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最终核实数。
[3] 含计划单列市上解收入。
[4]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上年末常住人口+当年末常住人口）/2]计算。
[5]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上年末常住人口+当年末常住人口）/2]计算。
[6] 台州市两年平均增速数据未得。
[7] 图中计划单列市单独列示，相关省份的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已作相应扣除。
[8] 图中计划单列市单独列示，相关省份的地方政府债券发行额及余额已作相应扣除。
[9] 本段分析所涉的样本数据中，宁波、绍兴、衢州采用市级口径债务数。
【区域研究】浙江省及下辖各市经济财政实力与债务研究(2022)经济实力：作为长三角的重要省份，浙江省经济在疫情冲击中表现出较强韧性，2021年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35万亿元，保持全国第四，单年及两年平均增长8.5%和6.0%，分别高于全国水平0.4和0.9个百分点。虽然消费仍处于恢复期，但浙江省制造业及民间投资发力相对明显，外贸表现强劲，全年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在全国包括长三角省份中的表现相对突出。2022年上半年度，邻省疫情对浙江经济运行产生一定扰动，当期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62万亿元，增长2.5%，与全国增速持平，其中外贸仍实现较快增长，但增速自高位有所回落，投资增长力度基本维持，消费增速同比弱化。 浙江省下辖各市中，头尾部城市格局基本稳定，原中游及偏下城市呈现一定追赶态势。2021年，杭甬的人口及高端产业集聚效应仍较显著，经济总量及人均指标领先，2021年两地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1.81万亿元和1.46万亿元；嘉兴市经济体量领先于台州市的优势有所扩大，2021年嘉兴、台州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6355.3亿元和5786.2亿元。出口及制造业投资在各地疫后恢复中发挥重要作用，2021年多数地区经济增速明显回升，其中金华和湖州两地的增速表现相对突出，2021年分别为9.8%和9.5%，列全省前两位，但下辖市中，仅舟山市两年平均增速高于2019年水平。2022年上半年度，舟山市的经济增速高于2021全年水平，为8.7%，而其余下辖市增势弱化。 财政实力：2021年，浙江省保持了全国相对领先的财力规模及质量优势。当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8262.64亿元，增长14.0%，增速较2020年提升11.2个百分点。其中，税收收入为7171.97亿元，增长14.5%，当年省内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财税实现良好回升，个人所得税持续较快增长，房产及土地交易类税收仍对税收收入增量形成一定贡献。2021年，浙江省政府性基金收入增速继续放缓，但土地出让成交仍有较大体量，仍是全省可支配财力的重要构成。2021年全省实现政府性基金收入1.16万亿元，同比增长2.6%，增速较2020年下降4.4个百分点。2022年前三季度，主要受留抵退税政策大规模实施及土地市场走弱影响，浙江省税收收入及政府性基金收入出现较大幅度下降。当期，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6840.73亿元，自然口径下降5.3%，其中税收收入5480.89亿元，自然口径下降11.5%，若剔除留抵退税因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税收收入同口径增速分别为3.6%和-1.0%；政府性基金收入为6570.05亿元，下降19.5%。 从各市情况看，2021年浙江省下辖各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普遍恢复，实业税收总体回升，房产土地交易类相关税收成为湖州、金华等多地增长亮点。但2022年以来，大规模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使得增值税减收，各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转为负增长或低速增长，此外，未来房地产业相关税收增长及回落节奏或也将对多地增长表现产生相对明显的影响。 2021年，在多数下辖市中，政府性基金收入对财力的贡献度进一步提升，表现为省内中南部地区城市基金收入对财力的贡献度相对更高。2021年各地基金收入增速分化较上年扩大，金华市基金收入增长最为显著，同比增幅达86.7%，台州市和舟山市基金收入增长较上年明显改善，杭州市、宁波市、丽水市呈负增长，衢州市增速弱化较明显。2022年前三季度，浙江省下辖各市的土地出让成交额均同比下滑，其中杭州和宁波的跌幅较小，台州市跌幅相对一般，其余城市跌幅较大，后续基金收入存在缩量可能。 债务状况：2021年以来由于交通运输、市政建设等方面的投入，浙江省政府债务继续增长，仍以新增专项债券为主要债务增量。2021年全省（含宁波）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17426.77亿元，较2020年末增长19.0%，增幅较上年相差不大。省内下辖市政府债务负担总体上升，2021年温州市和丽水市的上升幅度相对明显。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其政府债务负担相对较轻，丽水市和衢州市的债务压力相较而言最为突出，两者2021年末政府债务余额与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率分别为5.07和4.39。 浙江省城投企业融资活跃度较高，近年来带息债务呈扩张趋势，2021年末规模增至约4.60万亿元，在全国范围内仅次于江苏省。下辖市中，湖州市和绍兴市的城投债务负担最为突出，2021年末城投平台带息债务超过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10倍，从变化幅度看，当年绍兴、嘉兴带息债务负担上升相对明显。债券是省内城投的主要融资渠道之一，浙江已成为城投债发行大省，但近期发行节奏出现调整，2021年全省城投债发行额同比增长41.6%至7712.22亿元，而2022年前三季度发行额为4569.60亿元，同比减少21.4%。总体看，杭州、绍兴、湖州、宁波等传统发债大市仍有较大的债券融资需求，嘉兴市债券发行持续扩量，增速近年间有所波动，但也已成为省内主要的发债城市。近期，衢州市平台发债力度明显加大，金华市有一定后发提速态势，舟山市和绍兴市债券发行节奏控制相对明显。 一、浙江省经济与财政实力分析 （一）浙江省经济实力分析
浙江省是长三角核心省份，产业基础良好，民营经济发展充分，近年来持续推进先进制造业发展和数字强省建设，已成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的省域范例。浙江省经济在疫情冲击中表现出较强韧性，2021年消费仍处于恢复期，但制造业及民间投资发力相对明显，外贸表现强劲，全年主要经济指标增速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长三角省份中的表现亦相对突出。2022年上半年度，邻省疫情对省内经济运行产生一定扰动，浙江经济增速与全国持平，全省进出口仍实现较快增长，但增速从高位有所回落，投资增长力度基本维持，消费增速同比弱化。 浙江省位于我国东南沿海，与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和福建接壤，是长三角的核心省份，也是长江经济带覆盖省份之一。全省陆域面积10.55万平方公里，海域面积26万平方公里，虽然在省级单位中陆域面积显小，但浙江省经济发展水平全国领先。2021年上半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浙江省成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的省域范例。 2021年，浙江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35万亿元，保持位列全国[1]第四。当年工业经济平稳运行，仍是支撑浙江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服务业稳步恢复。分季度看，全省经济增速前高后低，与新冠疫情前相比，增长相对平稳，2021年一季度、上半年、前三季度、全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分别增长19.5%、13.4%、10.6%和8.5%，两年平均分别增长6.2%、6.8%、6.4%和6.0%，单年增速及两年平均增速分别高于全国水平0.4个百分点和0.9个百分点。浙江省经济发展呈现较强韧性，主要经济指标增速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长三角省份中的表现亦相对突出。