转型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不仅标志着技术驱动的效率变革，也成为传统产业绿色升级的关键动能。如何通过数字化转型促进绿色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已成为高质量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议题。节水产业作为农业现代化与生态安全的重要支撑行业，承担着水资源集约利用与绿色发展的双重任务。数字化的兴起重塑了节水产业的生产范式与组织逻辑，为其注入智能化、精细化和绿色化的新动能，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典型领域。
现有研究表明，数字化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效率并推动绿色创新(Li等，2022；云乐鑫等，2024；李雪松等，2022；赵宸宇等，2021)。部分学者指出，数字化可以打破信息孤岛，促进供应链协同(郭强等，2021)。其中，链主企业凭借资源配置与制度引导优势，在绿色产业链协同中发挥核心作用(张虎等，2023；赵晨等，2024)。相比之下，非链主企业受限于资源匮乏与网络地位，难以形成系统性带动效应(李琦等，2021；何帆和刘红霞，2019)。
因此，剖析链主企业数字化转型机理，对于理解数字化转型如何驱动产业层面绿色协同、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大禹节水”)为例，探讨其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如何赋能绿色产业链协同。本文旨在回答三个核心问题： 链主企业在绿色产业链协同中扮演何种角色？数字化转型如何促进上下游协同？何种机制下数字化转型能转化为绿色动能？本文通过案例分析揭示链主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绿色产业链协同的具体路径与内在逻辑，以期为资源型传统行业绿色转型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
数字化转型正成为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与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张永奇和单德朋，2025)。数字化技术能通过智能制造、绿色设计和数据驱动决策提升企业环境绩效(Li等，2022；周济，2015)。在“双碳”目标与高质量发展战略下，数字化不仅重塑了企业生产组织与创新模式，也重构了产业链的协同逻辑(Srai和Christodoulou，2022)。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企业个体层面的经济与环境绩效，缺乏对数字化转型如何驱动绿色产业链协同的深入分析。随着供应链的网络化发展，企业绿色转型愈发依赖上下游协作，数字化转型能否促进系统性绿色协同成为关键问题(姜如玥，2025；朱淇玮和解学梅，2021)。
链主企业在此过程中具有独特的带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技术溢出与标准引领。链主企业通过数据接口标准化、技术帮扶等手段，提升链上企业数字化水平与绿色适配性(赵晨等，2024；袁淳等，2021)。二是成本重构与资源整合。数字化平台可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绿色供应链采购与碳足迹信息共享(张虎等，2023；习明明等，2023)。三是生态协同治理。链主企业通过绿色采购条款、知识溢出和生态园区共建，推动全链条绿色升级(李强等，2024)。链主企业之所以能成为绿色协同的主导力量，源于其资源整合能力与网络枢纽地位。前者体现在制定绿色标准与推动供应商数字接入的能力方面，后者表现为数字化带来的“同群效应”，使相邻节点企业数字化投入显著增加(杜勇等，2023)。相较之下，非链主企业受限于规模、融资与主动性，难以形成系统性协同(李琦等，2021；Szalavetz，2019)。因此，绿色产业链协同呈现明显的“链主主导型”特征(马忠和芦雅琳，2024)。
总体来看，数字化战略不仅关乎链主企业自身转型绩效，更关系到产业链层面绿色变革的广度与深度。然而，针对特定行业、特定角色的微观机制研究仍相对匮乏。尤其在节水产业这一兼具绿色属性与产业复杂性的领域，缺乏对链主企业数字化协同机制的系统性分析。本文以大禹节水为例，揭示了链主企业如何通过数字化转型驱动绿色产业链协同，旨在为数字化背景下的绿色供应链治理与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启示。
三、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单案例探索方法，以节水产业链主企业大禹节水为研究对象。该方法适用于揭示复杂现象的内在机制，尤其在研究新兴领域和典型案例时能提供深刻洞察。本研究遵循“问题导向—过程追踪—机制提炼”的逻辑，结合企业数据与访谈资料，对链主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绿色产业链协同的具体路径与内在逻辑进行归纳分析。
(一) 案例选择
大禹节水成立于1994年，是我国节水灌溉领域的龙头企业和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近年来，公司将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技术深度嵌入生产、管理与服务全过程，形成了“数字化驱动绿色协同”的典型模式。作为链主企业，其产业链覆盖上游原材料制造、中游工程集成与下游智慧农业服务，契合“双碳”目标与乡村振兴政策方向，具备显著的代表性与行业引领性。
