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碳市场建设的逻辑与发展方向
——专访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碳排放交易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希良教授
当无形的碳排放权被赋予价格，当“排碳”有成本、“减碳”获收益成为经济规则，一个由政策激励与市场力量共同塑造的新型市场，正悄然改写中国经济的绿色基因。这背后是中国在平衡经济增长与温室气体减排压力的过程中探索出的一条独具特色的绿色低碳发展转型制度创新之路。
目前，中国全国碳市场覆盖约60亿吨碳排放，占全球排放总量的14%，已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碳市场，但其国际影响力却未能与中国的大国地位匹配。随着COP30“合规碳市场开放联盟”倡议的发布，这个世界最大碳市场，应如何走出“成长烦恼”，完成从“建制度”向“提效能”的关键一跃，成为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力量？
《碳市场与碳金融》对话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碳排放交易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希良教授，深度剖析中国碳市场建设发展的逻辑与方向。
立足全局：理解碳市场的战略意义
《碳市场与碳金融》：碳市场交易的并非传统商品，为何碳排放权能够“上市”流通？
张希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排放的大量二氧化碳成为气候变化的主因，因此，减排是减缓气候变化的最主要方式。然而，减排虽带来环境和安全效益，但也意味着经济社会成本的增加。市场机制正是实现“经济高效”减排的重要举措。
1997年，《京都议定书》签订，国际社会首次普遍确认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紧迫性，碳排放权因此具有稀缺性，也有了上市流通的可能。2009年，中国开始探索市场化减排机制。在发达国家已有欧盟碳市场和北欧碳税模式的背景下，我们选择了“先试点、后全国”的碳市场建设两步走战略，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基于碳排放强度管控碳市场建设总体思路，为实现温室气体减排和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奠定了基础。
《碳市场与碳金融》：您提到了创新性，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张希良：碳市场建设从一开始就带有中国特色制度创新的色彩。2011年起，在没有成熟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中国启动地方试点碳市场建设。这些试点在总量设定与配额分配方式、MRV（监测、报告和核查）体系、配额清缴与履约和法律法规建设等方面积累了经验，开创性地探索出一条基于强度控制的中国碳市场建设之路。
这一建设之路有其深刻的现实背景：中国碳排放尚未达峰，经济仍需保持中高速增长。因此，碳市场的着力点在于提升覆盖行业的碳排放绩效，而非减少企业和行业的产出，既能有效控制碳排放总量增长，又能促进产业低碳高质量增长。相较于基于总量控制的碳市场，强度控制对纳入行业的产出和价格影响低，对优于行业排放基准的企业有激励作用，也更契合国家以强度控制为主的碳排放控制制度。
经过近十年试点验证，2021年7月全国碳市场正式启动，平稳完成了从地方到全国的过渡，避免了激进式推进可能带来的各类风险。这是中国碳市场建设的一大创举，也为土耳其、马来西亚、越南等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借鉴。今天，中国已形成全国强制碳市场和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市场互为补充、协同推进的全国碳市场体系。
《碳市场与碳金融》：坚持十多年探索，建成全球最大碳市场，其意义在哪里？
张希良：首先，全国碳市场将成为实现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的主要政策工具。无论是《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实施，《关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公布，都体现了全国碳市场在国家“双碳”目标实现中的战略地位。