2021年浙江省经济增速高于长三角地区（8.4%）0.1个百分点，拉动长三角地区生产总值增长2.26个百分点，对长三角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26.8%；进出口额占长三角地区的29.4%，增速高于长三角地区（18.9%）3.5个百分点，对长三角地区增长的贡献率为33.8%；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均高于长三角其他省份；2021年，浙江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占长三角地区的27.5%，增长22.8%，增速低于上海（27.3%）、但高于江苏（21.9%）、安徽（16.8%）；浙江省城乡协调性相对更为合理，2021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94，低于上海的2.14、江苏的2.16和安徽的2.34。 2022年以来，邻省疫情扰动等对浙江省经济运行产生一定影响，上半年度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62万亿元，增长2.5%，与全国增长水平持平。 从三次产业结构看，2021年浙江省实现第一产业增加值2209亿元，增长2.2%；实现第二产业增加值3.12万亿元，增长10.2%；实现第三产业增加值4.01万亿元，增长7.6%。三次产业结构由2020年的3.3:40.8:55.9[2]调整为3.0:42.4:54.6，新冠疫情冲击后，二产的恢复相对更快，三产比重阶段性下滑。2022年上半年度，工业仍是浙江省增长相对较快的领域，当期全省实现第一产业增加值955亿元，增长3.4%；实现第二产业增加值1.55万亿元，增长3.7%，工业经济对全省生产总值的增长贡献率为60%；实现第三产业增加值1.97万亿元，增长1.5%，服务业增加值拉动全省生产总值增长0.9个百分点。
二产方面，浙江省2021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5.37万家，总数位居全国第三，当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首次突破2万亿元至2.02万亿元。其中，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电子、通用设备、化学原料制造等行业的增加值超过1500亿元，是浙江工业制造的主导行业。2021年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较上年增长12.9%，两年平均增长9.1%，十大支柱行业中除纺织服装、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外，其余支柱行业增加值两年平均增速均高于2019年水平，2021年金属制品、计算机通信电子、通用设备、电气机械、专用设备和汽车分别实现了25.6%、22.7%、19.0%、17.2%、14.2%和10.0%的较快增长，以上6个行业当年合计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0.5个百分点。2021年规模以上工业销售产值为9.12万亿元，增长22.8%，其中，内销产值增长22.4%，占销售产值的比重为83.3%，内需是拉动工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同年出口交货值为1.53万亿元，增长24.5%。 近年来浙江省持续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同时加快发展新兴产业，省内通用设备、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电子、专用设备、汽车制造业和金属制品业等行业规上企业数增加较多，计算机通信电子制造企业数增长尤其突出。在全省传统制造业增加值保持增长、新产品产值率逐年提高的同时，高新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万亿级产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也已超9000亿元，在规模以上工业中，全省高新技术、装备制造、战略性新兴产业2021年占比分别为62.6%、44.8%和33.3%，分别较上年提高3.0、0.6和0.3个百分点。此外，作为“一号工程”，数字经济的助推和赋能作用持续增强，2021年，全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为15.3%，较上年进一步提高0.8个百分点。从总体产品分类看，浙江省近年来重工业增速高于轻工业，2021年全省重工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为64.5%，其结构亦有所优化，其中装备制造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均有显著提高，而2021年高耗能产业占比降至32.1%。 三产方面，浙江省服务业占比于2016年首超50%，成为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全省服务业发展总体向杭州、宁波和温州等中心城市集聚，2021年三地服务业增加值合计占比59.2%，较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浙江省服务业发展呈现行业集聚态势，义乌小商品、海宁皮革、绍兴轻纺等传统贸易市场发展充分，杭州的金融、旅游、文化创意和软件产业发展快速，宁波、舟山以港口物流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利用海港空港联动优势，发展空间较大。 2021年，浙江省第三产业增加值为4.01万亿元，较上年增长7.6%。浙江省省服务业占全国服务业的比重为6.6%，列各省市第四位，居广东、江苏、山东之后。传统服务业领域的批发零售、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住宿餐饮2021年增加值分别为8768亿元、2252亿元和1174亿元，仍占据较高份额，但近两年来受疫情冲击的影响相对明显，2020-2021年增速波动较大，两年平均增速分别为6.35%、5.45%和3.25%，其中批发零售基本与2019年增速持平，交通运输略低于2019年增速0.55个百分点，住宿餐饮较2019年增速存在2.95个百分点的较大差距。金融业、房地产业增加值表现受疫情冲击不大，2020年增速分别为10.8%和5.1%，分别较2019年上升0.6和0.1个百分点，2021年两产业增加值分别为6159亿元和5304亿元，增速分别降至7.2%和4.4%。此外，2021年全省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增加值增至4729亿元，占GDP的比重升至6.4%，得益于数字化赋能，浙江省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新兴服务业发展较快。 近年来，浙江省致力于建设以数字经济为核心、新经济为引领的现代化经济体系，重点发展“互联网+”、生命健康、新材料等创新产业，并以工业互联网、企业上云、智能化改造等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使得全省产业结构处于持续向先进的工业经济、数字经济转化的阶段。2021年，浙江省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主要特征的“三新”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预计为27.8%，较2020年进一步提高0.8个百分点；全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8348亿元，增长13.3%，增速较2020年提升0.3个百分点，保持较快水平。 浙江省享有发展成熟的特色区块经济，中小微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形成了数量众多的规模性专业市场，涉及制造、加工、建筑、运输、养殖、纺织、工贸、服务等多个领域，如海宁皮革服装、诸暨珍珠、嵊州领带、乐清低压电器和永康五金制品等在全国享有较高知名度，同时该类细分产品也占有较高的国内市场份额，仍有很强的市场影响力。 此外，浙江省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以制度创新为主导的市场化改革的先行地区，多年来形成了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相得益彰的发展优势，民营经济成为推动全省经济发展的突出力量。2021年，浙江省在册民营企业290.4万户，民营经济增加值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67%，民间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58.8%。