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计发月数

退休这件事，我盼了三十年。年轻的时候盼退休，是想歇歇；中年的时候盼退休，是觉得熬到头了；可真到了六十岁，退休办下来了，我反而有点懵，像年轻时第一次喝白酒，一口下去，才知道什么叫后劲。

那天我去社保局办手续。管我们这摊事儿的机构，三十年间换了四个名字：先是工会，再是劳资科，再是社保中心，现在叫"经办机构"。名字越换越文雅，人也越换越年轻。给我办手续的是个小姑娘，戴着眼镜，头发扎得一丝不苟，像刚出校门的学生。她递给我一张表，说：

"王师傅，您的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是二十万零三百六十七块八毛二，计发月数139，个人账户养老金1439块，加上基础养老金，合计每月2100块。"

我说："2100？"

她说："2100。"

我说："够吃饭。"

她说："够。"

我说："不够抽烟。"

她没接话，只是把表推过来，让我签字。我签了，又问了她一个憋了很久的问题：

"姑娘，这个139，是个什么意思？"

她推了推眼镜，很耐心地说："计发月数，就是按您这个年龄退休，平均还能领多少个月的养老金。国家统一规定的。"

我说："就是说，我还能活139个月？"

她说："您可以这么理解。"

我说："那我要是活过了139个月呢？"

她说："国家继续给您发，一直发到终老。"

我说："那我要是活不到139个月呢？"

她说："那您个人账户里剩下的钱，并入统筹基金，给别的退休人员用了。"

我"哦"了一声，把笔还给她，走出社保局的大门。门外阳光很好，照在铁西的老街道上。卖菜的小贩在吆喝，卖糖葫芦的推着车慢悠悠地走，一个老太太牵着孙子，孙子手里举着一根烤肠，吃得满嘴是油。我在台阶上站了很久，把这事儿想明白了：

原来国家把我这一辈子，折算成了一本账。我在厂里干了三十年，像一头牛一样耕地，现在牛老了，国家说：你还能再活十一年半。这十一年半里，每月给你2100，买断你剩下的人生。要是你活得比这长，算你赚了；要是你活得比这短，算你捐了。

我回家把这番话讲给我老婆听。我老婆说："你个老东西，算这么清楚干什么？人这一辈子，难得糊涂。"

我说："糊涂？我在厂里的时候，每月工资明细都贴在布告栏上，谁多谁少，一目了然，我年年月月看，早就把算术练出来了。我这一辈子最大的学问，就是研究自己为什么穷。"

其实我还没告诉她最要紧的一层：139个月，是十一年半。我今年六十，也就是说，在国家的账本上，我活到七十一岁半，就该把账结清了。七十一岁半以后还活着，那是占国家的便宜，国家不跟你计较，照发不误，这是宽厚；要是死在那之前，剩下那点钱就算捐了，这也是宽厚。你看，连生死都给你安排得明明白白——这叫制度的体贴。它体贴得你都不好意思抱怨。

我有个习惯，碰上不明白的事，就查资料。我翻了半天，才知道这个139是有讲究的：它是根据人均寿命、银行利率、退休年龄，用一套精算公式算出来的。我算了算，这套公式的意思是说：国家用一把看不见的尺子，量了量我剩下的命。尺子是国家的，命是我的，可量出来的数，两边都认。这大概就是现代生活的美妙之处——连命都可以用标准件来衡量，而且全国统一，童叟无欺。

二、工人有力量

我1980年进厂。那会儿我刚从农村回来，插队五年，把人生最好的年月撂在了山沟里，回来分配到东方红机械厂，当钳工。

记得报到那天，车间主任拍着我的肩膀说："小王，好好干，咱们工人有力量！"那时候我是真信。我们厂造的是国家需要的东西，我们每拧一颗螺丝，都是在给四个现代化添砖加瓦。我那时候觉得，我这辈子就交给这个厂了，就像一颗螺丝钉拧进机器里，拧得紧紧的，再也不会松。

那几年是厂里最好的日子。车间里机器轰鸣，火花四溅，我们汗流浃背，但心里是热的。每月发工资那天，布告栏前围满了人，谁涨了一级工资，大家羡慕半天。厂里还办夜校，办食堂，办澡堂，办托儿所，办电影院，办运动会。你说厂子是个工厂，我说厂子是个王国，我们就是这个王国里的臣民，心甘情愿，忠心耿耿。

我进厂那年，厂里老工人跟我说过一句话："小王，好好干，厂子就是你的家。"我信了。我把厂子当成了家，把车间当成了客厅，把车床当成了家具。我那时候做梦都想不到，二十年后，这个"家"会把我扫地出门，临走还让我自己签一份卖身契，上面写着"自愿"两个字。

要说我们厂当年的好日子，还得提一嘴东北。那时候东北是全国的老大哥，沈阳是共和国的长子，铁西区是长子的心脏。我们厂对面就是高压线铁塔，一排排立到天边，像一群巨人手拉手站着。每天早晨，上班的自行车洪流从胡同里涌出来，车铃响成一片，叮叮当当，像一支没调好音的乐队。我们骑车穿过这片铃声，进厂，换工装，打开车床，开始一天的劳动。劳动，多好的词儿啊，我们那时候真的觉得，劳动最光荣。

