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县域经济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同时借鉴和吸收了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等多学科知识和理论,在总结中国县域经济建设和发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在空间维度强调城乡融合、以城带乡,建立城乡一体化、县域一盘棋的规划管理和实施体制,强调县域作为城乡要素流动的枢纽作用,推动县域经济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最终实现城乡共同富裕;在产业维度强调构建特色集群,通过"有根挖掘"(升级传统产业)和"赛道抢位"(承接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研发在都市,转化在县域"的创新链融合;在治理维度强调赋予县域更大的自主决策权,激发基层改革活力,因地制宜选择发展路径,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县域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形成多元共治格局,推动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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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坚持新发展理念,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
新时代县域经济学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2020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今后15年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窗口期”“要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推进空间布局、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等县域统筹,把城乡关系摆布好处理好,一体设计、一并推进。”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指出,县城是我国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对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具有重要意义。2023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起来,促进各类要素双向流动,推动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决定》 进一步提出,“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
从“两个统筹”到“三位一体”,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对城乡融合和县域经济发展规律性认识的不断深化。与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串联式”顺序发展的过程不同,中国式现代化要实现赶超,必然要求四化“并联式”叠加发展,并与乡村振兴协同互动、动态优化。
新型工业化是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以自主创新为根本动力、以绿色低碳为生态底色、以实数融合为技术特征、以开放循环为空间形态的工业化。 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以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城乡互促共进的城镇化。 乡村全面振兴是以农业农村现代化为目标,以提高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水平为重点,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总要求的全面振兴。只有这三者耦合互动、协同跃升,才能形成有效合力。 |

(二)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着力壮大县域富民产业
新时代县域经济学强调,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发展比较优势明显、带动能力强、就业容量大的县域富民产业,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工稳岗就业,挖掘经营增收和务工增收潜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融入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之中,在促进共同富裕、实现公平正义上推出了一系列开创性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因地制宜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在2024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积极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壮大县域经济,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多次对发展县域富民产业作出具体部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要求“壮大县域富民产业”。
产业是发展的根基,县域富民产业,通常具有较强的地域特色、突出的产业集群效应和就业带动能力,需立足当地资源条件和要素禀赋结构,依赖城乡分工互补关系和经济循环,突出县域三次产业融合,最终带动就业创业、促进居民增收。打造城乡联动的产业集群,提升县城产业承载和配套服务功能,在重点镇发展加工流通关键节点,在有条件的村建设优质原料基地,把农产品增值收益留在农村、留给农民。依托农业农村特色资源,向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要效益,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效益,贯通产加销、融合农文旅,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 坚持创新驱动,积极培育县域新质生产力
新时代县域经济学强调,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县域要立足于科技创新,释放创新驱动的原动力,积极培育县域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县域经济新的增长点。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基础在县域,活力在县域,难点也在县域。与大中城市相比,县域往往处于创新链条的末端,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较少,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应用场景不多,人才吸引力相对不足。
