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微观制度的特点和优点是可以做田野在场调查，而且只有通过田野在场调查，才能感受和体验微观制度的精妙之处。本号将陆续发布微观制度调查报告。
从国家治理上看，宏观制度最终要落地到具体的社会空间中，与既有的微观社会发生互动、碰撞乃至融合。要理解微观社会制度，就必须进入田野现场，建立“田野感受”。今年暑假我带着“感受田野”的想法，前往西藏自治区山南市琼结县开展社队制的调查。
出发之前，我已阅读了不少资料，对社队制有了一些案头层面的了解。但了解不等于理解，知道不等于感受。文献读得越多，脑海中的困惑就愈发清晰：制度研究应当从何处入手，才能穿透文本的表层抵达运行的实质？这一问题如果仅靠阅读档案和文献是无法得到解答的，因为当我们只用文献研究制度时，实际上是在用结果的静态切片替代过程的动态流变，用规范的单向传达遮蔽实践的复杂博弈。如果我们仅仅把制度当作摆在那里的既成框架来审视，便只能看到它的外部轮廓，而无法进入它内部的生命过程。制度之为制度，不在于它被书写在纸上，而在于它被卷入人的实践活动中，成为组织、支配和协调人们行动的现实力量。换言之，制度的真正载体不是文本，而是行为。正是行为，在制度的应然与实然之间架起了可观测的经验通道，也在宏观的体制架构与微观的日常生活之间建立了实质性的连接。要理解一种制度如何运转、何以持续、又为何终结，就必须从“行为”入手，把制度放回到它曾经规范过的具体行为方式中去考察。带着这一认识，我走进了西藏强吉村的田野，开启了我的调查。
一、社员：社队制人群的行为基点
社队制下，每个人都有一个平等的身份：社员。这句话在文献上读起来轻飘飘的，但放在西藏的语境下，分量重得惊人。在1959年民主改革之前，强吉村这片土地上的人还被称作“差巴”“堆穷”“朗生”。这是将人分为三六九等的身份体系。差巴是指支差的人，是高等级农奴，一般占有一定数量的差地，可以独立经营家庭生产；堆穷是“小户”，是丧失了部分差地，靠租种他人土地或打短工为生的农奴；朗生是庄园主的家奴，没有土地，没有人身自由。农奴家庭的孩子，一出生就会被贴上农奴的标签，这个标签决定了他无法自由支配自己的身体，也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
民主改革之后，标签撕掉了。庄园的农奴几千年来第一次实现了身份的转变，真正成为具有完整人格权利的国家属民。1965年人民公社体制确立后，在国家属民的基础上，农奴们再次完成了身份的转变，成为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我在强吉村访谈时，试着让被访老人描述这种身份转变的感受，他们说得最多的词就是“翻身了”“解放了”。一位叫曲达的老人告诉我说：“在旧社会，不管是在庄园内还是在庄园外，农奴见到领主都要弯腰低头、吐舌头、不能直视，恭敬的让主人先行，也不能在领主面前大声说话，否则就要受罚。但是现在这些都已经不存在了。”他说话的语气很平静，但我听得心里发紧。一个人要花多大的力气，才能把几十年的屈辱感从身体里一点点剜去？
强钦庄园内部朗生的居所
身份的转变，随之而来的是权力的赋予。在庄园时代，农奴没有选择的余地，更没有被选择的资格。而在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长是由全体社员大会选举产生的。只要“成分好、劳动好、农业生产经验丰富、懂得同群众商量、办事公道”，都可以被选为生产队的干部。据曲达老人回忆：“队长是我们自己选的，谁办事公道、能带头干活，就选谁。”选举权力的获得，不仅使得昔日的农奴从被统治的客体转变成参与治理的主体，而且在制度层面重塑了个体与国家的关系。
