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5年的CLSCI期刊发文情况，中国法学创新网在采纳法学学术前沿团队统计报告的基础上，继续委托其团队结合往年法学创新网的统计标准进行了进一步的更新和核定，最终确定了2025年CLSCI期刊发文统计分析系列报告。如发现有数据信息不准确或评价不妥之处，请发邮件至：zgfxcxw@163.com
2025年度CLSCI来源期刊刑法学
发文观察
除《Frontiers of Law in China》《行政法学研究》等刊物外，2025年度其他CLSCI期刊均刊发了刑法学论文。2025年度刑法学论文总计324篇。2024年度为324篇，2023年度为300篇，2022年度为288篇。
（一）年度高产单位
为便于阅读，仅展现本学科领域发文总量在前10位（8篇及以上）的单位（详见下表）。
（二）年度高产作者
本领域高产学者的标准是发文量在2篇及以上。据此，本领域高产学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艳红（11篇），清华大学教授张明楷（6篇），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姜涛（6篇），北京大学教授陈兴良（5篇），清华大学教授周光权（5篇），清华大学教授黎宏（4篇），武汉大学教授李本灿（4篇），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刘宪权（4篇），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时延安（4篇），北京大学研究员江溯（4篇），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姚建龙（4篇），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喻海松（4篇），天津大学副教授孟红艳（4篇），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铭暄（3篇），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彭文华（3篇），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孙万怀（3篇），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付立庆（3篇），北京大学教授王新（3篇），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涂龙科（3篇），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陈伟（3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仁文（3篇），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刘明祥（3篇），河北大学教授苏永生（3篇），湘潭大学教授、南京市人民检察院研究室主任李勇（3篇），苏州大学副教授魏超（3篇），山东大学副教授江海洋（3篇），清华大学副教授王钢（3篇），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夏伟（3篇），东南大学副教授冀洋（3篇），中国政法大学助理研究员赵桐（3篇），西南政法大学教授石经海（2篇），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2篇），华东政法大学教授魏昌东（2篇），清华大学教授劳东燕（2篇），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璇（2篇），东南大学教授欧阳本祺（2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魏汉涛（2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童德华（2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杨柳（2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何庆仁（2篇），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李梁（2篇），华南师范大学教授邓毅丞（2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孙运梁（2篇），厦门大学教授李兰英（2篇），大连海事大学教授敦宁（2篇），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