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二忠文化是以南宋抗元英雄陈瓒、陈文龙叔侄为核心的爱国主义精神标识，其发展历程体现了“家族悲剧—民间信仰—国家符号—现代地标”的完整演变逻辑。二忠文化在元代表现为“杨公太师”的避祸隐喻，在明代通过官方敕封城隍与设立“二忠门子”仪式确立了制度化地位，在清代扩展为海路守护神信仰。尽管历史上最重要的明代二忠祠于1991年遭商业开发拆除，但民间通过“衣冠冢遗址发现”与“壶公山二忠文化公园重建”，成功实现了文化载体的异地置换与精神复兴。当前，该文化已成为连接海峡两岸、凝聚宗族情感及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核心载体。
第一章 绪论
莆田二忠文化是莆田历史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也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在地方层面的典型缩影。本报告所指“二忠”，专指南宋末年抗元殉国的陈瓒与陈文龙叔侄。陈瓒，字瑟玉，陈文龙之从叔，抗元失败后惨遭车裂，谥“忠武”；陈文龙，宋度宗咸淳四年状元，官至参知政事，抗元殉国后绝食而亡，谥“忠肃”。
二忠文化并非孤立存在的个体崇拜，而是深深植根于莆田“忠义”土壤中的集体记忆。其起源最早可追溯至宋代玉湖陈氏家族“一门两丞相，九代八太师”的辉煌家风，家族先祖陈俊卿的“仁者之勇”与“家国情怀”为二忠的事迹奠定了道德基调。在历史长河中，二忠文化经历了从家族内部的悲壮传承，到民间自发的英雄崇拜，再到明清官方确立的国家正祀，最终在当代转化为集观光、祭拜、教育于一体的公共文化空间。
本研究基于详实的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资料，系统梳理了二忠文化的起源、建筑载体的兴衰、信仰内涵的演变以及当代的传承与影响。特别是针对明代二忠祠的毁灭与壶公山新祠的重建这一“文化断层与接续”的典型案例，进行了深入剖析，以期为地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活化提供参考。
二忠文化的诞生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厚的家族文化基因。莆田玉湖陈氏家族在宋代达到了顶峰，素有“一门两丞相，九代八太师”的美誉[2]。这种显赫的家族背景并没有滋生骄娇二气，反而孕育出了刚烈的忠义家风。
家族先祖陈俊卿作为南宋左丞相，其“仁者之勇”与清廉刚直的品格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据史料记载，陈俊卿曾被陆游称颂，他一生坚守原则，坚决反对跑官要官，这种“无功不受禄”的气节成为了家族的传家宝[3]。玉湖陈氏先祖陈仁还立下了“忠义孝慈为本分，诗礼经书要学好”的八字传家宝，这成为了陈瓒与陈文龙人生价值观的基石。
陈文龙（1232—1276），不仅是南宋的状元宰相，更是抗元守城的主帅。他的事迹充满了悲剧色彩与英雄气概。
- 绝地反击与“生为宋臣”：南宋德祐二年（1276年），元军攻破临安（今杭州），南宋恭帝投降。此时的兴化城（今莆田）已成为东南沿海仅存的一座孤城。陈文龙临危受命，出任参知政事、闽广宣抚使。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他在囊山设伏，一举歼灭元兵千余人，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为了表明死守的决心，陈文龙竖起了“生为宋臣，死为宋鬼”的大旗，并斩杀了两名试图劝降的元使，彻底断绝了退路。
- 毁家纾难与绝食殉国：陈文龙不仅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在经济上也倾尽全力。他变卖家产，散尽家财以充军费，体现了“毁家纾难”的爱国精神。城破被俘后，面对元将的威逼利诱，他宁死不屈。被押解至杭州途中，他拜谒岳飞墓，感怀泣涕，最终绝食八日而死，年仅46岁。他的墓葬旁生出带刺的竹子，百姓称之为“刺竹”，以示其忠义感天动地。
陈瓒（1232—1277），字瑟玉，是陈文龙的从叔。如果说陈文龙代表了士大夫阶层的忠君爱国，那么陈瓒则代表了底层士绅与平民百姓的抗争精神。
- 继承遗志与收复失地：陈文龙殉国后，陈瓒悲愤交加，发誓“侄不负国，吾不负侄”。他变卖全部家产（约300万缗），招募壮丁，组织义军。景炎二年（1277年），陈瓒率军突袭兴化城，诛杀了叛将林华，成功收复了被元军占领的兴化城，并被任命为通判。
- 车裂殉城与悲壮结局：然而，元军元帅唆都很快卷土重来。在元军的猛烈攻势下，陈瓒率领仅有的500名家兵与数千名壮丁进行巷战，誓死保卫家园。最终，因寡不敌众，陈瓒被元军俘获。面对敌人的劝降，他大义凛然，痛斥元将，最终被残酷地处以“车裂”之刑（五马分尸）。陈瓒的牺牲引发了元军的报复性屠杀，全城死难百姓达3万余人，史称“兴化大屠城”。