光荣了十几年，风向就变了。

先是说企业要搞承包，再是说厂长要负责制，再是股份制改造，再是"减员增效"。每一个词儿从文件上走下来的时候，都带着一股子喜气，像报喜似的。可报喜报着报着，车间里人就少了。先是年轻的走了，说去南方；再是技术好的走了，说去合资厂；最后连看门的师傅都走了，说回家种地。我们这些走不了的，就在车间里耗着，等文件，等改革，等一个说法。

三、买断工龄

1997年，说法来了。

厂里开大会，说企业要改制，要"减员增效"，鼓励职工买断工龄。什么叫买断工龄？我那时候不懂，现在懂了：就是你跟厂子之间那笔账，厂子算了算，觉得你的工龄还值几个钱，愿意出钱买回去。就像你养了二十年的一头驴，现在有人出价，要把驴买走。可问题在于，这驴是你自己。

当时的算法是：工龄一年算一千块。我十七年工龄，算一万七，加上各种补贴，一共三万八。三万八，那年在铁西，能买一套小房子。

车间里有人哭，有人骂，有人把合同摔在桌上，说打死也不签。我站在人群里，看着那三万八的合同，心里想：我一辈子就值三万八？可转念又想：不签又能怎样？厂里已经三个月没发工资了，家里的米缸还空着半截。我咬了咬牙，签了。

签完字，车间主任——还是当年拍我肩膀那个，不过头发白了一半——拍拍我的肩膀，说了句跟十七年前一模一样的话："王二，你自由了。"

我回家跟我老婆说："我自由了。"

我老婆问："啥意思？"

我说："就是以后没人管饭了。"

我老婆哭了。

后来我才知道，买断工龄这个事儿，全国都这么干，只不过名字不一样：有的地方叫"置换身份"，有的地方叫"协议解除劳动合同"，有的地方叫"一次性安置"。不管叫什么，本质都一样：你给厂里干了一辈子，厂里给你一笔钱，让你走。这笔钱买走的不是工龄，是你的后半辈子。

我拿了那三万八，没敢乱花，存进了银行。后来厂子改制，改来改去，最后破产了。厂区的地皮卖给了开发商，盖了个小区，叫"东方红家园"。我每次路过那儿，都看见楼顶上立着几个大字："东方红家园，尊贵生活从此开始。"我心里就想：尊贵？我们当年在车间里流汗的时候，怎么没人提这俩字？

铁水变成了水泥，工人变成了业主，机器变成了回忆。我们厂那些年，到底生产了什么？造过机器，造过零件，造过奖状，造过劳模，最后，还造出了一批"买断工龄"的老工人，和一片"尊贵生活从此开始"的小区。我有时候想，要是当年厂里那台老车床有灵性，看见自己躺过三十年的车间变成了售楼处，不知道它会怎么想。大概会跟我一样，什么也不想，因为想了也没用。

四、市里来了人

1997年签了字，按说事就完了。可厂子要"彻底改制"——破产清算、资产处置、人员分流——这摊事归市里一个工作组管。工作组是市里派来的，组长是个副秘书长，姓马，戴副金丝眼镜，说话滴水不漏，每句话都像从文件里抄出来的，连标点都对得整整齐齐。我们背地里叫他"马文件"。

那年冬天，厂俱乐部开了一次"职工代表大会"。说是代表大会，其实是全体职工都来了——俱乐部坐不下，走廊里、楼梯上都站满了人。暖气早停了，哈出来的气是白的，浮在半空，像下了一场小雪。台上一张长桌，铺着绿呢子，马副秘书长坐中间，左右是几个市里来的年轻干部和我们厂的几任老领导。老领导们都低着头，像被点了穴。

马副秘书长念文件，念了四十分钟，大意是：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脱困的总体部署，东方红机械厂将依法实施破产清算……下面是安置方案，买断工龄、自谋职业、协议解除……每一条我都听得懂，因为每一条都关系到我那三万八。

念完，马副秘书长摘下眼镜擦了擦，说："下面请职工同志们提意见。"

这一请，会场就炸了。

老赵先站起来，问："马秘书长，我问你一句，咱厂的厂房设备，卖了多少钱？"

马副秘书长说："资产评估正在依法进行……"

老赵说："我不要依法，我要个数。"

马副秘书长说："这个问题，超出了今天会议的范畴。"

老赵说："那什么没超出？是不是等卖完了，告诉我们一声，就算没超出？"

底下就有人喊："对！卖完了告诉我们一声！"又有人喊："我们也是股东！"——这话不对，我们不是股东，我们是主人翁。主人翁比股东还大，可主人翁说话，没人听。

人堆里站起一个来，是隔壁车间的刘三。刘三平时闷嘴葫芦一个，那天却说了很长一段。他说他连襟在南边一个城市的铁合金厂，去年也改制了。

刘三说："那个厂，比咱们大，资产评估八千多万。卖给谁了？一个私人老板。卖了多少？不到四千万。半价砍，砍完还分期，说三年付清。三年后那老板还在不在都不知道。"

底下有人问："评估报告呢？拿出来让咱们看看。"

刘三说："评估报告？商业机密。那个厂的老工人自己都不知道，等人家来搬设备了，才知道厂子卖了。搬设备那天老工人拦着不让走，派出所来了三辆车，说是'依法执行'。搬的是设备，走的是财产，可拦着的人倒成了违法的。"

刘三又说："我连襟说了一句话，我记到现在。他说：'我在厂里干了二十六年，最后连厂子卖了多少钱都不知道。我不心疼那几个钱，我心疼的是，这厂子是我干了一辈子的地方，卖它的时候没人跟我说一声，就像卖掉一把旧椅子。'"

