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馆藏 | 百年前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唐廷枢禀李鸿章书

鸦片战争之后，国门洞开，西方列强为掠夺我国各类资源，加紧在我国布局航运业，并由此开办了一系列相关的船舶修造厂、铁器加工厂等，西方军舰、商船往来游弋，数量庞大。当时的船舶及各类工厂都需要燃煤产生动力，因此产生了极大的燃煤需求，从19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期，仅上海的煤炭消费量就从三万吨增加到十六万吨左右，大部分用于供应行驶于口岸之间的外国轮船。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在1864年估算，中国沿海的外国轮船每年消耗煤炭达四十万吨，价值四百万两。^[1]而当时因为煤炭质量和开采成本的原因，中国的煤炭基本靠进口，主要进口国为英国、澳大利亚（英属）及日本。以1872年为例，上海市场的英国煤每吨售价十一两，澳大利亚煤每吨八两，日本煤因为质量差，售价每吨五两五钱。^[2]因此，以英国为代表的列强千方百计地想探明中国的煤矿资源，在中国进行煤炭开采。

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我国自己也兴办了一大批近代企业，规模较大的有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轮船招商局等，这些近代企业都是煤炭消耗大户，而当时中国的手工煤窑产量低、质量差，完全不能满足用煤需求，因此军舰、企业所需煤炭全部依赖进口，煤炭供应直接被外国进口商“卡脖子”，洋务派迫切希望能解决中国当时的煤炭供应问题。1874年，直隶总督李鸿章与两江总督沈葆桢利用筹议海防的机会，向清政府提出仿照西法，国人自己开办煤铁矿的设想，光绪皇帝批复可在磁州、台湾试办，而磁州因储量、地理位置及征地等问题未能办成，因此又派遣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到唐山开平镇进行勘察。唐廷枢精通英语，早期曾担任怡和洋行买办，业绩斐然。李鸿章评价其“熟精洋学，于开采机宜、商情市价、详稽博考，胸有成竹”^[3]，因此才将开矿的大事交给他办理。1876年9月，唐廷枢与李鸿章进行了面谕，并接受了查看煤铁矿的任务。开滦集团档案馆馆藏的这份档案正是唐廷枢实地勘察并化验矿藏质量后呈给李鸿章的开平煤铁矿可行性研究报告。

开平地区早在明代就有土法采煤活动，但是否适宜机器开采未有定论，事前调研显得尤为重要。唐廷枢在调研方面表现出极高的近代科学素养，第一时间将煤块和铁矿石带回，分别交由京师同文馆及英国化学家巴施、赖礼、戴尔进行化验，其中山坡路旁所捡紫色石块及后山顶挖出的黄色石块分别化验出铁含量为六成四、五成八、五成五、五成一、四成五不等，含铁量较多；后山红色石块分别化验出三成八、三成二、二成三，含铁量较少；煤炭方面，焦炭成色为六成八、六成四，好于英国的焦炭成色。

唐廷枢认为，开平煤铁虽然不如英国最好的煤铁，但成色相仿，有把握开采，而且开平所产铁矿无磷酸，煤矿无硫黄，质地自然优良，非常利于开采加工，称其为“取天地自然之利，济民生日用之需”，并且认为事体重大，应“详核章程，专其责任”^[4]。

在其后的项目调研论证中，唐廷枢将煤铁视为富强的根基，极力推荐开平矿的开采。唐廷枢在呈文开篇就介绍英国生铁产量600万吨，煤产量13412万吨，以英国总人口3300万算，以生铁转换为银价，人均产值十余两白银，如果以铁器制成品计又将多数倍产值，由此感叹“无怪其富甲他国”。同时期的中国10倍于英国的人口和面积，却不能自己生产，反而“每年支出六七百万两以购他人之煤铁”，造成彼赢我亏的局面。

唐廷枢综合考量我国当时的能源利用情况，“南方割芦苇为薪，北方则伐木为薪”，烧煤一担可以等同数担柴薪，认为能源结构由芦苇和木材转化为煤炭可以节省生活成本，“闾阎炊煮用煤花费既轻”，煤炭在当时的中国相当于今天的“新能源”。对于当时煤价较高的问题，唐廷枢以经济学的观念指出，煤炭生产越多则每个人的使用成本越低，煤价反而会降低，不多耗财，由此民众省下生活开支，“民资可积”，增加家庭储蓄，并减少砍伐树木及木材进口，为国家节约钱款。铁矿方面，他说明了铁器应用的广泛程度，列举了民间所需的钉子、铰链、锅炊用具，官方军事上的武器需求都能相对满足，因此认为开矿之后“国计民生均有利益诚非虚谬也”^[5]。