彦强（2篇），苏州大学教授王俊（2篇），中南大学教授张杰（2篇），南京大学教授孙国祥（2篇），安徽大学教授储陈城（2篇），浙江大学教授、原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柏浪涛（2篇），南京大学副教授马春晓（2篇），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崔志伟（2篇），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房慧颖（2篇），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刘双阳（2篇），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曾文科（2篇），清华大学助理研究员陈禹衡（2篇），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吴贻森（2篇），北京大学助理教授吴雨豪（2篇），同济大学助理教授杨猛（2篇），上海交通大学助理教授蓝学友（2篇），上海大学助理研究员赵拥军（2篇）。
有部分学者因所在单位未在本次高产之列，故在此展示其论文发表情况：马春晓在《东方法学》发表《论行政犯的行刑反向衔接》，在《法学家》发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逃税罪的界分——以“虚抵进项税额”的司法认定为中心》。孙国祥在《法学》发表《违法性怀疑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意义》，在《法学家》发表《代持型受贿既未遂新论——相对控制说的提出与证立》。魏超在《政治与法律》发表《自动驾驶汽车“电车难题”伦理困境的刑法解答》，在《中国法学》发表《从外在名誉到内在尊严：侮辱罪保护法益的重构与展开》，在《清华法学》发表《量的防卫过当之否定与防御性紧急避险之提倡——事后防卫出罪依据的重新划定》。王俊在《政法论坛》发表《准抽象危险犯的立法范围与解释规则》，在《中外法学》发表《预备行为实行化的立法根据与解释规则》。江海洋在《法学研究》发表《从直觉到证据：大模型法律语料库与法律解释客观化》，在《环球法律评论》发表《论通过司法解释的犯罪化：授权立法性质之证成》，在《法学论坛》发表《论基于风险的人工智能监管——以欧盟<人工智能法>为视角展开》。何庆仁在《中外法学》发表《归责负担与刑法不法》，在《清华法学》发表《义务犯视野下的新型腐败行为——以受贿罪为中心的分析》。刘仁文在《民主与法制》发表《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需要处理好四个关系》，在《法学》发表《从旧兼从轻原则应当扩大适用至生效判决》，在《当代法学》发表《论我国驱逐出境刑的立法不足及其完善》。孟红艳在《政治与法律》发表《刑民交叉视角的担保贷款双重欺诈与犯罪界限》，在《现代法学》发表《诈骗罪财产损失:司法认定规则的体系性展开》，在《法学评论》发表《诈骗犯罪财产损失的基本立场及贯彻》，在《民主与法制》发表《原始股交易型受贿案件的认定》。李兰英在《环球法律评论》发表《为亲友非法牟利罪的规范新解与司法适用》，在《政治与法律》发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商业间谍行为的规制困境及疏解路径》。王彦强在《法学论坛》发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相关竞合问题研究》，在《法学家》发表《牵连关系类型的司法认定——基于裁判文书的类型化分析》。杨猛在《东方法学》发表《元宇宙空间刑事风险与类型化规制》，在《法学论坛》发表《数据犯罪的刑事风险区分与应对——以数据关系理论的三权分置为切入》。敦宁在《法商研究》发表《轻罪制裁的预防化及其制度供给》，在《政法论坛》发表《过失危险犯立法模式的扬弃与替代》。刘明祥在《中国刑事法杂志》发表《冒用他人付款二维码取财行为的定性》，在《政治与法律》发表《电信网络诈骗案中专门取款人取款行为的性质——兼与张明楷教授商榷》，在《法商研究》发表《适用但书规定出罪的基本理论问题探究》。李勇在《中国法律评论》发表《行刑一体制裁论视野下行刑双向衔接》，在《法学家》发表《行贿受贿犯罪惩治对称性之辩——以《刑法修正案（十二）》为切入点》，在《清华法学》发表《结构主义视角下罚金刑裁量模式的重构》。蓝学友在《中国法学》发表《区分自然犯与法定犯的新标准：主体性法益/主体间性法益》，在《法学评论》发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新解——从主、客二分视角转向系统运作视角》。