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GIG)立足湾区,服务国家,面向未来。研究院由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担任理事长。

欧洲制造业正面临二战以来最严峻的发展“瓶颈期”:国际环境上,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冲击欧美传统经济合作框架,致使欧洲面临技术孤立与市场挤压的双重压力;技术生态上,欧洲研发投入低效能、碎片化、人才流失等问题持续凸显,内生动力逐年弱化;机制上,战略自主缺失与机制僵化提升欧盟政策协调成本;关键产业上,欧洲转化能力整体趋弱,在颠覆性技术领域与中、美两国的差距不断拉大。
特朗普2.0时期,美欧分歧正在从局部摩擦演化为系统性竞争。美对欧政策已从“技术共享”转向“成本清算”,企图重塑跨大西洋技术生态。与之相对,法、德等欧洲国家试图以“战略自主”维持竞争力,减少对美技术依赖。积极优化外部合作,构建多元化的技术伙伴体系,已是欧洲为数不多的选择。尽管欧洲内部对华立场不一,部分东欧国家因基础薄弱,对美依赖较深,合作意愿有限,但中欧制造业合作的客观需求在未来将持续积累,德、法、瑞等产业与技术强国更倾向于与华合作实现突破。
对此,我们应优化对欧制造业合作战略,以更“接地气”的方式对欧开展针对性技术合作,趁机引进一批欧洲的专精特新制造业企业。一方面,鼓励中国企业在引进过程中发挥主体作用,融入欧洲本土技术圈层,通过产供链与市场深度结合推动技术互补;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应提供高效便捷、稳定可靠的服务支持,优化合作环境。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科创实力最强、经济前景最佳、民营企业和资本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还应在促进科创产业要素资源整合协同、构建深度互嵌的中欧制造业合作方面有所作为。
江苏的县级市太仓常住人口只有80万,但近年来密集引进了一批德国的制造业企业,目前集聚了500多家德国制造业企业,涌现了一批专精特新制造业企业。杭州的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贝丰科技通过引进瑞士精密仪器领域的工程师团队,与欧洲制造业网络深度融合,最大程度地获取和利用前沿技术与高端人才。这两个成功案例为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破解经济模式“内卷”,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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