二忠文化在近千年的历史演变中，经历了一个从“人”到“神”，从“秘密崇拜”到“官方正祀”的复杂过程。
元朝建立后，虽然也曾敕封陈文龙，但针对汉人英雄的忌惮依然存在。莆田百姓为了纪念二忠，同时为了避免触犯元朝统治者的忌讳，创造了一种极具智慧的“隐晦纪念”方式。
- 信仰的隐喻替代：民间开始广泛供奉“杨公太师”。据考证，这位“杨公太师”并非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神灵，而是莆田民众为了纪念陈文龙（曾任翰林学士、参知政事，位极人臣，可称太师）而虚构的替代符号。杨公太师在民间形象中往往手执药包，被尊为“瘟神”或“医神”，这实际上是一种政治隐喻——百姓借“驱瘟疫”来表达对“异族统治”（被视为元朝暴政为灾）的反抗。
- 民俗活动的政治内涵：在谷城宫等祭祀场所，虽然供奉的是杨公太师，但信众们供奉的祭品、举行的仪式（如“迎尚书”）却都指向了陈文龙。这种“名实分离”的信仰形态，使得二忠崇拜在元代得以在民间顽强存续。直到民国时期，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部分庙宇（如黄石谷城宫）才正式改祀陈公太师，恢复历史本真。
明太祖朱元璋起于行伍，深知民心向背的重要性，因此对忠义之士极为推崇。明代是二忠文化地位上升最快的时期，完成了从“民间私祀”到“国家正祀”的转变。
- 敕封城隍神：明初，朝廷正式敕封陈文龙为福州府城隍庙主神，陈瓒为兴化府城隍庙主神。这一敕封不仅是对二忠个人品德的肯定，更将地方神灵纳入了国家祀典体系，使其成为保境安民的官方守护神。
- 二忠祠的建立与“二忠门子”：明正德三年（1508年），礼部右侍郎张洁等官员奏请为二忠立祠。明廷批准了这一请求，规定由地方官员春秋致祭。位于莆田城内的二忠祠（位于城隍庙侧）因此建立。更为独特的是，官方设立了“二忠门子”这一职位，由当地百姓轮充，负责看守祠堂。这一制度不仅保障了祠堂的维护，更将二忠信仰具象化为一种社会责任与荣誉。
进入清代，二忠文化进一步扩展，不仅在陆地上，更走向了海洋，成为维系海外贸易与两岸联系的重要精神纽带。
- “官船拜文龙”：陈文龙被加封为“水部尚书”、“镇海王”。由于其忠义显灵的传说广为流传，明清两代的使臣在出使琉球（今冲绳）、台湾时，往往会在官船上供奉陈文龙神像，祈求航海平安。由此形成了“官船拜文龙，民船拜妈祖”的独特海神信仰格局。这一信仰随着商贸活动传播至台湾、东南亚等地，成为了连接海内外华人的情感纽带。
- 祭祀文化的世俗化：在兴化府城隍庙，二忠信仰与城隍信仰深度融合。庙内悬挂“看报应”匾额，对联“作事奸邪任你焚香无益；居心正直见吾不拜何妨”直抒胸臆，体现了二忠文化中清官爱民、嫉恶如仇的廉政内涵。同时，祭祀活动逐渐演变为集宗教、娱乐、慈善于一体的民俗节日，如“点彩”、“祭孤”、“吃平安斋饭”等活动，极大地增强了文化的亲和力与凝聚力。
二忠文化的实体载体经历了从明代官方祠堂的兴盛，到“文革”及90年代商业开发中的毁灭，再到21世纪民间在壶公山重建的跌宕起伏。
明代二忠祠位于莆田城内，紧邻兴化府城隍庙。该祠始建于明正德五年（1510年），由福建布政使及兴化府主持营建，于正德七年（1512年）竣工。
- 建筑规制与文化遗存：虽然作为官方祭祀场所，其规模可能不及皇宫庙宇宏大，但其政治地位极高。祠内立有两块极具价值的碑刻：
- 《二忠祠记》：由明代著名学者、都察院右都御史林俊书丹，赐进士出身姚镆撰文，陈茂烈篆额。该碑文详细记述了陈瓒、陈文龙的忠义事迹及建祠缘由，是研究二忠文化的核心史料。
- 《重修二忠祠记》：立于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由沔阳陈文烛书写，记录了祠堂在倭寇焚毁后的重修过程。
- 功能变迁：清代至民国时期，该祠曾一度接纳了因族人贫困而被变卖的“四贤祠”（原祀蔡襄、陈俊卿等）神像与宋代御碑，成为了陈氏家族及莆田先贤文化的“收容所”。然而，这座承载了数百年记忆的建筑，最终未能逃过时代的劫难。
位于梅园路的兴化府城隍庙是另一处重要的二忠信仰载体。该庙始建于明洪武三年（1370年），历经宣德、弘治、嘉靖、万历、康熙、光绪等历代重修，形成了占地约18亩的庞大建筑群。
- 建筑风格：主体建筑采用了典型的闽南宫殿式风格，重檐歇山顶，面阔五间。中轴线上依次排列着照墙、大门、仪门、戏台、正殿、寝殿等。
- 存续与保护：虽然在“文革”期间遭受了破坏，多数建筑被毁，但其核心的正殿、仪门及部分碑刻得以幸存。2001年，该建筑群被列为福建省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并辟为“陈文龙陈瓒纪念馆”，成为了目前莆田市区内展示二忠文化最重要的官方场所。
这是二忠文化历史上最沉重的一页。在1991年左右的莆田旧城改造浪潮中，位于城隍庙侧的明代二忠祠被认定为“危房”或“待拆迁建筑”。在缺乏充分文物保护意识的情况下，不良开发商强行拆毁了这座历经500年风雨的古建筑，将其夷为平地，用于商业开发或他用。自此，莆田中心城区彻底失去了二忠文化的实体地标，仅存的几方残碑成为了那段历史的唯一见证。