这话一出，底下嗡嗡的。有人骂，有人叹气，也有人不信——八千万的东西卖四千万？哪有这么办事的？可不信归不信，谁也拿不出反证来，因为账本不在我们手里。账本从来不在我们手里。

马副秘书长坐在台上，眼镜擦了一遍又一遍，嘴张了两回，没说上话来。倒不是他不会说，是这种事没法接——你要说"不知道"，等于承认市里没管好；你要说"知道"，就得给个数，给了数，底下就得闹。所以最聪明的办法就是不说。不说，不等于没发生，只是把发生的速度调慢了一点，慢到等你想追问的时候，厂子已经拆完了。

又有个工人站起来，姓陈，三班的老炉前工，大伙儿叫他老陈。老陈说："不光铁合金厂，油田那边也闹。我表弟在北边一个油田，去年也'买断'了。"

老陈说："油田那边的买断，算得更绝。按工龄买，一年给多少？不是按你的实际工资算，按一个最低标准算。我表弟干了二十八年，到手八万不到。八万块，二十八年的青春——折下来一年不到三千块。三千块，那时候在油田，不够买两吨柴油。"

有人喊："凭啥不按工资算？"

老陈说："说是统一标准，公平。可你品品：同一个油田，有人留下来了，有人买断了。留下来的照常拿工资、分房子、看病报销；买断的，啥也没了。同一个厂子出来的，干了同样多的年头，一个还是'油田职工'，一个变成'灵活就业'。身份变了，利益也跟着变——昨天还分着福利房、拿着报销单，今天就只剩下八万块和一个'灵活'的名头。这落差有多大？好比两个人坐同一趟车，到站了，一个下车进了候车室，有暖气有沙发；另一个被踢到站外头，站在风里，手里攥着一张退票，退票上还印着两个字：'自愿'。"

老陈越说越激动："最可气的是什么？我表弟说，买断前领导开大会，说'油田是咱们工人的家，井是咱们的命脉'。可买断那天，同一个领导签字，签完了说：'感谢你们为油田做出的贡献。'贡献！在厂里的时候叫主人翁，走了叫贡献。主人翁是不拿报酬的，贡献完了还得说声谢谢。我表弟跟我说：'哥，我不要他谢，我要他把我的身份还给我。'可身份这东西，一旦给了别人，就像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

底下有人问老陈："油田工人服气？"

老陈说："服气？油田那边也闹了，好几千人堵着矿区大门口。可说法这东西，得有人给才算数。给说法的人，就是造说法的人——你指望他自己推翻自己？"

礼堂里就静了一瞬。那种静，不是认了，是没辙了。一礼堂的人忽然都明白过来：咱们不是头一个。南边的厂子改了，北边的油田改了，全国都在改。改的法子都差不多——资产先处置，工人后通知；评估报告先封存，买断合同先摆好。流程永远是对的，错的是你没赶上好时候。资产是厂子的，厂子是国家的，国家说卖就卖，卖了多少，卖给谁，那是国家的家事，轮不到工人插嘴。工人能插嘴的，只有签不签字、拿不拿钱。

可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不签的人，连那三万八都没有。

一个老师傅，姓曹，我们叫他曹师傅，八级焊工，手上也全是茧。他站起来问得更直接："马秘书长，我就问一句，这厂子是我们干黄的，还是你们给卖黄的？"

这话问到根子上了。马副秘书长张了张嘴，没答上来。他擦了擦眼镜，说："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研究研究。"

我们最怕的就是"研究研究"。研究研究，就是没下文；研究研究，就是这事跟你没关系了。

底下越问越凶，有人拍桌子，有人喊"把账本拿出来"。马副秘书长坐不住了，跟旁边的人耳语了几句，然后站起来说："同志们，我接个电话，马上回来。"就往后台走。

我们以为他真去接电话。等了二十分钟，不见人。有人去后台找，后台有个小门，通着后院，后院通着胡同。马副秘书长，连人带车，早从后门溜了。

溜了。

这个字眼，我们后来反复念。"溜了"——不是走了，不是撤退了，是溜了。溜这个动作，是偷偷摸摸的，是见不得光的，像老鼠。一市之领导，从后门溜走，把一礼堂的工人晾在那儿，像晾一院子咸鱼。

可他留了人。留了两个年轻干部，说是"继续听取意见"。这两个年轻干部，都是市里新招的公务员，二十出头，戴眼镜，西装笔挺，头发梳得亮，像刚从学校的抽屉里拿出来的，崭新，没沾过机油，没闻过铁锈味。其中一个，姑且叫他小周，坐到台前，清了清嗓子，开始"做工作"。

小周说："各位师傅，我理解大家的心情……"

这话一出口，老赵就皱眉。我们最怕年轻人说"理解"。理解这词儿，从年轻人嘴里说出来，带着一股子施舍的味道，好像他高高在上，俯下身子来理解你。

小周接着说："厂子走到今天，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历史包袱，有市场变化，也有……经营管理和职工自身的一些问题。"

"职工自身的一些问题"——这句话，像一根针，扎进了满礼堂的脑门。

底下安静了一瞬。那种安静，是暴风雨前的安静，是锅炉烧到临界压力、安全阀还没响之前的那种安静。

曹师傅第一个站起来，指着小周："你说清楚，职工自身什么问题？是我焊的焊缝漏了，还是我车的外圆超差了？"

