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新企业进入逐渐成为了第三产业占比加速提升的主导力量。理论上，本文将商事制度改革引入Melitz模型，证明了市场准入办事门槛降低将促使更多新企业进入资本密集度较低的第三产业。实证上，本文验证了这一点。企业办证个数每减少1个，进入第三产业的企业占比增加约0.5个百分点;注册耗时和办证耗时的缩短也有类似的效果。进一步，本文发现商事制度改革的结构效应具有四个特征:一是主要影响消费性服务业;二是该影响主要存在于企业生命周期的最初1—3年;三是第三产业的新增企业规模相对变小;四是该效应随办事门槛降低而递减。本文的发现是稳健的，揭示了产业结构变迁具有企业进入的微观基础，而企业的持续成长，还需要深化商事制度改革。
一、引言
第三产业占比伴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上升是一个广泛存在的现象，中国的产业结构变迁亦不例外。在学理上，现有文献通常把影响产业结构变迁的因素分为两类:一是在非位似的偏好结构下由需求侧拉动的产业结构变迁，即恩格尔效应；二是基于生产率在不同部门的非平衡变化，由供给侧推动的产业结构变迁，即鲍莫尔效应。在此基础上，大量文献结合中国的宏观经济发展和制度特征，探究中国的产业结构变迁。整体而言，当前关注产业结构变迁的文献都是从就业比重或产出比重变化的宏观视角进行分析。宏观层面的产业结构变迁有着企业层面的微观基础，还需要从微观视角进一步探索。
二、理论模型
本部分从理论上探讨商事制度改革对新增企业产业结构的影响。以Melitz(2003)的理论模型为基准，本文假设不同的行业存在资本密集度的差异，在每个行业内部、企业之间也存在异质性。
(一)理论模型设定
1．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和需求
假设代表性的消费者在两种不同行业i的消费品上具有Cobb-Douglas型的效用函数:
在每个行业i内部，消费者对不同商品ω的偏好满足CES形式的效用函数，即在每个行业i上的消费指数Ci和价格指数Pi分别为：
其中，
2．企业生产
在生产环节，企业投入资本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资本品的价格为wk，劳动的价格为wl。若将劳动作为计价物，即wl=1，并将wk计为w，则w代表了资本与劳动的相对价格。假设企业具有Cobb-Douglas形式的生产函数，此时其成本函数可表示为：
其中，
其中，
假定企业抽取生产率需支付的成本为
均衡时有：
此为企业的自由进入条件。上述企业生产的零利润条件和自由进入条件共同决定了均衡时的
(二)均衡
1．产品市场局部均衡
产品市场均衡时，各个行业从事生产活动的在位企业数量Mi不变，且当期成功进入并进行生产的新企业数量
为使得本文的理论模型便于进行后续的均衡分析，假设企业进入市场前的生产率分布为帕累托分布，其中λ>σ-1：
求得局部均衡下的企业数量Mi满足：
三、实证模型与数据
（一）实证模型
由于第三产业相比于非第三产业而言具有更低的资本密集度①(郭凯明等，2020)，本文的推论意味着商事制度改革后市场准入办事门槛的降低将提升新进入企业中的三产企业数量占比。这是本文的核心假说，本文在接下来的部分将通过正规的实证分析来检验这一假说，并使用(14)式进行检验：
上式中i代表城市，t代表年份。Yit为在城市i年份t的新增企业中第三产业企业数量的占比。核心解释变量为市场准入的办事门槛(fbarrierit)。基于商事制度改革的实践，改革围绕企业开办所需办理的许可证推出了“三证合五证合一”等典型的“减证”措施，故本文主要以城市i在t年开办企业所需的“平均办证个数”(licenseit)来度量市场准入的办事门槛，反映这些措施带来的办事门槛变化。当然，更精简和更高效的办事流程都将为开办企业节省大量时间。因此，本文也将尝试从开办企业的“平均注册耗时”(time_registerit)和“平均办证耗时”(time_licenseit)两种不同的维度来度量市场准入的办事门槛。最后，实证模型中的δt为年份固定效应;γi为地区固定效应;X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当本文的理论假说成立时，本文关心的回归系数α1＜0。
(二)数据与变量
本文的数据来源有三个:一是数阈经济洞察平台的微观企业统计数据;二是全国实地调研数据，主要涉及调研问卷中的市场准入办事门槛数据和企业个体特征数据;三是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和各类年鉴的社会与经济特征数据。
控制变量方面，城市层面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省份层面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和各省的统计年鉴。参照现有文献的做法和发现，本文控制了影响产业结构变迁的一系列经济社会特征，包括人均实际GDP的对数(pergdp)、人力资本水平的对数(humcap)、政府规模的对数(gov)、国有经济比重(soe)、对外开放程度的对数(open)、城市化水平(urban)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对数(infra)。
(三)描述性统计
四、实证结果
(一)基准回归
结果表明，商事制度改革对于非三产企业的进入率基本没有影响，但显著促进了更多新企业进入第三产业，每减少一个许可证将使得三产企业的进入率提升约0.3个百分点。这表明商事制度改革是通过促进更多新企业进入三产，而非阻碍企业进入其他产业，从而提升了进入三产的企业占比。
(二)稳健性检验
五、进一步讨论
随着商事制度改革持续推进、办事门槛不断降低，改革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会呈现哪些典型特征呢?基于对理论模型的进一步讨论和商事制度改革的制度特点，本部分将从四个方面展开讨论。
(一)商事制度改革在第三产业内部的影响具有差异性
本文的理论模型表明，商事制度改革在资本密集度不同的行业间存在异质性的影响，而资本密集度的差异在第三产业内部的细分行业之间也存在，因此商事制度改革的影响在第三产业内部也应存在细分行业之间的差异性。结果显示，从系数显著性看，平均办证个数减少对于批发与零售，以及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企业进入具有最显著的促进作用。
