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本文旨在以抛转引玉的方式，初步提出一个新的研究议程，邀请城市研究与经济地理学者进行更深层次、更系统的交互式对话，以学科交叉融合的方式，提供中国城市-区域经济转型与空间重组的新的见解与理论框架。本文以城市研究中的国家中心性（state centrality）对话经济地理领域的全球生产网络（GPN）理论为例，展示了两个学科领域理论交叉的可能性。实质上城市研究与经济地理存在广阔的对话空间，其范围远不限于本文涉及的两个理论框架，例如吴缚龙与张芳珠的Cities论文、杨春老师的Urban Studies、符文颖与Lim的Economic Geography、李祎与袁丰老师的Regional Studies等学术研究及合作，都证明了城市研究与经济地理视角融合的必要性，指明了一个未来值得开拓的新的研究方向，这种学科交叉融合下所显现出来的学术潜力值得广大同行共同挖掘。就本文而言，本文尝试整合GPNs的外生企业中心视角（exogenous firm-centric approach）与城市研究中State Centrality的内生国家中心视角（endogenous state-centric approach）的中国城市-区域发展，通过发展一种“国家-企业辩证关系”的研究范式（state-firm relational approach）来重新解读中国城市-区域经济转型与空间重组。
一点知识生产过程的题外话：
首先需要声名的是，本研究是香港中文大学徐江老师主持的政企关系相关科研基金项目的主要成果之一。但本推文由第一作者撰写，其粗糙之处与论文合作者无关。以下也只是推文作者就自己个人视角回顾研究经历。事实上撸串地理提供的平台，于我个人而言，已经变成学术发表后，我对自己的科研做以阶段性总结的机会，是我写科研日记的地方。一个像样的论文出来有多么不容易，相信只有学界的同伴们能够理解，或许因为这一点，每次撰文撸串地理，总是有太多的话，意识流的碎碎念一堆。如同科学历史分析主义所描述的那样，我有幸跟随何深静、徐江老师等城市学者学习，师承关系上算是对师爷吴缚龙先生等国际知名学者开辟的海外中国城市研究的路径的传承（但问起传承了多少，我很惭愧）。何深静老师性格温婉，向来“惯着”学生，很少硬性规定学生的研究方向。跟随何老师读博期间，我脱离了老师的研究方向，自己跑去了小众领域“废弃物地理”的研究。但正是在追踪废弃物的“全球拆解网络”与“全球生产网络”之间的联系之际，我开始学习GPN理论。其后在徐江老师门下从事博士后工作期间，与课题组的政企关系研究项目正好产生了很好的关联。最后落脚广州地理研究所，有幸得到了张虹鸥研究员、Henry Yeung老师等经济地理大咖的指点，同时在参与张芳珠、吴缚龙老师主编的《中国城市环境治理研究手册》期间恶补城市理论。此外，我还得到了经济地理专家许吉黎同志、城市治理研究专家郭杰女士、以及政企关系项目组的邹冠男博士的大量帮助。原谅我无法逐一致谢所有帮助和启发过我的同路学术人，虽然本研究只是一项阶段性的小小成果，但学术研究不易，在所有缘分的帮助下，我才能在有限时间、有限知识背景下最终把不同领域的理论知识拎到一起，将一些浅浅思考呈现出来。论文已做OA发表，无需权限开放下载：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264275124001884
作者简介
汪坤 广东省科学院广州地理研究所，特聘副研究员, “广东省科学院百人计划引进人才D类”。2022年期间曾任香港大学访问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废弃物地理、政治生态学、人文与政治经济地理。主要研究成果发表于《Annals of AAG》, 《Environmental and Planning A》, 《Urban Geography》等地理学、城市与区域研究领域的国际期刊。曾获国际人文地理与城市区域研究领域享有声誉的Ashby Prize 2023 (EPA期刊最具创新性论文奖）、国际中国城市研究网络（UCRN）“杰出青年学者2023”等多项学术荣誉。
钟璟霖（Calvin Chung） 香港中文大学地理与资源管理系助理教授。作为一名城市地理学家，钟教授对城市环境治理的物质和话语政治感兴趣，尤其是城市环境治理与空间规划的交叉领域。他在国际知名期刊《Dialogues in Human Geography》、《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Urban Geography》等发表论文多篇，是《Asian Geographer》的副主编。