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指出,“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欠发达地区可以通过东西部联动和对口支援等机制来增加科技创新力量,以创新的思维和坚定的信心探索创新驱动发展新路”。2017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县域创新驱动发展的若干意见》,从国家层面对县域创新驱动发展进行了顶层设计。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指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是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工作。各地资源禀赋、基础条件等不同,抓产业转型升级要从实际出发,遵循经济规律,突出自身特色。
赛迪方略县域经济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县域拥有22个国家级高新区、144个国家创新型县 (市)、58个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建设试点县和示范县,创建了 356家国家企业技术中心、132家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部分县域研发投入强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如江苏常熟2024年研发投入强度达到4.18%。 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部分县域的主要增长点,2024年浙江余姚、乐清、义乌和山东胶州等县域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已超过60%,均超过所在省份的平均水平。 |
(四) 坚持正确策略方法,错位发展、串珠成链
新时代县域经济学强调,各县域立足差异与比较优势,科学研判自身功能定位与主攻方向,运用系统思维,将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珍珠”——县域特色产业有效串联、协同整合,形成价值倍增的“项链”——区域产业集群或经济带,加强战略引导、优化营商环境,为县域乃至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持续的动力。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不同县域在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区位条件、文化传承、生态功能等方面各不相同。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陕西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要求:“因地制宜发展小城镇,促进特色小镇规范健康发展,构建以县城为枢纽、以小城镇为节点的县域经济体系。”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指出:“要立足县域产业基础,注重分工协作,错位发展、串珠成链。”这些重要指示为各地区立足自身实际,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根本遵循。
放眼国内,湖南双峰县定位丘陵山区农机需求培育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山东曹县汉服品牌通过电商合作打开国际市场,福建安溪县探索出“茶叶+文旅”新业态……各地涌现的“一县一业”“一乡一特”生动实践,正是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实现错位发展的鲜活案例,展现出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勃勃生机。
(五)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发挥县委“一线指挥部”作用
新时代县域经济学强调,加强党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全面领导,提升党委政府在县域治理的决策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建设高素质的县域干部队伍,加大培养和引进具备现代治理理念和管理能力的专业人才,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县域治理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提升县域经济发展和县域治理现代化水平,“领头雁”是关键。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时,曾六年七下晋江,总结提炼了以“六个始终坚持”和“正确处理好五大关系”为主要内涵的“晋江经验”。其中,特别强调加强政府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引导和服务,处理好发展市场经济与建设新型服务型政府之间的关系。“晋江经验”提出至今,晋江的县域经济实力持续位居“全省第一”和“全国十强”,成为全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典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县域样本,这与晋江市党委政府重点当好“领路人、推车手、服务员”三种角色,践行“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服务周到、说到做到”的“四到”理念,密切相关。
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县委书记这支队伍的建设,多次提到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等县委书记榜样,提出殷殷期待。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座谈会,同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进行座谈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102名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时,提出四点要求:一要做政治的明白人;二要做发展的开路人;三要做群众的贴心人;四要做班子的带头人。
习近平总书记还特别指出,县域发展治理必须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牢牢抓在手里。党的基层组织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包括村委会在内的各类社会基层组织的政治核心。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最终要靠广大基层干部团结带领群众去贯彻和实施,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也要靠广大基层干部组织引导群众去实现。一个组织一座堡垒,一名党员一面旗帜,基层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基础。
