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银行部门金融创新

本文将“银行部门金融创新”定义为银行在信贷产品设计、风险评估模型、信息处理技术等方面的制度与工具革新，其核心作用机制是降低对企业创新贷款的风险溢价。通过引入离散时间熊彼特模型并嵌入银行与资本市场双轨结构，文章揭示了银行创新能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和抵押不足问题，从而降低企业研发融资成本。尤其在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中，这一激励效应更为显著。该变量的独特性在于它跳出了传统“资本市场 vs 银行”的二元对立，强调银行自身创新能力的内生价值，挑战了“直接融资优于间接融资”的主流认知。

二、数据资本存量

“数据资本存量”是指经过加工、整合、可用作生产要素的数据资产的历史累计净值，采用永续盘存法核算。本文首次构建了符合SNA（国民账户体系）框架的中国数据资本测度体系，涵盖投入成本、折旧率、价格指数调整等关键参数，填补了我国数字经济核算中的基础性空白。该变量的意义在于将“数据”正式纳入资本范畴，使其可量化、可比较、可纳入GDP增长分解，为全要素生产率（TFP）测算提供新维度。

三、资本跨区域非对称流动

该变量指企业在不同城市间投资的流入与流出存在结构性差异，尤其是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鸿沟”导致资本更多流向高数字化水平地区，形成“强者愈强”的集聚效应。文章区分了市场扩张型、分工型、加工型等多种投资类型，揭示了数字经济既促进又扭曲资本配置的双重角色。这一变量突破了传统资本流动研究的对称假设，突出了地理—数字双重空间下的资源配置不均衡性。

四、就业增长目标的矫正效应

该变量指地方政府设定城镇新增就业目标后，能够反向矫正“重生产、轻民生”的财政支出结构扭曲，促使财政资金更多投向就业补贴、技能培训等民生领域。实证表明，在原本民生支出偏好的地区，就业目标的稳就业效果更强，说明目标责任制具有“激励相容”特征。这一变量揭示了行政目标如何通过预算约束重塑地方政府行为逻辑。

五、创新网络协同嵌入

该变量强调企业不能仅依赖单一网络（国内或全球），而应实现双网协同嵌入——即同时参与本土产学研合作与国际技术联盟，在知识多样性与控制权之间取得平衡。研究表明，协同嵌入可避免“同质化陷阱”与“外部依赖风险”，推动利用式与探索式创新的动态平衡。这是对“开放式创新”理论的重要深化，提出了“结构互补性”作为技术跃迁的关键条件。、

六、中间品扩展型技术进步

不同于传统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提升，该变量聚焦于特定中间投入品相对生产率的提升如何改变整个生产网络结构。例如，芯片性能提升不仅影响电子制造业，还通过投入产出关系带动汽车、医疗设备等行业升级。文章证明其对服务业比重上升的解释力超过90%，远高于传统因素。这是一个系统性、网络化视角的技术进步概念，揭示了产业结构变迁的深层动力。

七、债券余额比例上限放松

原规定企业债券余额不得超过净资产的40%，构成硬性约束。本文以该政策松绑为自然实验，发现放宽后优质企业融资能力增强，信用利差下降，定价效率提高，违约风险降低。这表明适度放松数量型监管可提升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体现注册制“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改革逻辑。该变量体现了从“审批制”向“市场决定”的范式转变。

八、政府采购合同融资中的信用创造

“政采贷”政策的本质是财政资源转化为金融信用：政府合同本身不具备货币属性，但通过专用账户闭环管理，使其成为安全抵押品，银行据此发放贷款，实现了无财政支出前提下的信用扩张。这种“财政赋能金融→金融服务实体”的机制，是一种典型的非赤字型财政金融协同创新。该变量重新定义了财政政策的作用边界，拓展了宏观调控工具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