徐江 香港中文大学地理与资源管理学系系主任、教授，香港地理学会前任会长，香港和中国大陆城市政府政策顾问。荣获《国际城市规划》创刊40周年40篇“最具影响力学术文献”（2020），《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 Review》年度最佳论文奖（2014），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杰出研究奖（2008&2012）。2011年获得城市规划教育基金和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颁发的中国城市规划研究论文奖，2008年获得美国区域规划协会、林肯土地政策研究所颁发的研究论文奖。徐教授是中国城市与区域研究知名学者，擅长主持和开展中国城市与区域发展和规划领域的研究项目，研究成果发表于地理、规划和城市等领域的TOP期刊。徐教授的研究集中在批判性城市研究等领域，重点关注中国政府如何重塑其制度、话语权和实践以应对新的治理挑战。
龙朝晖 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经济系副教授，曾任广东省首批科技专家服务团中山大学团团长，挂职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副区长，兼任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理事、中国电子商务立法和广东省慈善立法专家、广东省和广州市重大行政决策论证专家、广东省“三旧”改造协会和不动产登记与估价专业人员协会专家组成员、广州市慈善监督委员会监事和委员、广州市税务学会常务理事、广州市纳税人协会高级顾问、广州市海珠区政协委员。出版学术专著3部，参与写作学术专著多部，获部级优秀著作奖。主持部（省）级重点等纵向和横向课题40项，发表学术论文50多篇，调研报告曾获中国税务学会优秀成果一等奖、部级课题优秀奖或被部省级领导多次批示。
摘要：2000年代以来中国的城市经济转型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两个不同的学术理论框架，即城市治理和全球生产网络，研究了这一现象，分别从内生视角下的的国家中心性或外生的以企业为中心的方法中提供了独特的见解。前者通过国家企业主义、国家空间选择性等理论框架，突出了国家中心性（state centrality）, 强调了国家在塑造中国城市区域经济重构中的中心地位，但缺乏探讨国家在经济治理实践中，与企业形成的日常互动，未充分考察企业议价权。后者对东亚后发地区的经济转型采用外生的企业为中心的观点，强调全球化的力量、外国投资、企业内/企业间/企业外网络的影响，但倾向于将state纳入制度背景，淡化了state的能动性。通过两个理论框架之间的对话，本文提出了一种辩证的国家与企业关系方法（state-firm relational approach），通过研究国-企辩证共生动态，尝试为理解中国城市-区域经济转型提供更综合的视角。基于中国ICT产业空间经济的发展历程与东莞市的城市经济转型的历史性分析，本文概念化了政企互动的关系模式、揭示了不同关系模式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在不同空间尺度与经济地域之间、在不同的产业部门之间的异质性，并分析了这种政企关系异质性如何动态的生产出非均衡的城市-区域经济格局。
01
城市-区域经济转型：外生GPN和内生UG视角的对比
2000年代中期，特别是2008全球经济危机发生以来，中国城市及区域经济经历了深刻的产业转型与空间重组，引发了学界广泛关注。两大理论框架 - 城市治理(Urban Governance, UG)和全球生产网络(GPN) - 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这一现象,前者强调国家在塑造城市区域经济重构中的中心地位,后者则强调全球化、跨国投资、跨国企业网络等外生力量对地区发展的影响。
