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290年间，进士科平均每年录取不到30人，学界普遍估算录取率在1%到2%之间。而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弟，通过门荫可直接获得做官资格，起步就是八九品。
一个顶级门阀子弟的入仕起点，比普通进士出身的学子，官阶至少高出5-6阶，相当于刚入职就比别人多了五六年的晋升资历。
同样的官场，有不同的入场券。这一章，我们就聚焦四位诗人，看看他们手里分别握着什么样的牌。先从罗隐说起。
一、罗隐：那把刀子，终究没入鞘
长安的春天，又一次放榜了。
罗隐站在人群外围，看着那些新科进士的名字被一笔一划写在黄纸上。
旁边有人欢呼，有人痛哭，有人当场瘫坐在地。
他没有表情，转身走了。
这是他第几次落榜了？他自己都快数清了。
10次，整整10次。
反正从他20多岁背上行囊离开家乡，到如今鬓角已见白发，这条来长安的路，他来来回回走了快20年。
按往返一次2000多里路算，20年下来，他光赶考走的路，就超过了4万里，差不多能绕地球半圈。
罗隐不是个例。
唐代每年赴京参加进士科的考生有2000-3000人，录取名额却只有20-30个。像罗隐这样多次落第的士子，十分常见。毕竟录取率摆在那里，绝大多数人熬白了头，都跨不过那道门槛。
罗隐不信这个邪。
他从小就以才名著称，诗文写得又快又好，同龄人还在琢磨格律的时候，他已经能把典故用得浑然天成。
按理说，这样的人，科举应该如探囊取物。
可他偏偏有个毛病，管不住手上这支笔。
他写了一本《谗书》，里面全是讽刺文章。
讽刺官场腐败，讽刺权贵无能，讽刺社会不公。每一篇都像一把小刀，精准地扎在最疼的地方。
这本书在士子中间私下传抄，人人拍案叫绝，都说“写得好，写得痛快”。
可痛快是要付出代价的。
考官们看过《谗书》之后，互相递了个眼神：“这个人，不能取”。
于是罗隐的名字，年年出现在推荐名单上，结局是年年从录取名单里消失。
朋友对他说，你那支笔能不能收一收？先考上了再说，等当了官，你想怎么写怎么写。
罗隐笑了笑，没说话。
转头又写了一篇。
就这样，一年又一年。
他从满怀希望的少年，考成了长安城里人人都认识的“老考生”。
有人同情他，有人嘲笑他，有人替他惋惜。
他对这些统统不予理会，只是在每一次落榜后，写一首诗给自己看：
“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
表面上看，是在劝自己看开点。
可你要是细品，那字里行间藏着的，全是不服——你们不让我考，我还不稀罕了呢。
换作是你，考了10次都没中，是接着死磕，还是趁早换条路？
这一年秋天，他又一次落榜。
他收拾行李，离开了这座困了他半生的城市，一路向南走去。
他要去找一个人。
钱镠，镇海节度使，割据两浙的一方枭雄。他听说此人也是出身寒微，但极爱惜人才，麾下聚集了不少文士。
罗隐决定去碰碰运气。
钱镠见到罗隐，没有摆架子，也没有试探他的才学。他只是问了罗隐一个问题：“先生为何而来？”
罗隐答：“为一口饭吃。”
钱镠大笑。他喜欢这个人的坦率。当即任命罗隐为钱塘令。
罗隐在钱镠的幕府里，一待就是10几年。
在这里，他终于不用为了仕途而参加考试了。
钱镠对他很是敬重，凡是重要的文书，都要先请他过目。
有一次，钱镠想在府邸里扩建一座亭台，工匠都已到位，图纸也已画好。罗隐路过，看了一眼，没说什么。第二天，他给钱镠送去一首诗，其中有两句：“东海桑田事已非，西陵松柏自成围。”钱镠读罢，沉默半晌，叫人撤了图纸，停了工。
还有一回，钱镠想加征商税以充军费，罗隐当面劝阻：“主公据有两浙，百姓安居，商旅往来，这本就是最好的税源。若加征过急，商贾散去，税收反而不如今日。”钱镠听了，打消了念头。
往后的年月里，罗隐一路升迁，历任著作郎、镇海军节度判官，最终官至给事中，迁盐铁发运使，成了钱镠幕府里地位最高的文臣之一。
有一天，他路过筹笔驿，这里是传说中诸葛亮当年驻军筹划的地方。
他站在那里，看着远处的山川，想起自己这一辈子的起起落落，提笔写下了：“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一句写透了天地时运与人命的牵扯，也写尽了他半生起落的怅然。