小周没想到有人这么问，愣了一下，说："曹师傅，我不是针对个人，我是说宏观上……"

"宏观个屁！"曹师傅一拍桌子，"我在这厂里焊了三十年，年年先进，你一个毛头小子，跑这儿跟我说宏观？"

底下就乱了。有人站起来喊，有人往前挤。小周的脸白了，往后退。另一个年轻干部想打圆场："大家冷静，有话好好说……"可越说大家越不冷静。

人这种东西，最怕被人指着鼻子说"你也有责任"。我们干了一辈子，流了一辈子汗，临了厂子黄了，还要分一半罪名给我们，说是我们"经营管理不善"。这就像你养了一辈子牛，牛老了，杀了吃肉的是别人，回头还跟你说：这牛瘦，怪你没喂好。你喂了三十年，草料没断过，牛膘肥体壮的时候，谁也没说你一句好；牛瘦了，罪过全在你。

人群涌上台。有人拽小周的衣领，有人推搡。曹师傅被几个人架着，还在喊。老赵和我挤上去，不是去推人，是去拉人——我们怕出事。我拽住一个要抡拳头的老师傅，喊："老张！老张！别动手！动手就说不清了！"

老赵拉着曹师傅，劝："老曹，算了，跟个孩子较什么劲。"

曹师傅眼泪下来了："不是跟孩子较劲，是这口气咽不下。我干了三十年，到头来落个'经营管理不善'，我不甘心。"

后来派出所来了人，把小周他们护着送走了。小周走的时候，西装扣子拽掉了两颗，眼镜也歪了，回头看了我们一眼，那眼神里有惊恐，也有一丝委屈——他大概觉得自己说得没错，是这帮工人不讲理。

这之后，厂里就太平了。不是真太平，是没人再开会了，没人再"听取意见"了。安置方案直接下发，签字，拿钱，走人。三万八，一个不少，也不多。

五、消息传到铁西

我后来想，那天要是曹师傅真动了手，要是没人拉住，会不会出大事？我们厂运气好，没出。可我后来听说的事，一件比一件邪乎。

刘三连襟那个厂的事，后来也有了下文。老工人不服，去省里上访，要查资产处置的问题。带头的几个人，抓了，判了。罪名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资产卖了多少钱没人查，查资产的人先进去了。刘三的连襟也被带走了，关了十五天，出来以后再也不说话了——刘三说，他连襟原来是个话痨，进了十五天出来，嘴上了锁似的，你问他什么，他就点头。点了半年，连点都不点了。

油田那边，老陈的表弟堵矿区大门那天，人去了好几千。最后也是抓了带头的，其余的散了。买断的钱一分没多，说法一句没给。老陈说，他表弟后来去了外地打工，再也没回去过。老陈转述他表弟的话："油田不要我了，我还留那儿干什么？"说这话的时候老陈眼圈红了，可他硬撑着，说："不回去也对，油田那地方，冬天零下三十度，没单位管你，冻都冻死了。"——他说得好像很洒脱，好像他表弟是去享福了，不是被赶走的。

再后来，更远的地方有个钢厂，改制的时候干部说话不知轻重，工人围住了人，围了好几天，这回没人拉住，最后出了人命。一个经理，死在了里头。

三件事，三个地方，一个路子：资产先动了，工人后知道了，说话的人来了又溜了，留下的年轻人说了不该说的话，火就起来了。火起来容易，灭下去难。等到出了事，上面才说"要重视、要解决"，可重视的是秩序，解决的是闹事的人，不是闹事的因。闹事的因是什么？是八千万的资产卖了四千万，是二十八年的工龄折了八万块，是主人翁变成了灵活就业，是签字的时候没人告诉你签的是什么，等你明白了，合同已经盖了章，章是红的，手是白的，白手签红章，签完了命就定了。

消息传到铁西，老工人们坐在胡同口，谁都没说话。老赵抽了一根烟，说："都是工人，何苦呢。"

我说："谁跟谁是工人？人家是经理，年薪几十万；咱们是工人，买断工龄三万八。"

老赵又不说话了。

我问曹师傅："老曹，那天你为啥那么大火？"

曹师傅说："我没火，我是冷。那个小周说我们'经营管理不善'，我这一辈子的活儿，都白干了。我焊的管子，到现在还在地下埋着，没漏过一滴。可他一句话，就把我这三十年的焊缝，全判成了次品。"

我说："老曹，他不懂，他是外行。"

曹师傅说："外行不可怕，可怕的是外行管内行，还管得理直气壮。这理直气壮的劲儿，比内行的骄傲还吓人。"

六、灵活就业与视同缴费

买断以后，我干过很多活儿：蹬过三轮，给超市卸过货，看过仓库，在工地搬过砖。有一阵子还去过南方，在东莞的电子厂干了两年，一天十二个小时，站得腿都肿了。后来我闺女考上了大学，我老婆说，别在外头漂了，回来吧，咱们守着铁西这套老房子，日子总能过。

回来以后，我托人找关系，自己接着缴社保。我们这些人，有个专门的叫法，叫"灵活就业人员"。

我琢磨了好几年这个叫法，越琢磨越觉得有意思。什么叫灵活就业？就是没有就业。就像当年的"待业青年"，什么叫待业？就是没有业。制度最擅长发明这种词，把没有说成有，把失去说成灵活，把失业说成待业。文字到了制度手里，就变成了魔术，它能把黑的说成白的，把有说成没有，把没有说成"视同"有。