首先, UG研究以State Centrality这一概念强调了国家在城市区域发展中的中心地位。根植于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UG研究了国家干预如何产生独特的资本主义积累制度和不平衡的城市发展结果。城市研究中国家企业主义（state entrepreneuralism）、国家空间选择性(spatial spatial Selectivity)、新国家空间理论（new state space）研究，无不体现了state centrality这一点。国家企业主义强调中国城市发展不同于西方城市企业主义背景下的招商引资，地方政府如何亲自下场，撬动市场机制实现政治经济目标。它假设国家通过基于土地金融来协调世界工厂的发展。在分税财政制度的激励下，富有创业精神的地方政府利用其对土地的垄断控制来吸引外国投资。受地方财政赤字的限制，地方政府努力通过利用基础设施、工业区和房地产开发来实现经济增长，从而实现地方收入最大化（见吴缚龙老师系列作品）。同样，国家空间选择性也认为城市和区域的发展，是国家和政府主动选择的结果。突出了国家如何通过不断的空间重构（包括权力、资源、影响力等在不同空间地域、空间尺度的动态重构），生产各类新国家空间（如经济特区、国家级新区、广东的深港前海合作区、澳门横琴合作区等），从而实现有效的经济治理。总而言之，尽管也讨论全球政治经济变化（如新自由主义），中国城市治理文献表现出强烈的内生国家中心的分析倾向，更多的关注国家实践和准政府机构(如国有企业、城投公司)与城市经济重构的联系，研究政府如何通过实施各类空间项目来进行城市开发，在抽象的层面谈论市场化，较少关注具体的企业行为、生产组织、产业网络对于城市发展的影响，也很少考虑到企业的议价能力（如用脚投票的区位选择权、供应链控制权）。
相比之下，GPN研究采取了较为外生企业中心的视角理解区域后发地区的区域发展。GPN理论溯源于对于东亚发展型政府（developmental state）理论的批判。它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国内企业越来越深度的嵌入全球生产网络,国家干预相对下降,全球经济地理呈现出一种马赛克式的拼贴。企业生产组织在全球分散，使得不同的地方和区域经济呈现出不均衡发展的发展格局。全球领先企业（global lead firm）主导的全球资本回路与供应链构成了后发地区和城市经济重构的主要驱动力。后发区域通过提供廉价生产要素等"区域资产"获取全球价值创造与捕获的机会。但不同区域与生产网络的耦合能力存在差异,导致发展结果不平衡。但GPN框架近些年来也受到批评,认为其将state与其它一些非企业行动者一同打包归类为lead firm在全球进行生产网络地理配置的"制度背景”。
或许对于城市研究学者，这一点理解起来有一定的难度（曾经长期困扰我）：GPNs研究明明有反复提state, Yeung老师的书中甚至有专门的state-firm relations的章节，明明GPNs的核心概念战略耦合（strategical coupling）中也有讲state，为什么仍然说GPN是外生企业中心主义的理论框架呢？这个问题可能在我们来近距离审视GPN2.0框架，在完全消化理解这个框架之后，这个困惑的答案就变得不言自明了。在Yeung老师2015年发展出的GPN2.0框架中（见他在经济地理顶刊EG上的关键节点文献），提出了三组竞争动态（competitive dynamics）作为lead firm在全球配置GPNs的直接因果解释：第一组Optimizing cost-capability ratios 讲的的是企业不断优化自身的成本和能力比率。一方面要控制成本,另一方面要提升自身的技术、知识和组织能力。企业通过优化这个成本-能力比率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第二组Sustaining market development 讲的是企业需要持续开发和维护市场。不仅要拓展市场规模和增长速度,还要关注市场需求的变化,如质量、标准、创新等，根据市场需求来调整自己的全球生产网络；第三组 financial discipline讲的是企业需要满足金融市场的要求,如获得融资、满足股东利益等。因为企业需要在资金和财务方面保持良好的纪律,这也会影响到它们如何组织全球生产网络。此外，GPN2.0框架区分了这三组竞争动态与五种企业环境风险（risk environment），上述三组竞争动态才是GPN生成与重构的直接因果解释，是企业主动追求的竞争动力，体现了企业的主动性和竞争性。而环境风险（risk environment）区别于竞争动态，则反映的是企业需要面临的外部环境和不确定性，五组企业环境风险分别包括Economic risk、Regulatory risk、Product risk、Labor risk、Environmental risk。对GPN解剖到这里，或许无需再进一步解释，城市学者已经能感受出来GPN的firm-centric的强大气质了。可能需要放大镜，才能在五组环境风险里的Regulatory risk中找到state和制度。（更系统的关于GPNs的理论引介，可以参考刘逸老师对GPN/战略耦合研究脉络的超棒的权威梳理）。
