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名启程|非啮齿类动物毒性研究中死亡与发病原因的判定与报告

突然改了个名字和头像。

很开心，有好朋友们加入，一起记录、一起成长。昨天正好听到一句话：一个人如果只懂自己本职业里的事情，是一件很“俗气”的事。两位伙伴都是能在很短时间内，多次顺利完成跨专业学习的人，是我觉得很“全面”的人。愿你们在这里玩得开心。

于我而言，解决问题的过程大致如此：初次想到时，理解不到四分之一；落笔梳理时，再得四分之一；真正实践时，又深一层；直到能够融会贯通，迁移到不同应用场景中，才算真正掌握。一知半解才是常态，不必着急，也无需苛责。愿我们都能在不断探索中保持热爱，在彼此陪伴里收获乐趣。

这是一期播客录音，是讨论一篇发表在 Toxicologic Pathology 的文章，主题是非啮齿类动物毒性研究中死亡与发病原因的判定与报告，场景主要是犬、非人灵长类等大型实验动物的药物安全性研究。讨论的专家Kathleen 目前是 EPL 弗吉尼亚分支的高级病理学家兼总裁。也是这篇论文的共同作者。

这篇文章先调研行业里现在是怎么做的，再基于调研结果提出一些建议。项目推进时间其实很长，中间也经历了人员变动和进度停滞，最后才由工作组一起整理、打磨成文。某种程度上也能感觉到，这不是一个“很快就能得出标准答案”的问题，而是一个行业里一直存在、但并没有完全统一的实践问题。

调研一共收到了 30 家机构的有效反馈。结果里一个很直接的信息是：大约 70% 的受访者会经常或在大多数情况下判定动物死亡原因，但还有约 30% 并不会持续、稳定地开展这项工作。这个比例本身已经不算低，但播客里反复强调的一点是，只要动物发生死亡，就应该尽可能明确原因，而不只是关注“是否在研究方案要求之内”。对于已经发现死亡的非啮齿类大型动物，多数机构还是会按照和存活动物相似的方式处理，采集组织并进行检查。

很重要的一个点是，行业实践其实并不完全一致。尤其在一些早期探索性研究里，因为项目进度和资源压力，不一定会对死亡原因做非常全面、非常深入的追查；但也有不少机构会主动增加额外检查来帮助明确原因，比如开展更深入的病理评估，或者增加一些专项检测。作者指出：既然实验动物已经为研究付出了生命，那就应该尽可能从它们身上获得更多信息。

为什么文章要特别聚焦非啮齿类动物。与啮齿类研究相比，非啮齿类研究通常样本量更小、单只动物价值更高、成本也更高，所以每一只动物的信息都更重要。尤其在低样本量研究里，每只动物都很有价值，出现死亡时，更应该尽可能获取所有相关信息。很多机构愿意付出额外精力去判断死亡是否与受试物相关，本质上也是希望从单个事件中尽量提取更多关于受试物的信息。

最后作者提出了四点核心建议，

第一，应当投入足够的工作去明确动物死亡原因。

第二，如果标准方法无法明确原因，就应当修改方案或增加额外检测。 也就是说，不能因为常规方法没有给出答案，这件事就到此为止。

第三，判定结果需要在报告中披露，并且一致地纳入研究数据。 不是零散提一句，而是要真正进入正式报告体系。

第四，需要了解实验动物饲养环境中的整体情况。 不能只盯着单个研究本身，还要考虑环境背景对死亡事件可能造成的影响。

后面谈到落地实施时，现实问题就出来了。最核心的挑战不是“这件事有没有道理”，而是“不同机构之间差异太大”。比如，对死亡原因的命名方式、编码方式、共病的记录方式，并没有统一标准；很多数据系统又只允许录入一个死亡原因，但真实情况往往没有那么简单，一个动物可能同时存在多个致死因素，这时候共病信息就很难被完整表达出来。也就是说，问题不只是要不要判定，还包括怎么记录、怎么归类、怎么在报告和数据系统里真实呈现。

这一点也直接引出了后面的方向：行业里已经开始意识到，可能需要进一步推进覆盖更多物种的死亡原因报告最佳实践指南，而不是只局限在非啮齿类动物上。未来如果能在命名、术语、录入方式上更标准化，至少不同机构之间的数据会更容易比较，信息也会更完整，不至于每家机构都在用自己的一套说法。

Colman K, Funk KA, Boyle M, et al. Scientific and Regulatory Policy Committee Points to Consider for Determining and Reporting Cause of Death/Moribundity in Non-Rodent Species in Toxicity Studies. Toxicologic Pathology. 2025;53(5):501-510. doi:10.1177/01926233251321781.

