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门市王某诬陷案
犯罪心理及社会治理分析报告（五）
前言：随着我国犯罪结构的变化，近些年监狱短刑犯人数持续增加。邦德对7月18日“法治日报”披露的天门市岳口镇王某诬陷案，从其犯罪心理及社会治理入手，连续推出了四份分析报告。第一部分，主要针对该案背景与王某犯罪心理成因作了剖析；第二部分，从基层治理与心理干预的关联出发，分析了当下基层治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监狱改造社会化的建议；第三部分，回溯并剖析了王某从“上访专业户”到网络诬陷的心理演变历程；第四部分，从社会面与监狱同类诬陷案的比较视线，解析了短刑犯中这类诬陷案的共犯心理与个性特征，为监狱提供了具体的改造依据。今天，试图以“高风险短刑犯的改造”来结束这一专题。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一、改造高风险短刑犯的现实矛盾
（一）人格顽劣与管理之间的矛盾
1 这类人的人格结构具有高度稳定性，矫治周期与他的刑期存在天然矛盾。他们的暴力倾向、反社会人格及偏执认知，并非短期形成，而是在漫长的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部分人自幼就有品行障碍史，如长期欺凌他人、虐待小动物、撒谎、攻击他人，故意毁坏财物等；部分人在监狱“几进几出”，强化了他们“对抗社会、漠视规则” 的思维定式。但由于其刑期短，监狱往往无法开展完整的心理疗程与教育改造，更难以让其真正建立对社会规则的认同。
2 这类人的消极改造心态突出，对教育改造存在强烈抵触。高危短刑犯中普遍存在“混刑期”心态，他们认为自己余刑很短，既没有获得减刑假释的机会，也不需要在意自己的改造表现，因此对监狱的思想教育、文化培训、劳动改造大都敷衍，甚至会主动对抗民警管理、故意挑起与他犯的矛盾冲突。
3 这类人的情绪很容易被激活且缺乏自控力，再犯风险很高。他们的情绪调节能力有根本缺陷，长期处于怨恨、愤怒、偏执状态，攻击欲和破坏欲的内在需求被时刻压制，一旦遇到人际摩擦、民警的管理批评或劳动指标调整，就会瞬间激活其暴力冲动，导致袭击其他罪犯、对抗民警管理、破坏监管设施，甚至酿成严重后果。而在其刑释后，那种缺乏自控的暴力冲动，会直接转化为针对普通公民、社会的极端犯罪行为。
4 这类人的社会支持系统长期断裂，回归社会后缺乏基本约束。他们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部分人长期脱离家庭，或与家庭成员存在长期的情感矛盾，亲情联结纽带几乎断裂；部分人长期没有稳定的生活来源，也缺乏正常的社交渠道；还有的属于“三假”人员，或属于“无家可归、无业可就、无亲可投”的“三无”人员。在其刑满释放后，地方社会支持系统无法提供其基本保障，更缺乏有效监督和情感约束。
（二）改造资源与分类矫正之间的矛盾
1 时间资源严重不足。以上海监狱为例：短刑犯的入监教育为2 个月，出监教育为 3 个月；但对于余刑 1 年以下的超短刑犯，入监教育时间缩短为 1 个月，出监教育时间仅为 2 周。而实际上，这类短刑犯的实际有效改造时间更短。真正能用于针对性矫治、社会融入的训练时间往往不到半年，甚至不足1个月。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根本不可能完成对高危短刑犯的系统化矫治，监狱只能将精力优先放在维持监管秩序、确保罪犯不出事上，这种时间上的紧缺，无法触及到他们的犯罪心理根源。