02
两大理论框架的反思与整合
尽管城市治理(UG)和全球生产网络(GPN)两大理论框架在政治经济传统、分析尺度、关注维度上存在差异（见下图）,但它们都试图解释特定经济地域的不均衡发展。
首先，要融入经济地理的框架，城市研究需要在概念上拓宽它们对“市场”概念，这通常在城市研究中，这要么是在非常抽象的层面谈论宏观的资本积累体制，要么在具象的层面指的是城市的土地-金融市场。我们认为如果城市研究将经济治理视为城市治理的维度，那需要考虑完全市场化的参与者（如本文中的ICT企业），对企业与政府的互动进行分析。这种概念延伸能够扩展城市治理的研究范围，为城市研究带来新的研究对象，使其不在完全局限于城市开发的国家空间项目。
其次，Yeung老师近年的EPA上的论文明确指出GPN 包括两个分析阶段：首先是对“特定行业或部门中跨境生产网络[企业]的性质和逻辑”的分析；其次，审查企业的生产网络布局对城市/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格局（Uneven Development）的影响。同时，Henry Yeung老师也对GPNs做了一个理论边界做看限定，他说GPNs仅仅是“一个互联世界经济中的产业组织的中观理论...”。这一点（包括上述第一个分析阶段），我们是完全认同的，但是Yeung老师也反复说了，GPNs作为一个经济地理理论，它的终极目标是解释Uneven Development, 解释城市-区域发展的不均衡性质（上述第二个分析阶段），也就是在这个地方，我想斗胆提出一些不同意见了。因为至少就中国的情况来看，一个城市和区域经济的发展结果，国家和政府的积极主动作为，其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就像兰小欢著名作品《置身事内》的封面的一句话所点明的“要想读懂中国经济（读懂中国城市发展），必须读懂中国政府”。 这里我也要说明一下，GPNs缺乏考虑国家和政府能动性的批评不是我一个人这样说，很多经济地理的顶刊文献也指出了这一点。这些研究大概包括三个方面吧：关注了GPNs发展中国家所扮演的多样化的角色；也有一些研究指出GPN的区域资产的概念，是多尺度的制度力量塑造的一种动态的存在；最后，一些研究讲国家和政府如何通过主动积极作为，把GPNs主动拽进区域，可能河南引入富士康的过程多多少少也体现了这一点。
基于上述对城市研究和GPN两大理论框架的反思，我们提出了一种基于国家-企业关系的辩证分析重新理解中国城市区域经济转型，整合内生与外生视角。这种综合方法具有一定的后结构的特质，将国家空间架构和生产网络的组织形式理解成不断生成与重构的动态形式，而不是静态的、预定的实体。将国家空间建构和生产网络视为共同进化的多尺度存在，它们在时空中互相影响、互相建构。简而言之，特定的国家空间结构或者生产网络形式不是预先就被国家或者企业设定的，我们不是以某种特定形式的state structure或者GPNs解释区域发展，而是将其视为在具体的、历史-地理条件下的区域发展、战略耦合中，最终所呈现的一种结果。我们使用的“共同进化”或“共生”等术语，只是为了强调城市经济转型中权力主体与企业之间的相互依赖。它并不意味着一种和谐的关系，并不意味着权力主体和企业之间能达成一致的动机、协调的行动。相反，这种和谐关系经常被谈判打断，在许多情况下还会产生冲突。此外，它并不意味着权力主体和企业在塑造城市经济转型方面的相对重要性是等同的。它们各自的角色、权力和影响在不同的发展历史关头会有所不同，在不同的地区和尺度上有所不同，并在不同的工业部门之间表现出差异。
03
实证研究后的讨论
（写到这里发现字数又远远失控了，就不展开讲具体的案例了，简单结合案例讲一下讨论吧）。总结起来，结合案例研究，我们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个是对国家-企业互动关系模式进行概念化，第二个讲国家如何不断的进行空间重构，影响不同形态的GPNs的地理配置。第三个就是被城市研究所忽略的企业行为，讲这个企业如何与政府合作、谈判、博弈，共同影响城市经济转型。
