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中青年教师过劳死特征及其成因研究
来源 | 社会研究方法评论第三卷
作者 | 吴新辉 李想
摘要：近年来，高校中青年教师“过劳死”问题频发，是我国高等教育和科研事业面临的一大挑战。对2012—2021年媒体公开的52个典型个案进行的量化分析表明，中青年教师“过劳死”平均年龄为46岁，多发于北上广等经济发达城市和工学、理学与经济学等学科。对29个个案进行的文本资料分析发现，导致中青年教师过劳死的直接病理成因主要为各类癌症和心脏疾病，而间接诱因则主要为职业属性与管理政策、社会与经济、个人心理与行为等方面的因素。文章最后讨论了研究结果对中青年教师“过劳死”预防干预实践的启示。
关键词：中青年教师；高校；过劳死；过度劳动；科教兴国
作者简介：吴新辉，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李想，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创新驱动发展，是支撑国家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实现的三大战略举措，其落脚点在于创建一支具有创新担当精神、高素质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中青年人才队伍。然而，近年来高校中青年教师“过劳死”的个案屡见于媒体，有正值青春年华的内蒙古工业大学29岁青年讲师梁宇佳在校内操场跑步时突感不适、后送医抢救无效死亡，也不乏处于教学科研生涯成熟期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41岁优秀教师、教授李娜积劳成疾医治无效离世之类的个案。这些高校中青年教师的早逝，一方面给其家庭和亲朋带来了极大的伤痛与损失，另一方面也是国家教育科研事业发展的重大损失，是国家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实现不容忽视的挑战。这些过早凋零的生命，让世人惋惜的同时，也向世人敲响了警钟：为何这些科研栋梁人才在年富力壮的青春年华过早地凋零？应该如何更好地建设一支健康、高素质的高校中青年教学科研人才队伍？本文通过对近十年来媒体报道的“过劳死”高校中青年教师个案分析，试图探明高校中青年教师“过劳死”的特征与成因，以期对高校中青年教师“过劳死”的学理分析和预防应对实践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文献回顾
（一）过度劳动与过劳死
一支高素质、身心健康的人才队伍，是组织高效运行的基础。但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特别是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以来，世界各国均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劳动者长期超负荷工作、过度劳动现象，进而引发劳动者身心健康受损和工作效率下降，甚至生命过早凋零、人才损耗等问题。一般来说，过度劳动（overwork）是指当工作本身对个人的能力、精力以及资源过度要求时，工作者出现并感受到身心情绪枯竭、筋疲力尽（Freudenberger，1974）。过度劳动的具体表现包括超时超强度的劳动行为、劳动者身心上的疲劳、劳动者疲劳蓄积与超时超强度劳动行为间的直接关联（孟续铎，2014）。过度劳动的后果，轻则引发员工的工作倦怠（jobburn⁃out），重则导致过劳死（孟续铎，2014；肖红梅，2014），前者一般多发于服务性行业，后者则一般多发于脑力劳动者（李乃文、张蕾，2007）。