喻海松在《法学论坛》发表《网络时代刑法罪名体系应用的基本立场》，在《民主与法制》发表《妥当处理刑事诉讼法律制度改革完善的四对关系》，在《民主与法制》发表《以刑事诉讼法修改为契机深化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在《中国法律评论》发表《论我国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革新与续造》。苏永生在《法商研究》发表《数字化背景下公共数据的刑法保护》，在《政法论坛》发表《行刑衔接视野下行政犯行政违法的性质与功能》，在《环球法律评论》发表《罪量要素主观归责理论的反思与重构》。赵拥军在《政治与法律》发表《刑法中“遗忘物”的界定及其占有判断》，在《法学》发表《论刑法中的观念占有及其判断》。崔志伟在《政法论坛》发表《利益可归属与刑法法益观的人本化重塑》，在《政治与法律》发表《刑事司法中的“获利即罪”现象及其法益论评价》。张杰在《法学评论》发表《从身份到行为：民营经济刑法保护的向度》，在《中国刑事法杂志》发表《涉企异地刑事司法的法理甄辨与场景规制》。李梁在《法商研究》发表《环境数据的刑法保护》，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生态环境刑法立法的内在构造》。 邓毅丞在《法学研究》发表《特别条款优先效力的理论困境及其解决路径——以特别关系的类型区分为视角》，在《政治与法律》发表《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的责任主义困境及其化解——从行为时点到结果归属》。孙运梁在《中外法学》发表《责任的内部构造 以故意与违法性认识的关系为视角》，在《环球法律评论》发表《论规范性要素场合故意的认识对象》。储陈城在《法学评论》发表《实现刑罚宽缓化轻罪治理的中国方案——基于刑事一体化的分析》，在《法学论坛》发表《间接治理：刑法应对数字技术风险的基本模式》。柏浪涛在《环球法律评论》发表《论刑法中的“行为规范”——以法益论与规范论之争为主线》，在《清华法学》发表《结果归责的基础行为是过失行为——位阶式归责路径之提倡》。
（三）年度领域研究热点及趋势
2025年度，CLSCI期刊共刊发刑法学论文324篇，发文数量在15个法学二级学科中位居首位，约占全年法学论文发文总量的13.33%（324/2431）。其中，三大权威法学期刊2025年度共发表刑法学论文24篇，具体分布为《中国社会科学》3篇、《中国法学》12篇、《法学研究》9篇，刑法学亦成为2025年度在三大权威期刊中发文数量最多的法学二级学科，约占三大权威期刊法学论文总发文量的13.26%（24/181）。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度刑法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共发表3篇论文，具体为：周光权教授的《中国刑法理论的体系性与妥当性》（载第8期）、陈璇教授的《社会治理视角下刑法归责模式的现代转型》（载第7期）、李梁教授的《生态环境刑法立法的内在构造》（载第2期）。
2025年度的刑法学论文年度高产单位（发文量8篇及以上）共计11家科研单位，累计发表论文184篇，占据2025年度CLSCI期刊刑法学论文总发文量的56.79%（184/324）。从具体发文情况来看，相较于2024年度，中国政法大学反超华东政法大学，跃居2025年度发文总量榜首，累计发表36篇，与上一年度发表数量持平，约占2025年度CLSCI期刊刑法学论文总发文量的11.11%。华东政法大学紧随其后，累计发表28篇，位居第二，占比约8.64%。来自清华大学的学者累计发表26篇，占比约8.02%，位列第三。从年度高产单位的地区分布来看，排名前十的高产单位中，有5家为北京地区高校科研单位，累计发文109篇，占年度高产单位发文总量的59.24%；2家为上海地区高校科研院所单位，累计发文37篇，占年度高产单位发文总量的20.11%。上述数据表明，2025年度刑法学研究的地区聚集效应显著，呈现出以北京、上海为核心的研究格局。
从CLSCI期刊刊发分布来看，2025年度除《Frontiers of Law in China》《行政法学研究》外，其余所有CLSCI期刊均刊发了刑法学论文。其中，《中国刑事法杂志》刊发数量居首，共32篇，占2025年度CLSCI期刊刑法学论文发文总量的9.88%；《政治与法律》紧随其后，刊发30篇，占比9.26%；《法学》刊发27篇，占比8.33%；《清华法学》刊发26篇，占比8.02%。除前述期刊外，刊发数量在10至20篇之间的期刊依次为：《法学论坛》（20篇）、《环球法律评论》（16篇）、《政法论坛》（15篇）、《中外法学》（14篇）、《法学家》（13篇）、《中国法学》（12篇）、《民主与法制》（12篇）、《法学评论》（11篇）、《华东政法大学学报》（11篇）、《东方法学》（11篇）、《现代法学》（10篇）。剩余12本CLSCI期刊在2025年度刊发的刑法学论文数量均不足10篇。