在节水灌溉产业链中，大禹节水凭借核心技术掌控力、资源整合能力及标准引领能力，被公认为链主企业。产业链可划分为上游(原材料与设备制造)、中游(系统集成与工程建设)和下游(农户、农场、合作社及政府部门)三大环节。在上游，大禹节水通过绿色采购与技术标准制定保障原材料与设备的环保属性； 在中游，依托总承包与数字化集成优势实现工程全过程的数字化管理； 在下游，通过智慧农业平台提供运维与数据服务，推动绿色生产与资源优化，实现全链条的绿色协同与价值增值。
(二) 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本研究综合运用三类数据：一手资料，对大禹节水管理层、技术人员及供应链合作伙伴进行半结构化访谈，获取数字化转型实践与协同治理的核心信息；二手资料，收集企业年报、行业研究报告、媒体与官网信息，用以佐证与补充访谈数据；学术资料，梳理国内外关于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协同的相关研究，以构建分析框架。
采用主题分析法对多源数据进行整理与归纳，重点识别链主企业数字化治理行为及其对产业链协同的驱动机制。通过跨资料验证与逻辑归纳，构建“转型动因—协同过程—协同成效”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四、案例分析
(一) 转型动因
在“双碳”目标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制造业面临效率提升与绿色转型的双重挑战。链主企业凭借其组织协调与资源整合能力，成为推动绿色产业链整体协同的关键力量。大禹节水的数字化转型并非偶发行为，而是政策引导、企业战略定位与链主角色认知共同驱动的结果，体现出系统布局与主动推进的特征。
1. 政策导向驱动。国家“双碳”目标与数字经济发展政策为企业推进数字化与绿色化转型提供了明确的制度保障和发展导向，逐步形成“政策引领—技术落地—生态增效”的良性循环，为跨组织绿色协同奠定了制度与技术基础，如表1所示。
(1) 绿色发展战略。国家“十四五”规划将绿色发展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涵，将节水灌溉列为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低碳转型的重点领域。政策引导企业进行全环节绿色治理，促使大禹节水将环境管理从内部延伸至整个供应链体系。该企业将绿色导向作为战略核心，在产品、工艺与组织三个层面主动对接政策要求，力求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2) 数字经济政策。《“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与《数字化转型伙伴行动倡议》等政策文件明确指出，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关键路径。大禹节水积极响应政策，系统推进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强化系统集成与数据贯通，带动产业链实现智能协同与绿色转型。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也为企业长期技术投入与战略布局提供了制度保障。
2. 业务模式重构。为突破传统制造业发展瓶颈并构建可持续竞争优势，大禹节水推动业务模式向价值链延伸与平台化运营转型，实现从设备制造向数字化服务与集成平台的演进。以“大禹云农”“智慧灌溉数字大脑”为代表的平台，融合硬件、传感与算法技术，显著提升数据可见性与系统响应能力，将绿色运营嵌入“产品—系统—平台”全链条，为上、中、下游协同提供技术与运营支撑，如表2所示。
(1) 价值链延伸。为突破单一设备制造的市场局限，大禹节水积极拓展业务边界，从水利设备制造商逐步转型为水资源数字解决方案提供商。通过拓展农田信息采集、灌区智能运维等服务，企业增强了客户黏性，并在数据集成与系统互联的基础上，使节水节能等绿色目标可量化、可管理，为产业链绿色升级提供了操作路径。
(2) 平台化发展。平台化是业务模式重构的高级阶段，旨在解决产业链信息碎片化带来的效率损失问题。“大禹云农”与“智慧灌溉数字大脑”作为协同基础设施，集成硬件与软件能力，实时监测设备运行、作物需求与气象变化等信息，实现全局资源的精准匹配与智能预警。平台化发展不仅提升了企业自身的运营效率，也构建了由链主主导、数据驱动的协同机制，将上下游纳入统一的绿色管理生态，共同推进节水、节能与增效。
3. 链主主导责任。作为产业链核心企业，大禹节水在标准制定、绿色采购与产学研协作中发挥引领作用。通过牵头绿色认证与行业规范制定、承担重点项目总包责任，并借助资本与平台优势对接政府与金融资源，企业降低了中小供应商参与绿色转型的门槛，形成“以大带小”的协同治理格局，如表3所示。
(1) 协同治理使命。作为链主企业，大禹节水在行业标准制定、技术推广与组织协调方面承担重要职责。企业牵头起草节水产品绿色认证标准，参与国家智能灌溉系统标准制定，体现了其在规则制定中的重要影响力。通过在重点灌区项目中担任绿色改造总包方，企业将绿色标准与数字规则落地实施，推动绿色理念在产业链中系统贯彻。
(2) 组织资源优势。大禹节水凭借其资源整合能力，有效实施跨组织协同管理。企业的资本实力与市场影响力有助于推动管理规则的执行，而其在软硬件技术、平台建设与研发能力方面的积累，则为中小企业遵循绿色规则提供了支持。在对接政府绿色采购与金融碳资产平台等资源过程中，企业借助数字化平台发挥协调功能，为多方协同提供技术与制度双重保障。
(二) 协同过程
在多重动因的共同推动下，大禹节水系统构建了覆盖全产业链的绿色产业链协同体系。数字化转型作为核心驱动力，推动形成了“智慧供应—智能制造—数字运营”三大赋能路径，在提升企业自身运营效率与环境绩效的同时，充分体现了链主企业在引领产业链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的多维协同能力。
1. 绿色产业链上游赋能： 智慧供应。上游环节的绿色协同是资源高效利用与低碳转型的起点。大禹节水将数字化手段与绿色理念融入采购与供应链管理，实现绿色要求的前置化与内生化，使其成为运营决策的核心依据，如表4所示。
(1) 数字化采购平台。大禹节水依托ERP(企业资源计划)与SCM(供应链管理)系统，构建了全流程智能采购协同平台。该平台通过绿色标签识别物料环保属性，并内置“成本—能耗—碳足迹”综合分析模块，将环境影响量化纳入采购决策。