民营经济也是浙江省外贸的主力和税收收入的重要来源，2021年民营企业进出口占全省的比重为75.8%，民营企业税收收入占比为73.4%。 三大需求方面，2021年浙江省投资及消费增速有所恢复，外贸表现强劲；2022年上半年度，全省进出口仍实现较快增长，但增速从高位有所回落，投资增长力度基本维持，消费增速同比弱化。 2021年，浙江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8%，单年增速较2020年提升5.4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8.1%，平均增速低于2019年水平2.0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19.8%，拉动投资增长3.4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0%，拉动投资增长0.5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增长8.9%，拉动投资增长5.3个百分点。当年，制造业和民间投资的发力相对明显，而基础设施拉动投资作用同比有所弱化，其拉动投资增长的幅度较上年收窄0.8个百分点。2021年，浙江省房地产开发投资较上年增长8.5%，增速同比提升1.7个百分点，拉动投资增长3.7个百分点。 新冠疫情防控对社会消费需求形成抑制，浙江省市场销售虽有回升，但全省消费仍未走出恢复期且仍受疫情散发冲击。2021年浙江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92万亿元，较上年增长9.7%，两年平均增长3.4%，两年平均增速低于2019年水平5.3个百分点。按经营地统计，2021年浙江省城镇、乡村社会消费品零售分别增长9.6%和10.1%，两年平均分别增长3.2%和4.0%。按消费类型统计，餐饮收入增长15.5%，商品零售增长9.0%，两年平均分别增长2.8%和3.4%。两年平均增速与2019年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 对外经济方面，浙江省宁波舟山港的传统优势保持，“义新欧”中欧班列增长较为亮眼，宁波先进制造、舟山大宗商品、杭州数字贸易、金义小商品等产业链基础为贸易增长提供条件。浙江省自贸试验区及“一带一路”枢纽建设，跨境电商及数字服务贸易发展均有一定成效。2021年全省货物进出口总额较上年增长22.4%至4.14万亿元，规模首次居全国第三，增速较上年提升12.8个百分点；浙江省货物进出口占全国的比重为10.6%，占比较上年提升0.1个百分点。2021年，浙江省出口额为3.01万亿元，同比增长19.7%，占全国的份额为13.9%；进口额为1.13万亿元，同比增长30.3%，占全国的份额为6.5%。浙江省前三大贸易伙伴分别为欧盟、美国和东盟，2021年三者出口额合计占比为48.8%，进口额合计占比为32.5%。此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已成为浙江省重要贸易伙伴，2021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1.42万亿元，增长22.9%。从参与主体看，2021年全省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进出口总额分别为3365亿元和3.14万亿元，民营企业占全省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75.8%，贡献突出。 2022年上半年度，浙江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10.3%，其中国有投资的拉动明显。当期国有投资和民间投资分别增长20.8%和5.0%，国有投资占比为35.7%，拉动总投资增长6.8个百分点；项目投资、制造业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分别增长14.3%、14.8%和5.4%；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11.0%，增幅较上年同期提升5.2个百分点。同期，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42万亿元，增长2.0%，增速高于2020年同期但显著低于2021年同期水平。2022年以来，4月疫情冲击对外贸增速产生短暂影响，但外需回暖、人民币汇率贬值、稳外贸政策落地等对浙江省工业出口有一定积极作用，医药、石油加工、废弃资源综合利用、印刷记录媒介、计算机通信电子、仪器仪表、橡胶塑料、非金属矿物制品等行业出口交货值增速优势相对明显。2022年上半年度，全省进出口总额为2.26万亿元，增长17.3%，仍属较快增长水平，但增速较2021年同期下降13.3个百分点，已有放缓，国际形势复杂严峻、供应链受阻、能源供应不足、航运不畅等问题对外贸发展有所掣肘，浙江省未来外贸增长仍面临一定不确定性。 （二）浙江省财政实力分析 2021年，浙江省保持了全国相对领先的财力规模及质量优势。当年省内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财税实现良好回升，个人所得税持续较快增长，房产及土地交易类税收仍对全省税收收入增量形成一定贡献。公共财政支出端，2021年浙江省民生保障力度基本平稳，对制造业扶持支出增多，科技投入力度较大，支出结构相对合理。2021年浙江省政府性基金收支增速明显放缓，但土地出让成交仍有较大体量，基金收入仍是全省可支配财力的重要构成。2022年前三季度，主要受留抵退税政策大规模实施及土地市场走弱影响，浙江省税收收入及政府性基金收入均出现较明显的同比降幅，财政收支平衡压力有所上升。 以良好的产业基础为依托，浙江省综合财力位于全国前列。一般公共预算财力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力是全省综合财力的主要构成，其中近年中前者的占比保持在50%以上。 多年来，浙江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在全国处于较高水平，税收比率维持在85%左右，指标表现较优。2021年，主要随着制造业和服务业税收收入的回升，加之矿产资源专项收入扩充非税收入，浙江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恢复至较快水平，税收比率基本保持稳定。当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8262.64亿元，同比增长14.0%，增速较2020年提升11.2个百分点。其中，税收收入为7171.97亿元，同比增长14.5%，税收比率为86.80%，较2020年微升0.41个百分点。 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契税、土地增值税、个人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印花税是浙江省的主要税种，2021年上述税收收入贡献度分别为37.48%、20.13%、10.70%、9.74%、7.42%、5.77%、3.48%、1.39%和1.70%。2021年，新冠疫情对实业的税收影响有所消退，浙江省的主要税种中，仅契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同比出现回落，其余税种实现增长。当年全省制造业、服务业的增值税同比大幅回升，并带动以增值税额为计税依据的税种收入增加，同期制造业企业效益进一步增长促使企业所得税增量较上年明显提升，全年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及城市维护建设税同比增量占全省税收收入增量的79.9%。此外，2021年浙江省个人所得税继续保持两位数的较快增长，同比增量较上年进一步扩大，当年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量占全省税收收入增量的7.0%。房产、土地交易类税收稳定性相对偏弱，但2021年仍对浙江省税收收入增量形成一定贡献。2021年全省契税规模自高位有所回落，城镇土地使用税同比减少，但土地增值税当年明显扩量，房产税同比仍有增长，以上四个税种收入增量合计占全省税收收入增量的12.9%。 2021年，主要由于台州、舟山等地的矿产资源专项收入一次性入库较多，疫情对降费政策执行的影响有所减弱，杭州、湖州和温州等地对公用事业企业的政策性亏损补贴同比减少，浙江省非税收入同比增长10.6%至1090.66亿元。 2021年浙江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11014.59亿元，增长9.2%，增幅小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4.8个百分点，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为75.02%，自给水平较上年提升3.13个百分点。