(一) 传统产业升级模式
近年来,随着区域性自然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优势逐步衰减,一些县域粗放型的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正在面临转型发展的阵痛与创新发展的瓶颈。但一些县市从新时代县域经济学中找思路,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通过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创新发展县域新质生产力,有效激发了县域经济生机活力。
在国内外市场复苏乏力、经济下行压力大的背景下,福建晋江 2024年 GDP同比增长 8.2%,达3647.45亿元。安踏、特步、361等晋江运动鞋服企业敏锐捕捉国内消费升级动向,从面料、设计、工艺、流程管理等方面持续创新。管理和技术创新双轮驱动,晋江的纺织、鞋服、食品、建材等传统支柱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率达9.5%。 |
新时代县域经济学认为,传统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要加快数字化转型,推广先进适用技术,着力提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尤其在全球制造业竞争日益激烈、技术变革不断加速的挑战下,县域传统产业更需在科技创新、资源能源消耗及排放、市场化经营、运营效率等方面寻找转型升级突破,同时加大科技创新、应用数字技术,全力推动数实深度融合,实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 新兴产业赛道模式
县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培育和壮大主导产业。抓产业创新,既要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坚持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要勇于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新赛道。部分县市抓住时机,积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持续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
历经“农转工”“内转外”“散转聚”“低转高”“大转强”等不同发展阶段后,江苏昆山市进一步抢占赛道、发展新兴产业,构筑起“2+6+X”产业布局:7000亿级的新一代电子信息和3000亿级的高端装备制造两大主导产业,新显示、新智造、新医疗、新能源、新材料、新数字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X”即以元宇宙、先进计算、航空航天等为代表的未来产业。昆山切入新赛道绝非盲目跟风,而是因地制宜、顺势而为。 |
新时代县域经济学强调,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需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不断壮大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
(三) 产业集群发展模式
产业集群不仅是现代产业发展的重要组织形式,更是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撑。多地通过政策引导、产业链整合和科技创新,加速产业升级,形成了一批具有全国乃至全球影响力的县域特色产业集群。赛迪方略发布的 《2024中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报告》 显示,2022年及2023年工业和信息化部累计评定的200个中小特色产业集群中,超四成 (81个) 分布在县域,多集中在制造领域。
湖南宁乡改变“装进篮子都是菜”的招商方式,开展基于产业链发展的“策划式招商”,与企业谈的不只是眼前利益,而是从技术路线、行业前景、资本市场等方面逐一剖析,有针对性地建链、强链、补链、延链,多个产业齐头并进,形成了先进储能材料、工程机械、智能家电智能配件3条产业链以及生命科学、食品和农产品加工两个产业集群。 |
新时代县域经济学强调,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需注重产业基础,强化分工协作,错位发展,才能串珠成链。一方面,需根据资源禀赋、区位特色、发展潜力等选择相匹配的产业发展方向,做好整体规划;另一方面,要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区域规划,打破地域界限,促进技术、人才、市场等要素跨区域优化配置,广泛汇聚各类优势资源。
(四) 农业产业化模式
与大中城市相比,县域产业整体发展层次较低,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县域产业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的县域依托区位等优势,形成了现代产业集群,中西部地区的许多县域依然表现出“农业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等特征。不过,一些县域依托当地自然资源或传统农业优势,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可持续的内生动力。
地处东南之滨的福建连江,海域面积达3112平方公里,是陆域面积的2.7倍。当地汇集政策红利,不断进行科技创新,推动养殖业从“浅蓝”向“深蓝”挺进,多措并举打造现代化“蓝色粮仓”,2024年全县水产品总产量达133.68万吨,同比增长约4%,乡村振兴“渔歌”嘹亮。 |
农业县的高质量发展出路在于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积极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新时代县域经济学强调,进一步促进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创造更多发展机会;提高农业经营集约化、组织化、规模化、社会化、产业化水平,让分散的小农户融入大产业、走进大市场;以科技创新和装备优化支撑,引领农业产业的转型和迭代升级。
(五) 生态价值转化模式
坚持生态优先,才能实现长远发展。一些县域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激活“生态红利”,把“生态颜值”转化为“经济价值”,打通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的转化通道。
四川蒲江地处成都、眉山、雅安三市交汇处,林木覆盖率高达 70.68%。全县顺应大城市周边县城对接城市需求、融入城市发展的城镇化新趋势,将田园风光与城市生活“链接”,用生态“诗意”让乡村人气爆棚,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人数和总收入位居四川省前列。2024年蒲江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28.6亿元、增长6%,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 4.3%、6.4%,实现了生态“高颜值”向经济“高价值”的转化。 |