过劳死，又称疲劳致死综合征，由日本学者上畑铁之丞首次提出，并将其界定为：由于过重的劳动，导致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等潜在基础疾病恶化，进而使得心脑血管等疾病急性发作，使人永久性丧失劳动能力，最终导致患者陷入死亡的状态（杨博帆等，2019）。国内学者基于上畑铁之丞的定义，从不同的视角对过劳死进行了界定。如朱静（2005）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视角把“过劳死”定义为，在劳动过程中因用人单位的客观要求或自身的主观需要而加班加点工作，破坏正常的劳动及生活规律，使得劳动者不能得到必要的休息而影响健康、最终死亡的情形。罗财喜（2008）认为，“过劳死”指的是劳动者由于连续工作时间过长、工作强度过大而导致精疲力竭，突然引发潜藏的疾病并急速恶化，救治不及而过早丧命。胡澎（2021）则认为，“过劳死”除了包含过度劳动导致的心脑疾病爆发甚至死亡外，还包括过劳自杀，以及虽未致死，但无法回归工作岗位的两种情形。综上所述，本文把“过劳死”界定为，由于过长的工作时间、过高的劳动强度，导致个体身心疲劳疲乏，诱发潜在的生理与心理疾病并恶化，最终导致劳动者死亡的情形，具体表现为：长期高负荷的劳作、积劳成疾致死、死亡与长期高负荷劳作相关联。
（二）高校教师过劳死的相关研究
高校教师是一种典型的自主性高、工作负荷高的知识型工作者或脑力劳动者（刘贝妮、杨河清，2014），已有的多项调查表明，高校教师过度劳动问题较普遍，存在过劳死的潜在风险。例如，刘贝妮（2018）的调查发现，我国高校教师平均周工作时长普遍超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的法定时长，且有46%的被试处于重度过劳的状态。2017年，由中国青年报发起的“青年科研人员生存发展状况调查”表明，1066名受访人中每周工作时间在50小时以上的超过60%（60小时以上的占30.86%），83.38%的受访者认为“青年科研工作者的身体健康状态普遍不佳”（新华网，2017）。而广东省教师工会的一项调查则显示，89.6%的高校老师处于亚健康状态，或患有消化系统和心血管等常见和多发的病症（王秀云，2006）。高校教师这种超负荷工作和频发的亚健康或疾病状况，则进一步把高校教师推向“过劳死”的边缘。2006年人才蓝皮书《中国人才发展报告NO.3》指出，七成知识分子走在“过劳死”的边缘。一项对江西省民办高校教师的调查表明，43.18%的教师处于过度劳动的危险或高危区域（曹华，2018）。由此可见，高校老师超负荷工作、过度劳动现象比较普遍，不少人处于过劳死的潜在风险区。
过劳死通常是由于劳动者长期过度劳动，诱发潜在疾病突发或恶化而导致死亡。因此，“过劳死”的原因可以分为致使劳动者长期过度劳动而积劳成疾的间接诱因，以及导致个体死亡的生理病症直接成因。其中，间接诱因在前，直接成因在后，间接诱因导致积劳成疾，积劳成疾导致过劳死。已有研究发现，过劳死的直接生理病症主要有三高疾病的发作、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等（储苏凯，2011；胡澎，2021）。对于诱发积劳成疾最终导致过劳死的间接诱因，包括高校教师工作任务多重性与自主性创新性要求高（陈秀兰，2007；廖建桥、文鹏，2009）、量化考核、聘任制改革和学术锦标赛等（王建军，2005；代志明，2016；刘贝妮，2018）职业特征与组织管理因素，市场经济背景下工作生活快节奏与住房、医疗、养家等经济压力（王建军，2005；王秀云，2006；曹华，2018），儒家集体主义、奉献与加班（滕继果、吕尚彬，2005；储苏凯，2011）等社会经济与文化因素，以及中青年教师高个人成就动机和成长需要（王建军，2005；王丹、杨河清，2012）、自我保健意识弱与不良的工作生活习惯与作息（程墨等，2007；Creary、Locke，2021）等个体心理与行为因素。
然而，现有关于高校教师过劳死的研究以规范研究（王丹等，2012；孟续铎，2014）为主，少数基于问卷调查等形式的实证研究，也主要是对高校教师过度劳动（代志明，2016；刘贝妮，2018）或过劳死症状感知（黄河等，2009）等的描述性研究，其研究对象并非有明确“过劳死”倾向或是过劳死已发生的个体。因此，整体上，当下学术界对过劳死现象的研究尚处于初期描述性与规范性研究阶段，欠缺关于成因和作用机制的实证研究。因此，本研究以已发生过劳死的中青年教师为样本，将量化分析和典型个案文本分析相结合，对高校中青年教师过劳死的特征和成因进行探索。
二、研究方法
（一）方法与程序