2 资源分配明显弱化。一是对短刑犯的改造资源分配偏低。从监管逻辑看，暴力危险犯、重刑犯，多进宫犯等，才是监管资源分配的重点，而对短刑犯，往往很难分配过多警力，对这类人的个性化矫治无从谈起；二是缺乏专业民警队伍。对高危短刑犯矫治，民警应具备专业心理技能、冲突管理能力、认知引导技巧，但现有基层民警的结构与重点，往往是日常监管、生产劳动；监区没有专业警力来开展对高危短刑犯的重点帮教；三是社会矫治资源覆盖不足。监狱法提出的“社会化改造”目标还很遥远。
3 分类关押的硬件不足。按照现代专业要求，高风险短刑犯应实行集中关押、单独编组、分类管理，以避免交叉感染、便于实施精准矫治，但实务中监狱往往无法充分落地。虽部分监狱如安徽白湖监狱，设立了暴力型人员、超短刑人员、顽危型人员专管监区，但这类专管监区的容量有限，无法覆盖所有短刑犯；大部分省份的监狱，由于硬件受限制，只能将这类高风险短刑犯与其他人混合关押。这必然会导致监狱没有针对暴力倾向制定专门的矫治课程，精细化的分类防控难以落实。
4 社会衔接的断层明显。高危短刑犯的社会性改造的衔接存在明显断层，往往导致其再犯罪风险居高不下。一方面，出监教育针对性不足，不能满足对这类高风险短刑犯的改造需求：比如如何控制暴力冲动、如何选择非暴力方式沟通、如何修复原有家庭破裂关系、如何应对正常人际交往规则。部分监狱没有将社会适应能力训练，纳入高危短刑犯的出监教育计划。同时监狱、乡镇司法所、社区的衔接机制难以落地：部分地区没有提前对接监狱，部分地区的高危刑释者，无人管、无人接、无人教。
二、监狱对高危短刑犯的分类矫治
面对像天门市王某这类高风险短刑犯，监狱必须将“降低再犯风险”与“矫正社会恶习”有机结合起来，从分类关押、精准管控、靶向矫治、劳动重塑四个维度，构建分层与分类的协同改造体系，在其有限刑期内，努力实现改造效果的最大化。
（一） 科学分类与精准分流
1 严格执行分类筛查标准。要精准识别高风险短刑犯，必须建立标准化评估流程，在入监初期即完成风险甄别。上海、安徽、福建等地的监狱，已形成“新收分流-风险评估-分类关押”的完整流程，以下方法仅供参考：第一步，在新收犯分流阶段，通过危险性评估、认罪悔罪评估、心理健康评估、社会支持系统评估等多维量表，结合看守所移交的档案材料、罪犯的成长经历、犯罪前科记录、既往表现等关键信息，完成初步风险的人格画像；第二步，对初评存在高风险的罪犯，使用暴力风险量表、反社会人格障碍量表，结合狱内现实行为，做再次精准复核，明确其危险等级；第三步，根据复核的风险等级，结合短刑犯的犯罪类型、剩余刑期、改造需求，将其分流至对应的监区关押，通过分类管理来隔离风险，避免交叉感染。
2 落实分级处遇的差异管理。针对高风险短刑犯，应设计与其他人完全不同的分级处遇与管理规则，关键要在“严格管控”和“适度激励”之间找到平衡：一方面，要依法从严落实监管措施，平时严格限制其会见、通话、购物频次，限定其活动范围；不得安排其从事具有危险性的分散零星劳动，日常考核严格按严管级标准执行；另一方面，要避免将“从严管理”异化为“消极关押”。四川雷马屏监狱“三级五档”分级处遇模式可以借鉴。高风险短刑犯若改造表现逐步向好，可逐步放宽处遇，增加其通话、会见、购物频次，调换劳动岗位。但要遵循“既要严密管控又避免过度刺激”。
（二）精准管控与消除隐患
民警对高风险短刑犯的暴力倾向和偏执认知须保持高度警惕，强化“物理隔离+制度管控+技术防控”等手段。