实地调研证明了开平煤铁矿藏的质量及储量，至于能否将这些矿藏开采成功，以及企业的经济效益及可持续发展如何保证，还需要进行严谨的论证。

唐廷枢首先将办好矿企的要点进行了归纳，“天下各矿盛衰先问煤铁石质之高低，次番出数之多寡，三番工料是否便利，四计转运是否艰辛”。他认为煤铁矿的质量应放在首位，其次是矿藏储量，再次要看开采设备的适合程度，最后要看运输是否方便。唐廷枢以英国企业采煤情况为例说明，卖价高的每吨售价二两三四钱，中等的每吨一两八九钱，次的一两三四钱，按三等价格去销售，企业主“尚获利丰厚”，因此肯定了开平煤矿盈利的确定性。生铁方面，按1872年计价，每吨卖到二十二两，现在只值十一两；如制成铁板，则高的每百斤二两三四钱，中的一两七八钱，次的一两三四钱；如果制造军械机器，钢铁每吨三十两到一百八十两。他还提到英国工人的人力成本较高，导致产品成本较高。因此，他认为开平矿化验的矿石虽然品质相对英国略低，但好在属于低硫煤矿，而且当时只用到土法采集表面煤层，如果用西法到深处采煤品质会更好。他提到中国的人力成本为一钱有零，相较英国成本极低，如果炼出的铁和英国化学师所说一致，那么市价可以卖到英国中等钢铁的市价，即使以次等价格来销售也是有丰厚利润的。

在采矿人事方面，他建议预先聘请熟悉地理学的英国技师，每年薪金一千磅，同时雇用钻探工人一名，薪金四百磅，进行先期钻探，摸查全部煤田分布及地下积水情况。运输方面，开平距离芦台一百二十里，有平坦宽阔的大道，运到芦台之后可通过现有河道继续运往天津，其中每百斤的车力成本大钱二百有零，如果煤铁一起运输则需要修筑铁路，这也是后面唐胥铁路建设构想的缘由。采煤项目的重点不在于开采本身，最重要的是将开采的机器运进来，将采掘的煤运出去，因此需要修筑运煤专线。当时蒸汽机车还未被国人所接受，而唐山至胥各庄的路程较短，只有十五里，用马车转运采矿设备也较为便捷，基于此，唐廷枢参照了当时台湾基隆煤矿马拉火车的做法，以修筑“马路”为由进行了先期申报。当然，在后续开平矿务局全面投产之后，马力因为运力不足很快被蒸汽动力所替代。

机器开矿在当时亦属千年未有之事，因此唐廷枢借鉴了大量的外国经验，对开平采矿的产业竞争格局进行了预想谋划。当时的产煤国大部分要通过上海口岸进入中国市场，英国、澳大利亚及日本为主要经销国，所以唐廷枢以英日两国作为日后的竞争对象。

采煤方面，唐廷枢认为中西方差异巨大，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人力成本低，西方则在于立法管理的完善，核算下来中西方总体上其实“成本相仿”。因此最好的办法在于中西结合，“若将土工之廉引之以西法”，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加上西方的技术优势，必然会有“煤块必多，煤本必轻”^[6]的高收益。这体现了唐廷枢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企业家的成熟谋划。除此之外，唐廷枢后续对唐山煤层进行了多次化验，与日本的二十余种煤炭进行考证对比后，得出的结论是开平煤较东洋煤“煤质犹过之无不及”，并标记了采样地点。

熔铁方面，因为器械繁多，系统复杂，要结合地势、矿石质量等因素进行布局。铁厂属于重资本建设，动辄需要投入百万两资金，铁厂运转后还不能随便停工。唐廷枢提出日本的工厂就出现过因机器不合用而造成巨大损失的问题，需要引以为戒。唐廷枢为了让国家节约投入资本，在禀报前已经向英国有名的五六家铁厂进行问询，就炼铁锅炉的数量和具体购买机器的细节等进行深入研究。他强调“取其所长，去其所短，宁可迟迟开办，不可草草误事”^[7]的原则，最后得出需要五十万两白银的立项预算，还说明了每年净利润十五万两的估算值。

销售方面，当时英国煤上海时价每吨八两，1871年后，日本仿照西方采煤技术成功，煤出产量提高，运至上海的价格为四两至六两，因此变相造成英国煤炭进口量下降。唐廷枢认为开平煤的质量与中国台湾地区、日本中等质量的煤相当，加上开采、人工、物流、税务等成本运到上海卖不划算，因此计划采掘的煤炭轮船招商局和天津机器局自用一部分，其余的在地方上直接销售。

这份百余年前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不仅体现了唐廷枢对企业创办的周翔谋划、殚精竭虑，更突出了煤炭作为“新能源”取代传统木柴“旧能源”的国家级长远规划。在完成此次上报的第二年，开平煤矿正式动工，到1880年底就开采出“火势极旺，只有五分灰，正合轮船之用”^[8]的优质煤炭。以天津为例，开平煤炭投放市场之前以进口洋煤为主，“1880年和1881年进口天津的洋煤分别为19409万吨和17445万吨，1882年开平煤炭正式投放市场，进口洋煤的数量迅速下降，1882年进口洋煤降为5416吨，三年以后，又降为566吨，到1880年代末期，天津就不再有洋煤进口了。”^[9]开平矿务局也由此发展成为中国近代第一家大规模的煤矿企业。历经百年风雨，开平煤矿的继承者开滦集团自1881年投产到2023年底，共生产优质原煤18.44亿吨、精煤4.41亿吨，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由于开平煤矿的发展，围绕开矿而衍生出唐胥铁路修理厂、启新水泥厂、唐山矿发电厂等工业企业，光绪年间“初到时只有十八家”^[10]的乔家屯发展成为超过七百万人口的唐山市，而开平矿务局营建的秦皇岛港，今天也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输出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