本研究采用文献法，即通过百度、搜狐、搜狗、360等搜索引擎，以及知网、万方等数据库，以“教师、老师、研究人员”和“去世、逝世、死亡、讣告”两组词中的任意两两组合进行主题词联合检索，以高校老师或科研机构科研人员作为检索标识。在样本选取标准上，由于无法获取潜在样本个体的生物病理学诊断结果，因此，本研究基于收集到的个案的文本资料，对照上文中对过劳死的定义和日常行为表现（如：长期熬夜、加班、超时工作，积劳成疾、突发疾病死亡等）进行筛选。在样本选取时间跨度上，一方面基于2012年中国适度劳动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另一方面则因为2012年之后自媒体发展成熟、信息传播面广，因此，本研究以2012年1月1日作为资料搜集时间起点，并以2021年12月31日为时间末点，资料搜索时间区间为10年，共搜集到59个符合过劳死特征的高校中青年教师个案。
（二）样本
根据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2013年关于人类年龄的划分标准：44岁以下为青年，45~59岁为中年人。同时，考虑到高校教师通常情况下至少为本科学历，而本科学历毕业年龄通常为22岁，本研究将高校中青年教师界定为年龄在22~59周岁、在去世前承担教学和/或科研任务的高校专职教师和研究人员。基于这些标准，删除年龄59岁以上的样本4例，不承担教学科研任务的样本3例，最终确定了52个有效样本。52个有效样本中，男性占78.8%，女性占21.2%；平均年龄46.13岁，最小年龄28岁，最大年龄59岁；最高学历方面，博士研究生占90.4%，硕士研究生占5.8%，本科占1.9%，未知学历样本1个。职称方面，教授和研究员占57.7%，副教授和副研究员占26.9%，讲师占15.4%。
（三）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分为量化统计分析和典型个案文本资料分析。在量化统计分析中，首先将研究样本的性别、最高学历、工作地、学科门类、职称、是否兼职、逝世年龄、死因等信息进行编码，然后运用SPSS26.0软件，对高校中青年教师过劳死的特征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高校中青年教师过劳死的成因，本研究通过网络进一步搜集52个有效样本的个人事件和心理行为特征的文本资料，得到了29个可供分析的个案，并通过文本资料分析探索导致中青年教师过劳死的间接诱因。
三、研究结果
（一）高校中青年教师过劳死特征分析
1. 地域特征
样本所在地域分析表明（图1），中青年高校教师过劳死发生率排名前五的地区，由高到低分别为北京、上海、广东、陕西和江苏。结果表明，高校中青年教师过劳死高发地具有高等教育密集和经济相对发达的特征。一方面，这些地区高校数量多、层次高，内部同事间、外部同行间竞争更激烈，工作要求更高；另一方面，这些地区经济水平相对更发达，中青年教师需要面对更大的生活经济压力与更快的生活节奏，两者都是引发中青年教师过劳死的重要潜在诱因（滕继果、吕尚彬，2005）。
2. 学科门类特征
在学科分类上，研究结果表明（图2）工学、理学、经济学三个学科高校中青年教师过劳死发生率依次排在前3位，其中工学尤为突出。其潜在原因可能为，工学具有实践性高、实验性强、发展迅速、高产出的学科特征；理学具有基础性强、应用广泛、专业性高等学科特征，通常需要高校教师待在与外界环境隔离的实验室开展长时、耗力的实验研究与教学科研活动（姜春林等，2020；马永红等，2022），生理和心理经常处于高负荷状态，工作-生活容易失衡，进而诱发过劳死。经济学作为当前的热门学科，高校教师准入门槛高、学科竞争激烈，需要不断追踪研究前沿技术与热点（姜春林等，2020），相对其他人文学科面临更大的职业竞争压力，超负荷工作较为普遍。此外，鉴于样本量局限，未来可以进一步通过大样本数据进一步验证。
3. 性别和年龄特征
研究样本中（表1），男性占比（78.84%）远高于女性（21.16%），男性教师过劳死的概率相对更高，但中青年教师过劳死男（平均年龄46.22岁）、女（平均年龄45.82岁）性别在年龄上不存在明显差异。年龄上，有效样本中年龄最小为28岁，最大为59岁，平均逝世年龄在46.13岁，不同年龄段过劳死人数的高低情况分别为：41~45岁，有13人；其次为56~59岁，有11人；46~50岁之间有10人，51~55岁之间有7人，36~40岁之间有5人，31~35岁之间有4人，人数最少的是25~30岁年龄段，只有2人。这些结果与人类生理与疾病发生的年龄趋势相一致，即随着年龄增长，特别是中年之后，发生各种生理疾病的概率越来越高（李博等，2010）。
