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政治与民主质量 | 区域国别研究报告:西欧北美篇第1期

《城乡裂痕在昂格鲁—美利坚民主国家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the Urban-rural Cleavage in Anglo-American Democracies）一文发表于《比较政治研究》（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该文对加拿大、英国和美国从 20 世纪初至今的城乡选举裂痕（urban-rual cleavage）的发展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国家的城乡选举裂痕都在扩大，每个国家都通过独特的发展轨迹形成了目前的城乡选举差别。

造成城乡选举裂痕的原因包括人口构成效应（composition effects）和地理环境效应（contextual effects），二者间还存在相互影响。前者认为城乡地区的人口构成差异导致了不同的投票行为。例如，城市地区通常有更多年轻、受过高等教育和多元文化的居民，而农村地区则更多是年长、教育水平较低的白人居民。后者则强调城乡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差异影响了居民的政治偏好。例如，城市地区的经济多样性和高密度人口促进了左翼政党的支持，而农村地区的经济衰退和文化保守主义则加强了右翼政党的支持。

同时，城乡裂痕的政治显著性通过特定议程以及精英策略两条机制被激活。例如，某些议题（如移民、环境政策等）在城乡之间的分歧尤为明显，政治精英通过强调这些议题来激活城乡分歧，以获取选举优势。

在美国，城乡裂痕在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波动较大，但在90年代后迅速扩大。这一结果是人口构成效应和地理环境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美国两党制的零和博弈属性加剧了这一裂痕。在英国，城乡分歧自20世纪初以来持续增长。工党更多依赖城市工人阶级群体，而保守党通过捍卫“英国性”（Englishness）的方式，获得了乡镇群体的更多支持。在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后，城乡分歧进一步加剧。在加拿大，城乡分歧呈现出阶段性特征，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和60年代出现了明显的城乡分歧，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才开始持续增长。城乡经济文化构成的变迁以及选举联盟的路径依赖是裂痕的主要原因。

总之，城乡分歧已经成为影响国家政治格局的重要因素。政治精英可以通过激活城乡分歧来获取选举优势，但也需要注意城乡分歧的长期影响，避免进一步加剧社会分裂和极化。

激进右翼政党逐渐渗透到许多自由民主国家的政治主流中，标志着一种“民主倒退”的趋势。发表在《欧洲政治研究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的《民主倒退的主流化：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Mainstreaming Democratic Backsliding: the Role of Gender Stereotypes）一文通过探讨性别主流化模型（gender mainstreaming model)在民主倒退中的影响，旨在理解性别刻板印象如何影响公众对民主侵蚀政策（Democracy-eroding policy）及其推动者的接受程度。

该研究提出，女性在激进右翼议程代表中更多地出现，这将使得民主倒退的推动者、他们的政策和他们的政党看起来更具合法性，这也可能有助于解释他们日益增长的公众接受度。文章选取了三个国家——以色列、德国和美国，首次系统地检验了这一假设。这些国家均为自由民主国家，但近年来，非自由、反民主的思想和政党在不同程度上被主流化和正常化。

该研究在2021年下半年进行了两组实验。第一组实验旨在从性别化的角度检验公众对民主侵蚀政策，以及推动这些政策的政党的支持，他们将性别刻板印象归因于推动这些政策的政党以及支持这些政策的公众。第二组实验进一步探讨了在以色列、美国和德国，公众对男性和女性激进右翼政治家及其政策的接受度差异。

研究发现，在这三个国家中，参与者普遍将民主侵蚀的激进右翼政策与男性气质、支持这些政策的人与男性联系起来。然而，当政治家为女性时，参与者更倾向于接受其民主侵蚀政策及其政党，即便男性和女性政治家推动的政策相同。并且，容易受到政治家性别主流化效应影响的受众正是那些通常特别反感激进右翼议程及其所代表的男性形象的人：女性和左翼选民。

这项研究首次为性别主流化模型提供了跨国的实验支持，其研究结果不仅丰富了对描述性代表作用的理解，还揭示了反民主议程从边缘走向主流社会的一种机制。女性政治家的可见性以及她们被赋予的女性气质，削弱了激进右翼议程和政党的男性形象，使得这些政治家、她们的政策和政党更容易被公众接受。这一发现为理解性别如何影响政治态度和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并为应对民主倒退提供了新的策略。