(2) 绿色供应商管理。大禹节水将碳排放、能源效率与环保合规性等指标纳入供应商准入评估范畴，建立了动态的绿色供应商评价体系，并优先选择通过权威环保认证的合作伙伴。与供应商签订的合同中明确环保责任条款，要求100%合规，对拒不改进者终止合作。
(3) 原材料绿色协作。大禹节水联合科研机构及核心供应商，共同研发高性能、可再生材料，并依据ISO 14067标准发布《滴灌带产品碳足迹报告》，对产品进行全生命周期减排绩效管理。
2. 绿色产业链中游赋能： 智能制造。制造环节是能源消耗与碳排放的主要产生环节，也是数字化赋能的关键节点。大禹节水遵循“智能化驱动—过程可控—结果可量化”的逻辑，引入工业互联网、智能传感、AI(人工智能)预测与清洁生产工艺，实现生产模式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的全面转型，如表5所示。
(1) 生产流程数字改造。通过将核心设备接入工业互联网与传感网络，企业实现了对水压、电耗等关键指标的实时监控与建模优化，使异常能耗降低10% ~ 15%，工艺参数自动调节覆盖率达到90%，显著提升了绿色生产的透明度与可控性。
(2) 能源消耗动态监控。企业构建了“能源控制中心+AI诊断+感知终端”一体化架构，对能耗与碳排放进行全天候监测和智能诊断。该系统可动态计算单件产品的碳足迹，为绿色产品认证与碳资产管理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3) 清洁生产工艺优化。通过采用低温成型、再生加热及无铅焊接等先进工艺，单位产品能耗下降45%，再生材料使用比例超过98%。结合全生命周期评估，产品碳足迹整体降低22%，相关技术标准同步向产业链扩散，加快产业链整体绿色化进程。
3. 绿色产业链下游赋能： 数字运营。在绿色产业链的末端，数字运营既承担价值实现的功能，也负责构建闭环的资源循环。大禹节水主要通过三条路径推进下游的数字化赋能： 一是构建智慧灌溉系统，实现对水资源的精细化管理； 二是提供个性化服务方案，提升用户服务水平； 三是建立数字化回收机制，保障滴灌设备循环利用，如表6所示。
(1) 智慧灌溉系统。大禹节水的智慧灌溉系统主要基于水肥一体化设计，通过物联网技术实现水资源的高效管理。该系统部署了多层土壤墒情传感器，通过高频电磁波测量土壤介电特性，精准监测不同深度的水分和温度数据。这些数据传输至“慧管家”中央平台，结合气象数据，可以形成远程自动化灌溉决策。该系统已应用于云南元谋等项目中，通过精准控水减少浪费，显著提升了作物产量和灌溉效率。
(2) 个性化服务方案。大禹节水研发的“小慧助理”可以解析复杂指令、调用专业模型生成灌溉方案，也可以实时监测墒情、洪水风险，提前发布预警。公司通过合作社定期开展智能设备操作指导，结合“小慧助理”实时答疑，解决田间技术问题。特别是“小慧助理”支持多种方言识别，农户可通过语音指令控制灌溉设备，大大降低了操作难度。
(3) 数字化回收机制。大禹节水建立数字化回收网络，通过匹配就近的回收网点，优化物流调度路线，搭建起高效畅通的回收渠道。公司通过与地方政府合作制定回收补贴机制，调动农户参与积极性，并将节水灌溉设备再利用率提升至90%。
(三) 协同成效
大禹节水通过数字化转型驱动绿色产业链协同，在多个层面实现了绿色价值的共创——从产品工艺到组织制度再到生态系统构建，均展现出明显的协同提升效应。这些变化不仅反映在企业自身的节能减排和资源优化上，更体现在产业链上下游多主体共同参与的绿色成效之中，如表7所示。
1. 工艺绿色化成果。大禹节水围绕绿色制造目标，持续推进生产工艺的低碳转型与资源节约。企业积极引入可降解、可回收的新型绿色材料，优化包装方案与物流路径，并结合智能制造技术，使生产与运输环节的能耗显著下降。依托数字平台，对工艺数据实现实时监控与分析，为持续优化提供了有力支撑。
(1) 绿色材料应用。绿色产业链广泛采用可降解材料、再生塑料和低碳合金等环境友好型原材料。借助大禹节水的数字平台及产学研合作机制，绿色材料技术逐步实现标准化，工艺方案也趋于稳定。
(2) 包装与流程优化。在物流与生产流程方面，绿色产业链积极推广可循环包装材料的标准化与智能化应用。大禹节水的供应链公司对生产过程中不合格的产品及边角余量进行粉碎回填循环利用，在不降低产品能效的前提下对产品及包装材料进行改型调整，以减少原材料需求。
2. 组织制度创新。绿色转型不仅依赖于技术革新，更需要与之匹配的组织制度作为支撑。大禹节水在推动节水与绿色发展的过程中，以ESG理念为核心，逐步构建系统化的治理结构，并配套实施透明化的绩效激励机制，将内部员工、外部供应商及科研机构整合至统一的协作网络中，如表8所示。
(1) 绿色协同治理。大禹节水围绕ESG理念构建绿色治理体系，推动产业链上多主体在制度层面的协同与创新。链主企业牵头成立绿色管理委员会，将绿色绩效明确纳入年度考核与激励范围。大禹节水积极与国内外企业和科研机构共建绿色合作网络。例如，大禹节水与以色列企业合作引入滴灌技术并推动其国产化进程，与国内科研机构联合开发智能灌溉系统，并将节水解决方案推广至“一带一路”沿线市场。
(2) 绩效激励机制。大禹节水建立起一套覆盖能耗、碳排放和绿色采购等多维指标的绩效考核体系，依托数字平台实现对绩效数据的实时追踪与公开。企业将环境表现与采购份额、合作深度直接挂钩，对绿色绩效较高的供应商给予订单增量等激励。
3. 绿色协同绩效。在多种机制共同作用下，大禹节水主导的绿色产业链在能耗管理、资源利用和品牌影响力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其能耗与排放强度持续下降，水资源利用率明显提高，如表9所示。
(1) 排放强度下降。大禹节水通过建立统一的环境绩效测量标准与数字化监控体系，有效推动了产业链整体能耗与排放强度的下降。例如，2023年其碳排放强度为3.51吨二氧化碳当量/百万元营业收入，相较于2022年实现了10%的降幅。
(2) 品牌影响力扩大。大禹节水的绿色实践赢得了国家层面的广泛认可，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并带动绿色产业链转型升级。例如，其天津工厂先后通过“先进级智能工厂”认证，并获评“国家级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
五、研究结论