2025年度在CLSCI期刊发表刑法学论文的作者（含译者）共计218人。其中，发表1篇论文的作者数量为155位，占发文作者总数的71.1%，发表论文155篇，占刑法学发文总量的47.84%；发表2篇论文的作者共计33人，占发文作者总数的15.13%，发表论文66篇，占刑法学发文总量的20.37%；发表3篇及以上论文的作者共30人，占发文作者总数的13.76%，发表论文103篇，占刑法学发文总量的31.79%。包括讲师、助理教授、博士后研究人员、助理研究员及博士研究生在内的青年刑法学者，2025年度在CLSCI期刊共发表论文63篇，占CLSCI期刊刑法学论文总量的19.44%。其中，刑法学博士研究生共发表论文19篇，含4篇共同署名的论文。博士研究生论文发文量前三的期刊依次为《法学》（4篇）、《法学论坛》（3篇）、《中国法律评论》（3篇）。从博士生培养单位来看，发文量在2篇以上的单位依次为：清华大学4篇，北京大学2篇，中国人民大学2篇，西南政法大学2篇。此外，2025年度实务人员在CLSCI期刊共发表刑法学论文12篇，主要刊发于《民主与法制》（5篇）和《法学杂志》（2篇）。
2025年度刑法学研究特色和热点主要包含以下几点：
1.数字信息犯罪、网络犯罪与人工智能犯罪的刑法回应
2025年度，数字信息犯罪、网络犯罪及人工智能犯罪等前沿领域的刑法规制问题，仍然是刑法学研究的核心议题。
就数字信息犯罪研究而言，刘艳红教授撰写的《数字经济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民行刑一体化推进研究》（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5年第6期）主张，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必须跳出部门法分立格局，基于法秩序统一性原理构建数字经济时代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熊波副教授在《数据财产的独立性构造与刑法保护》（载《东方法学》2025年第6期）中提出，刑法应当明确数据财产的独立性构造，将数据财产的刑法保护独立于侵犯财产罪的财产和财产性利益、财产所有权和占有权。
就网络犯罪的刑法研究而言，王华伟助理教授撰写的《网络暴力语境下人肉搜索的刑法规制》（载《比较法研究》2025年第3期）认为，人肉搜索作为网络暴力的典型形态，具有复杂的法益侵害性，我国刑法应对人肉搜索的网络暴力行为进行规制，明确其行为构成并设置独立的罪量标准。敬力嘉副教授撰写的《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规范属性》（载《法学家》2025年第2期）指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实质预备犯，构成要件可分为组织型和非组织型，前者是指组织化的帮信行为，后者是指存在组织化可能或者无线索指向组织化帮信行为。
就人工智能犯罪的刑法研究而言，刘宪权教授撰写的《人工智能时代新型财产犯罪的刑法规制》（载《政法论丛》2025年第5期）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过程中所产出的算力和数据应作为刑法所保护的对象，对此应通过司法解释对盗用算力以及窃取数据财产的行为性质予以明确。皮勇教授在《人工智能生成虚假信息的刑法治理——以欧盟<人工智能法>中的安全风险防控机制为借鉴》（载《比较法研究》2025年第1期）中提出，人工智能系统的提供者、运营者承担着安全管理义务，若生成了虚假信息，人工智能安全管理者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2.学科交叉问题的刑法适用
学科交叉问题的刑法适用问题，是2025年度的另一研究热点主题。相关研究聚焦于行刑衔接、刑民交叉两大核心领域，积极回应实践困境。
在行刑衔接领域，学者们重点对行刑反向衔接、行政犯的认定逻辑等问题展开深入讨论。例如，马春晓副教授撰写的《论行政犯的行刑反向衔接》（载《东方法学》2025年第3期）一文认为，行刑反向衔接的核心内涵是刑事出罪与行政追责，刑事出罪的根据是刑法的谦抑性和刑事程序，行政追责的根据是法律责任一体化处置。赵运锋教授撰写的《行政犯实质认定的法益路径研究》（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25年第5期）一文强调，行政犯需要结合法益侵害性进行实质性认定，如此才能妥当区分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
在刑民交叉领域，夏伟副教授撰写的《中国经济犯罪“出民入刑”的理论形塑与实现逻辑》（载《法学杂志》2025年第2期）一文提出，经济犯罪中的“先刑后民”思路存在“以刑逼民”和“刑民倒挂”的双重困境，对此应坚守“出民入刑”的立场，排除假性经济犯罪。庄绪龙副教授撰写的《产品质量民刑竞合的实践困境与解决方案》（载《政治与法律》2025年第10期）认为，刑事优先的立场在产品质量的民刑竞合领域并不科学，不仅会架空民事救济方式，也无法及时弥补相对人所遭受的损失。