4.职务职称特征
研究样本中，正高职称者有30人（其中教授29人，研究员1人，占比57.7%）；副高职称者14人（其中副教授12人，副研究员2人，占比26.9%）；中级职称者8人（占比15.4%）（表2）。除承担教学与科研任务外，52个样本中，共有35人（占比67.3%）承担行政职务兼职（如学院副院长、系主任、副主任、辅导员等）、学术机构兼职（如研究所所长、高等教育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学会副理事长等）和社会机构兼职（如人大代表、立法顾问、特邀心理专家、编辑部副主编等）。其中，正高级职称兼职人数为24人，占总兼职人数的68.6%；副高职称兼职人数为9人，占比25.7%；中级职称兼职人数为2人，占比5.7%。整体上，职称越高，兼职概率增加，过劳死人数占比增加，其中部分教师更是行政、学术、社会兼职“三职并挑”，无疑是多重重担集个人于一身。
（二）高校中青年教师过劳死直接致死病因分析
52个有效样本中，28例样本对外公布了死亡病因。结果表明（表3），中青年教师过劳死前三位病因依次为癌症（11人）、心脏疾病（10人）、脑部疾病（3人），其余则包含急性白血病、免疫系统疾病、消化道出血、突发高血脂危重症引发的急性胰腺炎等。
在医学界，50岁是癌症发生概率的年龄临界值（罗辉等，2019）。在本研究中，年龄在50岁及以上的6个样本中，1例死于突发心脏类疾病，1例死于脑部肿瘤，4例死于癌症（在50岁及以上样本占66.67%）。对于年龄在50岁以下（年龄最小28岁，最大48岁）的22例样本中，死于心脏疾病的有9例（在50岁以下样本占40.91%），死于癌症的有7例（在50岁以下样本占31.82%），死于脑部疾病的有2例。整体上，癌症是中青年教师过劳死的首要成因，但相比之下，50岁及以上教师以癌症主因，而50岁以下教师则以心脏类疾病居首，其次才是癌症。可见，不同年龄段中青年教师群体过劳死病理成因存在差异。
（三）高校中青年教师过劳死间接诱因分析
如前所述，过劳死通常是由于长期持续高负荷劳作，引发了潜在疾病恶化或突发性致命疾病而死亡。因此，虽然生理病症是直接成因，但从有效预防和干预过劳死的角度来看，需要了解导致中青年教师长期过度劳动的原因。本节通过对29个典型个案文本资料的分析发现，导致中青年教师过劳死的间接诱因主要为职业属性、社会经济和个人因素三个方面。
1. 职业属性和管理政策因素
高校中青年教师过劳死的首要间接诱因是其职业属性及相应的管理政策，即高校教师职业的多重任务性及聘任考核等管理体制的机制。如前所述，高校教学科研岗教师，一般身兼科研和教学的双重工作任务，不少教师还同时兼任行政职务等，无疑使其工作负担繁重。研究样本中，承担兼职任务的教师占总人数的66%，其中职称为教授者承担行政职务的占比更是达80%。典型案例如：“2017年担任学院副院长后，他为了学院的发展出谋划策，为了能引进一流的人才他也是费尽心思，调研，然后跟学校争取资源，参与制订引进优秀人才的计划；为了筹建珠海的数学研究所，他更是成了空中飞人，北京珠海两边跑。”（19ZH）“到理工大学任管院院长后，更是废寝忘食地工作，经常中饭都来不及吃，晚上他办公室的灯亮得很晚。”（40ZXZ）
高校教师另一个典型职业特征即教学科研工作的时空无边界性，这使得“007工作状态”①（许弘智，2019）成为高校教师的常态。例如，在29个案例中，就有7名教师在去世前一天存在熬夜、出差工作的情况，“教学和科研压力”“熬夜”“加班”是所有案例文本资料中频繁提及的词汇。典型案例如：“在多数同学（学生）都在休息的周末，他都在实验室里度过。据称，其去世前曾连续加班到深夜。”（12XYZ）“在他发病的前一天还在指导同事们修改国家自然基金项目申报书，在他发病前半小时还在备本科生的‘热学’课，还在给学生准备网上学习资料。”（27XJQ）“2019年，师母统计了郝老师一年的出差机票和高铁票，共有260多张，即平均每一天半出差一次，而且每次都坐最晚的飞机或高铁。跟郝老师聊天最多的时候都是在实验室、出差的路上，郝老师太累了。”（49HYJ）