1 分区隔离与功能管控。视情对高风险短刑犯实施“三隔离”管制，从空间上切断其诱发暴力行为的可能性。一是生活区域隔离。将其与普通犯的生活、学习区域隔离，避免相互过多接触和交叉感染；二是劳动区域隔离。将其劳动行为限定在民警视线范围内，便于直接观察和现场及时处置；三是公共区域隔离。将其活动范围限制在专门区域内，减少与他人交流互动。这类分区管制，属于风险防控的特别措施，而非惩罚。他们仍可正常参加教育、劳动，保留其基本囚权。
2 直接管理与行为训练。要控制高风险短刑犯的逆反言行与暴力风险，必须通过直接管理和行为训练，从细节上强制约束。一要严格落实民警全天候的“关注式管理”，但前提必须是监区有足够警力，确保发生冲突时能有效处突；二要开展高强度、标准化的行为训练。训练内容不局限于队列训练、内务卫生，更要设计专门训练科目，培养其规则意识；通过“情绪控制五步法”“愤怒冷静训练法”等科目，训练其暴力冲动的自我调节能力。部分监狱的实操案例证明对此有效。
3 “人机结合”与动态预警。高危短刑犯的情绪和行为，具有极强的情境性和突发性，一旦遇到刺激源就可能瞬间爆发。（1）严格落实“互监组“等包夹措施；（2）加强对来往信件、会见通话、物品存放等严格安检，重点排查是否私藏违禁品，是否在信件通话中流露报复、威胁情绪等；（3）智能监控摄像头与语音报警装置，能实现全时空覆盖；（4）落实民警“十必谈”制度，辅助AI技术以强化狱情研判，专管民警应尽量做到“六清楚”：即思想状况、家庭关系、具体罪错、情绪变化、矛盾原因、改造需求，以此精准排查与化解各类矛盾。
（三）靶向矫治与“拆弹融冰”
高风险短刑犯的偏狭认知与犯罪人格虽无法在短期内彻底治愈，但可通过专业化、项目化的靶向矫治，降低其暴力冲动频率、修正其部分偏执认知。
1 建立个性化矫治方案。（1）监狱对前期危险性评估，要联手心矫、监区、刑罚、教育、狱侦、狱政等部门进行全方位摸排，通过心理量表测试、既往服刑档案、向地方公安+司法+社区了解此人前期状况，形成个体矫治档案；（2）组织专业团队共同研判其暴力或偏执人格的深层动因，制定针对性强、可操作的个性化矫治方案，如矫治目标、具体技术、矫治内容、量化标准、联动部门等；（3）矫治团队要保持动态跟踪：管教民警每天记录其情绪变化与行为表现；心理咨询师每周一次专项测评；驻监检察官要全流程监督，专业团队根据其变化，适当调整矫治强度和频率。
2 专业技术的专项矫治。第一，可优选疗程短、见效快，适合短刑犯的认知行为疗法，通过专业辩论、行为体验、认知重构，帮助他们识别长期持有的不合理信念；第二，通过“愤怒控制法”“情绪冷静法”等训练，帮助其提升控制暴力冲动的技能；第三，将这类短刑犯与其他类似高风险罪犯编组，定期开展团体心理辅导，学习社交技能+情绪宣泄方法，纠正错误认知。上海监狱创新推出的“沉浸式戏剧矫治”项目，值得推广：让罪犯选择演绎案件中的不同角色，如被害人、被害人家属、法官、律师，当他体验到暴力行为的严重危害时，促使他从内心产生愧疚感与负罪感。
3 以“三项教育”为抓手。要扭转高危短刑犯的偏执认知，心理矫治作用十分有限，必须辅以持续的分类教育引导，让其对规则产生敬畏意识。换言之，要“开小灶”：一是强化法治教育。可结合典型暴力犯罪、重新犯罪案例进行警示教育，让其明白“靠暴力来解决问题只会让后果更加严重”；二是强化道德教育。引导其反思自身行为对社会、对他人的危害，培养其公德意识和善恶观念；三是形势政策教育。帮助其认清社会发展趋势，放弃仇视社会、报复社会的极端想法；四是采用“专题教学+场景体验”模式。民警的授课，尽量采取案例分析、主题讨论、实景模拟、反思交流等互动方式，让他们入脑入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