具体来看，当年全省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及公共安全等刚性支出合计6068.51亿元，增长8.5%，其中社保风险准备金、卫生健康中的中央基建投资支出力度同比增加较多；城乡社区支出1159.89亿元，增长13.5%，在上年压减非急需基建支出后出现回升，主要由杭州地铁票价补贴资金增加所致；农林水支出795.27亿元，可比增长5.9%，基本维持上年增幅；交通运输支出514.30亿元，增长9.3%，主要系宁波公交企业亏损补贴增加所致；此外，因制造业扶持力度较大，以及增加对之江及甬江实验室等的投入，保障性安居工程中央基建投资扩大，全省资源勘探工业信息、商业服务业、科学技术、住房保障等领域支出增幅相对明显。主要支出领域中，因水污染防治重要补助减少，节能环保支出同比下降。 2022年前三季度，浙江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6840.73亿元，下降5.3%，其中税收收入5480.89亿元，下降11.5%，非税收入1359.84亿元，增长32.1%。当期，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仍分别实现2.3%和14.7%的增幅，但主要受留抵退税影响，增值税降幅为24.1%。若剔除留抵退税因素，2022年前三季度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税收收入同口径增速分别为3.6%和-1.0%。同期，浙江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8891.72亿元，增长12.1%，当期科学技术、卫生健康支出呈现高增速，城乡社区支出同比有所减少，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为76.93%，自给水平同比下降。 2021年，浙江省土地出让收入增速进一步回落，但出让体量仍处于较大规模，仍对政府性基金收入形成核心支撑，并是全省可支配财力的重要组成部分。2021年全省政府性基金收入为1.16万亿元，同比增长2.6%，增速较2020年下降4.4个百分点。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1.04万亿元，增长1.0%，增速较2020年下降23.4个百分点；同年车辆通行费同比增长84.1%至60.79亿元，增幅较大主要系2020年部分时段收费公路免收政策使得上年基数较低所致。全省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受一次性入库因素影响各年间波动较大，2021年为677.58亿元，同比增长23.3%，出现回升主要系温州、衢州等地的土地调剂指标溢价等收入一次性入库较多所致。 2021年，浙江省政府性基金支出增幅较上年明显收窄，但增幅仍大于收入端，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为1.24万亿元，增长4.3%，增速较2020年下降10.2个百分点，其中，支出额较大的领域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为8984.83亿元，增长4.2%，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安排的支出同比减少12.3%至178.62亿元，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同比减少28.1%至131.42亿元，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同比增长32.4%至270.31亿元，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同比增长18.3%至2264.96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付息支出同比增长24.1%至287.05亿元。从近两年情况看，浙江省政府性基金支出的绝对增量主要来自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和其他项目收益专项债券安排的支出；从增长趋势看，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土地开发、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增势减弱，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波动较大，车辆通行费安排的支出和其他项目收益专项债券安排的支出、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付息支出增幅相对明显。 2022年前三季度，浙江省政府性基金收入明显转弱，支出低速增长，当期政府性基金收入为6570.05亿元，下降19.5%，政府性基金支出为8383.63亿元，增长2.4%。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和相应安排的支出分别为5661.10亿元亿元和5047.22亿元，同比降幅分别为23.7%和22.0%。房地产行业调控政策持续偏紧，房企再融资及流动性压力上升，房企拿地能力和意愿有所抑制，而政府方面的土地出让收入及征迁等投入也已转为负增长，土地市场不确定因素增多，全省政府性基金收入的后续增长承压。 省级财力方面，浙江省级税源及政府性基金收入均相对有限，主要通过体制分成收入和中央转移支付等对市县进行转移支付，并承担债务转贷等职能，以发挥财力调配作用。 浙江省级税收收入以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为主，非税收入以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为主。2021年浙江省级服务业增值税及省级企业所得税实现较快速增长，而省级利息收入下降，行政事业性收费持续压缩，温州及台州等地教育资金计提减少，导致非税收入进一步降低。2021年浙江省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46.87亿元，剔除省与市县增值税留抵退税清算调库时间调整等因素，增长10.0%，其中税收收入200.87亿元，增长29.8%，非税收入146.00亿元，下降9.0%。同年，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652.52亿元，剔除新增地方政府一般债务级次调整安排用于市县等因素，增长4.5%。此外，2021年浙江省一般公共预算中中央转移支付收入、省级分成收入和地方政府一般债务收入分别为718.53亿元、1824.38亿元[3]和1109.10亿元，同期省对市县转移支付支出和债务转贷支出分别为1958.45亿元和1108.30亿元。 2021年，浙江省省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为44.09亿元，增长56.6%，主要系上年车辆通行费政策性减收使得上年基数较低所致；同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145.39亿元，减少41.8%，主要系地方政府收费公路新增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减少所致。此外，2021年浙江省政府性基金预算中中央转移支付收入、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入分别为20.31亿元和2530.30亿元，同年省对市县转移支付支出和债务转贷支出分别为30.24亿元和2426.70亿元。 二、下辖各市经济与财政实力分析 浙江省下辖杭州、宁波、舟山、绍兴、嘉兴、湖州、金华、台州、衢州、丽水、温州1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根据现阶段新型城市化的发展特征及资源禀赋，浙江省下辖各市可分为环杭州湾（包括杭州、宁波、绍兴、嘉兴、湖州、舟山）、温台沿海、浙中（金华、衢州、丽水）三大城市群。根据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杭州、宁波、温州、金义四大都市区的地位将较为稳固，嘉湖、杭嘉、杭绍、甬绍、甬舟、甬台等一体化合作先行区建设将有所推进，其他跨行政区协同板块一体化也有望加强。浙江省计划建设“数智杭州、宜居天堂”，推动宁波舟山共建海洋中心城市，支持绍兴融杭联甬；发挥温州作为“全省第三极”的战略作用，支持台州建设先进制造标杆城市，打造温州、台州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加快推进嘉湖一体化，建设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打造长三角一体化桥头堡和浙北增长极；推动金华义乌聚合同城化发展，打造组团化都市新区；支持衢州建设四省边际中心城市，加快丽水“跨山统筹”一体化发展，推进衢丽花园城市群建设。 （一）下辖各市经济实力分析 浙江省下辖各市中，头尾部城市格局基本稳定，原中游及偏下城市呈现一定追赶态势。2021年，杭甬的人口及高端产业集聚效应仍较显著，经济总量及人均指标领先，嘉兴市经济体量领先于台州市的优势有所扩大，金华和湖州两地的经济增速表现相对突出。出口及制造业投资在各地疫后恢复中发挥重要作用，2021年多数地区经济增速明显回升，但仅舟山市两年平均增速高于2019年水平。2022年上半年度，舟山市的经济增长相对突出，而其余浙江省下辖市增势弱化。 