《微型公众（minipublics）赋权民主复兴？来自美国、爱尔兰和芬兰联合实验的证据证明》（Empowered Minipublics for Democratic Renewal? Evidence from Three Conjoint Experi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Ireland, and Finland）一文来自《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探讨了利用事先预设的微型公众为民主复兴提供新制度的可能性。文章预设了三项条件相似的联合实验，分别设于美国、爱尔兰和芬兰。微型公众具备一定的制度创新力，但是在三个国家中，公民普遍不愿意赋予其权力、自治权以及额外设定（如群体性的建议）。然而具体分析显示，特别是微型公众的参与度、公民作为决策者的受信度以及低政治信任三者结合，使得微型公众更具实权和自治权。实证研究中值得注意的是，多数公民希望微型公众作为代议制的补充，而非现有基本民主制度的替代。

将创新理论嵌入制度方法有助于更好理解公民对制度创新的复杂情感，文章据此预测，低政治信任与对公民作为政治决策者的高信任，与要求赋予微型公众更大的权力和自主权有关。为证实这一结论，团队于2022年采用多元案例策略，对美国、芬兰和爱尔兰展开相同的联合实验，采样数据分别为美国（n=2045）、芬兰（n=2005）和爱尔兰（n=2007），美国代表政治信任水平国家，芬兰具备高信任水平，而爱尔兰拥有丰富微型公众经验。

实验做出四个基本假设：

1.公民对微型公众模式呈基本理解态度；

2.公民预先熟悉和体验微型公众方式，有助于推动微型公众的赋权和自治权实现，要求的附加条款也相应更少。

3.相对于高政治信任的公民，低政治信任的公民对微型公众的强赋权和自治性更开放，要求的附加条款更少。

4. 较之低信任度的公民，高度信任其他公民作为政治决策者的公民更愿意接受微型公众的强赋权和自治。

实验分类并事先调研公民对微型公众的熟悉程度和过往经验，从制度和人际关系维度衡量政治信任，统计分析后分验证上述四种研究假设。

实验结果显示，公民对微型公众赋权和自治权的支持程度，与参与度、政治信任度相关，但并不希望以此代替代议制，更多的是将其作为民主制度的补充。

《国会中的专业知识获取》（Expertise Acquisition in Congress）一文来自《美国政治科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探讨了国会职员专业知识的获取是如何受到促进或抑制的，并以此理解国会治理能力的变化。   

近年来，美国国内民众对国会不满情绪日渐上升的背后，是国会治理能力的急剧下降，而国会职员对专业知识的获取与掌握情况则与国会治理能力息息相关。文章指出，专业知识是治理能力的基本机制，对解释问题解决能力的下降至关重要，因此如何促使国会职员获取专业知识以提高职员质量与治理能力成为本文研究的重点。

文章首先将专业知识技能定义为一种人力资本形式，并提出区分专业知识通用性与特定性的二分法，在通过偏向程度为其定性后再展开进一步的比较研究。在动机层面，通用性专业知识由于能够使职员在国会外找到更好工作并获得更高报酬，通常会引发职员的主动获取兴趣，而特定性专业知识往往需要议员雇主直接承担培训费用。除此之外，本文在离职率、职业不确定性、外部工作机会等层面，对国会职员获取两类专业知识所带来的不同影响进行了比较分析，强调获取特定性专业知识有助于国会职员能力的稳定提升。

为进一步详细论述研究结果与解决方案，本文聚焦行政部门监督专业知识，收集2011 - 2021年工作人员就业、求职及培训数据，包括研讨会和集训营记录，并与国会工作人员总体就业记录整合形成总体数据库。通过公开透明的自动化脚本与程序运行，在对一级结论进行检验的基础上，引入议员离职、议会休会以及总统执政等深层政治因素进行相关性分析。研究发现，议员所在党派控制总统职位时，国会职员对职业不确定性敏感度降低。议员离职将使其雇员职业不确定性增加，留任国会比例大幅下降。议员任期最后一年，其雇员参加培训的可能性较低。

在未来改革实践中，由于议员高流动率不利于特定工作专业知识获取，延长议员任期、保障委员会工作人员岗位以及在议员任期后期和休会期安排培训等措施将有助于促进国会职员素质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