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犯罪研究报告
（2023-2024）赵军、李正源、张昕毅、丛宇骏
赵军，北京市京悦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课题组其他成员：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栗源、张万红、兰添妃；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刘海沫；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姜智慧、欧阳文婷、李柏华、张斯涵、苑卢晴、陈广宇、马靖玉、卢琪玮、张迪、陈芝芮、李雯、李金鑫、周婧；多伦多大学文理学院本科生赵笑之；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本科生孙陌阳、纪潇宇；北京浩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赵梦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特聘教授李萍；湖北警官学院教授黄石；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三级调研员操宏均；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晓亮、郑延谱。
原稿刊发于《犯罪研究》2025年第6期，为方便公众号读者阅读，将分八期推送，推送版本相较于发表版本略有改动。
（五）贿赂犯罪
1.整体结构
本报告中的贿赂犯罪，包括行贿罪、单位行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等8个罪名，其中前5项为“行贿犯罪”，后3项为“受贿犯罪”。行贿犯罪、受贿犯罪的相对占比详见表28：
2.基本状况
（1）主体身份与犯罪人数
2023、2024年，在犯罪主体身份明确的案例中，主体身份分布情况详见表29（仅列前5）：
两年间，平均犯罪人数分别为1.43、1.18人，非单独犯罪分别占17.82%、11.86%，最大参与人数分别为11、4人。
（2）犯罪次数与罪数
2023、2024年，在犯罪次数及罪数明确的案例中，平均犯罪次数分别为6.03、5.30次，重复犯罪分别占比81.61%、79.38%，最高犯罪次数分别为126、196次，数罪案件分别占28.74%、23.71%。
（3）犯罪数额与追赃挽损
2023、2024年，在犯罪数额明确的案例中，行贿犯罪的平均犯罪数额分别为553.16、185.85万元，中位数分别为116.81、72.75万元，最高值分别为18384、2049.2万元；受贿犯罪的平均犯罪数额分别为164.04、87.64万元，中位数分别为44.65、25.74万元，最高值分别为3622、1865.55万元。
2023、2024年，在追赃挽损情况明确的受贿犯罪案例中，平均追赃数额分别为127.78、74.23万元，平均追赃挽损率分别为93.57%、88.60%。
（4）行业分布
2023、2024年，在涉案企业所处行业明确的案例中，行业分布情况详见详见表30（仅列前10）：
（5）犯罪环节
2023、2024年，在犯罪环节明确的案例中，环节分布情况详见表31（仅列前5）：
（6）犯罪潜伏期
2023、2024年，在潜伏期明确的案例中，平均潜伏期分别为84.87、61.16个月，中位数分别为75、51个月，最长潜伏期分别为242、255个月。
3.特别要点归纳
第一，国企、民企贿赂犯罪呈现出某种“对合状态”。国企中的贿赂犯罪，绝大多数表现为基于个人利益、变现企业资源的受贿犯罪；相对于国企，民企为摆脱其在市场中的弱势地位、弥补生产要素占有的不足，实施了较多基于企业利益的行贿犯罪。
第二，民企受贿犯罪日渐突出。本团队曾对2014至2022年民营企业家贿赂犯罪展开研究，数据显示行贿犯罪占据多数（73%）。尽管统计口径有所不同，但本报告中民企受贿犯罪的数量（64.78%），在“行贿受贿一起查”背景下于2024年超过行贿犯罪（35.22%)，该数据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民企受贿犯罪日渐突出的现状。随着民营企业规模的扩大，民企管理层级日趋复杂、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程度日益提高，民企人员基于个人利益、出卖企业利益的受贿犯罪增多具有相当的必然性，民企的内部治理结构亟待完善。