基于对大禹节水从上游智慧供应、中游智能制造到下游数字运营的全链条实践分析，本文总结出驱动“链主主导型”绿色产业链协同的四类核心机制，具体如图2所示。
第一类是数字技术沉淀机制。链主企业通过搭建数字平台并持续运行，系统收集并积累物料属性、生产工艺、能耗与碳排放等多维度的数据。这些数据经过标准化处理、可视化呈现和权限分级管控后，成为可共享、可核验的基础资源，让环境绩效能够量化统计、追溯源头，并在各参与方之间有效传递，为跨组织的环境指标对齐和持续改进提供了重要支撑。
第二类是数字协同机制。在这一机制下，链主企业不再局限于单向信息传递，而是借助平台将采购、生产、物流、销售与售后等各个节点串联成可交互的网络体系。物联网与企业信息系统的深度融合，实现了数据的实时流动，各节点能够在统一标准下共享信息、快速响应，既增强了生产计划的弹性，强化了能耗与排放的即时监控，也让节能管理、质量控制与环境治理在同一系统中协同推进。这一机制有效降低了跨组织协调成本，提高了绿色目标在全链条落地的可操作性。
第三类是数字撬动机制。凭借数字平台形成的信息优势与生态影响力，链主企业在资源配置中占据引领地位。链主企业能够将内部业务数据与外部政策资源、金融工具有效对接，形成资源聚合与传导效应。一方面，金融机构、碳交易平台与政府部门通过项目库或碳足迹目录等信息化工具，更精准地识别并支持具有绿色价值的项目；另一方面，量化的数据分析为绿色认证、项目论证与资金申请提供了更具说服力的依据，提升了资源获取的效率与针对性。由此，社会资本、政策激励与绿色技术能够更快地向产业链内扩散，加快产业链整体转型进程。
第四类是数字生态机制。链主企业通过开放式平台，吸引产学研政金等多元主体参与，开展联合研发、技术共享与协同评估等活动。这一机制不仅拓展了纵向供应链的协作深度，还将创新主体延伸至科研机构与行业组织，构建起以数据共享与联合治理为核心特征的生态化治理结构，以提升产业链的绿色创新能力与韧性。
综合前文分析，本研究的发现可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数字化转型在推动绿色产业链协同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其影响覆盖上、中、下游各环节。上游可增强原料可持续性与供应商绿色认证，中游通过智能制造强化流程数字化与能耗监控，下游则通过数字化运营优化产品生态、提升回收能力，推动产品与服务的绿色升级。其二，链主企业通过数字技术沉淀与协同实践提升绿色产业链协同水平，并凭借数字撬动与生态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激发绿色创新，推动绿色产业链向具有协同效应的新质生产力方向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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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制作：何影婷 郑海月责任编校：李小艳 黄艳晶 责任政审：张瑾李珂
简冠群教授
简冠群 女，1987年生，河南南阳人。甘肃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公司财务与资本市场、创新管理、企业高质量发展。
在C刊和核心期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出版专著1部，主持完成省级、厅级、校级等多项研究课题。撰写的咨询报告多次被省委省政府相关部门肯定与采纳。指导学生荣获全国MPAcc优秀学位论文，“挑战杯”省级特等奖和国家三等奖，“能源经济”学术创意大赛区域一等奖和国家三等奖，“正大杯”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全国二等奖。荣获甘肃省高校青年教师成才奖，并入选甘肃省第五批飞天学者特聘计划青年学者。
简冠群教授
简冠群 女，1987年生，河南南阳人。甘肃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公司财务与资本市场、创新管理、企业高质量发展。
在C刊和核心期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出版专著1部，主持完成省级、厅级、校级等多项研究课题。撰写的咨询报告多次被省委省政府相关部门肯定与采纳。指导学生荣获全国MPAcc优秀学位论文，“挑战杯”省级特等奖和国家三等奖，“能源经济”学术创意大赛区域一等奖和国家三等奖，“正大杯”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全国二等奖。荣获甘肃省高校青年教师成才奖，并入选甘肃省第五批飞天学者特聘计划青年学者。
简冠群教授
简冠群 女，1987年生，河南南阳人。甘肃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公司财务与资本市场、创新管理、企业高质量发展。
在C刊和核心期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出版专著1部，主持完成省级、厅级、校级等多项研究课题。撰写的咨询报告多次被省委省政府相关部门肯定与采纳。指导学生荣获全国MPAcc优秀学位论文，“挑战杯”省级特等奖和国家三等奖，“能源经济”学术创意大赛区域一等奖和国家三等奖，“正大杯”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全国二等奖。荣获甘肃省高校青年教师成才奖，并入选甘肃省第五批飞天学者特聘计划青年学者。
★引用本文·请复制以下条目盛轲嘉,简冠群. 链主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驱动绿色产业链协同——以大禹节水为例 [J]. 财会月刊, 2026,47(02): 9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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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财会月刊》2026年第2期