他站在驿道边，风吹动衣袍，想起年轻时初到长安的模样，忍不住轻轻叹了口气。当年总觉得有才便能走遍天下，如今再看，终究是少年意气。
晚年的罗隐，在钱镠的庇护下，终是找到了一个可以安放自己的地方。那些曾经把他拒之门外的考官们，大概到死都不会想到，这个他们不敢录取的人，最终成了一方霸主最倚重的谋士。
罗隐去世时，享年77岁。当年在长安街头广为传抄的诗句，1000多年过去了，至今还有人能背出来。
二、李绅：《悯农》诗人的跌宕人生
提起李绅，你想到的是什么？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一个心疼老百姓的诗人，对不对？
但你知不知道，这个写“粒粒皆辛苦”的人，后来当到了大唐的宰相。
从一个田埂边上的年轻人，到大唐权力金字塔的顶端。这条路他走了大半辈子。
元和元年，35岁的李绅考中了进士。这个年龄不算早，但也不晚。
他的曾祖李敬玄做过宰相，但那都是老黄历了。到了他父亲这一辈，家道早就败落了。他六岁丧父，是母亲一手教他读书认字。他能走到这一步，全靠自己。
进士及第后，他先补国子助教，又辗转多地任职，在官场底层沉浮了十几年。直到长庆元年，才被召入翰林院。那时候他写诏书，论时政，和李德裕、元稹走得近，三个人被叫作 “三俊”。
可他不知道，从踏入翰林院那天起，他的名字就已经被人悄悄归了类。
在晚唐的朝堂上，你跟谁走得近，你就是谁的人。这事没人问你同不同意。
没过几年，唐敬宗即位，朝局翻了个。
牛党的李逢吉早就盯上了翰林院这批人。趁着新老交替，他联合宦官，罗织罪名，说李绅当年反对拥立唐敬宗。
这当然是瞎话。
结果下来了：贬端州司马。
端州在哪儿？岭南，瘴疠之地，今天的广东肇庆一带，离长安好几千里。昨天还在朝堂上写诏书的人，今天就被贬到了千里之外的蛮荒之地。
李绅攥着那道诏书，站在台阶上，指尖发凉。周围没人敢跟他说话——怕被牵连。他站了一会儿，转身回屋收拾行李。几件旧衣裳，几卷书，就是他在长安十年攒下的全部家当。
接下来的十几年里，他就在各个地方之间辗转——江州、滁州、寿州、浙东，当过刺史，做过观察使。可不管他干得多好，他都回不了长安。
原因很简单：他身上那个李党的标签，从来没撕掉过。
有时候他也会想，如果当年没进翰林院，没认识李德裕，自己的人生会不会不一样？但这问题没有答案。
就这么熬着，熬了一年又一年。
他以为自己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在地方上干到老，然后默默退休，没人会再想起他。
可世事难料。
会昌元年，唐武宗即位，李德裕拜相。
李德裕需要人。他需要忠诚的、有能力的、经得起摔打的人。他想到了李绅——那个在地方上熬了十几年的人。
诏书送到汴州的时候，李绅正在衙门里批公文。他放下笔，展开诏书，上面明明白白写着：召拜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即刻回京。
他盯着那行字，半天没说话。
他收拾行装，启程回京。上一次离开长安，是孤身一人载着行李南行，一路满目荒凉；这一次，旌节在前，仪仗在后，沿途官员夹道相迎。同样的路，走出来的滋味，却是天壤之别。
从被贬谪到当朝宰相，这条路他走了将近二十年。
回京后，他协助李德裕整饬吏治、梳理财政、平定藩镇，手段刚猛，对下属毫不留情。有人犯法，照判不误，哪怕是亲戚也不例外。朝野上下议论纷纷，有人说他变了，有人说这才是他的本色。他不辩解，只是埋头做事。
会昌四年，李绅守司空，受封赵国公，爵列一等，真正位极人臣。也就在这一年，他突发中风，腿脚不便，无法上朝，便上书请辞相位。武宗不舍得这位老臣，准他以宰相衔出镇淮南，驻守扬州。
到任第二年，他审理了一桩案子：江都县尉吴湘被控贪赃。李绅查了卷宗，最后判了吴湘死刑。
在当时，这只是一桩普通的案子。没人会为一个县尉的死大惊小怪。
会昌六年，武宗驾崩，宣宗即位。
风向又变了。
宣宗厌恶李德裕，连带厌恶李党所有人。李德裕被逐出京城，李党其它成员也是一个个遭到贬斥清算。李绅作为前朝宰相、李党核心人物，自然也在清算之列，只是此时的他，已是风烛残年、卧病在床，连起身入朝自辩都做不到。不久后就病逝于扬州任上，终年七十五岁。