浙江省内，环杭州湾地区城市化水平较高，经济总量及人均指标相对领先，温台地区亦具有良好的产业基础，经济总量具有一定规模优势，但人均指标不高，金衢丽地区城市化水平相对滞后，经济总量及人均指标不具明显优势。区域经济发展情况基本能够与城市化水平相对应。近年来省内的头尾部城市格局基本稳定，嘉兴、金华及湖州等地区呈现出一定追赶态势。 从2021年的情况看，浙江省下辖各市的经济总量排序与2020年一致，其中嘉兴市领先于台州市的优势有所扩大，进一步巩固了其跻身中上游的地位。具体来看，经济总量超万亿元的城市仍为杭州和宁波，2021年两地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1.81万亿元和1.46万亿元，显著领先于其他城市，两者经济总量合计占各市合计的44.49%。温州市经济总量亦具有一定优势，2021年地区生产总值为7585.0亿元，列第三位。嘉兴市、金华市呈现一定赶超态势，2021年嘉兴市地区生产总值领先台州市的优势进一步扩大，规模接近绍兴市，金华市与台州市经济体量的差距较上年有所收窄，2021年绍兴、嘉兴、台州、金华四地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6795.3亿元、6355.3亿元、5786.2亿元和和5355.4亿元。其余地级市2021年地区生产总值处于5000亿元以下，其中湖州市的地区生产总值为3644.9亿元，在该梯队中相对领先，衢州市、丽水市和舟山市经济总量相对较小，位于末三位，2021年地区生产总值在2000亿元以下。 从经济增速来看，金华市和湖州市的表现相对突出，2021年经济增速列省内城市前两位，分别为9.8%和9.5%；温州市的经济增速为7.7%，列于末位；其余城市增长水平差异不大，均处于8.5%左右。从疫情后恢复状况看，得益于特大石化项目带动，舟山市2020-2021年地区生产总值两年平均增速高于2019年水平，其余城市[6]两年平均增速低于2019年水平。 从人口分布看，浙江省人口主要分布在环杭州湾和温台地区。2021年末全省常住人口为6540万人，杭州、温州、宁波、金华和台州常住人口超过600万人，五市合计承载了浙江省约七成的人口。杭州市常住人口超千万，省会人口集聚效应相对明显，此外温州市和金华市人口体量排名高于其经济体量排名，人口集聚能力也较强。从人均指标看，杭州、宁波、舟山、绍兴和嘉兴2021年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在全省水平（11.3万元）之上，其余地级市低于全省水平。其中，杭州市、宁波市和舟山市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领先优势较为明显；绍兴市人均水平也有一定优势；嘉兴市和湖州市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全省水平接近；丽水、金华、温州、衢州、台州与全省水平的差距相对显著。 从三大需求看，2021年浙江省下辖各市投资及消费增速普遍回升，外贸表现总体强化，但下辖各市增速水平及增速同比变化幅度仍显差异。 固定资产投资方面，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对浙江省多地民间投资产生负面影响，虽国有投资尚有一定支撑，但多数下辖市投资增速降至相对低位。2021年，省内民间投资明显恢复，对拉动投资增速起到重要作用，下辖各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均较2020年有所提升。衢州市2020年投资增速在疫情冲击下仍实现同比微升，2021年其投资增速主要在国有投资的拉动下进一步提升8.5个百分点，以16.2%的水平保持在浙江省下辖市第一位；得益于民间投资以及生态环保、城市更新和水利设施投资等的增长，当年金华市投资增速同比提升幅度最大，为11.8个百分点，全年以16.0%的投资增速列省内第二，此外丽水、湖州、绍兴、温州、宁波2021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分别回升至两位数水平。而杭州市、台州市、嘉兴市和舟山市投资增速较上年提升幅度相对有限，四地全年投资增速低于全省平均，嘉兴市和舟山市增速水平仍列全省末两位，分别为6.2%和5.1%。 近年来，浙江省下辖市房地产投资总体实现了较快增长，但各年间表现存在分化。近五年中，除杭州市和舟山市外，其余下辖市房地产投资增速均值处于10%以上。多地房地产投资增速于2019年出现明显下降，此后三年的增速均值除丽水市、台州市和金华市外，其余下辖市降至个位数水平。大致来看，近五年中，杭州、宁波、温州等头部城市的房地产投资增速变动相对较小，而衢州市、以及近年经济增长表现相对突出的嘉兴市、湖州市、金华市各年间波动较为明显。2021年投资规模方面，杭州市完成房地产投资3628.3亿元，投资量为各市最高；宁波市完成房地产投资2075.6亿元，温州市、嘉兴市和绍兴市2021年房地产投资额也超过1000亿元，分列规模排序的三至五位；台州市、金华市和湖州市也具有一定体量优势，2021年房地产投资额在500-1000亿元；丽水市、衢州市和舟山市房地产投资额相对较小，2021年不足400亿元。2021年投资增速方面，金华市、衢州市和丽水市分别以27.6%、22.0%和21.3%的水平列于前三；温州市、宁波市和绍兴市房地产投资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8.3%、14.1%和14.0%；湖州市增速接近全省水平，为8.6%；台州市和杭州市增速低于全省水平，分别为6.9%和1.5%；嘉兴市和舟山市增速转负，分别以-3.7%和-8.8%的水平位于末两位。从变化看，金华市、衢州市和温州市2021年投资增速实现明显提升，嘉兴市、舟山市、台州市、丽水市和杭州市增速较上年下滑，其中嘉兴和舟山两地的增速跌幅较大，分别为16.0和14.8个百分点。 消费方面，浙江省下辖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规模排名与经济总量排名序列相近，其中金华市、台州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排名名次高于其在GDP序列的名次，而绍兴市和嘉兴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排名名次低于其在GDP序列的名次。若考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率，2021年金华、温州、丽水、台州和衢州该比率靠前，浙南地区消费量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总体高于浙北地区。增长方面，浙江省下辖市2021年消费增速普遍明显回升，但2020-2021两年平均增速与2019年水平仍有较明显的差距。 从具体规模看，2021年杭州市、宁波市、温州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继续位居前三，分别为6744.0亿元、4649.1亿元和3807.7亿元，衢州市、丽水市和舟山市居规模末三位，分别为839.2亿元、822.9亿元和552.4亿元。从增速情况看，浙江省下辖市2021年消费增速普遍明显回升，但2020-2021两年平均增速与2019年水平仍有较明显的差距，其中台州市和舟山市消费市场恢复进度较缓，两年平均增速与疫情前水平的差距最大。2021年，丽水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为各下辖市最高，为13.1%，此外衢州市、杭州市、金华市消费增速高于全省水平（9.7%），宁波市消费增速与全省持平，其余地区增势弱于全省平均，绍兴市增速最低，为6.7%。 进出口方面，2021年浙江省下辖各市外贸总量排序与2020年一致，绝大多数城市外贸快速增长且增速实现大幅提升。在规模方面，宁波市仍凭借港口等优势以11926.1亿元的进出口规模保持全省第一，继续显著领先于排名第二和第三的杭州市（7369.0亿元）和金华市（5880.1亿元）；2021年嘉兴市进出口总额超过3000亿元，以3783.8亿元的水平位列第四；绍兴市、温州市、台州市和舟山市进出口总额差距不大，分列全省第五至第八位，规模处于2000-3000亿元；末三位城市中，湖州外贸额超过千亿元，而衢州市和丽水市的进出口总额不超过500亿元。在增速方面，2021年温州市和丽水市增速较2020年弱化，金华市增速同比提升5.5个百分点，提升幅度相对不高，其余下辖市增速均较2020年有大幅提升。主要受益于进口贸易和油品出口的拉动，舟山市进出口总额增速最高，2021年为41.8%；受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额下降等因素影响，2021年丽水市进出口同比减少4.1%，是唯一负增长的城市。绍兴市和温州市增速相对不高，分别为16.1%和10.1%，其余城市外贸增速处于20%以上的较快水平。2021年绍兴市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及纺织服装类出口增速从2020年的低位处回升，进出口总额增速提升11.2个百分点至16.1%，但与其他城市相比，该增速绝对水平仍不突出，列末三位。民企货物出口在温州市外贸中占有重要份额，2021年其增速同比放缓，温州市进出口增速较2020年下降5.0个百分点至10.1%。