(二)商事制度改革在企业生命周期中的影响具有短期性
本文的基本结论表明，商事制度改革在企业成立当年会通过企业进入对产业结构变迁产生明显的影响。在此之后，改革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是否具有持续性还有赖于企业的成长和生存。由于现阶段的商事制度改革主要针对准入环节的制度变化，改革在企业生命周期中的影响可能持续性不强。为讨论这一问题，本文考察市场准入的办事门槛如何影响企业进入市场后的年龄分布变化。
(三)商事制度改革后第三产业的新增企业规模相对变小
进一步讨论可以证明，市场准入的办事门槛下降对新增企业规模的影响同样存在行业异质性，均衡时劳动密集型行业相对于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企业平均规模将变小。
(四)商事制度改革促进企业进入第三产业的效应边际递减
在基准回归中，本文关注了改革带来的平均影响。随着改革不断深化，市场准入的办事门槛越来越低，改革的空间也越来越小，此时同等程度的准入门槛下降可能会呈现出不同的影响。为探索这一可能性，本文将根据调研问卷中企业的“办证个数”“注册耗时”等问题对应的选项直接构造虚拟变量。
六、影响机制
本文的理论模型表明，商事制度改革的结构效应源于不同行业存在资本密集度的差异，这一差异将导致改革对不同行业的企业进入产生异质性的影响。通过对理论模型的进一步分析可以证明，①市场准入的办事门槛下降将提高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企业进入率;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企业进入率变化可能呈现两种情形:一是减小，二是以小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进入率的幅度增加。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形，在市场准入的办事门槛下降、经济体逐渐调整向新均衡的过程中，都应观察到改革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企业进入率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本文从实证上验证了商事制度改革对企业进入的促进作用在资本密集度较低的行业中更为明显。
七、结论性评述
2012年以来，我国新进入第三产业的企业数量大幅增加，新企业进入逐渐成为推动第三产业占比加速提升的主导力量。基于此，本文考察新增企业在2012年后选择进入第三产业背后的原因，为近年来中国产业结构变迁、第三产业占比持续提升的现象提供一个来自微观层面的解释。
（一） 研究结论
1、理论上，本文尝试把商事制度改革引入Melitz(2003)的模型，提出了一个理论假说，商事制度改革降低了市场准入的办事门槛后，企业面临更低的准入成本，这将促进更多新企业进入第三产业。
直接效应上，资本密集度较低的第三产业具有相对较低的固定成本，同等程度的准入成本下降将导致第三产业的总成本下降更快，对企业进入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间接效应上，以劳动要素为主要投入品的准入成本下降将提高均衡时资本相对于劳动的价格，这使得行业固定成本上升，且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固定成本上升更快，抵消了部分准入成本下降对企业进入的促进作用。商事制度改革通过上述两种效应促进更多新企业进入资本密集度较低的第三产业，从而提升了新增企业中的第三产业企业占比。
2、实证上，基于两年的全国实地调研，本文以开办企业的办证个数、办证时长、注册时长等指标度量市场准入的办事门槛。研究发现，与本文的理论假说一致，降低市场准入的办事门槛将提高进入第三产业的企业占比。平均而言，办证个数每减少1个，进入第三产业的企业占比将增加0.5个百分点;从其他度量维度看，办证时长和注册时长的缩短也具有类似的效果，这一核心发现始终是稳健的。
本文还发现，商事制度改革的结构效应具有四个典型特征:
一是改革的影响在第三产业内部存在差异性，改革主要促进了企业进入行业门槛较低的消费性服务业;
二是改革的影响是不可持续的，影响主要存在于企业生命周期的最初1—3年;
三是改革后新增企业的规模变化同样具有异质性，办事门槛下降后新进入第三产业的企业规模相对变小;
四是改革的影响是递减的，在初始准入办事门槛已经足够低的情形下，继续降低门槛将不再对新增企业的产业结构产生明显的影响，即影响大小随办事门槛降低而下降。最后，本文也在实证上证明了商事制度改革主要促进企业进入了资本密集度较低的行业，验证了本文的理论机制。
（二）研究意义
1、当前降低市场准入办事门槛的普惠型改革措施对企业进入的影响存在行业异质性，更有利于第三产业，尤其是消费性服务业的发展。同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也提出了“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构建优质高效、结构优化、竞争力强的服务产业新体系”等新的要求，接下来的改革也可根据行业特征探索针对不同行业的措施，推动更高质量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2、从改革影响的短期性和新增企业规模较小的特征可以看出，企业在进入市场后的长期成长和生存已成为当前更关键的问题。进一步结合调研过程中市场主体的反馈来看，近年来市场竞争激烈、劳动力成本高、融资难等问题已超过开办企业和办理许可证带来的困难，因此下一阶段深化改革的重点应逐步转向关注新市场主体的成长和生存，并推动涉及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营商环境优化。
(三）研究不足及展望
1、数据量有限。研究的观测期较短，难以获得更直观的指标度量改革后企业的长期成长和生存。
2、数据缺失。缺乏创业者自身特征的数据，未能从创业者的角度考察商事制度改革对其行业选择的影响。
3、忽略资源配置效率变化。在商事制度改革推动的结构变迁中，资源配置效率的变化未能充分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