其次，以最低成本实现减排目标。与行政措施相比，碳市场通过价格机制，为不同减排成本的企业提供灵活选择：成本高的企业可购买配额履约，避免经营受到剧烈冲击；成本低的企业则可出售配额获益，践行持续减碳激励，实现了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第三，推动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升级。碳市场引入碳排放硬约束倒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产品转型升级，体现碳排放稀缺性的碳价信号能引导资金、技术流向低碳领域，为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第四，提升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话语权。作为全球最大的碳市场，其有效和有活力的运行不仅是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实质性贡献，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碳市场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未来，中国可在碳市场建设标准、方法、数据质量技术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
《碳市场与碳金融》：这样一个政策工具如何真正发挥市场作用？
张希良：碳市场通过碳排放确权与定价两大功能，为国家碳定价体系建设奠定基础。全国碳市场将全国70%的碳排放确权并落实到企业，通过交易形成碳价，再通过产品、电力、能源、原材料等市场，向其他行业传导，影响企业投资决策、居民消费行为，以及低碳技术研发投资方向。自愿碳减排市场则能为企业和个人自发的碳减排意愿确定价格。这些都体现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碳价的影响因素包括国家减排目标力度、碳市场对实现碳减排目标的贡献，低碳、零碳、负碳技术的商业化进程等。要建设更有效、更有活力、更具国际影响力的碳市场，在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同时，政府也要用好总量设定、配额分配、交易品种设立、主体准入、规则制定等“政策指挥棒”。
直面挑战，如何迈向“提质增效”新阶段？
《碳市场与碳金融》：2025年全国碳市场迎来首次行业扩围，我们已经是全球最大，为何还要扩围？
张希良：行业扩围正是为了突破当前全国碳市场瓶颈。全国碳市场成立之初，基于当时碳排放占比、数据质量等方面的考虑，仅覆盖发电行业。单一行业同质化程度较高，限制了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为了提高碳市场的效率和公平性扩大行业覆盖范围势在必行。扩围既增强对全国碳排放总量的管控能力，又通过引入不同边际减排成本的行业，形成更合理的碳价信号，实现全社会低成本减排，促进各行业公平承担减排责任。
根据我们团队的模型测算，“十五五”期间，如果全国碳市场行业覆盖范围扩展至八大高耗能工业行业，管控约6000家重点排放企业、 覆盖70% 以上碳排放量，可实现全国碳达峰所需减排量的约80%，社会经济成本将降低30%~50%。
2025年，钢铁、水泥和铝冶炼成为首批扩围行业，这是综合考量排放占比、数据质量、管理成本、配额分配难度及应对国际碳关税影响等因素后的审慎选择。
《碳市场与碳金融》：除了行业覆盖范围较窄，还有哪些瓶颈或挑战吗？
张希良：第一，市场机制完整性不足。当前全国碳市场只有二级现货交易，缺乏一级市场（配额拍卖），限制了碳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此外，配额分配目前全部采用免费方式，虽然降低了对企业的影响，但从长期看要损失碳市场的效率。
第二，市场活力有待激发。与欧盟碳市场95%以上的交易额来自衍生品交易相比，全国碳市场金融属性远未释放，交易品种单一，缺乏期货、期权等衍生品，流动性不足。参与主体也仅限于控排企业，金融机构尚未入场，市场活力不足。
第三，数据质量管理仍有挑战。企业碳排放数据的真实准确是碳市场的生命线。碳排放的检测、核算和核查工作涉及面广、流程复杂，数据质量控制挑战大。要解决数据质量问题，一是靠制度建设，二是靠科技。
《碳市场与碳金融》：针对这些问题，当务之急是什么？
张希良：必须打好“组合拳”。
首要任务是优化配额分配方式。稳步收紧行业基准值，尽快引入配额有偿分配。有偿分配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也是政府管理和引导碳价的关键手段，相关收入可用于支持碳市场能力建设和地方绿色转型。我认为，当前引入配额有偿分配机制的条件已经成熟，越早引入越好。