言而总之，这项研究旨在促进 UG 和 GPN 领域的理论对话：对于前者，它是关于承认企业的议价能力，拓展对纯市场主体的经济治理的研究；对于后者来说，这种融合纳入了对国家能动性的理论化的讨论（打开了GPN制度背景中state的black box）。总体而言，国家与企业关系方法通过强调国家和企业活动的共同进化和共生性质来丰富我们对国家企业主义、国家空间选择性和战略耦合等概念的理解，这些活动塑造了中国不平衡的城市经济转型。城市区域经济转型结果不能单一的归因于state centrality或lead firm企业精心策划的生产网络。正如 Wilson 所言，“国家和企业并不存在或彼此独立运作”，“城市发展成果应被视为源自一体化的国家-市场【企业】共管” 。State不应被视为“市场或生产网络外部的制度背景，而应被视为在生产市场和生产网络的同一过程中被生产和再生产”（Glassman，2011：157）。State在城市区域经济重组中发挥着积极主动的作用，不断改变其空间结构和选择性。然而，这并不否定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的能动性，它们并不总是遵守state的空间部署。事实上，这些公司拥有多样化的权力、筹码来与权力主体进行谈判。
这些论点通过考察中国ICT产业的空间发展，特别是全球ICT制造中心-东莞的城市经济转型得到了证实。在追踪中国ICT空间发展过程中，本文划分了三个阶段，总结了国家与企业相互作用的三种不同的关系模式： 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计划经济时期，特别是在“三线建设”时代，一种“命令-服从”的关系模式由centralised state structure与国有企业协调的生产网络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的。State与firm的边界是模糊不清的，政府就是企业，企业就是政府，因为历史时期的经济活动的生产和分配是由政府和国企全权负责的。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分散的国家结构与外商投资企业协调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网络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地方政府与外商投资企业增长联盟”的关系模式。自2000年代中期以来推行自主创新、2010年代推行生态文明的政治经济目标后，国企关系模式在内陆和沿海城市之间、劳动密集型企业和高附加值企业之间、甚至高科技ICT行业内不同类型的企业之间都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差异（见下图）。在珠三角的城市，这些年来，地方政府一直在尝试跟这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进行脱钩，与高附加值的企业进行一个空间的再耦合。
最后，state structure和生产网络之间不断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多样化的关系模式，也同样适用于理解东莞的城市经济转型。东莞经济最初的成功归功于乡镇企业与从事加工贸易的外商投资企业的关系联盟。SLHIDZ（松湖科技园） 的成功推动了其最近的经济升级，这得益于市政府与高附加值 ICT 公司之间的新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正在取代以前的联盟。在2000年代早期，权力主体就开始重构其自身的空间建构，破除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空间破碎化的经济地理格局。但SLHIDZ产业园发展的结果没有满足当地的预期，一直等到电子产业巨头A公司的到来，才实现了质变。然而， SLHIDZ的成功不仅是由于A公司及其供应商的到来而形成的ICT生产网络的推动，而且也与国家间跨尺度、跨地区和跨部门的讨价还价实践密不可分。SLHIDZ A公司的经验证明，在中国基于“层级制度下的实验治理”（Heilmann，2008）的灵活性安排中，特定的地方行为往往得到容忍甚至支持。强大的A公司，作为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lead firm，拥有着超强的议价权，在国家空间项目中一直享受着特殊的制度安排，下面图片中一侧有趣的访谈或许能很好的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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