朝廷最初按前朝旧例追赠太尉，谥号文肃，给足了这位老臣身后哀荣。
可这份哀荣没能维持多久。
大中元年，牛党继续打压李党，连逝世的人都不放过。
有人翻出了吴湘案，指控李绅挟私滥杀。三司重新审定后，认定李绅生前枉法断案。
宣宗随即下旨：追削李绅三任官告。
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生前做过的一切，签过的字、判过的案、拿过的官衔，全部被追回注销。赵国公的封爵、宰相的职衔，一笔勾销。半辈子攒下来的声名，一纸诏书全归了零。
由不得他。
三、白居易：浔阳江头，换了活法
元和十年，秋雨中的长安城外。
白居易攥着一纸贬书，手指关节发白。上面“江州司马”四个字，比雨水还冷。
就在不久前，他任太子左赞善大夫，虽是东宫闲职，却改不了耿直的脾性。
早年做左拾遗时写《卖炭翁》、写《秦中吟》，他一直认定笔就是剑，能斩尽世间不平。
这一年六月，宰相武元衡在上朝路上被藩镇刺客当街刺杀，满朝文武慑于威势，没人敢发声追责。白居易第一个站出来上疏，恳请朝廷火速缉凶、为宰相雪冤。可他当时不是谏官，按规矩无权越级议论朝政。权贵们早就嫌他针砭时弊碍眼，顺势扣上“越职言事”的帽子，又罗织不孝的罪名构陷他。
贬书先下，贬他为江州刺史；诏令刚发，又追加一道，再降一级为江州司马。
一叶扁舟载着他远离长安，从东宫官员彻底沦为偏远州府的闲散闲职。
江州的日子清冷又漫长，日复一日枯燥乏味，看不到半点盼头。
直到那个枫叶荻花秋瑟瑟的夜晚，他去浔阳江头送客。
主客对坐，无言。只有江水汩汩地流，像在叹着气。
忽然，一阵琵琶声从临船飘来，如怨如慕，如泣如诉。
他听得心里一紧，让船家靠过去，请来了弹奏的人。是个年长色衰的妇人，自称曾是长安教坊的琵琶国手。她低头调弦，说起往事：当年一曲红绡不知数，钿头银篦击节碎；如今年长色衰，嫁给商人，漂泊在这秋江之上。
白居易听着听着，他想起自己，想起长安，想起半生追求。
他提起笔，墨落在纸上：“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写完这十四个字，他久久默然。
几年后朝廷大赦，白居易得以奉诏回京，先后任主客郎中、知制诰。可长安朝堂的党争倾轧分毫未减，他看得通透，主动上书请求外放。
先去杭州，再去苏州。
到了杭州，他一心扑在民生实事上。
当时西湖常年淤积，水系不通，周边农田一到雨季就涝、旱季就枯，百姓收成根本没法保障。
白居易亲自带队勘测疏通，清理西湖淤泥，加固沿岸堤岸。等河道疏通、堤坝加固完，周边农田旱能浇、涝能排，困扰当地人几十年的旱涝毛病，彻底解决了。疏通后的西湖灌区覆盖农田1000余顷，折合下来超过10万亩，周边十几个县的百姓都跟着受益。
这里有个小知识点和大家解释一下，很多人会误以为西湖白堤是他新建的，其实这条堤早在唐代之前就存在，原名白沙堤。只是因为他的治水功绩太过惠民，百姓感念他的恩德，代代相传，慢慢就叫成了白堤。
闲暇时漫步西湖，看着湖面风平浪静、百姓安居乐业的模样，他有感而发，写下“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西湖的水顺着堤坝流进田里，稻穗沉甸甸地垂着。他走在白沙堤上，风吹过绿杨，心里是前所未有的踏实。
后续调任苏州刺史，他依旧勤恳务实、深耕地方。当时苏州水路堵塞、交通不便，严重影响百姓出行与物资流通。他亲自督办工程，疏浚山塘河、修筑河堤，打通了当地水陆要道，既便利了民生，也稳住了一方经济。
年岁渐长后，白居易辞官归隐洛阳，靠着太子少傅的荣誉头衔安度晚年。
他在履道里置办宅院，园子里挖了小池，种了白莲，养了几尾鱼。每天早上起来，先在池边散步，然后到书房里整理旧稿。午后若有客人来，便摆上棋盘，煮一壶茶，边下边聊。若是没人来，他就一个人坐在廊下看书，看累了就闭着眼听鸟叫。日子慢得像流水，不起波澜。
有一回刘禹锡来访，两人喝到微醺，刘禹锡兴起，提笔写了一首《酬乐天咏老见示》，其中有句“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白居易读了，笑着说：“你这是在安慰我。”刘禹锡摇头：“我是在羡慕你。”两人相视一笑，又斟了一杯。
他给自己的这种生活状态取了个名字，叫“中隐”。不彻底归隐山林与世隔绝，也不挤在权力中心内耗自己，半仕半隐、随性自在。
