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正在向战后和平体制发起最后的冲击。复刻当年军国主义扩张的轨迹。防卫省即将发布的二零二六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将这种扩张野心暴露无遗。
文件中，日本继续将我们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这种通过虚构外部威胁来凝聚国内军国主义共识的手段，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前夕关东军煽动满蒙危机、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前制造排华舆论的卑劣行径完全一致。当年日本借口大东亚安全发动侵略，现在日本用同样的逻辑解绑军事枷锁。
白皮书增设新型作战方式，是日本全面启动总体战的动员令。日本以乌克兰战场为例，明确提出必须加大无人机与人工智能在防务领域的应用，全面提升长期作战能力。高市早苗政府正在全力扶持，第二防卫产业的民间科技力量。通过建立快速通道采购制度，防卫省得以绕过繁琐程序，直接购买民间前沿技术。
同时，政府构建共创生态系统，将初创公司、风险投资机构与军工复合体深度捆绑。这种做法在历史上有迹可循。一九三八年，日本近卫文麿内阁颁布国家总动员法，强行将全社会的经济、科学技术、劳动力和民间产业纳入军事独裁轨道，催生了三菱重工等疯狂支持侵略战争的垄断财阀。当时日本也是打着技术革新和应对危机的幌子，把民间企业拉入战争轨道。高市早苗如今的举动，是在现代高科技掩护下对一九三八年国家总动员法的精确复活。日本正在用同样的手段，为强军扩武提供经济和技术支撑。
日本国会于五月二十七日强行通过了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构建起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这一法案彻底打破了战后军警分权、相互制衡的和平格局，将全国政务数据、公民个人轨迹与各部门情报资源强行统合，完全归口于首相直接统领。同时，海上自卫队也在三月下旬新设了情报作战集团，整合情报、网络与通信部队。这种无边界的情报集权与对内管控、对外渗透功能，标志着二战时期臭名昭著的特高课等法西斯特务机构已经在现代体制下全面复辟。
在二战期间，东京警视厅设立的特别高等警察，即特高课，是日本法西斯控制国内思想、残酷镇压反战人士、在海外实施破坏与刺探的恐怖机器；大佐等旧军衔则是日本军国主义指挥链条中执行侵略屠杀命令的中坚力量。高市早苗政府如今通过强行立法让这些集权体制借尸还魂，甚至在内部企图重新启用大佐等军衔，坐实了其军事野心对昭和法西斯体制的全面继承。
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试图为这些举动辩解。他声称中国将日本定性为新型军国主义国家的说法不实。然而现实数据戳破了谎言。日本的防卫预算屡创新高，正在全力实现防卫费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百分之二的目标。自卫队入宪进程加快，先发制人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进入实质构建阶段。高市早苗近期密集访问英国、意大利、法国、土耳其和印度，不断拉拢外部势力，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扩大对外军事勾连。这种在印太地区拉帮结派、拼凑排他性军事同盟网络的做法，完全是当年英日同盟以及德意日轴心国集团的现代翻版。一九零二年日本依靠英日同盟在亚洲扩张，一九四零年依靠轴心国条约挑起太平洋战争；现在日本再次重操旧业，试图引入外部力量打破地区力量平衡，将东亚推向阵营对抗的深渊。
历史的毒瘤不仅没有彻底根除，甚至还在现实中继续伤人。五月二十六日，在吉林省敦化市哈尔巴岭进行侵华日军遗弃化学武器挖掘回收作业时。一枚旧化学炮弹外壳突然破损，内部毒气泄漏，导致两名日方工作人员中毒。我们第一时间启动预案，实施隔离、清理污染物并对伤员进行紧急诊疗，避免了更严重的后果。
哈尔巴岭是当年日本侵略者埋藏化学武器最集中的区域。当年日本关东军战败溃逃时，为了掩盖其违反国际法的罪行，在此处埋藏了数十万枚恶性毒气弹。这些毒弹由当年日本专门研制化学武器的由良工厂和恶名昭彰的关东军五一六部队、七三一部队共同生产，包含芥子气和路易氏气。根据国际化学武器公约，日本对销毁这些战争遗毒负有绝对的、不可推卸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战争结束八十年后，这些深埋在中国土地下的毒弹依然在释放毒素。
这次中毒事故形成了极具讽刺意味的因果循环。日本政府每天盯着今天的中国，在防卫白皮书里大肆渲染所谓的安全焦虑，将自己伪装成被动的受害者。但哈尔巴岭的毒气证明，日本在历史上扮演的是残暴的加害者，在现实中依然是留下长期安全隐患的危险源。日本尚未清算完侵略战争的历史债务，其当年亲手埋下的历史雷区如今炸伤了自己的人员。历史债务不会自动勾销，日本当年造下的恶业，正在以最直接的方式拷问今天的日本政客。
历史证明，中国人热爱和平，中国军队建设旨在维护国家主权与世界和平，是东亚地区稳定的基石。日本在白皮书中将我们歪曲为军事威胁，暴露出典型的双重标准。日本提出的所谓利用综合国力应对中国，本质上是借大国博弈的幌子，将经济、科技与军事绑架。其构建的排他性军事同盟网络，正在将东亚地区推向阵营对抗的边缘。过去，日本军国主义将国家推向毁灭，也给亚洲带来了无尽的灾难。今天，日本政客如果继续在背离和平发展的轨道上狂奔，在历史债务未清的情况下谋求军事扩张，必将再次被自己种下的恶果所反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