【摘要】在“双碳”目标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背景下，链主企业如何通过数字化转型驱动绿色产业链协同成为关键议题。本文以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例，系统阐释链主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绿色产业链协同的具体路径和内在逻辑。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资源整合能力与信息传导效率，推动产业链整体迈向绿色低碳发展，具体表现为数字技术沉淀、数字协同、数字撬动与数字生态四类机制。本文构建的“链主主导型”数字化驱动绿色产业链协同理论模型，拓展了数字化与绿色融合的理论框架，可为资源型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可持续转型提供借鉴。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数字化转型；绿色产业链；协同机制；大禹节水
【基金项目】甘肃省人文社会科学项目“新质生产力赋能甘肃产业转型升级的机制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4ZZ11；甘肃省教育厅高校教师创新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26B-141)；甘肃省高校青年博士支持项目“甘肃可提前布局建设的未来产业研究”(项目编号：2025QB-075)；兰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供应链金融赋能兰州市专精特新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和长效机制”(项目编号：24-A15)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数字化转型；绿色产业链；协同机制；大禹节水
【基金项目】甘肃省人文社会科学项目“新质生产力赋能甘肃产业转型升级的机制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4ZZ11；甘肃省教育厅高校教师创新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26B-141)；甘肃省高校青年博士支持项目“甘肃可提前布局建设的未来产业研究”(项目编号：2025QB-075)；兰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供应链金融赋能兰州市专精特新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和长效机制”(项目编号：24-A15)
一、引言
在“双碳”目标的推动下，数字技术与绿色发展的融合成为产业转型的重要方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要以数字化带动产业绿色升级。《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进一步强调，要加快构建高效协同的绿色产业链体系。数字化转型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不仅标志着技术驱动的效率变革，也成为传统产业绿色升级的关键动能。如何通过数字化转型促进绿色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已成为高质量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议题。节水产业作为农业现代化与生态安全的重要支撑行业，承担着水资源集约利用与绿色发展的双重任务。数字化的兴起重塑了节水产业的生产范式与组织逻辑，为其注入智能化、精细化和绿色化的新动能，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典型领域。
现有研究表明，数字化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效率并推动绿色创新(Li等，2022；云乐鑫等，2024；李雪松等，2022；赵宸宇等，2021)。部分学者指出，数字化可以打破信息孤岛，促进供应链协同(郭强等，2021)。其中，链主企业凭借资源配置与制度引导优势，在绿色产业链协同中发挥核心作用(张虎等，2023；赵晨等，2024)。相比之下，非链主企业受限于资源匮乏与网络地位，难以形成系统性带动效应(李琦等，2021；何帆和刘红霞，2019)。
因此，剖析链主企业数字化转型机理，对于理解数字化转型如何驱动产业层面绿色协同、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大禹节水”)为例，探讨其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如何赋能绿色产业链协同。本文旨在回答三个核心问题： 链主企业在绿色产业链协同中扮演何种角色？数字化转型如何促进上下游协同？何种机制下数字化转型能转化为绿色动能？本文通过案例分析揭示链主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绿色产业链协同的具体路径与内在逻辑，以期为资源型传统行业绿色转型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
数字化转型正成为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与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张永奇和单德朋，2025)。数字化技术能通过智能制造、绿色设计和数据驱动决策提升企业环境绩效(Li等，2022；周济，2015)。在“双碳”目标与高质量发展战略下，数字化不仅重塑了企业生产组织与创新模式，也重构了产业链的协同逻辑(Srai和Christodoulou，2022)。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企业个体层面的经济与环境绩效，缺乏对数字化转型如何驱动绿色产业链协同的深入分析。随着供应链的网络化发展，企业绿色转型愈发依赖上下游协作，数字化转型能否促进系统性绿色协同成为关键问题(姜如玥，2025；朱淇玮和解学梅，2021)。