监管框架

现行 ICH 指导原则（含 M3 (R2)）明确非临床早期试验最大耐受剂量（MTD）判定要求，指导关键非临床试验剂量设置，强调合理选剂量以表征毒性、减少试验动物提前死亡。但通用毒性试验中死亡原因判定的具体规范仍较有限。

FDA 红皮书 2000：IV.B.4 毒性试验统计学考量建议，记录每只动物死亡类型（计划内、濒死、发现死亡）、死亡日期、试验天数及动物退出原因。ICH M4S 人用药品注册通用技术文档 - 安全性要求，评估毒性反应的发生时间、严重程度、持续时间、剂量依赖性、可逆性及物种 / 性别差异，并讨论关键特征。欧洲药品管理局（EMEA）指导原则指出：若观察到严重毒性或死亡，需补充试验明确死因或毒性机制（若原试验无法阐明且与临床试验设计 / 安全性监测相关）。

调研结果

死亡原因通用问题

• 仅 33% 的受访者（30 家）所在机构要求在病理数据采集系统中录入 COD（啮齿类致癌试验强制肿瘤标注除外）；其中半数仅允许录入单一死因，其余支持自由文本或多因素录入。
• 未要求在数据系统录入 COD 的机构，均在报告叙述中记录 COD；几乎所有受访者均在报告叙述（尤其试验报告死亡率章节）中说明 COD。
• 70% 的受访者表示，超过 45% 的案例可频繁 / 大概率明确直接 / 近因死因（图 1）。

全组织列表、有限 / 无组织检测试验

• 所有非啮齿类试验（GLP / 非 GLP）中，超 50% 受访者的方案 / 标准操作规程（SOP）常规纳入计划外剖检 COD 判定指标：全组织列表、血液学、临床生化、凝血 / 止血功能、毒代动力学采样；尿常规、骨髓涂片、抗药抗体检测、特殊染色、感染性疾病血清学、细菌学采样、粪便检测占比＜50%。
• 73% 的受访者开展方案 / SOP 外补充检测明确死因，包括特殊染色、免疫组化（IHC）、聚合酶链反应（PCR）、微生物学、组织质谱等。
• 多数受访者按方案或方案 + SOP 预设标准开展 COD 评估；67% 在 GLP 安全性试验中，计划外剖检样本采集与计划内剖检一致，可根据试验具体情况调整组织采集 / 检测。
• 57% 的受访者对发现死亡动物与计划外选择性安乐死动物的 COD 判定方法不同：发现死亡动物无法采集血液、脏器重量、骨髓涂片、冷冻样本；计划外安乐死动物中，72% 常规检测血液学与临床生化，44% 检测毒代动力学（TK），34% 检测抗药抗体。
• 62% 的受访者根据个案、委托方要求、临床症状、大体观察等调整组织采集，病理学家可基于科学判断补充采样（如给药动物出现皮肤病变时，采集对照组样本对比），调整内容纳入方案修正案。
• 40% 的受访者表示，COD 评估因受试物、适应症、给药方式、剂型等因素变化，最常见影响因素为给药途径、已知风险因素、剂型。
• 若计划外安乐死疑似与免疫反应（抗药抗体、免疫复合物病）相关，31% 的受访者未开展补充检测；其余受访者按需补充细胞因子、补体激活、剖检采样、组织学检测等。
• 79% 的受访者对不同非啮齿类动物的 COD 判定方法无差异；有差异者表示，非人灵长类采样量多于犬、猪等大型动物。
• 方案未规定组织采集或有限组织列表的试验中，56% 对死亡动物采用更有限组织集，44% 仍采集全组织列表。
• 非 GLP 探索性 / 机制研究（犬、非人灵长类、猪）中，绝大多数计划外死亡动物按需开展组织病理学 COD 判定，兔类频率较低；其他有限组织试验（安全药理学、生殖发育毒性、耐受性试验）也会对死亡动物开展组织病理学 COD 判定。

考量要点 1

尽可能采用全面方法与技术调查非啮齿类动物 COD，明确所有死亡 / 提前安乐死动物的主要死因或主要促成死因。

• 判定需覆盖所有组别（对照组与给药组同等重要）。
• 试验方案应明确濒死 / 死亡时的 COD 判定流程与检测指标。

考量要点 2

若标准检测无法明确 / 疑似无法明确 COD，根据试验具体情况（既往经验、化合物作用机制预期效应）补充组织采集或其他检测。

• 单克隆抗体常见抗药抗体、免疫复合物病风险：补充肾脏电镜样本（检测免疫复合物沉积）、提前处死动物与同期对照组血样（检测补体激活）。
• 疑似类过敏反应：采集样本检测 IgE、组胺、类胰蛋白酶等过敏标志物。
• 疑似感染性疾病：采集诊断样本，用于试验数据解读与群体健康监测。

考量要点 3

COD 需在数据采集系统和 / 或报告叙述中明确说明，尽可能标注死亡 / 濒死是否与受试物相关。

• 若尽最大努力仍无法判定 COD，需在叙述中清晰说明原因及与受试物的潜在关联，为后续试验风险评估提供依据。
• 解剖与临床病理学家需基于病理诊断原则整合判定 COD，避免将轻微、不致死的病变 / 发现归为死因。

考量要点 4

机构内所有非啮齿类死亡 / 计划外安乐死动物（试验动物 + 饲养场动物）均应尝试判定 COD；兽医团队与试验小组（含病理学家）需持续开放沟通，保障高效协作与实时决策。

同居 / 同运输饲养场动物的 COD 评估，可为试验动物异常变化提供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