"视同"这两个字，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神奇的两个字。

养老金制度里有个词，叫"视同缴费年限"，说的是1997年之前参加工作的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当年一分钱养老保险没缴过，国家算你缴过了，退休时按缴费年限给你计发养老金。这叫视同缴费。

你看这事儿多有意思：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人，当年没缴过养老保险，退休的时候，国家说"视同你缴过了"，按缴了四十年来算；我们工人，在企业里实打实干了十七年，那些年虽然没进养老账户，但活儿是真的，汗是真的，铁水是真的。可是我的工龄被买断了，买断的意思就是：视同那些年不算数了。

同样是"视同"，一个视同成了，一个视同没了。就像同样是"换"字，有人换来了新衣裳，有人换来了破抹布。

我花了很多年才想明白这个道理：在制度面前，人不是人，人是一笔账。你记在哪个本子上，你就属于哪个本子。记在企业的本上，你就要靠自己缴费，多缴多得，不缴不得；记在机关的本上，国家管你一辈子，风雨无阻。本子不一样，命运就不一样。这就像我们厂的车床，有进口的，有国产的，都是车床，可车出来的活儿，精度就是不一样。当年我在车间里，拿着卡尺量工件，差半个丝都得返工。可制度这玩意儿，不拿卡尺量，它拿的是秤，还是那种秤砣大小不一样的秤。

七、刘跃进

刘跃进是我小学同学。同一年生，同一个班坐。小时候我们俩一起掏过鸟窝，一起在浑河边摸过鱼，一起被老师罚过站。1978年，我下乡插队，他留城，顶他爹的班，进了区政府当勤杂工。后来他一路干上去，从勤杂工到文书，从文书到科长，从科长到处长。2000年前后，单位搞机构改革，他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平移，像下跳棋一样，稳稳当当，一路跳到退休。

他退休前是处长，正处级，享受副厅级医疗待遇。你看，连医疗待遇都分等级，一级是一级，像我们厂的钳工等级，一级工、二级工，一直到八级工。可人家那个等级，比咱这个等级值钱多了。

刘跃进退休以后，养老金每月8100，外加职业年金，每月还有一千多。他请我吃饭，在铁西一家馆子，点了红烧肉、溜肥肠、小鸡炖蘑菇。我坐在他对面，看着那一桌子菜，心里想：这一顿饭，抵得上我半个月的退休金。

刘跃进给我倒酒，说："老王，别恨我。"

我说："我不恨你，我恨制度。"

他说："制度也是人定的。再说，现在不是并轨了嘛。"

我说："并轨？是并轨了。可并轨以后，我坐的是绿皮车，你坐的是高铁，这也叫并轨？"

他说："那你说，怎么才算并轨？"

我说："起码，得让我看见你的车尾巴。"

刘跃进笑了："老王，你还是那么贫。"

我说："这不是贫，这是算术。我算了一辈子账，总算算明白了：咱俩坐的这趟车，不光轨道不一样，连车站都不一样。你在市政府站下车，门口有车接；我在铁西站下车，得自己走回家，还得防着路边的狗。"

刘跃进不说话了，闷头喝酒。过了一会儿，他说："老王，其实我也不容易。职业年金是单位给缴的，我自己不用掏钱，可那也不是白来的，说来说去，都是制度定的。你恨我，没意思；你恨制度，也没意思，制度比咱们都大。"

我说："我知道，制度比咱们大。可制度再大，也得讲理。我在厂里的时候，开大会，领导说，工人是国家的主人翁。后来厂子没了，我才明白，'主人翁'这个东西，跟'视同缴费'一样，也是视同的。视同我是主人翁，我就有光荣；视同我不是了，我就得买断工龄，自己养活自己。"

刘跃进把酒干了，说："老王，你喝多了。"

我说："我没喝多。我要是喝多了，就不会算账了。"

那天晚上，刘跃进开车把我送回家。他那辆车，是一辆黑色的轿车，退了休还给他留着用。我在楼下站了一会儿，看着他的车尾灯消失在街角，心里想：这就是高铁的尾巴，我总算看见了。看了一眼，也就那么回事。

八、老赵的瓶子

我们厂的老赵，八级钳工，全国劳模，拿过五一劳动奖章。他退休金2300，比我多二百，因为工龄比我长，缴的年限比我多。老赵一辈子没换过厂，从学徒干到八级工，手上全是老茧，指头都变形了，那是跟卡尺、锉刀打了一辈子交道留下的记号。

他退休那天，厂里给他戴了大红花，敲锣打鼓，像送英雄一样。那是1998年，厂子还没破产，还有力气给他办这个仪式。后来厂子破产，大红花和锣鼓，都进了废品站。

老赵现在每天在小区里捡矿泉水瓶子。我有时候碰到他，就坐在花坛边上聊天。我说："老赵，你当年手上那点绝活，全国比武拿过名次的，现在捡瓶子，不觉得亏？"

老赵说："不亏。"

我说："咋不亏？"

老赵说："瓶子这东西，捡一个是一个，实实在在。当年我那些绝活，现在值不了几个钱了，就像我这个人，也值不了几个钱了。想明白了，捡瓶子也是修行。"

我说："老赵，你这话听着心酸。"

老赵说："不心酸。我这辈子，光荣过，劳动过，拿过奖章，戴过大红花，比很多人强。我现在捡瓶子，一不偷二不抢，靠力气吃饭，跟我年轻时候一样，没丢人。"