金华市在浙江省外贸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外贸额排名明显高于经济总量排名，2021年其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出口总量居全省首位。2019年以来金华市进出口增速持续提升，虽然2021年增速同比增幅弱于绝大多数省内下辖市，但增长仍属较好水平，2021年进出口额同比增长20.8%。 2022年上半年度，舟山市的经济增长相对突出，而其余浙江省下辖市增势弱化。当期，舟山市经济增速最高，为8.7%，随之经济体量排名超过丽水市上升一位；其余城市经济增速回落至低位，处于1.2%-3.4%区间，经济体量序列较2021年一致。 （二）下辖各市财政实力分析 1.下辖各市一般公共预算分析 2021年，浙江省下辖各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普遍恢复，实业税收总体回升，房产土地交易类相关税收成为湖州、金华等多地增长亮点，财政收入总体保持较高质量。但2022年以来，大规模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使得增值税减收，省内各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转为负增长或低速增长，财政收支平衡压力有所增大，此外，未来房地产业相关税收增长及回落节奏或也将对多地增长表现产生相对明显的影响。 2020年以来，宏观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叠加新冠疫情等突发性事件的冲击，区域产业基础及结构差异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有所深化。2021年，浙江省下辖各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普遍恢复，实业企业税收总体回稳，房产土地交易类相关税收成为多地增长亮点。未来房地产业相关税收增长及回落节奏或对各地增长表现产生相对明显的影响。 2021年，浙江省各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的排序与2020年差异不大，其中嘉兴市规模排名的上升表现较突出。2021年，杭州市和宁波市依然保持显著领先地位，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为2386.59亿元和1723.14亿元；嘉兴市以小幅优势超越温州市升至规模第三位，并与温州市、绍兴市共同组成第二梯队，2021年三者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为674.80亿元、657.55亿元和603.80亿元；金华市、台州市和湖州市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为492.32亿元、455.43亿元和413.52亿元，在省内处于中游规模，湖州市在房产、土地交易类税收增长及实体企业疫后发展的带动下，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大幅增长，与前一名台州市的规模差距较上年明显缩小；舟山市、丽水市和衢州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相对较小，2021年分别为180.70亿元、163.97亿元和163.93亿元。 2021年，浙江省下辖各市中，除温州外，其余城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均处于10%以上。其中湖州市的增速最高，为22.9%，房产及土地交易相关税收对增量的贡献十分明显；金华市和衢州市的增速次之，均为16.3%，金华市的较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房产企业所得税增收及较好的土地出让行情带来的相关税收增加，衢州市的较高增速主要得益于企业向好的生产销售带动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增加。宁波市、杭州市和丽水市增速分别为14.1%、14.0%和14.0%，基本处于全省平均水平。台州市、舟山市、嘉兴市、绍兴市和温州市增速低于全省平均。在企业所得税、土地类税收的显著拉动下，台州市扭转了上年负增长的局面，增速同比提升22.0个百分点至13.5%，增速提升幅度为各市最大，但当年最大税种增值税同比仍有0.2%的微小降幅，台州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绝对水平仍低于全省平均0.5个百分点。2021年温州市增值税及企业所得税实现较快回升，但契税在上年高基数上有所回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较上年提升5.2个百分点至9.2%，收入总体增幅小于省内其他城市，增速水平列各城市末位。 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构成看，2021年浙江省下辖各市税收比率同比变化有所差异，但两年间变化幅度不大，2021年该指标仍均达70%以上，保持了较高的财政收入质量。其中，杭州市、湖州市、金华市和嘉兴市2021年税收比率超过90%，处于优异水平，其余下辖市税收比率低于全省水平（86.80%）。具体来看，杭州市保持了税收比率第一的地位，嘉兴市税收比率同比下降2.28个百分点至90.44%，列于第四，在浙江省下辖市中同比弱化幅度最大。衢州市、宁波市、台州市和丽水市税收比率较上年存在不同幅度的提升，四地税收比率接近全省水平，处于84%-86%。温州市和绍兴市2021年税收比率分别为83.56%和81.29%，较上年存在小幅弱化。舟山市2021年税收比率虽较上年提升1.52个百分点至72.40%，但与其他城市仍存在明显差距。 一般公共预算自给水平方面，杭州市2021年在城乡社区、科学技术、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方面投入的增加力度较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大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自给率较上年小幅下滑至99.77%，但仍处于优异水平。其余下辖市在疫情冲击后仍保有压减非刚性非急需支出态势，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小于收入，自给率较上年有不同幅度提升。宁波市、嘉兴市和绍兴市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较高，处于80%以上；湖州市2021年税收收入实现高速增长，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扩量幅度相对较小，自给率同比提升9.37个百分点至78.84%，提升幅度最明显；金华市、台州市、温州市和舟山市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对上级补助等有一定依赖，自给率处于50%-65%，而衢州、丽水两市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偏低，2021年分别为31.64%和30.05%，预算收支平衡对上级补助的依赖度高。 2022年以来，大规模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使得增值税减收，1-8月浙江省下辖各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转为负增长或低速增长。规模排名中，除衢州略超丽水，排名由末位上升1位外，其余序列较2021年一致。具体来看，杭州市及宁波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为1847亿元和1285亿元，继续保持领先优势；嘉兴市、温州市和绍兴市仍列于规模第二梯队中，但由于嘉兴和温州两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降幅较大，该梯队中的成员间差距减小，同期以上三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为467亿元、425亿元和425亿元；金华市、台州市和湖州市收入规模处于300-380亿元，列于省内中游偏下；舟山市、衢州市和丽水市分别以143亿元、126亿元和122亿元的收入规模列末三位。同期，仅衢州市和舟山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现正增长，增幅分别为3.4%和1.3%，其中温州市和嘉兴市的跌幅最深，分别为-17.5%和-14.7%，其余城市跌幅为个位数。 2.下辖各市政府性基金预算分析 政府性基金收入是浙江省各下辖市财力的重要构成，2021年在多数下辖市中其贡献度进一步提升，省内中南部地区城市基金收入对财力的贡献度相对更为突出。当年各地基金收入增速分化较上年扩大，金华市基金收入增长最为显著，台州市和舟山市基金收入增长较上年明显改善，杭州市、宁波市、丽水市呈负增长，衢州市增速弱化较明显。2022年前三季度，浙江省下辖各市的土地出让成交额均同比下滑，其中杭州和宁波的跌幅较小，台州市跌幅相对一般，其余城市跌幅较大，后续基金收入存在缩量可能。 