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篇《小国的内部“小经济周期”是怎么一回事？》和《小国的“小经济周期”是如何“触底反弹”的？》看似讨论小国内在的、本身的经济周期，实际上也是在建构外生增长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模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蜗牛爬井的“上三米下两米，最后上一米”的情况，至于说资本内生逻辑让位于以物易物的逻辑，那是另一码事，我们这里不再详细展开讨论，留待日后分析。外生增长的经济体也有外围和内圈两层不同的分野，用俗套的话说，就是中心-外围结构，这种结构就是常见的“依附论”，依附论有没有价值？当然是有的，但是如果一味耽于此，那就只有价值判断，没有逻辑分析与方法建构了，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摩洛哥经济
我们这篇要分析的就是18-20世纪上半叶的内生增长和外生增长的经济体的情况。其实我在“触底反弹”那篇所写的，就已经触及了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和“自利导向公益”的内涵了，看得懂的读者自然看得懂，所以这里我也不想多说啥。其实这里我们就能看到古早的“资本内生”的影子，为什么资本能够内生？就是因为资本可以通过“抄底”式的固定资本更新来赋予货币更强的购买力，这种购买力给了周期触底反弹的消费和收入增长预期，因此经济得以重启，但是从这个维度上看，倘若技术进步不能带来边际报酬递增，那么从长远看，资本投资的收益率是会逐步降低的，而这种降低一旦到了临界点，也就是低于通胀率时，投资的动机就会消失，就达到了所谓的稳态，这种稳态意味着经济增长的停滞。
金融信贷
这也是处于“核心位置”的外生增长经济体的一个增长图景，所以才有了金本位制、class struggle和世界大战的动机，因为当时的大多数精英，基本上都是这么理解经济的。但是，内生增长实际上早就出现了，但人们只是把它的核心要件——技术进步当成是外生的，而不是内生的，和资本形成也没有什么关系，金本位也是经济增长有顶点的构想下维系货币信用的关键和十分“合理”的看法了。但是我们知道，1870-1890的“长萧条”，事实上是实物产出和货币购买力增加，与金本位制反反复复造成金融危机的一个混乱年代，从内生增长的角度看，因为资本投资内生进步的技术会产生边际报酬递增的效果，增长实际上是无限的，因此金本位制事实上严重束缚了当时的经济增长。
直到1970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前，连新的金融霸主美国都是这么认为（以外生增长的逻辑出发认为金本位制“天经地义”，只有特别时期、非常情况才会废除金本位制）的。到了人们接受内生增长理论的阶段，过去金融财团在内的逆周期扩张“抄底”，反而成为熊彼得“创造性破坏”的“力量倍增器”。在技术内生的协助下，资本内生不再是有限的和循环的，而是无限的和螺旋上升的。因此，分析外生增长，也需要考虑金融垄断资本“推波助澜”的因素，特别是结合“国际经济”的范畴去理解。创造和争夺投资对象、贸易市场，进而在外生增长的知识背景下引起周期性的霸主易位，或者局部易位，也是有利于“国际经济”的“增长”的，只要“国际经济”还在增长，那么资本就还可以流动，周期运动就可以维持。
周期运动的主角，从内生增长视角下的核心经济体，变成了“国际经济”，过去我们只是从外生增长的有限性引发的恐慌造成战争的“不断再生产”里阐发这个概念，现在我们可以套用前两篇文章提出的抄底引发重启的斯密式“私利引发公益”的解读中理解其经济范式。国际贸易本身也是投资对象，在这个方面，也存在“贸易信贷扩张”，在此基础上，还产生了依附于贸易扩张的工业扩张，并且形成了“工业信贷扩张”，一旦贸易收益增长的速度不能赶上偿付贸易信贷扩张的能力进步幅度，就会发生“银行业恐慌信号传染”，为了避免工业因为贸易商无法偿付贸易信贷而购买力、购买意愿萎缩而产出、利润萎缩，进而难以偿付工业信贷，工业信贷也会萎缩，金融危机出现，造成工业恐慌，流动性紧张、资金链断裂，进而影响消费预期和收入预期，最终引发全局性的经济危机。
那么，在没有意识到技术内生进步的情况下，除了“歪打正着”的发挥了内生增长的作用外，外生增长本身是如何“重启”的？殖民地扩张是肯定的，这等于降低贸易约束；另外，贸易的成本降低，有远见的贸易商会利用进口贸易的相对收益偿付信贷缺口，金融资本也会随之扩大信贷供给；工业出口随之增加，工业信贷复苏；信贷扩张，金融危机解除；市场信心恢复，预期内生重现，经济危机解除，进入新的信贷扩张期。因此，对外生增长的“国际经济”而言，投资贸易，维持贸易的“可持续增长”，对保证外生增长周期性重启有根本意义。与之相反，如果投资工业，那么找不到贸易商的市场，抑或在内部市场的发育过程中最终走向“低水平的稳态”，因此，即便是李斯特，也认为产业能力增强后需要融入“国际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