链主企业在此过程中具有独特的带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技术溢出与标准引领。链主企业通过数据接口标准化、技术帮扶等手段，提升链上企业数字化水平与绿色适配性(赵晨等，2024；袁淳等，2021)。二是成本重构与资源整合。数字化平台可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绿色供应链采购与碳足迹信息共享(张虎等，2023；习明明等，2023)。三是生态协同治理。链主企业通过绿色采购条款、知识溢出和生态园区共建，推动全链条绿色升级(李强等，2024)。链主企业之所以能成为绿色协同的主导力量，源于其资源整合能力与网络枢纽地位。前者体现在制定绿色标准与推动供应商数字接入的能力方面，后者表现为数字化带来的“同群效应”，使相邻节点企业数字化投入显著增加(杜勇等，2023)。相较之下，非链主企业受限于规模、融资与主动性，难以形成系统性协同(李琦等，2021；Szalavetz，2019)。因此，绿色产业链协同呈现明显的“链主主导型”特征(马忠和芦雅琳，2024)。
总体来看，数字化战略不仅关乎链主企业自身转型绩效，更关系到产业链层面绿色变革的广度与深度。然而，针对特定行业、特定角色的微观机制研究仍相对匮乏。尤其在节水产业这一兼具绿色属性与产业复杂性的领域，缺乏对链主企业数字化协同机制的系统性分析。本文以大禹节水为例，揭示了链主企业如何通过数字化转型驱动绿色产业链协同，旨在为数字化背景下的绿色供应链治理与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启示。
三、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单案例探索方法，以节水产业链主企业大禹节水为研究对象。该方法适用于揭示复杂现象的内在机制，尤其在研究新兴领域和典型案例时能提供深刻洞察。本研究遵循“问题导向—过程追踪—机制提炼”的逻辑，结合企业数据与访谈资料，对链主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绿色产业链协同的具体路径与内在逻辑进行归纳分析。
(一) 案例选择
大禹节水成立于1994年，是我国节水灌溉领域的龙头企业和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近年来，公司将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技术深度嵌入生产、管理与服务全过程，形成了“数字化驱动绿色协同”的典型模式。作为链主企业，其产业链覆盖上游原材料制造、中游工程集成与下游智慧农业服务，契合“双碳”目标与乡村振兴政策方向，具备显著的代表性与行业引领性。
在节水灌溉产业链中，大禹节水凭借核心技术掌控力、资源整合能力及标准引领能力，被公认为链主企业。产业链可划分为上游(原材料与设备制造)、中游(系统集成与工程建设)和下游(农户、农场、合作社及政府部门)三大环节。在上游，大禹节水通过绿色采购与技术标准制定保障原材料与设备的环保属性； 在中游，依托总承包与数字化集成优势实现工程全过程的数字化管理； 在下游，通过智慧农业平台提供运维与数据服务，推动绿色生产与资源优化，实现全链条的绿色协同与价值增值。
(二) 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本研究综合运用三类数据：一手资料，对大禹节水管理层、技术人员及供应链合作伙伴进行半结构化访谈，获取数字化转型实践与协同治理的核心信息；二手资料，收集企业年报、行业研究报告、媒体与官网信息，用以佐证与补充访谈数据；学术资料，梳理国内外关于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协同的相关研究，以构建分析框架。
采用主题分析法对多源数据进行整理与归纳，重点识别链主企业数字化治理行为及其对产业链协同的驱动机制。通过跨资料验证与逻辑归纳，构建“转型动因—协同过程—协同成效”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四、案例分析
(一) 转型动因
在“双碳”目标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制造业面临效率提升与绿色转型的双重挑战。链主企业凭借其组织协调与资源整合能力，成为推动绿色产业链整体协同的关键力量。大禹节水的数字化转型并非偶发行为，而是政策引导、企业战略定位与链主角色认知共同驱动的结果，体现出系统布局与主动推进的特征。
1. 政策导向驱动。国家“双碳”目标与数字经济发展政策为企业推进数字化与绿色化转型提供了明确的制度保障和发展导向，逐步形成“政策引领—技术落地—生态增效”的良性循环，为跨组织绿色协同奠定了制度与技术基础，如表1所示。
(1) 绿色发展战略。国家“十四五”规划将绿色发展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涵，将节水灌溉列为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低碳转型的重点领域。政策引导企业进行全环节绿色治理，促使大禹节水将环境管理从内部延伸至整个供应链体系。该企业将绿色导向作为战略核心，在产品、工艺与组织三个层面主动对接政策要求，力求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2) 数字经济政策。《“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与《数字化转型伙伴行动倡议》等政策文件明确指出，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关键路径。大禹节水积极响应政策，系统推进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强化系统集成与数据贯通，带动产业链实现智能协同与绿色转型。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也为企业长期技术投入与战略布局提供了制度保障。