我说："那你退休金够花不？"

老赵说："够吃饭，不够吃药。我这一身病，都是当年在车间里落下的，腰不好，腿不好，耳朵也不好，机器震的。我有医保，可好多药不在报销范围，得自己掏钱。所以我才捡瓶子，一个月卖百十来块，够买几盒药。"

我说："老赵，你当年那么大的劳模，国家怎么不多给你点？"

老赵说："劳模是荣誉，荣誉不是钱。荣誉这个东西，你要是把它当了真，你就输了；你要是把它当个纪念品，放在柜子里，该捡瓶子还捡瓶子，你就赢了。我早就想明白了。"

老赵这番话，我想了很久。我年轻的时候，也信荣誉，信光荣，信"咱们工人有力量"。后来才知道，力量是有的，可力量值多少钱，得看制度怎么算。制度觉得你的力量值2100，你的力量就值2100；制度觉得你的力量值8100，你的力量就值8100。力量本身不涨价，涨的是制度给你的标价。老赵的绝活，在厂里值一个"全国劳模"，出了厂，连一个瓶子的价钱都不如。这不是老赵的错，也不是瓶子的错，是时代换了频道，频道一换，什么频道上的演员都得跟着换。

老赵不说话了，继续捡他的瓶子。阳光照在他弯着的背上，那背在车间里弯了四十年，现在又在小区里弯下去，像一把用旧了的弓，不知道还能射出什么。

九、三层楼

我表哥在农村，缴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退休以后，一个月领两百多块。两百多块，在城里不够吃三天饭。我表哥说，在乡下，两百多也够活了，自己种点菜，养几只鸡，除了吃药，花不了什么钱。他说这话的时候，笑呵呵的，像在讲别人的事。

我听了，心里不是滋味。

我想，我们这套制度，就像一座三层楼：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在顶楼，阳光充足，视野开阔；企业职工在二楼，有个窗户，能看见街上的行人；农民在底楼，冬冷夏热，只能看见自己的脚。

三楼的人说：大家都有楼住，很公平。

二楼的人说：凭什么三楼比我高？

一楼的人说：什么楼？我没看见楼，我就看见我这一亩三分地。

我表哥就是那个说"什么楼"的人。他种了一辈子地，交了一辈子公粮，现在领两百多块，他觉得挺好。不是他觉悟高，是他没上过楼，不知道楼上的风光。人这个东西，就怕比较；可比较这个东西，也得有个参照。我表哥的参照是邻居家没领到钱的老人，所以他觉得两百多块是天上掉下来的；我的参照是刘跃进，所以我天天觉得亏；刘跃进的参照，可能是他那些当了副厅级的老同事，所以他大概也觉得亏。人人都在参照系里活着，觉得自己亏，或者觉得自己赚，谁也不服谁。

我闺女在南方念过大学，说话爱用新词。她管这个叫"锚定效应"，说人总是拿自己跟最近的人比。我说："这词儿好。我们厂当年就是被'锚定'在铁西的，一锚就是四十年。现在锚被拔了，我反而飘起来了，像一只被捡起来又丢掉的矿泉水瓶子。"

我闺女说："爸，你这比喻不吉利。"

我说："吉不吉利，不由我定，由瓶子定。瓶子说它是矿泉水瓶，它就是矿泉水瓶；说它是废品，它就进废品站。我这辈子，就是一只瓶子，装过铁水，装过汗水，现在装的是2100块的退休金。瓶子不挑水，什么水都能装，这是瓶子的本分，也是瓶子的悲哀。"

十、调整与延迟

每年国家都要调整养老金，这是好事，得承认。调整的办法是"定额调整、挂钩调整、适当倾斜"，这话我背得滚瓜烂熟，比当年背语录还熟。

定额调整，就是不管你是谁，每人每月加个几十块，这是普涨，人人有份，体现公平。挂钩调整，就是跟你的缴费年限和养老金水平挂钩，缴得多的多涨，缴得少的少涨，体现激励。倾斜调整，就是给高龄老人、艰苦边远地区的人多涨一点，体现关怀。

我算了算：定额，我加50；挂钩，我缴费年限22年，一年一块五，加33；养老金水平挂钩，2100的基数，加1%，加21。合计，每月涨104。

刘跃进呢？定额，加50；挂钩，他缴费年限40年，加60；水平挂钩，8100加职业年金1000，9100的基数，加1%，加91。合计，每月涨201。

你看，同样是发钱，定额大家一样，挂钩就拉开了：他涨201，我涨104，差距从6000变成了6097。什么叫"多缴多得"？就是缴得多的人，连每年涨钱都涨得多。这制度设计得真科学，科学得像我们厂的流水线，一环套一环，严丝合缝，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给你安排得明明白白。

还有那个"倾斜"，是给80岁以上老人的。我算了算：我得活到80岁，才能享受高龄倾斜。可问题是，我能不能活到80岁，取决于我身体好不好；身体好不好，取决于有没有钱看病；有没有钱看病，取决于退休金高不高；退休金高不高……你看，这就是个循环，比鸡生蛋蛋生鸡还绕。鸡生蛋的问题，最多是营养学家操心；我这个循环，是要命的事。

我闺女说，这叫"系统性问题"。我说："什么系统性问题，说白了就是：国家希望我活到80岁，又没给我活到80岁的钱。就像我们厂当年，设备都老化了，还硬撑着生产，一边盼着订单，一边盼着别出事故。盼着盼着，设备就报废了。"