与此同时，近年来全国高校掀起了一股高校教师聘任制改革，纷纷实施预聘“非升即走”制和严格的量化考核等制度，引发了高校教师，尤其是中青年教师群体内竞争激烈的学术锦标赛（赵干，2012）。样本中的一位青年教师向他人提及，“工作以后，对生活的压力，做事的艰难，他越来越有痛切的感受”（2ZH）。此外，受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中青年教师们常被鼓励承担常规工作之外的工作，被组织赋予了高期望值，为集体做贡献、趁年轻能者多劳的观念烙在了中青年教师心里，推拉着他们不辞艰辛地劳作。
2. 社会经济因素
导致中青年教师过劳死的社会经济诱因，主要表现为生活保障和家庭-工作平衡等。一方面，经济转型期带来了社会的剧烈变迁，高速发展的经济带来了消费水平的极大提升，也让人们面临着更大的经济压力。高昂的生活成本、快速的生活节奏、沉重的社会竞争压力，使许多中青年教师陷于生活困顿，使得尤其是北上广等经济发达地域成为中青教师过劳死的高发地（图1）。研究样本中一个案例曾述：“现在这些青椒（青年教师）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收入非常低，用我一个北大师兄的说法就是，你在没有评上副教授之前，你只够吃饭，评上副教授以后，你才想买车买房的事。”（2ZH）
另一方面，中青年教师正处于家庭组建、上孝父母、下抚子女的时期，承担着工作与家庭两方面压力的夹击。研究样本中，有4名教师离世后，留下的幼子不足两岁，最小的一个刚出生仅7天。典型案例如：“他很孝顺，买了房后，把老家的父亲接到西安，准备让父亲在西安安度晚年。老父亲快70岁了，才来西安一个多月，而他刚刚结婚两年，女儿才刚刚出生8个月。”（5LYJ）“在他女儿和我们的记忆里，郝老师平时忙于事业，没有时间兼顾家庭，最近的一张全家合影还是十年前的照片。”（49HYJ）
然而，遗憾的是，面对越来越频发的职场过劳死，我国目前却缺乏明确而有针对性的政策法规保障机制。到目前为止，我国并未将过劳死纳入工伤认定范围，关于过劳死的法律界定规制仍有许多不完善之处。研究样本中的不少个案（如：3WC、8LMJ、53LYJ）逝世后陷入工伤认定纠纷，家属、校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就过劳死中青年教师工伤死亡认定各执一词、反复上诉陷入拉锯战，更是有“青年教师猝死，未认定工伤！”（53LYJ）而引起社会热议的个案。国家法规的不健全，导致用人单位用人不规范，对人才劳动权益的保障不完善，这也是中青年教师过劳死的潜在间接诱因。
3. 个人因素
引发高校中青年教师过劳死的个人因素主要包含心理素质与行为习惯等。作为知识型工作者的高校教师通常工作自主性高，有很强的自我实现需要和成就动机，工作中的高自我标准和要求使得中青年教师经常透支身体、忘我工作，过度劳动进而引发过劳死。典型案例如：“谢老师在学业上是完美主义者。她会一直催你，督促你。这是在全学院都出名的，我们课题组的特点就是兵贵神速！”（29XZ）而一位高校老师回忆其过劳死的同事时说：“记得一个暑假下午四点左右，我开车去学校加班，途中遇到他一扭一扭地往小区方向走，我问他干啥，他说回家吃饭。我开玩笑说，你媳妇会说你神经病的，这个点回家吃饭，午饭还是晚饭？他憨憨一笑，说：‘在实验室待一会儿，不小心过点了，老婆已经习惯了。’”（27XJQ）
而与这种忘我工作相关联的，则是中青年教师缺乏社交与业余活动、自我健康和保健意识的薄弱。一些中青年教师终日泡在办公室或实验室，“除了科研，没有其他爱好”（49HYJ），也很少参与社交活动。典型案例如：“小龙更是对自我有着严格要求，我没听说他关于旅游或其他休闲的活动，总是见他进办公室、闭门研究、离开办公室。天天如此，年年如此。”（43WXL）且在研究样本中，多名教师身兼数职，长期熬夜工作、推后看病时间，使得潜伏的健康隐患或病症长期积蓄，等到病症恶化爆发时已为时已晚。典型个案如：“2016年医院检查出重病，医生告诉她再不手术就有生命危险，由于舍不得、离不开自己喜爱的课堂和学生，总是一拖再拖，错过最佳治疗期。2017年不得不进行手术，大病初愈立即回到岗位。”（52LN）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对2012—2021年过劳死的高校中青年教师的数据和文本资料分析表明，高校中青年教师过劳死群体表现出一些典型的人口学特征和致死疾病成因。