冬日雪夜，兴致来时，他随口写下“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寥寥数语，道尽了历经世事之后的淡然与松弛。
四、李德裕：祖传贵宾卡的极限与终局
长安，宰相李吉甫的府邸。
16岁的李德裕抓起一卷时人编纂的科举范文，随手扔在书案上，对着满座宾客撂下一句狂话：
“好骡马不入行。”
满堂寂静。
这话太狂。
真正的千里马，才不去跟普通牲口一起挤科举那条跑道。
狂，但他确实有狂的资本。
他姓李，出身顶级门阀赵郡李氏，祖父李栖筠、父亲李吉甫，都曾出任过宰相，他爹还主持编撰过《元和郡县图志》，是个既掌权柄、又有学问的人物。
这底气，硬得很。
唐朝律法五品以上官员子弟，可以通过“门荫”直接获得做官资格。他生下来，名字就在吏部的候补名单上。
唐代300多位宰相中，出自门阀世家、靠门荫入仕的比例，唐初高达7成以上，中晚唐仍占4成左右。
李德裕既是这4成中的一员，又是其中的顶配——祖父、父亲都是宰相，三代宰相的门第，整个唐朝也找不出几家。
但他和一般纨绔子弟的玩法不一样。
别人靠门荫挤进秘书省、弘文馆这些清贵衙门，喝茶看报，混资历。
李德裕主动要求“外放”。
从浙西观察使的幕僚做起，一路做到浙西、西川、淮南的节度使。
在浙西，前任节度使奢侈无度，留下个烂摊子。
他上任，第一把火是查账，把被挪用的公款一笔笔追回来；第二把火，是把节度使府里那些吃空饷、混日子的“临时工”，一口气裁掉了1000多人。整顿过后，府库亏空尽数补齐，冗余闲散人员全部清退，当地政务也变得顺畅高效、井然有序。
在西川，面对吐蕃的连年侵扰，他整军备，修堡垒，接收吐蕃维州守将投降，一度兵不血刃拿下战略要地。虽然朝廷后来迫于压力又还了回去，但这一下，长安的皇帝和满朝文武都记住了，李吉甫这个儿子，不仅能管钱粮，还能安边疆，是个能扎硬寨、打硬仗的“救火队长”。
他的根基，就这么一点点攒了起来。
唐武宗李炎即位，给了李德裕绝佳的机会。年轻的皇帝想要革新朝政，对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的乱象极为抵触，急需一位能力出众的臣子辅佐大局。
李德裕被紧急召回长安，直接拜为宰相。
李德裕辅佐武宗，做了几件震动朝野的大事。强力推行“灭佛”，拆寺庙，收土地，给朝廷弄来了急需的钱财；坚决平定昭义镇刘稹的叛乱，震慑各地藩镇；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宦官监军的权力。
这一刻，他的权势达到了顶点。
会昌六年春，武宗病重。三月，武宗驾崩。
皇叔宣宗李忱在宦官马元贽等人的拥立下即位。
风向，一夜之间，彻底变了。
新皇帝不信任前朝重臣，尤其不信任李德裕。
登基仅几天，在一次听政时，宣宗就对他说：“每顾我，使我毛发洒淅。”大白话说，每次看到你，都让我毛骨悚然。
这话一出，朝堂死寂。李德裕明白，他这辈子完了。
罢相的诏书很快下来，外放为荆南节度使。
随后几年，他像一件被不断丢弃的行李。诏书一道比一道急，地方一次比一次远——从荆南节度使，到东都留守，到潮州司马，再到崖州司户参军。
崖州在哪？在海南岛北部，如今的海口一带，孤悬海外，瘴疠横行，距离长安6000余里，是当时大唐最偏远的贬谪地之一，真正的天之涯、海之角。司户参军是几品？从九品下，一个管理户籍的最末流小官。从位极人臣的宰相，到天涯海角管户口名册的九品吏，只用了4年。这落差，比从天上掉到地下还大。
在崖州，湿热瘴疠，语言不通。他写诗：“岭水争分路转迷，桄榔椰叶暗蛮溪。”道路迷失，密林遮天，就像他再也走不出的绝境。
大中三年十二月，李德裕在崖州贬所病逝，终年63岁。据说死前，他烧掉了所有私人书信文稿。
四种活法，四种结局。你更认同哪一种？
可无论出身如何、选了哪条路，在大唐官场里，都绕不开同一个命运拐点——贬谪。一纸诏书，就能把身居朝堂的重臣，瞬间扔到帝国偏远角落。无数大唐诗人的人生、诗词风骨，都因贬谪彻底改写。下一章，我们就走进那些偏远的贬谪之地，看看被逐出长安的诗人们，在绝境之中，书写出了怎样的千古绝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