近年来，浙江省下辖各市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已成为各地财力的重要构成。2021年，杭州市、宁波市和丽水市政府性基金收入呈现不同程度缩减，浙江省其他下辖市政府性基金收入实现不同程度增长。具体来看，杭州市2021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减少33.3%至2460.61亿元，虽然降幅为各市最大，但收入规模仍列各市第一；宁波市、金华市和温州市2021年政府性基金收入规模相近，分别为1594.59亿元、1576.89亿元和1493.00亿元，分列二至四位，其中金华市基金收入同比增幅显著，达86.7%，宁波市和温州市土地出让收入保持在较大规模，但基金收入同比增速在各下辖市中显弱，2021年分别为-13.2%和10.5%；绍兴市和嘉兴市的政府性基金收入规模相近，2021年分别为1154.80亿元和1010.74亿元，同比增速分别为38.4%和25.6%，增速较2020年均有较明显的提高；台州市和湖州市2021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分别为670.85亿元和646.31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4.4%和22.1%，2021年由于一次性收入因素对基数的影响不再，同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保持增长，台州市增速由负转正，湖州市土地出让收入连续两年实现了15%以上的增长；衢州市2021年基金收入同比增长29.5%至485.35亿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增速从上年的高位回落使得基金收入增幅同比收窄20.6个百分点；丽水市2021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等微降，使得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减少0.4%至366.83亿元；舟山市2021年政府性基金收入表现较上年改善，同比增长36.0%至143.25亿元，但仍是当年省内收入规模最小的城市，收入基数偏小加之土地市场行情波动使得舟山市基金收入增速变动较大，波动情况较其他下辖市更为明显。 从相对规模看，2021年浙江中南部地区城市基金收入对财力的贡献度相对更为突出。以政府性基金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率为参考指标，2021年金华市该比率最高，为3.20；衢州市、温州市和丽水市该比率处于2-3之间；绍兴市、湖州市、嘉兴市、台州市和杭州市该比率也高于1；宁波市和舟山市该比率低于1。同比变化看，仅杭州、宁波、丽水和湖州四地该比率较上年下降，其余地区政府性基金收入对财力的贡献上升。 从政府性基金预算自给率情况看，相较于收入规模，舟山市基金预算中城乡社区支出及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相对较多，自给率水平相对较弱，浙江省其他下辖市政府性基金收入对支出的覆盖程度处于良好水平，但自给水平较疫情前有所弱化，自给率在100%以上的城市数总体减少。2021年金华市、衢州市和杭州市政府性基金预算自给率超过100%，为最优水平；湖州市、温州市和舟山市政府性基金预算自给率分别为89.54%、88.95%和72.63%，处于全省末三位；其余城市自给率在90%-100%。 根据中指指数数据，2022年前三季度，浙江省下辖各市的土地出让成交额均同比下滑，其中杭州和宁波的跌幅较小，台州市跌幅相对一般，其余城市跌幅较大。具体来看，当期杭州市和宁波市土地出让金分别为2092.33亿元和898.05亿元，分别同比减少2.3%和3.9%，是省内出让金规模前二的城市；温州市和金华市土地成交额分别为456.86亿元和419.31亿元，虽然列规模三、四位，但跌幅较深，分别同比减少53.1%和64.0%；台州市、嘉兴市、湖州市和绍兴市当期土地成交额在300-400亿元，规模处于省内中游，同比降幅分别为15.3%、40.5%、26.8%和56.4%；衢州市、丽水市和舟山市土地成交额规模分别为128.03亿元、90.37亿元和33.69亿元，仍列省内末游，并且同比跌幅均超过40%，也是负增长比较明显的地区。 三、浙江省及下辖各市债务状况分析 （一）浙江省政府债务状况分析 2021年以来由于交通运输、市政建设等方面的投入，浙江省政府债务继续增长，增幅较上年相差不大。全省仍以新增专项债券为主要债务增量，且严格执行限额管理，加之具有良好的产业及财力基础，区域政府债务风险整体可控。 近年来，浙江省政府性债务管理日益规范，政府债务以地方政府债券为增量形式，严格执行限额管理；或有债务持续得到较大力度的清理。截至2021年末，浙江省（不含宁波）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为14878.11亿元，较2020年末增长19.2%，与上年增幅相差不大；或有债务余额为417.4亿元，较2020年末减少18.3%；同期末浙江省（含宁波）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17426.77亿元，较2020年末增长19.0%，低于当年全省债务限额18033.35亿元（2021年新增债务限额2653.0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和专项债务余额分别占40.9%和59.1%，分别较2020年末增加500.53亿元和2284.61亿元，随着项目收益类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深化推行，浙江省年末专项债务占比进一步提高。 以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相对比，2021年末浙江省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不含宁波）是其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不含宁波）的2.28倍，位列全国36个省市（含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该指标升序排列第10位；浙江省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含宁波）是其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含宁波）的2.11倍。2021年末，浙江省一般债务（含宁波）余额与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含宁波）的比率为0.86，专项债务（含宁波）余额与当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含宁波）的比率为0.88，相关财政收入规模可对预算内债务形成覆盖。 截至2021年末，浙江省（含宁波）地方政府债务中政府债券（含财政部代发、自行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为17419.11亿元。2021年浙江省（含宁波）发行地方政府债券4235.78亿元，其中新增债券2611.00亿元、再融资债券1624.78亿元。新增债券是浙江省地方政府债务的主要增量，再融资债券均用于偿还到期地方政府债务本金。2021年全省新增债券中，交通运输、市政建设、保障性住房建设、科学教育文化事业、农林水利等其他社会事业是募集资金主要支出领域，占比分别为28.6%、28.8%、12.7%、19.9%和8.0%。2022年前三季度，浙江省（含宁波）发行地方政府债券3538亿元，9月末浙江省（含宁波）地方政府债券（含财政部代发、自行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余额为19756.79亿元。 （二）下辖各市债务状况分析 在浙江省内，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其政府债务负担相对较轻，现阶段衢州市和丽水市的债务压力相较而言最为突出。2021年，省内下辖市政府债务负担总体上升，温州市和丽水市的上升幅度相对明显。 从政府债务状况看，2021年末浙江省下辖各市规模排序较2020年一致，各市政府债务同比均有10%以上的增长，其中温州市的增长最为显著。2021年末，杭州市政府债务余额超过3000亿元，属规模第一；宁波市、温州市政府债务余额超过2000亿元，规模列于二、三位，其中温州市政府债务同比增幅为32.9%，增长最为明显；绍兴市、台州市、嘉兴市、金华市和湖州市政府债务超过1000亿元，列四至八位，该梯队中湖州市的政府债务增速相对较高，2021年为22.2%，嘉兴市政府债务近两年的增速均相对较低，2021年为12.8%，其余三地增速在15%-17%；丽水市和衢州市政府债务余额分别为831.92亿元和719.80亿元，分别增长23.6%和18.7%，两地政府债务仍有较快增长，但增速较上年均有所放缓，衢州市放缓幅度更为明显；舟山市2021年末政府债务余额为561.74亿元，增长12.2%，是当年规模及增幅最小的城市。