具体来说，北上广等教育密集和经济发达地区，以及工学、理学和经济学等学科中青年教师发生过劳死的频率相对更高。中青年教师过劳死人群平均年龄为46.13岁，男性多于女性，随着职称、职务晋升，以及承担越来越多的行政、学术和社会机构兼职工作，发生过劳死的概率也相对更高。过劳死的成因可以分为致死的生理病症直接成因，以及经由过度劳动、积劳成疾而引发这些致死直接病症的间接诱因。导致中青年教师过劳死的直接病理成因主要为癌症、心脏疾病与脑部疾病，中年群体以癌症为主，青年群体则以心脏疾病为首因，其次为癌症。中青年教师过劳死的间接诱因则包括高校教师的职业属性特征和管理政策、社会与经济因素和个人心理与行为习惯三个主要方面。其中职业属性特征包括高校教师工作的时空无边界性、工作任务多重性，以及与人员聘任、考核等相关的组织管理政策与文化等；社会与经济因素则包括越来越快的工作生活节奏、经济压力和工作-家庭不平衡等；个人心理行为主要包括高校教师过高的自我实现需要和成就动机、个人健康意识、工作生活方式与行为习惯等。这些间接诱因的探明，对中青年教师过劳死理论机制探索和预防干预实践具有很好的启发作用。
根据本研究的结果，可以得到如下的理论与实践启示。首先，本研究的结果能够为关于职场过度劳动和过劳死的理论建构与阐释提供有益的启示。例如，基于本研究中关于中青年教师过劳死发生的地域、学科和年龄等人口学特征、病理直接成因和职业属性等间接诱因的揭示，未来研究可以选取特定年龄段，北上广等地高校工学、理学、经济学等学科领域的典型个案，通过扎根理论等，揭示间接诱因引发过度劳动和积劳成疾，以及由此导致过劳死的内在作用机制与规律。
其次，本研究结果为中青教师过劳死的预防干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例如，由于中青年教师过劳死多发于男性人群，以及工学、理学和经济学等学科，且直接病理成因主要是癌症和心脏类疾病，高校可以为这些过劳死高发群体提供有针对性的团建、心理与生理病理筛查等诊断干预活动，以防患于未然。再如，根据中青年教师过劳死的职业属性、管理政策、经济生活和个人不良心理行为等外部诱因，高校需要进一步完善优化中青年教师的工作职责、考核、晋升和生活保障等方面的管理政策内容与举措。可喜的是，近年来国家关于科研人员“破五唯”、薪酬福利和科研项目管理等政策改革，正在朝着有利于缓解中青年教师过劳死问题的方向迈进，但仍然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最后，鉴于职场过劳死问题有上升的趋势，国家亟需进行与过劳死相关的权益保障法规建设与实施工作。例如，通过进一步出台完善职场过劳死的病理鉴定和工伤认定标准，以及相关的法律规制制定和严格实施，将过劳死纳入职业病范围，进而加强对知识型员工和科技创新人才的人文关怀，并从法律法规角度保护中青年教师，以及科技创新知识型员工的身心健康，这既是国家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吸引的重要保障，也是国家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举措的必要条件，还有助于组织管理政策与文化的改进。
比较而言，以往研究以规范研究和描述性研究为主，实证研究则主要针对过度劳动的高校教师或知识型员工，而本研究则是基于对已经发生过劳死个案的实证分析，拓展了现有研究的样本对象和研究发现。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样本主要来自媒体公开报道的案例，样本量相对有限，质性文本资料也主要来自媒体报道，使得研究结果与结论的深度和可推广性存在局限。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扩充数据来源，如利用国家相关部门机构的统计数据，或通过理论与判断取样等方法，选取一些典型个案或群体，进行扎根理论或个案追踪深度研究，以探明职场过劳死的内在作用机制和发生发展规律。
*为阅读和排版的便利，本文删去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