第三，受贿犯罪主体向关键岗位员工蔓延。数据显示，关键岗位员工（在统计中被标注为“普通员工”以区别于其他有某种领导职位的主体）在企业贿赂犯罪中已成为仅次于企业主要负责人的犯罪群体。这些员工在企业中的职级不高，但因在关键岗位上掌握了某些重要资源与权力，为其收受贿赂提供了条件。近年来新兴行业的发展，在企业中催生出一系列新型权力，这些权力并不涉及对资金、设备、人力等传统资源的管理，但在新经济环境下却极具价值且易于变现。如在互联网企业中负责数据管理、流量控制与广告推送的员工，可利用其拥有的操作权限帮助他人推流（如将网店的商品推送到用户首页等）、删帖或提供某些高价值数据，并以此收受贿赂。
第四，贿赂犯罪发生的环节较为集中。企业贿赂犯罪主要发生在招标投标、日常业务活动、物资服务采购、融资、资金拨付、人事任免等涉及重要资源分配和重大权力行使的业务环节。发生在招投标环节的贿赂犯罪尤为突出，为部分领域形成“不串通难中标”的恶劣市场生态，提供了重要推动力量。
第五，贿赂犯罪具有极强的隐蔽性与重复性。两年间贿赂犯罪的平均潜伏期为72.43个月，高于企业犯罪的平均潜伏期（33.36个月）；平均犯罪次数为5.65次，高于企业犯罪的平均犯罪次数（2.77次）。这一方面揭示了企业贿赂犯罪治理的难度，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企业贿赂犯罪与企业重要权力行使、民营企业市场资源获取之间的关联性。
（六）金融犯罪
1.整体结构
本报告的金融犯罪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11个罪名。鉴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与洗钱罪的相似性和关联性，将其纳入本报告金融犯罪的范畴，各罪名分布情况详见表32（仅列前5）：
2.基本状况
（1）主体身份与犯罪人数
2023、2024年，在犯罪主体身份明确的案例中，主体身份分布情况详见表33（仅列前5）：
两年间，平均犯罪人数均为2.50人，非单独犯罪分别占65.45%、31.42%，最大参与人数分别为26、113人。
（2）犯罪次数与罪数
2023、2024年，在犯罪次数及罪数明确的案例中，平均犯罪次数分别为1.86、2.20次，重复犯罪分别占19.39%、24.28%，最高犯罪次数分别为28、33次，数罪案件分别占1.81%、2.14%。
（3）犯罪数额与追赃挽损
2023、2024年，在犯罪数额明确的案例中，平均犯罪数额分别为3314.02、5357.01万元，中位数分别为873.745、534.5万元，最高值分别为58922、128215.88万元。
2023、2024年，在追赃挽损情况明确的案例中，平均追赃挽损率分别为8.82%、22.66%。
（4）行业分布
2023、2024年，在涉案企业所处行业明确的案例中，行业分布情况详见表34（仅列前5）：
（5）犯罪环节
2023、2024年，在犯罪环节明确的案例中，环节分布情况详见表35（仅列前3）：
（6）犯罪潜伏期
2023、2024年，在潜伏期明确的案例中，平均潜伏期分别为70.37、59.91个月，中位数分别为60.5、52.5个月，最长潜伏期分别为220、167个月。
3.特别要点归纳
第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状况反映出民营企业融资的结构性困境。该罪在企业金融犯罪中占比最高，九成以上的非吸案件发生在民营企业，多数是为了解决企业经营资金短缺问题。
第二，洗钱类犯罪切断上游犯罪与赃款赃物关联的手段多样。具体表现为：①利用关联人账户进行复杂的资金转移；②借助购置房屋、汽车、珠宝等高净值资产转换赃款赃物的价值形式；③通过对虚假合作项目或虚假债务的“履行”，掩盖赃款赃物的真实来源。
第三，证券犯罪的样本状况折射出该领域刑事规制乏力的潜在风险。样本中证券犯罪案例数量极少。相较于2023-2024年度证监会系统公开的1131件行政处罚案件，二者在数量上差距过于悬殊。这一落差虽受裁判文书上网率的影响，但结合近年来证券监管机构高层领导及管理人员遭密集查处所反映的监管乱象，该领域刑事规制乏力的潜在风险大体可以确认。此外，本团队通过检索证券行政处罚公开信息发现，部分达到刑事追诉标准的案件，在裁判文书网无法查找到对应的刑事裁判文书。该现象存在三种可能：①行政机关未依法向司法机关移送刑事案件；②司法机关未依法作出刑事裁判；③法院未依规将相应裁判文书上网公布。由此，加强证券监管执法及司法活动的透明性，优化该领域行政执法及刑事司法的衔接、监督、制约机制，应成为提升证券犯罪治理水平的努力方向。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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