从债务分布看[9]，2021年末各地市本级政府债务占比均在50%以下，其中舟山市本级债务占比相对最高，为48.60%，金华、绍兴、嘉兴和台州市本级债务占比相对较低，均不足20%；其余地区市本级债务占比在20%-30%。 2021年，浙江省下辖市政府债务负担总体上升，除政府债务增幅最小的舟山市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最大的湖州市外，其余城市年末政府债务余额与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率高于上年水平，其中温州市和丽水市的上升幅度相对最为明显。具体来看，丽水市、衢州市该比率仍最高，2021年分别为5.07和4.39；温州市、舟山市、台州市该比率较高，超过3.00；湖州市、绍兴市和金华市该比率处于2.00-2.50；嘉兴市、宁波市和杭州市该比率相对较低，2021年分别为1.95、1.48和1.41。 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对一般债务的覆盖情况来看，丽水市、衢州市、舟山市、台州市、湖州市和金华市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额不能对年末一般债务形成完全覆盖，其中丽水市该比率为0.40，处于最低水平，金华市该比率为0.95，接近100%。以政府性基金收入对专项债务的覆盖情况来看，舟山市、丽水市、台州市和温州市2021年政府性基金收入额不能对年末专项债务形成完全覆盖，其余城市该比率在100%以上，其中杭州市该比率超过200%，处于相对较高水平。舟山市该比率为0.53，为各市最低水平。 浙江省城投企业融资活跃度较高，近年来带息债务呈扩张趋势，省内下辖市中，目前湖州市和绍兴市的城投债务负担最为突出，2021年绍兴、嘉兴带息债务负担上升相对明显。债券是省内城投的主要融资渠道之一，浙江已成为城投债发行大省，但近期发行节奏出现调整，2021年全省城投债发行量仍实现大幅增长，而2022年前三季度同比缩量。总体看，杭州、绍兴、湖州、宁波等传统发债大市仍有较大的债券融资需求，嘉兴市债券发行持续扩量，增速近年间有所波动，但也已成为省内主要的发债城市。近期，衢州市平台发债力度明显加大，金华市有一定后发提速态势，舟山市和绍兴市债券发行节奏控制相对明显。 浙江省是全国范围内城投债发行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近年来在各省市发行规模降序排列中仅次于江苏、位于第二。2021年浙江省城投债发行量仍实现大幅增长，但2022年前三季度同比缩量。2021年全省城投债发行额同比增长41.6%至7712.22亿元，而2022年前三季度发行额为4569.60亿元，同比减少21.4%。 从浙江省下辖各市情况看，2021年各地城投债发行额均实现增长，其中舟山市和金华市发行额同比增幅较小，其余地区增幅均相对显著。具体来看，杭州市2021年城投债发行额同比增长36.5%至1550.00亿元，仍是当年发行额最高的城市，但发行额在上年高速增长后增幅同比收窄；同年绍兴市、湖州市和宁波市城投债发行额同样超过1000亿元，规模列二至四位，分别为1459.10亿元、1145.47亿元和1089.60亿元，同比增长71.2%、47.9%和39.5%，绍兴市的增幅较上年进一步扩大，湖州市发行额在上年高速增长后增幅有所收窄，宁波市发行额增速亦有所放缓；嘉兴市城投债发行额为957.30亿元，同比增长44.8%，增幅较上年有所扩大；其余城市发行额在400亿元以下，温州市、金华市和台州市2021年城投债发行额相近，分别为393.90亿元、384.30亿元和344.00亿元，其中温州市发行额连续三年快速增长，2021年增速为50.5%，虽较上年有所放缓，但仍处于较快水平，金华市和台州市增速分别为5.0%和19.0%，均低于上年，两地在省内下辖市中属于城投债发行额同比增幅相对较小的地区，其中台州市的缩量更为明显；舟山市、衢州市和丽水市2021年城投债发行额分别为189.10亿元、118.00亿元和81.45亿元，其中舟山市发行额增速为各市最低，2021年仅3.6%，丽水市增速在上年基础上小幅提升，2021年为14.8%，衢州市发行额在上年负增长后大幅回升，2021年增速至81.5%，增幅为全省最高。 2022年前三季度，浙江全省城投债发行额总体下降，除衢州市外，其余下辖市发行额的同比增速较上年同期出现明显弱化，期间内仅衢州、丽水、金华和嘉兴四地发行额同比增速为正，其余地区发行量同比减少，台州、温州、绍兴和舟山的发行额缩量较为明显。当期，杭州市城投债发行额同比减少11.2%至979.40亿元，仍列规模第一；嘉兴市发行额小幅增长2.7%至740.10亿元，规模排名上升至第二位；宁波市发行额同比减少9.0%至716.76亿元，降幅相对较小，规模排名较2021年上升一位至第三；湖州市和绍兴市发行额同比减少17.6%和55.0%，发行额分别为692.69亿元和524.05亿元，规模排名有所下降，绍兴市属降幅前三位，当期滨海新区平台发债量同比仍有增长，但柯桥区、上虞区、诸暨市平台发债量显著减少，市级平台发债量也有所弱化；金华市和衢州市城投债发行额实现上涨，同比增幅分别为15.5%和79.9%，发行额分别为337.70亿元和150.20亿元，分列规模六、七位，金华市城投债发行增量主要来自于市级及经开区平台，义乌市发债量同比减少，衢州市级及区县平台均贡献了一定的发债增量；温州市、台州市和舟山市发行量同比降幅超过四成，当期发行规模分别为146.30亿元、125.10亿元和85.70亿元，温州市级及中下游区县平台发债量有所减少，台州市级及县级市平台、舟山区县平台发债活跃度有所降低；丽水市城投债发行主体主要是市级和缙云县平台，2022年前三季度发行额同比增长20.4%至71.60亿元，增速为正但总规模仍相对有限。 从浙江省存续城投债情况来看，截至2022年9月末，浙江省城投平台债券余额合计1.88万亿元，较2021年末增长12.1%，在全国31个省市规模降序排名中居第二位，仅次于江苏省。其中，杭州市和绍兴市2022年9月末城投平台债券存量超过3000亿元，两者分别为3931.71亿元和3073.26亿元，合计占全省城投平台债券余额的37.27%；湖州市、宁波市和嘉兴市存量城投债规模也较大，2022年9月末分别为2743.09亿元、2675.51亿元和2319.39亿元，合计占全省城投平台债券余额的41.17%；其余城市存量城投债占比在7%以下，衢州市和丽水市存量城投债余额较小，同期末分别为377.52亿元和244.75亿元。 以存续期内城投债余额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相对比，湖州市和绍兴市城投债负担较重，上述两地2022年9月末城投债存续余额与当地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率分别为6.63和5.09；此外，嘉兴市和舟山市的该比率也较高，分别为3.44和3.04；金华市和衢州市该比率于当期升至2以上；其余城市该比率小于2，其中温州市该比率最低，为1.39。从变化情况看，2022年9月末浙江省下辖各市城投债负担总体较2021年9月末加重，舟山市和绍兴市城投债余额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率同比有所降低，其余城市呈现不同程度上升，衢州市该比率上升幅度最大，为80个百分点，丽水市、金华市和嘉兴市该比率上升幅度也较明显，为50个百分点左右。 从浙江省城投平台带息债务情况来看，浙江省城投平台2021年末带息债务合计4.60万亿元，在全国31个省市规模降序排名中居第二位，次于江苏省。2021年末浙江省城投平台带息债务是当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5.57倍，位列31个省市降序排列第11位。从下辖市看，浙江省城投平台带息债务主要分布于杭州市、绍兴市、宁波市、湖州市和嘉兴市，2021年末以上五市的城投平台带息债务占比分别为25.26%、15.10%、15.03%、11.63%和10.25%，其余城市占比在10%以下。湖州市和绍兴市的城投平台带息债务负担最突出，2021年末城投平台带息债务分别为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12.95倍和11.51倍，其中绍兴市该指标较2020年末上升135个百分点，是2021年城投带息债务负担上升最明显的城市；舟山市和嘉兴市的城投平台带息债务负担也较重，2021年末城投平台带息债务分别为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7.55倍和6.99倍，舟山市该指标较2020年基本保持稳定，嘉兴市该指标上升幅度较大，为89个百分点；温州、金华、杭州、台州四地该指标接近5倍，处于省内中游水平；衢州市和宁波市该指标分别为4.25倍和4.02倍，其中衢州市的债务增速较快，该指标较2020年末上升36个百分点，属省内该指标上升幅度第三的地区，而宁波市债务增速相对控制，该指标较2020年末小幅下降4个百分点；丽水市2021年末城投平台带息债务与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率为3.25，虽为全省最低水平，但也已积累一定的城投债务负担。 [1] 全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下同。
作者：新世纪评级公共融资部 张雪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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