3.经济犯罪领域的刑法关注
2025年度，刑法学研究对经济犯罪的关注重点主要集中于涉税犯罪和诈骗犯罪。
在涉税犯罪领域，例如，陈兴良教授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之出罪条款的刑法教义学分析》（载《法学家》2025年第3期）一文中强调，司法解释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设置了出罪条款，对此可从目的和结果两个维度限缩本罪的构成范围。从目的而言，本罪是非法定的目的犯，以骗抵税款为目的系主观违法要素；对结果的限制则表现为，将利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骗抵所造成的税款损失作为本罪的结果。蓝学友助理教授所发表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新解——从主、客二分视角转向系统运作视角》（载《法学评论》2025年第4期）一文主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旨在保护国家税收利益，但是税具有财政收入的行政属性和交易的经济属性，本罪的诸多争议源于这两类属性的内在张力。
诈骗类犯罪的研究聚焦于欺骗行为和财产损失。付立庆教授所撰写的《论欺骗行为的限定》（载《现代法学》2025年第3期）提出，诈骗罪中的诈骗行为应结合行为性质和欺骗程度进行限定，欺骗行为必须是在非法获利目的支配下所实施的针对被害人财产的损害行为，欺骗程度则应达具备足以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进而处分财产的高度危险性。孟红艳副教授撰写的《诈骗犯罪财产损失的基本立场及贯彻》（载《法学评论》2025年第3期）一文指出，诈骗罪中的财产损失应坚持整体财产说的基本立场，在此基础上以客观的经济衡量作为财产损失的首要标准，并在特殊情况下适度考虑被害人的交易目的和财物转卖可能性。
4.新型、隐性贿赂及腐败犯罪的刑法治理
新型、隐性贿赂及腐败犯罪的刑法治理，也是2025年度刑法学研究的重点议题之一。相关研究围绕商业机会型受贿、约定受贿、代持型受贿等新型、隐性贿赂形式展开分析。陈兴良教授所撰写的《约定型受贿的刑法教义学分析》（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25年第3期）主张，在约定型受贿中，国家工作人员尚未收受财物，因此不能以受贿罪既遂论处。约定型受贿行为也并非实行行为，也不能以未遂论处。在贿赂交付意愿和数额均明确的前提下，可以受贿罪的预备犯进行论处。孙国祥教授在《代持型受贿既未遂新论——相对控制说的提出与证立》（载《法学家》2025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代持型受贿既未遂应当坚持传统的财物控制说，但是并不需要对财物达到绝对完全的控制，只要受贿人相对控制了财物，就应当认定为受贿罪既遂。江溯研究员撰写的《商业机会型受贿的刑法边界》（载《清华法学》2025年第6期）强调，在商业机会型受贿中，如果商业机会的价值已经确定但是尚未实现，应当以价值确定时的基准时点认定犯罪数额；如果商业机会的价值并未确定，则可被认定为犯罪预备。
5.刑法基础理论的纵深探讨
法益理论方面，法益作为刑法的核心范畴，其理论研究在2025年度持续深化。周光权教授撰写的《法益侵害性的确定与构成要件的保护范围》（载《中外法学》2025年第5期）强调，法益应具有宪法关联性，行为只有侵害从我国宪法中引申出来且被刑法所保护的重大生活利益时，才属于刑法构成要件保护范围之内，进而成立犯罪。因此司法机关应结合宪法精神对动用刑罚时是否实际存在需要被我国刑法保护的法益进行妥当解释。姜涛教授撰写的《基于法益价值位阶的刑法解释》（载《政治与法律》2025年第9期）一文指出，法益应依据法益自身重要性差异、法益被侵害的范围、法益侵害的人身可还原性、有无法益恢复可能等因素进行高、低价值法益的位阶划分，如此才能进行法益衡量、进行妥当归责。
归责理论方面，2025年度关于归责理论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归责模式和归责基础。陈璇教授撰写的《社会治理视角下刑法归责模式的现代转型》（载《中国社会科学》2025年第7期）指出，刑法归责模式应以义务为基础，刑法中不同类型的义务决定了归责，包含禁止输出风险的义务、要求照护的义务以及维持必要能力的义务。义务的内容和作用范围则需要结合社会子系统的正常运行、适当的国家干预和变动中的社会文化观念等进行合理划定。柏浪涛教授撰写的《结果归责的基础行为是过失行为》（载《清华法学》2025年第2期）主张，故意行为与过失行为是位阶关系，过失行为是底层的不法行为。基于这种位阶式归责路径，对于存在介入因素的故意案件，先判断结果能否归责于故意行为，后判断能否归责于过失行为。