面对中心城区古迹的不可逆损毁，民间力量开始寻求新的精神寄托。2012年，这一转折点终于到来。
- 衣冠冢的发现与确认：2012年4月，陈国章等热心人士在壶公山五仑山麓发现了疑似古墓。经发掘，出土了刻有“宋义士侍郎忠武文魁太师忠肃”字样的墓碑及石人，经专家鉴定，确认此处即为安葬陈瓒衣冠与陈文龙部分遗骨的衣冠冢（因陈文龙葬于杭州，仅部分衣冠归乡）。
- 民间自建公园：这一发现极大地振奋了民心。2013年6月，二忠陵园筹建董事会成立。2015年至2016年，民间集资在原址附近建设了壶公山二忠文化公园。
- 新建筑群的特色：
- 二忠城隍祖庙：依北京颐和园邀月楼风格仿建，古朴典雅，飞檐翘角，气势恢宏。
- 爱国楼：采用现代碉堡式设计，寓意“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象征二忠坚不可摧的爱国意志。楼内大柱悬挂楹联“尽忠报国，魂归热土化城隍；纾难毁家，义复兴安伸正义”。
- 精神图腾：祖庙定制了“英雄大旗”，旗帜上半部为黄色（寓意陈文龙黄袍），下半部为红色（寓意陈瓒碎尸），象征着二忠前仆后继的忠烈精神。
二忠文化之所以历经千年而不衰，是因为其精神内核具有穿越时空的生命力。
- 忠烈报国：二忠的事迹超越了狭隘的“愚忠”，升华为一种民族气节。陈文龙的“生为宋臣，死为宋鬼”与陈瓒的“侄不负国，吾不负侄”，体现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在城破之际，他们宁死不降，甚至不惜牺牲全家人（陈文龙母子皆殉难），这种视死如归的气概是爱国主义的最高表现。
- 毁家纾难与民本思想：二忠不仅是官员与乡绅，更是爱民的典范。陈文龙在绝食赴死前高喊“速杀我，无害百姓！”，陈瓒在抗元前散尽家财招募勇士。他们不仅以死殉国，更以家产殉民，体现了深厚的民本思想与“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家国情怀。
- 孝义传家：张琴先生曾评价修二忠祠“非特表陈氏，乃所表莆人，并所以表中国民族也”。二忠文化将家族荣誉上升为民族精神，强调孝义传家，仁者之勇，对当代社会的家风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在当代，二忠文化不仅是历史记忆，更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功能。
-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壶公山二忠文化公园与城隍庙纪念馆已成为莆田市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学校组织学生开展“行走的思政”研学活动，通过参观纪念馆、观看莆仙戏《陈文龙传奇》、诵读历史典籍等方式，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英雄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2010年，莆田市将“陈瓒信仰习俗”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对相关的仪式、传说、习俗进行了系统性的抢救与保护。这标志着二忠文化从自发的民间活动走向了制度化的文化保护。
- 两岸交流与文化名片：鉴于陈文龙在台湾及东南亚地区的深远影响，二忠文化成为了连接海峡两岸同胞的重要精神纽带。通过举办祭祀大典、学术研讨等活动，加强了与台湾地区宫庙的联系，推动了民间基层交流与融合。
莆田二忠历史文化是一部波澜壮阔的精神史诗。从南宋末年陈瓒、陈文龙叔侄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尊严的悲壮起点，到元代莆田民众机智地通过“杨公太师”信仰隐喻进行文化抵抗；从明代官方敕封确立其正统地位，到清代其信仰扩展为护佑海路的“镇海王”；再到近现代，尽管经历了旧城改造中明代二忠祠被拆毁的惨痛历史，但莆田人民通过在壶公山重建衣冠冢与文化公园，完成了文化载体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这一历程深刻表明，二忠文化早已超越了地域与时代的限制，成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与忠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莆田的一张文化名片，更是激励后人“尽忠报国、毁家纾难”的永恒精神丰碑。在未来，如何进一步挖掘其廉政文化内涵，推动其在海峡两岸交流中的实质性作用，将是二忠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新课题。
（资料来源于网络，陈汀州配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