在连续的调查中，我逐渐意识到：从“农奴”到“社员”，不仅仅是身份的改变，更意味着行为逻辑的根本置换。社队制度塑造了平等的社员身份，同时也再造了社员间平等的社会关系，由此改变了每一个人的行为方式。
二、工分：凭工记酬的分配行为
工分是社队制最核心的制度要素之一，“挣工分”是社员最普遍的日常行为。工分是什么？简单说，就是社员参加集体劳动后获得的劳动报酬计量单位。年底分红、分粮，全看这一年挣了多少工分。工分多，分得多；工分少，分得少。所谓“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这套制度看上去并不复杂，但真正走进田野去了解它的运作细节，才发现里面藏着不少门道。
首先是“底分”的评定。生产队会根据每个社员的年龄、性别、体力状况与劳动态度，评出一个基础分数，这就叫“底分”。全劳力一天10分，半劳力（比如老人、未成年子女）5到6分。这个评定不是随意的，要经过社员大会讨论，大家认可了才算数。我在强吉村访谈时，听老人们说起当年评底分的事——谁家孩子满了16岁，就可以参加评底分，从“半个工分”变成“一个工分”。距离强吉村不远的琼结县加麻区解放乡，社员嘎珍12岁就开始参加劳动，但因为未满16岁，只能记半个工分。直到有一天生产队长看她抓旗杆抓得认真，破例给她记了一个整工分。那是生产队历史上第一次给未满16岁的孩子记整工分。在那个年代，一个人记整工分就意味着被集体承认了劳动能力。
人民公社时期措杰村的社员劳动手册
有了底分，接下来就是每天的“评工记分”。社员出工后，记工员会根据当天的劳动表现来记分。干得好记满分，干得不好扣分。西藏不少地区是牧区，劳动项目多、季节性强，计分格外精细。比如那曲地区的嘎措人民公社，放牧600到700只母绵羊，如果膘肥体壮，每只羊记0.0175个工分；产羔季节，一等羊羔每只记5.5个工分，二等记4.5个工分，三等记3.5个工分。放牧母牦牛，每头记0.12个工分；一等牛犊每头记11.3个工分。强吉村属于农区，实行的是“底分制”，以死分活评的方式计算。底分定下来之后，每天根据实际出工和劳动质量浮动。访谈的平措罗布老人当时主要负责放牧，他说：“放牧放的越远，工分越高，因为平时也没有人会放到那边去，那里草好。”
年底是工分发挥最大作用的时候。生产队把全年总工分算出来，再根据集体可分配收入算出“工分值”（指每一工分折合的现金或实物量）。然后按每户的工分总额把青稞、小麦、牛羊肉等分给每户家庭，工分多的家庭甚至还可以分到现金。年底算工分是村里最热闹的时候。
在我看来，工分不仅仅是一种分配的工具，更是将抽象的制度安排转化为日常行为的载体。它把“按劳分配”的宏观原则，拆解为评工、计分、结算等一系列可操作、可监督的微观环节，让每一个社员都能在自己的工分簿上看到劳动与回报之间的直接关联。更为重要的是，工分制彻底改变了农奴的行为惯性，把“被动支差”置换为“主动挣分”，使劳动第一次成为有明确目标的集体行为。社队制通过工分进入了人的日常，也通过工分改变了人们对劳动的理解。
三、出工：集体参与的劳动行为
在了解强吉村历史的时候，我重点就土地耕作问题进行了调查。在庄园时代，庄园内的所有土地皆为领主占有，农奴要租种土地就必须承担繁重的差役和高额的地租。而在人民公社时期，西藏的土地实行集体所有制，由生产队统一经营。强吉村当时隶属于强吉公社，在原自然村的基础上划分出三个生产队，分别为措当生产队（一队）、强钦生产队（二队）、索南康桑生产队（三队），三个生产队都有各自所属的耕地。土地的权属变了，种地的方式也跟着变了。几十亩集体地摆在面前，一个人种不了，一户人也种不了，只能一起种。于是“出工”就成了每一天的开头。