2. 业务模式重构。为突破传统制造业发展瓶颈并构建可持续竞争优势，大禹节水推动业务模式向价值链延伸与平台化运营转型，实现从设备制造向数字化服务与集成平台的演进。以“大禹云农”“智慧灌溉数字大脑”为代表的平台，融合硬件、传感与算法技术，显著提升数据可见性与系统响应能力，将绿色运营嵌入“产品—系统—平台”全链条，为上、中、下游协同提供技术与运营支撑，如表2所示。
(1) 价值链延伸。为突破单一设备制造的市场局限，大禹节水积极拓展业务边界，从水利设备制造商逐步转型为水资源数字解决方案提供商。通过拓展农田信息采集、灌区智能运维等服务，企业增强了客户黏性，并在数据集成与系统互联的基础上，使节水节能等绿色目标可量化、可管理，为产业链绿色升级提供了操作路径。
(2) 平台化发展。平台化是业务模式重构的高级阶段，旨在解决产业链信息碎片化带来的效率损失问题。“大禹云农”与“智慧灌溉数字大脑”作为协同基础设施，集成硬件与软件能力，实时监测设备运行、作物需求与气象变化等信息，实现全局资源的精准匹配与智能预警。平台化发展不仅提升了企业自身的运营效率，也构建了由链主主导、数据驱动的协同机制，将上下游纳入统一的绿色管理生态，共同推进节水、节能与增效。
3. 链主主导责任。作为产业链核心企业，大禹节水在标准制定、绿色采购与产学研协作中发挥引领作用。通过牵头绿色认证与行业规范制定、承担重点项目总包责任，并借助资本与平台优势对接政府与金融资源，企业降低了中小供应商参与绿色转型的门槛，形成“以大带小”的协同治理格局，如表3所示。
(1) 协同治理使命。作为链主企业，大禹节水在行业标准制定、技术推广与组织协调方面承担重要职责。企业牵头起草节水产品绿色认证标准，参与国家智能灌溉系统标准制定，体现了其在规则制定中的重要影响力。通过在重点灌区项目中担任绿色改造总包方，企业将绿色标准与数字规则落地实施，推动绿色理念在产业链中系统贯彻。
(2) 组织资源优势。大禹节水凭借其资源整合能力，有效实施跨组织协同管理。企业的资本实力与市场影响力有助于推动管理规则的执行，而其在软硬件技术、平台建设与研发能力方面的积累，则为中小企业遵循绿色规则提供了支持。在对接政府绿色采购与金融碳资产平台等资源过程中，企业借助数字化平台发挥协调功能，为多方协同提供技术与制度双重保障。
(二) 协同过程
在多重动因的共同推动下，大禹节水系统构建了覆盖全产业链的绿色产业链协同体系。数字化转型作为核心驱动力，推动形成了“智慧供应—智能制造—数字运营”三大赋能路径，在提升企业自身运营效率与环境绩效的同时，充分体现了链主企业在引领产业链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的多维协同能力。
1. 绿色产业链上游赋能： 智慧供应。上游环节的绿色协同是资源高效利用与低碳转型的起点。大禹节水将数字化手段与绿色理念融入采购与供应链管理，实现绿色要求的前置化与内生化，使其成为运营决策的核心依据，如表4所示。
(1) 数字化采购平台。大禹节水依托ERP(企业资源计划)与SCM(供应链管理)系统，构建了全流程智能采购协同平台。该平台通过绿色标签识别物料环保属性，并内置“成本—能耗—碳足迹”综合分析模块，将环境影响量化纳入采购决策。
(2) 绿色供应商管理。大禹节水将碳排放、能源效率与环保合规性等指标纳入供应商准入评估范畴，建立了动态的绿色供应商评价体系，并优先选择通过权威环保认证的合作伙伴。与供应商签订的合同中明确环保责任条款，要求100%合规，对拒不改进者终止合作。
(3) 原材料绿色协作。大禹节水联合科研机构及核心供应商，共同研发高性能、可再生材料，并依据ISO 14067标准发布《滴灌带产品碳足迹报告》，对产品进行全生命周期减排绩效管理。
2. 绿色产业链中游赋能： 智能制造。制造环节是能源消耗与碳排放的主要产生环节，也是数字化赋能的关键节点。大禹节水遵循“智能化驱动—过程可控—结果可量化”的逻辑，引入工业互联网、智能传感、AI(人工智能)预测与清洁生产工艺，实现生产模式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的全面转型，如表5所示。
(1) 生产流程数字改造。通过将核心设备接入工业互联网与传感网络，企业实现了对水压、电耗等关键指标的实时监控与建模优化，使异常能耗降低10% ~ 15%，工艺参数自动调节覆盖率达到90%，显著提升了绿色生产的透明度与可控性。
(2) 能源消耗动态监控。企业构建了“能源控制中心+AI诊断+感知终端”一体化架构，对能耗与碳排放进行全天候监测和智能诊断。该系统可动态计算单件产品的碳足迹，为绿色产品认证与碳资产管理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3) 清洁生产工艺优化。通过采用低温成型、再生加热及无铅焊接等先进工艺，单位产品能耗下降45%，再生材料使用比例超过98%。结合全生命周期评估，产品碳足迹整体降低22%，相关技术标准同步向产业链扩散，加快产业链整体绿色化进程。
3. 绿色产业链下游赋能： 数字运营。在绿色产业链的末端，数字运营既承担价值实现的功能，也负责构建闭环的资源循环。大禹节水主要通过三条路径推进下游的数字化赋能： 一是构建智慧灌溉系统，实现对水资源的精细化管理； 二是提供个性化服务方案，提升用户服务水平； 三是建立数字化回收机制，保障滴灌设备循环利用，如表6所示。
(1) 智慧灌溉系统。大禹节水的智慧灌溉系统主要基于水肥一体化设计，通过物联网技术实现水资源的高效管理。该系统部署了多层土壤墒情传感器，通过高频电磁波测量土壤介电特性，精准监测不同深度的水分和温度数据。这些数据传输至“慧管家”中央平台，结合气象数据，可以形成远程自动化灌溉决策。该系统已应用于云南元谋等项目中，通过精准控水减少浪费，显著提升了作物产量和灌溉效率。
(2) 个性化服务方案。大禹节水研发的“小慧助理”可以解析复杂指令、调用专业模型生成灌溉方案，也可以实时监测墒情、洪水风险，提前发布预警。公司通过合作社定期开展智能设备操作指导，结合“小慧助理”实时答疑，解决田间技术问题。特别是“小慧助理”支持多种方言识别，农户可通过语音指令控制灌溉设备，大大降低了操作难度。