报纸上还说，从2025年起，要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了。我闺女说："爸，你赶上了。"

我说："我们不叫'赶上'，叫'衔接'。凡是好事，都叫'并轨'、'红利'、'普惠'；凡是坏消息，都叫'衔接'、'过渡'、'阵痛'。2000年我下岗那会儿，叫'再就业'；厂子破产，叫'改制'；买断工龄，叫'置换身份'。你看，制度多会起名字，每一个名字都像一颗糖，裹在苦药外面，让你咽下去的时候，不至于苦得吐出来。"

我闺女说："爸，你这是讽刺。"

我说："我不是讽刺，我是总结。总结是工人的本能，我们当年在车间里，每道工序完了都要自检，自检完了要写报告。我这辈子，就是一份没交上去的报告。"

报纸上还说，养老金要搞"全国统筹"，就是国家把各省的钱放一块儿，统一调配，让东北这样的地方，沾沾广东的光。我听了，觉得这主意不错，可又觉得哪里不对劲。我闺女说："爸，全国统筹是好事，你咋还不高兴？"

我说："我不是不高兴，我是想起了当年。1990年代，国家说要让企业自己负担，于是厂子负担不起了，我们买断工龄；后来国家说要让个人自己缴费，于是我们灵活就业；现在国家说要全国统筹，意思是东北的钱不够了，得靠别的地方接济。你品品这个流程：负担重的改革，落在我们头上；接济的善政，也落在我们头上。我们东北，就像家里那个最穷的兄弟，分家的时候，好物件都分给别人了，剩下个破锅破碗给他，现在兄弟发达了，国家说，大锅饭重新开火吧，大家都来吃。破锅破碗的兄弟端着碗去排队，排到跟前，锅里的饭是有了，可他那个破碗，盛不了多少。"

我闺女说："爸，你这比喻，听着怎么这么丧。"

我说："不是丧，是算术。东北当年给全国供了四十年煤、铁、机器、人才，交的利税是全国最多的，那四十年，算不算'统筹'？算。可是等到东北老了、穷了、机器锈了，再讲统筹，人家就说了，你那是历史包袱，得自己消化。历史包袱这四个字，我听了三十年，到现在也没弄明白：既然叫包袱，当年装进去的时候，怎么没人说是包袱？"

老赵在旁边插嘴："包袱这东西，你背着走的时候，是家当；你背不动了，才是包袱。咱们东北，就是背了一辈子家当，最后变成了包袱。"

我点点头："老赵这话，比文件写得明白。"

十一、并轨以后

2014年，国家搞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叫"并轨"。我看了新闻，挺高兴，心想：这下好了，公务员也要缴费了，大家一样了。

可后来我仔细一研究，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并轨以后，机关事业单位的人确实也要缴费了，但他们多了一样东西，叫"职业年金"。职业年金是什么？是单位给他们缴的一份补充养老金，相当于企业里的"企业年金"。可问题是，我们厂早就破产了，别说企业年金，连工资都发不出来。而且，职业年金是强制缴的，企业年金是自愿的，大多数企业根本没缴。所以并轨的结果是：公务员那边，基本养老金加职业年金，两头都占；企业这边，就一个基本养老金，孤零零的，还得看企业有没有良心给你缴全。

我闺女说，这叫"改革红利"。

我说："红利是红，可红的是别人的利，跟我没关系。"

我闺女说："爸，你怎么这么消极。"

我说："我不是消极，我是算术好。算术这东西不骗人，谁多谁少，一算就出来。制度可以给你讲很多道理，但算术只有一个答案。"

还有"老人、中人、新人"的说法。2014年之前参加工作的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叫"中人"，国家给他们设计了"老办法、新办法、过渡办法"，保证他们退休待遇不降低。什么叫"待遇不降低"？就是说，他们过去不用缴费也能拿高退休金，现在并轨了，国家怕他们吃亏，给他们设了个保底，怎么算都不让他们比过去少。这叫"中人过渡"。

我听完这个政策，心里就想：我们厂当年改制的时候，怎么没人给我们设个"过渡办法"？我们那些买断工龄的老工人，怎么没人跟我们说"待遇不降低"？

制度这个东西，真是厚此薄彼。同样是干活的人，工人就是工人，干部就是干部；工人下岗叫"买断"，干部退休叫"荣休"。同样是人，一个用"买"字，一个用"荣"字。买是买卖，荣是光荣。买卖和光荣之间，隔着一条河，河里的水，就是铁西那些年流出去的铁水，现在都凉透了。

还有那个缴费基数。政策上说，养老金跟"缴费基数"有关。啥叫缴费基数？就是你按多少钱的标准缴社保。公务员、事业单位的人，工资高，缴费基数就高；我们工人，工资低，缴费基数就低。基数低，缴得少，领得自然就少。这道理，跟种地一样：好地种出好庄稼，孬地种出孬庄稼。问题是，地的好坏不是你自己选的，是分给你的。分给你一块盐碱地，你种一辈子，也种不出高产田。

再有就是稳定。公务员、事业单位的人，一辈子在一个单位，工资稳定，缴费从不间断，像一条笔直的河；我们工人，一会儿下岗，一会儿再就业，缴费断断续续，像一条干涸的河，下了雨才有水。养老金这个东西，跟河一样，得常年有水，才能积出水库来。我的河，断了多少次，我自己都数不清。每一道断口，都是一张买断工龄的合同，都是一次"灵活就业"的周转，都是一段"待业"的空白。