虽然那段历史已过去四十多年，但与几位老人的交流，彷佛又将我带回了那段岁月。凌晨，生产队长会在村口敲钟或吹哨，催促大家集合。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早晨传得很远。钟哨声一响，整个村子就从沉睡中醒过来了。先是门栓拉动的吱呀声，接着是土路上陆续响起的脚步声。住在村东的人走出来，住在村西的人也走出来，扛着锄头、背着筐，三三两两打着哈欠往打麦场汇集。人到齐之后，生产队长会根据农时和地块安排当天的任务，春耕、夏锄、秋收、冬备，各有各的干法。分配完农活，人群便散开，走向各自的地块。在干活的间隙，生产队长会组织大家休息。一般会休息两次，直到干完上午的农活。下午的劳动程序与上午一样。一天的劳动结束后就收工，在晚上会再次集合记录当天的劳动工分。
人民公社时期措杰村的记分表
这就是出工，一种与庄园时代完全不同的劳动组织方式。但让我真正产生触动的，不是出工的流程本身，而是一个我在访谈中反复观察到的小细节。几位老人在讲述出工经历时，反复提到“一起”这个词。“当年的地都是集体的，大家一起干活”。在被问及庄园时代有没有这种“一起”的感觉时，他们普遍摇头，说那时候虽然同在一个庄园，但各过各的日子，各干各的活，彼此之间的往来并不多。集体出工把人们从封闭的小世界里拉了出来，让他们在同一片土地上播种，在同一片土地上锄草，也在同一片土地上收获。这种共同的身体经历，不是哪条政策条文能规定的，但它实实在在地改变着人和人之间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从“各过各的”到“一起干活”，这个过程不是在文件里完成的，而是在每一个出工的日子里，在几十把锄头同时落地的声音里，一寸一寸地发生的。
同时，出工还改变了人们对时间的感受。传统小农经济的特点是单家独户从事生产，何时下地，何时收工，由个人掌握。但出工不一样，生产队长的哨声就是劳动开始与结束的信号。几十个人按同一个时间集合、同一个时间下地、同一个时间休息、同一个时间收工。这种同步化的生活节奏，不仅是行为上的统一，更是一种心理层面的认同。
强吉村的农田
如今站在强吉村的田梗上已找不出当年集体出工的痕迹，土地也重新划归各家各户。但那些被同一套时间节奏校准过的身体记忆，并没有完全消失。它们藏在了老人们的讲述里，藏在了“一起”这个词的温度里。制度会变，土地会重新划分，但行为留下的印记，远比制度本身更持久。
四、开会：公共组织的政治行为
在调查过程中，我从老人的口中得知，生产队的时候开会是很多的。“生产队开会的时候每家要出1—2个人到指定的地方参加会议，开会时间一般都是安排在晚上七点或者八点左右，要是谁家没去人开会就会被罚扣工分。”这引起了我的调查兴趣。通过调查，我进一步了解到社员比较关心的，几乎人人都参加的会议有两次。
一次是年初的评工分大会。评工分大会的会场一般设在打麦场上。生产队长坐在前面，手里拿着名单，一个一个念名字。被念到的人先自己报，说自己该得多少分，然后大家评议。评的依据主要是性别、年龄、体力、劳动态度和农活技术。由于跟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有关，会上就有人特别是评分低的人提出不服，说给自己评低了。这个时候，有人也会站出来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样一番吵吵闹闹，讨价还价，最后由生产队长适当作些调整，只要多数人没意见，每个人的工分也就定下来了。
还有一次，就是年底的分红大会。分红大会一般在春节前十几天召开。生产队会计当场公布每户人家全年的收入和支出明细，收入大于支出的是进账户，反之就是超支户。进账户当场拿到钱，可以开开心心准备年货，超支户则要留下来排出还钱的计划。
作者访谈平措罗布老人（左）
除了评工分大会与分红大会之外，在平时生产队也会结合当年当月的形势，组织社员开学习会，学习有关文件、上级通知、“两报一刊”的社论等。还有一类会，规模小一些，但更频繁，比如队委会议、生产骨干会议。这类会议不需要全体社员参加，主要是几个生产干部碰头，商量近期的生产安排。春耕前要定种子，夏收前要排收割顺序，秋收后要安排打场。这些事不能等到社员大会上再议，得提前在小范围内定下来。