共犯理论方面，共犯理论依然是刑法学研究的热门话题。黎宏教授撰写的《论共谋而未参与实行类型主犯的认定》（载《政法论坛》2025年第2期）认为，共同正犯的行为不限于具体构成要件的实行行为，只要共谋行为支配或者操纵了行为过程，影响了结果发生，便可认定为共同正犯或者主犯。秦雪娜副教授撰写的《论共犯的罪量独立性——从网络背景下共犯从属性理论的危机切入》（载《清华法学》2025年第4期）认为，共犯具有独立的罪量，以其具有独立的违法性为基础。由于罪量要素不具有规范指引功能，因此共犯属于构成要件的行为类型。基于罪量的独立性导致处罚共犯不依附于正犯，并不违背共犯从属性原理。
危险犯方面，危险犯是刑法中重要的犯罪类型。2025年度的相关研究围绕危险犯的规范判断展开探讨。张明楷教授撰写的《抽象危险的立法预设与司法判断》（载《法商研究》2025年第1期）强调，应允许对形式上符合抽象危险犯构成要件但是不存在立法预设危险的抽象危险犯进行反证。反证属于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断，对此可分为正面判断和反面判断。前者是指对立法预设的危险进行类型判断，后者是对立法预设与特殊案件是否一致的例外判断。王俊教授在《准抽象危险犯的立法范围与解释规则》（载《政法论坛》2025年第5期）一文中主张，传统的抽象危险犯和具体危险犯的二分法存在不足，需引入准抽象危险犯的概念。同时，应以法益为基点，将准抽象危险犯区分为针对个人法益型和针对集体法益型，从而进行类型化判断。
过失犯方面，过失犯的理论研究在本年度持续深入。杨绪峰副教授发表的《过失犯中预见可能性程度的反思与重塑》（载《清华法学》2025年第3期）一文认为，过失犯中的预见可能性是一个程度性概念，对于无法肯定高度的结果预见可能性的案件，应检验是否存在低度的结果预见可能性。对此应先考虑正向事实确立预见可能性的上限，继而考虑反向事实，调节预见可能性的程度。唐志威博士后撰写的《过失犯的不法构造——规范理论的模式分析》（载《法学论坛》2025年第4期）主张，过失犯的行为不法是指，通过行为时的客观情境，行为人在事前视角下能够认识到其行为可能侵害他人法益，却仍然违反相应的义务。
分则罪名方面，刑法分则罪名的阐释是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衔接的重要环节，2025年度的刑法学研究覆盖多个罪名，其中围绕洗钱罪的研究数量居多。王钢教授撰写的《洗钱罪成立要件的体系性诠释》（载《比较法研究》2025年第2期）认为，洗钱罪的保护法益是金融管理秩序和特定上游犯罪法益，不包含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洗钱罪的实行行为是指对金融系统产生抽象危险的行为；洗钱罪是故意犯罪但是并非目的犯。蔡道通教授撰写的《洗钱罪的属性、法益及其司法适用》（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25年第1期）指出，洗钱行为是侵害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经济金融安全与司法秩序的行为；洗钱罪属于目的犯，对财产性利益的直接变现并不具备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目的；受贿行为与自洗钱行为属于上下游行为关系，并非牵连关系。
6.小结与展望
从2025年度CLSCI所发表的刑法学论文来看，我国的刑法学研究始终坚持以构建中国自主刑法学知识体系为核心导向。一方面积极顺应数字信息时代、网络时代以及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浪潮，聚焦数据信息犯罪、网络犯罪、人工智能犯罪等与我国国情相结合的本土化规制难题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围绕学科交叉领域、经济犯罪领域以及腐败犯罪治理领域进行深入探索，形成了具备可操作性的理论成果。与此同时，学界继续深化法益理论、归责理论、危险犯、过失犯等基础理论的本土化阐释，不断完善细化洗钱罪、非法经营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分则罪名的本土化适用规则。从2025年度的刑法学研究成果可以看到，我国的刑法学研究始终致力于实现理论研究与时代需求、本土实践的同频共振。展望未来。我国刑法学研究将持续围绕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深耕细作，进一步强化理论创新和实践适用，彰显中国刑法学的理论自信与实践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