十二、花甲

今年我六十岁了。六十岁，老话说叫"花甲"，意思是人生走完了一圈。

我闺女从广州赶回来给我过生日，买了个蛋糕，插着六根蜡烛。我老婆说："吹吧。"我吹了，一口气全灭。

我闺女说："爸，许愿。"

我说："还有这规矩？"

她说："吹蜡烛前许愿，愿望就能实现。"

我说："那我许个愿：愿我的养老金，能跟上刘跃进的涨幅。"

我闺女说："爸，你这愿望太实在了。"

我说："我这辈子，最大的毛病就是太实在。在厂里的时候，实在干活；下岗以后，实在找活儿；退休以后，实在算账。实在了一辈子，最后换来一本退休证，上面写着：王二同志，已经光荣退休。至于光荣在哪儿，没人说得清，就像139个月到底是多少年，也没人说得清。"

生日那天，我把当年厂里的老同事叫来几个，吃了一顿饭。老赵来了，还带了两个瓶子——不是矿泉水瓶子，是两瓶酒，他舍不得喝的好酒。还有老钱，当年跟我一个班组的，后来去深圳闯荡，在那边缴得多，退休金5800。还有老孙，我们厂的会计，就是当年算出"厂里欠银行三千万、利滚利还不起"那位，退休金不高，但他看得开。

酒过三巡，大家开始聊退休金。老赵2300，我2100，老钱5800，还有一个老周，当年调去了别的单位，当了科长，4500。大家越聊声音越小。聊到最后，老赵说："别聊了，聊这个，伤感情。"

老钱说："老赵说得对，聊点高兴的。"

可谁也高兴不起来。

我举起酒杯，说："我来说两句。咱们这代人，年轻的时候，信国家，信集体，信组织，信'咱们工人有力量'。后来，信的东西一样一样被拿走了：先是岗位，再是工龄，再是身份，最后连'工人'这两个字都不让叫了，管我们叫'灵活就业人员'。可我不怪谁。为啥？因为怪谁都没用。制度比我们大，比我们所有人都大。我们这些人，就是制度这台机器上的零件，机器怎么转，我们就怎么动。零件抱怨机器，机器不会理你，它该转还转。"

老孙说："王二，你这话太悲观了。制度也是人定的，人定的东西，就能改。"

我说："是能改。可改来改去，我们这批零件，已经磨损得差不多了，新零件都换上去了。我们这批老零件，唯一的用处，就是被写进文件里，作为'历史遗留问题'，被一代一代地'研究'、'解决'。我们就是那个'历史遗留'。"

老赵笑了，说："王二，你这话说得有水平。我捡了这么多年瓶子，今天总算捡到一句明白话：咱们这辈子，就是那个'历史遗留'。"

老孙又说："王二，你也别太钻牛角尖。我跟你说句实话：算账算得清，不代表活得明白；活得明白的人，都不怎么算账。你算了一辈子账，算出什么来了？不就算出个2100吗？可你要是把算账的时间拿去晒太阳，你早就晒出健康来了。"

我端着酒杯，想了想，觉得老孙说得有道理。可我也知道，我停不下来。我们这代人，一辈子都在被算：工龄被算过，工资被算过，下岗费被算过，退休金被算过。我们活在一个被算来算去的世界里，要是不自己算一算，就真成了任人宰割的数字了。

那天晚上，我送走他们，一个人坐在阳台上。铁西的夜空不像广州那么亮，星星倒能看见几颗。远处的烟囱还立着，早就不冒烟了，像一根根戳在夜空里的手指头，指着什么，又什么都没指着。

我忽然想起1978年，我刚进厂那会儿，老工人跟我说："小王，好好干，厂子就是你的家。"

现在，厂子没了，家没了，主人翁也没了。我坐在阳台上，手里攥着那本退休证，心里想：这一辈子，到底值多少钱？

我算不出来。

可我知道，算不出来也得算。制度不会因为你看不懂就少扣你一分，账本不会因为你看不明白就少记你一笔。我们这代人，就是账本上的数字，进了哪个格子就出不来，填到哪一栏就挪不动。活着的时候算工资、算工龄、算买断；死了以后还得算139个月有没有领完。后来我想，139这个数，未必是国家给我算的，倒像是老天爷早就写好了，国家只不过替它念了一遍。

我把退休证放进抽屉，挨着那本买断工龄的协议。两本小册子并排躺着，像一对孪生兄弟——一本写着我的前半生值三万八，一本写着我的后半生值二十万。我看着它们，忽然想笑：原来我这一辈子，能折成两本册子，摞在抽屉里，跟两块码好的砖没什么两样。砖这东西，哪里需要往哪里搬，搬完了，就没人记得它是从哪个窑里烧出来的。

我关了灯。窗外的烟囱立在夜里，像一排没字的墓碑。我想，等我们这代人都死绝了，这烟囱多半还立着；立到那时候的人，谁也不晓得我们是谁，就像我们也不晓得当年砌烟囱的人是谁一样。

我躺下来，闭上眼。黑暗里，139这个数浮上来，悬在头顶，不近不远。它不催我，也不等我，就那么挂着，像钟表里那根最长的针，一格一格地走。走完一圈，是十一年半。

而我，正躺在这十一年半的表盘正中央，听它走。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