从学理角度看，生产队内的各种会议，实际上构建了一种基层公共领域。它并不以宏大的政治宣言为标志，而以具体的事务为纽带，将抽象的社队制度转化为社员可触碰、可参与、可监督的微观实践。在这些会议中，国家意志与个体利益找到了一个相互融合的接口：一方面，会议学习传递了宏观政治信号，使国家在场；另一方面，评工分、分红大会又保留了充分的弹性空间，让社员可以通过协商去调节制度执行中的张力。正是这种弹性的存在，使得社队制不是机械地自上而下推行，而是被赋予了在地化的生命力。同时，开会还塑造了一种新型的公共人格。当一个人被要求对自己的劳动作出评价、对集体的分配发表意见时，他就从单纯的劳动力提供者转变为对集体事务负有责任的成员。
五、调研收获
此次为期一个多月的田野调查，让我对西藏的社队制有了新的看法，也让我对微观社会制度、如何做田野调查有了新的认识。以下三点，是我在这次调研中最为深刻的收获。
一是西藏的社队制不仅是一种管理组织形式，也是对社会关系的重组和再造。出发之前，我在文献中经常读到“社队制是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基层组织形式”，对这句话也是深信不疑的。但走进强吉村之后，我逐渐认识到：社队制不仅是一套自上而下的管理架构，也是一套自下而上重塑人与人之间联结方式的社会安排。庄园时代的社会关系是垂直的——领主在上、农奴在下，领主与农奴之间还有着精细到近乎残酷的等级阶梯，人与人之间被身份壁垒切割成孤岛。而社队制以“社员”这一平等身份为起点，以集体劳动为日常纽带，以社员大会为公共议事空间，将曾经彼此隔绝、彼此防范的人重新编织进一张横向的社会网络之中。这种重组不是靠强制推行的，而是在集体中通过协商与认可来实现的。社队制不只是宏观体制在基层的延伸，更是一场以微观制度为载体的社会重建实验。
二是在微观社会制度当中，行为不仅是制度的“表现”，更是制度的“本体”。初入强吉村时，我习惯性地将社队制理解为一套严密设计的规则体系，仿佛制度是“预设”的，行为只是对它的“执行”。但通过此次调查，我的认识发生了转变：工分制之所以有效，并不在于评分标准写得多么周全，而在于每一天的记工、每一次的评议会、每一笔年底的结算，这些重复发生的具体行为赋予了制度以真实的活力。换句话说，制度在文本层面是“未完成”的，它必须经由行为的填充才能获得生命力；而行为也不是制度的被动产物，它在每一刻的实践中都在调整、修补、乃至改写制度。当我理解了这一点，便不再将制度视为悬浮于生活之上的抽象架构，而是把它看作扎根于日常行为之中、与人的身体和节奏融为一体的有机存在。想理解一种制度，就去观察它规范下的那些行为；想判断一种制度是否真的“存在”，就去看看那些行为是否还在发生。
三是田野调查的真正价值不在于“收集资料”，而在于让研究者被经验“校正”。这种校正不是知识增量的叠加，而是认知范式的松动。文献阅读让我习惯了把制度视为一个“对象”来观察，带着问题清单去访谈时，我潜意识里只想要能嵌入既有框架的答案。但在具体的调研过程中，常常会发现得不到我预想中的“最佳结果”。经过此次调查，我才逐渐意识到：我们头脑中的制度是理想的，但真实的制度往往是泥泞的、含混的、充满褶皱的。而田野的价值，正在于让这些褶皱充分暴露出来，把我们的认知从光滑的平面拽进凹凸的地形里。所以在返程的时候，我删掉了访谈资料里好几个言之凿凿的论断，因为我终于知道，真正的理解始于承认自己原来不懂。
END
（本文是作者于2026年7月-8月在西藏调研的报告，经作者审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