第二，激发碳市场活力。一是引入多元化交易主体，允许银行、保险、基金等金融机构参与配额交易，发挥其在风险管理、价格发现等方面的专业优势。二是发展金融衍生品交易，在配额现货交易基础上引入衍生品交易，提升流动性与碳价权威性，帮助企业规避履约的价格风险。在全面引入前，可积极发挥地方碳市场的先行先试作用，并积极开展相关研究。
第三，制度保障与技术赋能夯实数据质量。要严格贯彻《条例》，压实重点排放单位与第三方核查机构的数据质量主体责任；完善企业碳排放核算方法体系，强化对主要碳排放因子关键参数的实测范围和力度，系统提升核算工作的准确性与可靠性。对于成熟行业，积极引入碳排放连续在线检测技术，开展企业物料与烟气联合检测，推广智能化碳排放核证系统。
着眼未来，从中国特色到全球引领
《碳市场与碳金融》：一项制度能否具有长久生命力，在于其能否与时俱进。全国碳市场是否具备这样的生命力？
张希良：当然。全国碳市场未来从控制强度过渡到控制总量，这一转变既符合中国排放总量接近达峰的国情，也顺应国家碳排放控制制度从以强度控制为主转向总量控制为主的趋势，是碳市场制度与时俱进的体现。长远来看，基于总量的碳市场将进一步提升减排效率。
在此过程中，科学设定总量至关重要：一要体现全国排放路径总体控制目标，二要明确碳市场对国家碳减排目标的贡献，三要考虑未来经济结构与增速变化。
总之，尽快实现全国碳市场与国家碳排放“双控”的有效衔接，着力构建统一碳市场，避免条块分割，充分发挥其主体碳定价政策工具的效能，是未来碳市场建设的首要工作。
《碳市场与碳金融》：其他重点工作是什么？
张希良：一是尽快引入配额有偿分配，前面已经重点讲过。二是改革全国碳市场基础设施管理体制和模式，施行中央政府部门对碳市场2个注册登记机构和2个交易机构的直接管理，增强防范各类碳市场风险的能力。
《碳市场与碳金融》：我们主要讨论了强制碳市场发展，那自愿减排市场在整体碳市场体系中扮演什么角色？
张希良：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市场是助力实现“双碳”目标的又一重要政策工具。
2025年3月，首批新登记的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上线交易。它与强制碳市场相辅相成，可促进社会广泛参与碳减排，覆盖强制市场未能管控的排放源，并通过抵消机制为重点排放单位提供灵活履约方式（企业可通过购买 CCER 履行部分减排义务），同时为碳汇与碳移除项目发展提供激励，降低全社会减排成本。
但当前两个市场的协同处于起步阶段，未来应着力完善 CCER 方法学体系，加快方法学供给；同时优化强制碳市场中的抵消机制设计，增强两类市场在规则、数据和监管等层面的衔接，推动形成协同高效的碳交易体系。
《碳市场与碳金融》：为何要推进碳市场与绿电、绿证等市场化机制的衔接？
张希良：从本质上讲，绿电、绿证交易和碳交易是两个不同的市场制度。碳市场管控的是企业产品的直接碳排放，绿电和绿证交易市场有助于降低企业产品电力间接排放。两者衔接能够全方位降低产品碳足迹，助力企业应对碳关税等国际贸易壁垒，提升国际竞争力。
当前，碳市场已与绿证制度衔接形成合力。国家能源局、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关于做好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与自愿减排市场衔接工作的通知》，从机制层面明确绿证市场和自愿减排市场边界，避免了深远海海上风电、光热发电等项目从绿证和 CCER 中重复获益，这有助于加快中国绿证获得国际认可。
《碳市场与碳金融》：回到文章开头，中国碳市场规模已全球领先，但影响力未匹配大国地位。如何实现真正的全球引领？
张希良：当前全球已有38个碳市场投入运行，另有11个在建、9个在规划中。在COP30会议上，巴西提出“合规碳市场开放联盟”倡议，倡导各国共同推动并强化合规碳市场建设与碳定价政策，将合规碳市场作为落实《巴黎协定》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该倡议已获得中国、欧盟、英国、加拿大等多国的支持。在全球碳定价体系加速构建的背景下，中国若要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引领者，国内碳市场建设发展将发挥关键的作用。
除国内碳市场外，我国在引领国际自愿碳信用市场发展方面同样大有可为。可依托绿色“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巴黎协定》第六条机制，率先推动区域性国际碳信用市场示范项目，促进技术、标准、数据与市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此举不仅可以为中国新能源企业“走出去”提供新路径，助力化解国内产能过剩问题，也将为全球碳信用市场建设贡献“中国方案”。