生态县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根本在于统筹好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新时代县域经济学强调,坚持正确政绩观,强化生态观念,在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同时守牢安全生产、耕地保护、生态环保等底线红线。
(六) 高水平开放模式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交织的今天,县域经济与开放型经济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两条平行线,而是相互交织,共同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的社会经济发展画卷。全球化已非大城市的专属,从产业链招商到跨境数字贸易,从技术标准接轨到人才生态培育,一些县域通过政策创新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向外开放嵌入全球价值链。
辽宁兴城从家庭作坊起步,通过“设计—生产—营销”全链条数字化,借力亚马逊、希音等跨境电商平台,让五彩斑斓的泳装从东北小城发到世界各地客户手中。2024年,“兴城泳装”区域品牌价值评价达到96.99亿元,比2023年提升10.42亿元,产品远销140多个国家和地区。 |
新时代县域经济学强调,以改革开放和科技创新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随着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县域将加快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县域需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拓展国际市场和资源渠道,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积极吸引外资外企,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自身创新能力和发展水平。
(七) 文旅融合模式
在城乡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发展县域文旅经济大有可为。一些县域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做强沉浸式体验、IP孵化,推动文旅融合和县域经济发展。
曾几何时,提起“中国北极”黑龙江漠河,人们想到的只有偏远、寒冷和贫瘠。如今,经过开发建设、全面停伐和生态修复,文旅产业已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独属于漠河的“找北游”和“北滋味”,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籍籍无名的边陲小城成为人声鼎沸的旅游胜地。依托大冰雪、大森林、大界江等资源,漠河2024年接待游客、旅游花费分别达 358.4万人次、33.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81%、84.9%。 |
县域文旅产业发展,在加快培育消费新场景、拉动乡村经济、推动新型城镇化等方面潜力巨大,能够打造富民产业。新时代县域经济学强调,县域需根植一方乡土,对优秀传统文化和特色旅游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强化区域、城乡间要素双向流动,才能更好在“小县域”实现文旅“大作为”。
(八) 区域协同模式
一些县市注重融入区域发展大局,吸引外部产业转移,以“差异互补”破解“梯度失衡”,形成大城市群“腾笼换鸟”与县域经济“筑巢引凤”的协调共进。
西安周至县与西安高新区共建省级重点产业园——高新集贤园,重点发展生物医药、智能制造、高新科技等产业。西部智能装备产业园,则以智能制造、高端装备、环保装备、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等为主导方向,建设“产城融合”工业集中区,实现“西安制造、周至配套”。 |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是解决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新时代县域经济学强调,县域经济的发展,需要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叠加效应,积极培育新的增长极,因地制宜、各展所长,同时注重深化东、中、西、东北地区产业协作,推动产业有序梯度转移。
(九) 资源禀赋主导模式
长期以来,由于特色资源开掘不足,特色产品深加工能力不高,导致很多县域的特色产业未能形成,品牌优势不凸显,产业同质化现象比较普遍。一些县域利用资源禀赋,打造特色产业,巩固壮大了县域经济的根基,展现出新时代县域经济“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的发展智慧。
湖南沅江地处洞庭湖水系核心区域,万吨级船舶可由此通江达海,发展船舶产业有天然优势。2024年,沅江船舶产业工业总产值达125亿元,占湖南省总量的 80%以上,通过“产业倍增”与“产业培塑”行动,扩大了县域经济规模和实力。 |
特色产业是县域经济的命脉,“有特色”才能有市场、有优势、有竞争力。新时代县域经济学强调,依托特色资源禀赋,包括自然资源、劳动力、资金、科学技术、人文历史、风俗习惯等,瞄准产业细分领域,培育龙头产业、特色产业,向市场提供特色产品,不断巩固壮大县域经济特色和规模。
(十) 东西协作模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高位谋划、强力推进,规模之大、范围之广、要求之高前所未有。数据显示,截至 2024年 10月底,东部 8个省份向西部 10个省份投入财政援助资金 228.9亿元,协作双方互派党政挂职干部 2979人、专业技术人才 2.4万人,引导企业投资 1409亿元,采购、帮助销售农副产品 1129亿元,帮助 81.5万名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这无疑为中西部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东中西部县区的制度性合作正激活跨区域要素流动,书写“小河有水大河满”的中国式现代化篇章。福建与宁夏的“闽宁协作”将贺兰山东麓的戈壁滩化为葡萄种植黄金带,福建企业引入滴灌技术与酒庄管理模式,宁夏永宁以土地流转政策与光照资源对接,共同打造“紫色产业”新地标,使宁夏永宁从“干沙滩”蜕变为“金沙滩”,酿酒葡萄种植面积达到12.5万亩,建成投产酒庄 20家,葡萄酒年加工能力 9.04万吨,带动周边务工就业近1万人。 |
依靠中国共产党超强的组织优势,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高效开展、稳步推进,不仅有利于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为东部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坚强后盾,夯实了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新时代县域经济学强调,更好发挥制度优势,做到区位优势精准互补和资源力量最优配置,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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