(3) 数字化回收机制。大禹节水建立数字化回收网络，通过匹配就近的回收网点，优化物流调度路线，搭建起高效畅通的回收渠道。公司通过与地方政府合作制定回收补贴机制，调动农户参与积极性，并将节水灌溉设备再利用率提升至90%。
(三) 协同成效
大禹节水通过数字化转型驱动绿色产业链协同，在多个层面实现了绿色价值的共创——从产品工艺到组织制度再到生态系统构建，均展现出明显的协同提升效应。这些变化不仅反映在企业自身的节能减排和资源优化上，更体现在产业链上下游多主体共同参与的绿色成效之中，如表7所示。
1. 工艺绿色化成果。大禹节水围绕绿色制造目标，持续推进生产工艺的低碳转型与资源节约。企业积极引入可降解、可回收的新型绿色材料，优化包装方案与物流路径，并结合智能制造技术，使生产与运输环节的能耗显著下降。依托数字平台，对工艺数据实现实时监控与分析，为持续优化提供了有力支撑。
(1) 绿色材料应用。绿色产业链广泛采用可降解材料、再生塑料和低碳合金等环境友好型原材料。借助大禹节水的数字平台及产学研合作机制，绿色材料技术逐步实现标准化，工艺方案也趋于稳定。
(2) 包装与流程优化。在物流与生产流程方面，绿色产业链积极推广可循环包装材料的标准化与智能化应用。大禹节水的供应链公司对生产过程中不合格的产品及边角余量进行粉碎回填循环利用，在不降低产品能效的前提下对产品及包装材料进行改型调整，以减少原材料需求。
2. 组织制度创新。绿色转型不仅依赖于技术革新，更需要与之匹配的组织制度作为支撑。大禹节水在推动节水与绿色发展的过程中，以ESG理念为核心，逐步构建系统化的治理结构，并配套实施透明化的绩效激励机制，将内部员工、外部供应商及科研机构整合至统一的协作网络中，如表8所示。
(1) 绿色协同治理。大禹节水围绕ESG理念构建绿色治理体系，推动产业链上多主体在制度层面的协同与创新。链主企业牵头成立绿色管理委员会，将绿色绩效明确纳入年度考核与激励范围。大禹节水积极与国内外企业和科研机构共建绿色合作网络。例如，大禹节水与以色列企业合作引入滴灌技术并推动其国产化进程，与国内科研机构联合开发智能灌溉系统，并将节水解决方案推广至“一带一路”沿线市场。
(2) 绩效激励机制。大禹节水建立起一套覆盖能耗、碳排放和绿色采购等多维指标的绩效考核体系，依托数字平台实现对绩效数据的实时追踪与公开。企业将环境表现与采购份额、合作深度直接挂钩，对绿色绩效较高的供应商给予订单增量等激励。
3. 绿色协同绩效。在多种机制共同作用下，大禹节水主导的绿色产业链在能耗管理、资源利用和品牌影响力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其能耗与排放强度持续下降，水资源利用率明显提高，如表9所示。
(1) 排放强度下降。大禹节水通过建立统一的环境绩效测量标准与数字化监控体系，有效推动了产业链整体能耗与排放强度的下降。例如，2023年其碳排放强度为3.51吨二氧化碳当量/百万元营业收入，相较于2022年实现了10%的降幅。
(2) 品牌影响力扩大。大禹节水的绿色实践赢得了国家层面的广泛认可，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并带动绿色产业链转型升级。例如，其天津工厂先后通过“先进级智能工厂”认证，并获评“国家级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
五、研究结论
基于对大禹节水从上游智慧供应、中游智能制造到下游数字运营的全链条实践分析，本文总结出驱动“链主主导型”绿色产业链协同的四类核心机制，具体如图2所示。
第一类是数字技术沉淀机制。链主企业通过搭建数字平台并持续运行，系统收集并积累物料属性、生产工艺、能耗与碳排放等多维度的数据。这些数据经过标准化处理、可视化呈现和权限分级管控后，成为可共享、可核验的基础资源，让环境绩效能够量化统计、追溯源头，并在各参与方之间有效传递，为跨组织的环境指标对齐和持续改进提供了重要支撑。
第二类是数字协同机制。在这一机制下，链主企业不再局限于单向信息传递，而是借助平台将采购、生产、物流、销售与售后等各个节点串联成可交互的网络体系。物联网与企业信息系统的深度融合，实现了数据的实时流动，各节点能够在统一标准下共享信息、快速响应，既增强了生产计划的弹性，强化了能耗与排放的即时监控，也让节能管理、质量控制与环境治理在同一系统中协同推进。这一机制有效降低了跨组织协调成本，提高了绿色目标在全链条落地的可操作性。
第三类是数字撬动机制。凭借数字平台形成的信息优势与生态影响力，链主企业在资源配置中占据引领地位。链主企业能够将内部业务数据与外部政策资源、金融工具有效对接，形成资源聚合与传导效应。一方面，金融机构、碳交易平台与政府部门通过项目库或碳足迹目录等信息化工具，更精准地识别并支持具有绿色价值的项目；另一方面，量化的数据分析为绿色认证、项目论证与资金申请提供了更具说服力的依据，提升了资源获取的效率与针对性。由此，社会资本、政策激励与绿色技术能够更快地向产业链内扩散，加快产业链整体转型进程。
第四类是数字生态机制。链主企业通过开放式平台，吸引产学研政金等多元主体参与，开展联合研发、技术共享与协同评估等活动。这一机制不仅拓展了纵向供应链的协作深度，还将创新主体延伸至科研机构与行业组织，构建起以数据共享与联合治理为核心特征的生态化治理结构，以提升产业链的绿色创新能力与韧性。
综合前文分析，本研究的发现可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数字化转型在推动绿色产业链协同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其影响覆盖上、中、下游各环节。上游可增强原料可持续性与供应商绿色认证，中游通过智能制造强化流程数字化与能耗监控，下游则通过数字化运营优化产品生态、提升回收能力，推动产品与服务的绿色升级。其二，链主企业通过数字技术沉淀与协同实践提升绿色产业链协同水平，并凭借数字撬动与生态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激发绿色创新，推动绿色产业链向具有协同效应的新质生产力方向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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